我是一个在家庭口水战里泡大的孩子。在房间里最常听到的是父亲这句话：“太天真！太幼稚！才会上当！” 母亲也不示弱，立刻弹出一个回马枪：“那又怎么样？有几个你这样的狡猾狐狸？金口玉牙。” 这简直把父亲气坏，于是抬高嗓门：“ 难怪你会当右派！极端教条主义！需要一针见血！”母亲再发回一枪： “ 右派就右派，我既不偷也不抢，光明正大。” 一场中级战争迅速拉开序幕，此时的我缩成一个小肉团，呆在房间一角。
这是二十年来父母吵架的一个中心话题，经久不衰。朦胧中的我，不知道母亲究竟上过谁的当。
与邻居相处，父亲总是谨小慎微，话也很短。而在屋里，他判若两人，时常会莫名其妙地骂起“讼棍”，房间里并没有什么“讼棍”，我听得一头雾水。一日，父亲又骂开：“ 那个不要脸的家伙，讼棍就没有好东西，伤天害理，竟然盘算害亲弟弟。”这回我忍不住，问母亲： “谁是讼棍？” 母亲当即制止我：“没你的事！小孩不要管大人的事。”接着她提醒父亲：“ 说话要小心，孩子大了。”
文革结束，我再提及这事，问母亲“讼”字怎么写，母亲解释：“诉讼的讼。”
最后，我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把这个“讼棍”故事链接完整：邻居陈副校长，还有他的大哥“讼棍”先生， 1949 年前，他们兄弟俩都在台湾，后来是大哥把弟弟带到大陆。反右期间，这个当大哥的，天天夜里，蹲在自己弟弟的卧室窗下监听！每次都被夜间上厕所的父亲看见。父亲看在眼里，又气又急又怕！文革结束后，有人告诉我，陈副校长已经不在人间，不知他的死与“讼棍”有多少关系。
在家里并不只有口水战，黑色幽默还是有点。 父母常为一句奇怪的话乐开。不知谁说了一句“你为什么要结党结派？” 话音一落，父母就开怀大笑。一旁的我也不敢落后，于是穷追不舍，母亲说：“ 一个右派亲属从海外回来探亲，追问这个右派：‘你为什么要结党结派？你怎么会这样？’ 后来，这个右派告诉父亲：‘我哑口无言。’”
听过，我没有半点笑意，相反，我满肚疑符。这话本身没有什么好笑，那究竟他们在笑什么？
平时光是看父亲那脸色，就知道他绝对是不喜欢我喜形于色、自言自语说故事的性格，他时常对母亲说我是祸根苗，并责备我：“你这个鬼孩子，说话不看场合，不会观颜察色。”
学龄前，父亲给我的第一个忠告是“凡事不要表态”，母亲责备父亲说话文绉绉，在一旁解释：“不要把心里想的说出来”。母亲总是这样深入浅出地为我讲解。奇怪的是，父亲忠告我“凡事不要表态”，可是他和母亲总在屋里低语：“他可以做，别人不能说。”“ 他没说，你就不能说。他说了，你才可以说。他说了，你也不可以说。” 这么多的“他”，究竟是指谁？
母亲时常会制止父亲过于激烈的措词：“嘘！注意，孩子在。”
父亲常在家暗自窃喜自己回避有术，绕过那场大鸣大放运动，俨然要成为母亲言行的导师，亦要成为我生命旅程的灯塔。遗憾的是，不安分的我始终无视他的灯塔行为。
学龄前的我，最梦寐以求的，就是有一条红领巾。老师说过，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成。这样的梦，在 1966 年 6 月，居然实现了。老师告诉我们，在北京的毛主席说，加入少先队可以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和我的同学，因此都由衷地感到无比幸运幸福！
这一天终于来到。 1966 年 6 月 1 日下午，阳光洒满操场，整齐划一的童声，随着辅导员的领誓：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 …… 奏乐下，我和另外十个同学，被系上红领巾。誓言中的那个“时刻准备着”，不懂，我已经忘乎所以，私自理解为“时刻准备好课本、铅笔”。
那天下午放学后，我带着那条崭新的红领巾，和同学海华一起步入南门，准备回家。始终沉浸在幸福中的我，乐得不行，在红领巾的衬托下，引来一路上几个老人驻足，不禁赞叹：“太漂亮的孩子啊。”
一路上，我不停地托起红领巾嗅着，并告诉华：“这红领巾真有血的味道。”华在一旁笑得厉害。
从这天起的每个早晨，我在书桌小圆镜前，反复仔细系着红领巾，而后尾随母亲去上学时，我会在她身后不停叨念：“我要争取上中学时加入共青团，上大学后我就要加入共产党 ……” 我规划自己人生旅途。最后一次母亲回我：“做好现在的你自己。”
不知道文革爆发的具体日子，只是记得看到《通知》那天正逢我值日，距离我入队那天大约有两周吧。
那天下午放学时分，校园内一片寂静，我正整理课桌椅，吃力地移动庞大的连体桌椅 , 另一个值日同伴去倒垃圾。这时，有个女同学出现在楼角下那扇宽大的窗外，透过玻璃她冲着我喊道：
“ 校门外墙上贴了一张通知，一起去看吧。”
我带着几分好奇，急匆匆地跟着那个同学去看通知。那是一张日报般大的纸，上有手写毛笔字。很遗憾，我并没有读懂，听着几个高年级同学议论，我朦胧知道文化大革命要开始了，有一种预感，要有大事发生了。
晚饭后，走廊上，昏暗的灯光下，那个“通知”又浮出我脑海。
“妈，什么叫文化大革命？” 我开始向母亲发问。
“这是一场运动。它的名字叫‘文化大革命’。”母亲解释。
“那什么叫‘运动’？”
母亲耐心地解释：“ …… ”
“我还是没听懂！” 我打断母亲的话。
“ 你还太小，慢慢会懂的。” 母亲微笑着。
听着听着，我开小差了，想着自己的心事，最近父母的表情怎么变得凝重起来。屋里，父亲厌倦在他眼前穿梭并手舞足蹈的我，瞪着他那双即深邃且忧郁的眼睛 , 示意我收敛 …… 原本沉闷的气氛，变得令人窒息 ……
一个傍晚，我从二楼达的家路过。他的母亲在幽暗的房间里，伏在窗前，认真学唱一首叫《文化大革命》的歌。我赶紧凑上去问：“阿姨，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啊？”
“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好问啊。” 阿姨头也不回。
唱“文化大革命”？它好像是一件大事，大家都得参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