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从入学的第一天我就喜欢上这个书写大而工整的语文老师。听说他刚从师范毕业,个小,有着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遗憾的是,这对大眼睛几乎不在我身上停留过。记忆中的曾老师,脾气大,课上他常摔调皮同学的铅笔盒,有一次还把J的书包扔到一楼。这我就搞不懂,J是部队的孩子,平日里曾老师特别宠爱军官的孩子,或许J的父亲是轻量级的吧。此[
阅读全文]
1966年夏初,母亲要我离开楼下那间闷热的小白屋,到红屋去做作业。我是个手“贱”的孩子,时常会背着父亲,反复拆卸组装他抽屉里的一只派克钢笔和两把手电筒。夜里,宣传车呼啸而过,高音喇叭呼号:“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世界是我们的,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这时母亲会自言自语:“嗯,马克思在大[
阅读全文]
我是一个在家庭口水战里泡大的孩子。在房间里最常听到的是父亲这句话:“太天真!太幼稚!才会上当!”母亲也不示弱,立刻弹出一个回马枪:“那又怎么样?有几个你这样的狡猾狐狸?金口玉牙。”这简直把父亲气坏,于是抬高嗓门:“难怪你会当右派!极端教条主义!需要一针见血!”母亲再发回一枪:“右派就右派,我既不偷也不抢,光明正大。”一场中级[
阅读全文]
一年一度的春节将至,家家户户纷纷出动采购。你可知道,这其中有不少还架起二郎腿的,在闭目养神中,等待着节日的来临。举国上下,万众瞩目的公务员们,正翘首期待那早已约定俗成的春节礼物,沉甸甸的,一箱箱......流向自家的厅堂。几天前一箱干果、罐头、山珍.......两天后还有一箱进口水果,再,还有一箱的冻品、年糕......在这样一个权力至上的国度,公务员[
阅读全文]
我的父母是很能绞尽脑汁给我派活的那种,学龄前的我总是提着菜篮,带着父亲用毛笔写的字条,到马路对面那家食杂店,去买酱油、糖、香烟、肥皂……带着字条外出采购,是一种不太动脑的美差,其中,我还可乘机兼顾管管路边同龄人的鸡毛蒜皮。好景不长,父亲开始口授安排我去买酱油,尽管那是一个常去的地方,还是甚感肩负重任,顿感忧心忡忡,唯恐自己忘事,[
阅读全文]
1964年夏天,母亲突然说要带我去看望还在农场劳动教养的林阿姨,她是母亲在大学读书时的好友(护士)。我并不懂什么叫“劳动教养”,以为那是一个人人都要去劳动的地方,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那天天没亮,我们就赶到长途汽车站,搭车去农场。农场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旱地,都种着地瓜、花生。烈日下,只见零零落落有些人在挑水浇灌地瓜秧苗。母亲说自己也曾[
阅读全文]
五十年代末,一个秋风萧瑟的早晨,母亲把我带到这个世界。因出生时太阳正从地平线升起,于是被取了一个很顺应时代主流思想的名字。适逢“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曾自投“鸣放”罗网的母亲和出身“剥削阶级”的父亲,最恰当的去处自然是到农场去劳动教养。通过肢体的强化运动来转化大脑思维轨迹,是那个时代的一大壮举。
嗷嗷待哺的我,无法指望远在农场的那[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