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 年夏天，母亲突然说要带我去看望还在农场劳动教养的林阿姨，她是母亲在大学读书时的好友（护士）。我并不懂什么叫“劳动教养”，以为那是一个人人都要去劳动的地方，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那天天没亮，我们就赶到长途汽车站，搭车去农场。农场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旱地，都种着地瓜、花生。烈日下，只见零零落落有些人在挑水浇灌地瓜秧苗。母亲说自己也曾在那里劳动过。
牵着母亲的手，我们走过长长的田边小道 …… 走着走着，母亲自己也迷路了，在一条窄长的独木桥上来来往往，那独木桥就是一块发黑木柱搭成，不到一尺宽 …… 每次过桥前，我的心都发怵，母亲右手拦腰把我提起，嘴里叨念：“以前你妈每天都挑很多担水从这走过。”
怪怕人的独木桥，我一路纠缠母亲：“等下我们还走那独木桥吗？”
“是啊。”
“我害怕呀。你抱我过去吧，我要闭眼睛。” 我不停地纠缠着。
此后二十余年，这独木桥竟成了我夜间噩梦的策源地。每次我都会梦见自己在漆黑的山林里，独自负重上独木桥，每次都是走到桥中段，那块木板开始折断，我低头一看，桥下是万丈深渊，火海一片，接着，我纵身向火海坠入，“临死”前的我，心想“我就要死了”，我要求自己“闭上双眼！紧紧闭上！” …… 噩梦周而复始地复制着。
最后，我们在一座很长的平房外落下脚，那是劳教人员的住所，门外过道上有些锄头、畚箕 …… 一个阿姨兴奋地朝母亲喊道：“你怎么来了？” 她指着我：“这是你的孩子？” 阿姨告诉我们：“他们都还没下工呢。” 母亲找到林阿姨的房间，让我在床上午睡。
一觉醒来，还是不见林阿姨下工回来，母亲说她在放鸭，很忙。离开前，我们去远处的鸭棚，在那里，我看到了林阿姨，她头上盖着一块毛巾，手握着一杆竹扫，正在清理 …… 看到我，林阿姨凑上前，打量着我：“好久不见啦，孩子都这么大啦！” 她问我：“还记得我？我是林阿姨啊 ! 你有没信主？”
林阿姨总是给我这个见面礼“有信没有？” 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每天夜里，临睡前，空中回荡着： ……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
哎，真让人困惑。
1965 年，我再次看到林阿姨，是在医院的消毒房 …… 母亲对我说：“你林阿姨是护士，我读大学时就认识她，她信仰基督，没有结婚，解放后她到医院，因被怀疑可能会在病房传播基督而被安排在消毒房干工友的活。”
在那个年代，信仰是不合法的，传播基督福音是有罪的，家庭聚会祷告更是 ……
小学一年级时，夜间我是被反锁在屋里做作业。我的卧室原来是房东的鸽子房，在公共厨房一角，到了夜里，卧室陷入一片漆黑之中，少有人知道这里有个孩子被反锁。
一天，这事被二楼的邻居连老师知道，他向下班刚回家的母亲喊道：“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这样很危险，若空袭警报响了，孩子无法逃生。”
听过，母亲才警醒，她让我从屋里栓上门。可是等到深夜父母开会回来敲门时，我总是睡得太沉，每次都被父亲用长长的晒衣竹竿捅醒。第二天一早，父亲会很生气地瞪着我：“睡得像死人！”
后来，我恐惧入眠，生怕自己再次睡死。
那个时代的一切政治学习，均是在晚饭后进行。我的书桌临窗，窗外是一条狭小的走廊，直通屋后那个漆黑的厨房。冬夜里，万籁俱寂，是孤独的我，心潮汹涌之时。我想，一切罪恶，都会在夜幕下进行。窗外的走廊，似乎有人正埋伏着。于是我屏息倾听。每每入睡前，我都要在小屋内搜索一番，总觉得有人正躲在床下 …… 孤独的我，真想大哭一场，无奈，没了听众，哭了也白哭，还是作罢。
因为父母不在身边，我总做梦，每次都梦见：母亲在屋里，而又有一个母亲在窗前笑着催我开门！日间，有时我会神经质地盯着母亲，怀疑她的真实。久而久之，我无法分清梦境与现实。这类怪梦，持续伴随着我走进文革。
很快，连傍晚我都不敢在自己的卧室里独处，我梦幻般地发觉，床头那个圆顶蚊帐似乎有了生命，它“着白色长裙”，“俯视”着我 …… 日复一日，恐慌中的我心跳加速 …… 于是，我飞快冲到一楼路口，在路灯下等待母亲的归来 …… 在暮色中，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