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假装
民族:满汉半袭。信仰:三顿饭一张床。爱好:练贫。性格:大愚若智。目标:(1)减少满足了嘴对不起胃的次数(2)把贫穷表现为不露富。
春节过后，知青们带着炸肉酱、炒咸菜之类的耐久食品又坐上了厂里的大卡车回南寺庄的青年点去。快进村的时候，是谁喊了一声“快看，3队的大门换方向了”。
3队的队部在村北的田头，每个队的队部都是用土墙围起来的。队部里有仓库、牲口棚、小队会计算帐的桌子一般在仓库的一角。3队队部的大门本来朝村子方向开着，社员们进出也方便。春节期间居然把原来的大门堵上，朝西重新开了门。这样到队部集合得绕远几十米。
“3队又换风水啦！”“今年是西方吉利啊”，“丽敏、志和、你们就等着今年数钱吧”。一接近村子，一说到村里的事情，知青的口音就都拐回到赵县调了。明明知道丽敏、志和一分钱都没有挣到，还拿他俩开心。看到自己所属的生产队一筹莫展，都要靠迷信来寻求脱贫了，他俩也跟着笑了。
那时我第一次听到“风水”这个词，第一次看到封建迷信在现实中的应用。有文化的人相信科学，蔑视迷信及搞迷信的人。当你与自然作斗争，争不过，又找不到任何办法和出路的时候，就希望冥冥之中真有一个能拯救自己的东西出现。大平原上的小村落，祖祖辈辈都过着同样的生活，祖祖辈辈都盼着明年会好一些，那盼望慢慢地就变成了求神力的迷信了。
第一次在青年点过冬闲。看来不管走到哪里，农村的革命、组织建设都是在冬闲期搞。年假回来后，村党支部在青年点发展了3个党员，团支部在青年点发展了1个团员。
青年点建点以来第一次有了党员，而且一下就是3个。两男一女3个党员都是这个点第一批知青。不管是么地方，对别人的进步衷心祝贺的少，内心嫉妒的多。对两个男生党员，大家(特别是后来的人)心服口服，对那个女生有很多人心里不服。
点长理所当然地在新党员之列。他让人服气，在于他不张扬，干什么都是默默的。也见到过他跟男生互相揪住脖领打架，打架的当天或第二天准能看到他跟打架的对手坐在那个门口的台阶上认真地说着什么。宗师傅召集的“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体会”的会上，他也没有什么“花言巧语”，记得他说：农民那么辛苦，打了头场麦子先交公粮，感到农民替国家着想。
我佩服点长还在于他细心帮助人。丽敏是我隔壁的好大姐，她有个特别捣蛋的弟弟。也许是为了教育这个捣蛋的弟弟，初中刚毕业他妈就让他下乡了。每当弟弟跟人打架的时候，丽敏就得去往回拉弟弟。妈都管不了，让这么个老好人的姐姐管，真难为她。丽敏非常善良，总是牺牲自己帮助别人，但是她老担心别人说她坏话，猜疑过度了，常常一个人闷闷不乐。
丽敏路过的时候，点长故意看看她，再跟正在说话的人交头接耳小声嘟囔什么，造出一副就是在叨咕丽敏闲话的样子，丽敏果然就难受起来。过一会儿，点长找丽敏讲事情的原委，狠狠批评丽敏过于在乎别人眼神、过于猜疑别人的议论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苦恼。这样反复几次，丽敏果真变得皮实了一些。
点长是那种真正的好人，一点也不是为了政治上的进步而做作的，他这样的人应该入党。
爱根也入党了。和点长一样他也是这个点的第一批知青，也像个管家，知道什么时候了该干什么。如果说点长干在明处的话，爱根干的都是人们看不到的而又不可缺少的。存在小队的麦子什么时候该晒了，他会到公社粮站借晒粮场地，借着小车到小队拉出来麦子，到公社粮站晒。我曾被派去给他当帮手，知道他心脏不好，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会像电线杆子一样直不楞登地倒下，生怕抬口袋的时候他倒下，我跟一同帮工的国平使劲抢着多干。看我俩吃力地抬口袋，他干脆让我俩脱了鞋去把小麦趟开，他自己一个人拽着一百多斤的口袋撒开粮食。
还有一个高姓男生也是这五十多口大家庭的顶梁柱，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入不了党。青年点的人都很公正，对他的肯定一分不减。
对另一个入党的女生，人们好像不太认同。因为她太会说话，见到村干部时总能稳重地说些得体的话。她跟祥梅家住同一栋楼里，却始终讲普通话。石家庄的方言比较重，就连本地人都觉得它土气。语言这东西像是一种身份象征，政治挂帅的时代，说普通话就好像水平高，身份高一样。就像后来注重经济以后，人们又叽哩呱啦地说广东话、现在又娇滴滴地说港台话一样，语言很能反应出人们的势利心理。青年点的人都说地地道道的老石家庄话，再加上一些赵县话，听着朴实踏实。在这种环境中唯独你一人硬说普通话，又不是从北京来的知青，就显得有些“脱离群众”了，有些可敬而不可亲了。她让秋芳、献力这些实干家自责“入不成党是因为笨嘴拙腮”了。
公正地讲，女党员人挺好，起码没发现她去踩别人，我看着她累，觉得她不值得为入党付出那么多。我们体力跟不上的时候会躺在床上耍赖：打我也不起！几个人喊着这样的口号，互相鼓舞着睡懒觉，躲避出早工。要求入党的她就不行了，累得脸都瘦成一条了、眼神都发直了，还在坚持出工。她要是不是那么能说会道人们也许就服气了。可是如果她要是不那么会说，比干活的话，她就不是秋芳、献力的对手了。党票要是像现在这样多发点就好了，省得让那么多好孩子心里不平衡。可是，那时的党票附加着特权，各个层次附加的特权不同，在青年点它是早日回城的通行证。所以不能像现在这样滥发，连资本家都发。
还有一个人入了团，那个人竟是我。我写入团申请书，不光因为听了机械局张伯伯的话 (第3章1暖瓶·草帽) ，还因为献力是南寺庄村团支部的组织委员。献力的大将风格，稳重果断的活动能力，很适合作组织委员。她总说我的性格、习惯像她大弟弟，有时会抱怨：哎呀，我躲开了弟弟，怎么又碰上了你啊。有这样一个视我为弟弟的献力在身边，交入团申请书也就方便了。
献力给我带回来了入团志愿书的表格。站四小学的板油组长曾经告诉我，入团时先填一张油印表，组织上按照上面填的家庭关系去调查，没有问题了，再给像图画纸那样的正式表格。献力给我的是图画纸一样的正式表格。
献力很讲原则，不随便说组织内部的话，她还是忍不住了，像跟弟弟说事似地：“你干什么了不起的事了，感动得团支书那么替你说话”。
团支书是4队人，我跟他没有私人来往的机会，献力的话从何说起？接着她介绍了讨论发展新团员的会上的一个简短的对话。
宗师傅：一定要搞外调，弄清她的家庭情况。
团支书：又不是发展她家里人入团，用不着调查。
宗师傅：不把她的家庭出身和家庭关系搞清楚就不能入团。
团支书：不让新力入团，今后青年点就谁都不够格入团。
团支书兼任大队会计，大队的公章由他代管，去县城买煤之前要找他开介绍信。大队会计并不每天坐在大队部的办公室，没事的时候下地干活。要找他开介绍信，一定得赶在吃午饭的时候去他家。他是个极不爱讲话的人，在他家院子见到他，他什么都不说抬腿就往外走，反正知道你的来意。从他家到大队部那200多米的路上也不说一句话，开完信交给你，也没有话。每次找他我都发怵。献力只介绍了上面两句对话，估计那寡言的支书也就说了这两句。
我后来的人生中有过几次耀眼的荣誉都如过眼烟云，不曾对人讲也没有留在心上。唯独入团这件事一直铭记在心中，并不是因为17岁才沾了一点红色组织的边而自喜，是它时常引起一些思索：为什么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才遇到了一个敢于主持公道的人？
那以后一直有一个愿望：跟沉默寡言的人痛痛快快地聊一次，看看他沉默的时候在想什么。一直到离开那个村子也没有跟支书说过几句话，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的两句倔话一直记在心里。
五月、秋天播种的小麦开始抽穗灌浆的时候，突然听说两个男党员和高姓男知青去西边2里外的西湘洋村、秋芳去东边2里外的陈家庄支援落后队。一点儿前兆都没有，说走就走了，既没有欢送，也没有话别。后来听说是自愿去的。去西湘洋的三个男生同期来的，关系好，所以一起走了。秋芳一定是觉得自己在这里没有入成党，换个没有竞争对手的村子。不知她们那期知青为什么那么想入党，后来的知青没有那个意识，都乐乐呵呵地混日子。
秋芳走了一个多月后的一个中午，我们几个女生吃完午饭闲着没事便踩着田埂晃荡了2里多路到陈家庄去看望秋芳了。秋芳住在一个没有人住的小院子里，我们到时，她刚刚收工回来正从院子里抱了一些柴，进屋烧水做饭，没有心思也没有劲头搭理我们。一点也看不到以往那个端着粥碗挨着房间找咸菜的傻乐呵的秋芳的影子。
离开青年点以后就不能使用青年点的经费，油盐酱醋、燃料煤、照明用的煤油都得自己出钱买。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自己出钱出力去县城买煤，只有烧柴草。他们所作的就是离开了已经很艰苦的环境到了更艰苦的环境。他们的贡献就是为南寺庄节省出了两千多斤粮食，把这个负担转给了邻村。
1969年第一批知青插队时，都是住到农家或生产队的仓库，自己安排生活，出现了很多问题，影响了城里父母安心工作。青年点是改进后的插队方式。不明白，这几个人会回到以前的方式中去，还美其名曰“改造落后队面貌”!
两个村子都是只有两个小队的小村庄。这个公社所管辖的村子中，只有南寺庄有知青。那两个村有多么落后不太清楚，总之相隔只有2里路，庄稼地连在一起，感觉不到这里比那里进步。爱根所在的生产队，要靠改变队部大门的方向求风水了，还不算落后吗？点长所在的第5小队也强不了多少，这里足够你们改造的。农村的落后是政策问题、家族势利问题，不是几个有热情的毛孩能够解决的。点长他们几个老知青应该比我清楚，难道人入了党就真的有力量和智慧？
两年后遇见点长的时候，我问了一直不解的问题：“你们真的认为自己能够改造落后队面貌？”
点长依旧用沉稳的语调皱着眉头讲了事情的经过：还记得那会儿俺们几个老知青常去宗师傅屋子里聚吧。那天宗师傅从县城开会回来说某某村的知青到后进队去了，受到了县知青办的表扬。咱们这个50多人的青年点就出不了一个这样的有能力的人？他说第一遍的时候俺们几个也没反应。后来他反复说“我算看透了，你们就是不行”。
“去就去，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能的俺们也能”，让宗师傅一激，俺们几个就去了。
原来他们并不是冒进，而是中宗师傅的激将法。宗师傅留下这段业绩就届满回厂了，剩下他们几个过着单干户的生活。当一切费用都要自己掏腰包的时候，再好的朋友也会发生摩擦。
1977年了，文革初期的只要口号响亮，不顾实际效果、不对个人负责的作法还有市场，还被称作“先进”。那年夏天青年点又来了5个(3男2女)新知青，社会还在“按既定方针”运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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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90年代中期，爱根已经是河北省委某机关的干部了。一天宗师傅带着乡下的儿子来找爱根，见面就是“爱根让我儿子给你当干儿子吧”。认干亲的目的是想托爱根帮他介绍个临时工。爱根拒绝了当干爹，也没有帮他介绍工作。讲这件事时，爱根还气乎乎地说“俺有孩子，要他儿子干嘛”。
附2． 我入团的时候，锦州2高中同班的那位“政治家”填了入党志愿书。当时锦州下属的黑山县是全国闻名的体育模范县，锦州选了7名体育优秀的毕业生去那个县插队，“政治家”会武术占了其中一个名额。填写入党志愿书以后的一天，党支部书记悄悄告诉他“入党的事没问题了，就剩你表示一下了”，说话时伸出右手做出“拿礼来”的动作。小学就入团，一直走在红色先端的他对自己的优秀坚信不移，他视书记伸出的那只索要东西的手是对自己的侮辱，于是挥起拳头砸向书记（还有一说是他正好拿着猎枪，冲书记开了枪）。总之，他没有入成党，在那个村子也呆不下去了，转到绥中县的青年点。“政治家”到底是班里的老团支书，知道何锛离他不远，不久就去看望何锛了。何锛信中告诉过我，但那时还不知道“政治家”为什么会转队。2011年夏见到“政治家”，他说那件事在他档案里狠狠地记了一笔，到现在还没有入上党。还说，他没有想到共产党里还有那么肮脏的人和事情，后悔自己当时那么相信共产党。还说，现在党委里有的人主张重新调查那件事，帮他入党，可是他已经没有兴趣了。
看来只要有个组织在把平民百姓分为三六九等，“冤案---平反”就会反复出现，只不过规模不同了而已。
(14)盼麦收
其实，中国现在的种种弊端，很多发祥于那个时代。
希望祖国不要再多类似的人祸了。。！
嘿嘿嘿，感觉您也够能折腾的。以后如果回国工作，千万别给领导提意见，我工作过的学校一位老师在全校职工大会上给校长提问，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但是，他一直不能提升为教授，每次报上去都被驳回，他自己知道原因，大家也知道原因。制度不健全，没有办法。
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后备军。
至今忘不了那个团支书的话，大概是想从那里找自己的价值。
我中学的团支书，是个不可一世耀武扬威的红色干将，他的档案里被记了一笔，现在有人主张调查那件事，给他“平反”。老用入党、入团来给国民划分等级，这作法就一直没有改过来。无端浪费能源，破坏人际关系。
“只要有个组织在把平民百姓分为三六九等，“冤案---平反”就会反复出现”很深奥的结论，我琢磨了几分钟。
“政治家”小学升中学时已经是团员了，你都不能想像他当时有多么德行呢，连下乡都去的知名的县。最后看他还算有良心。
你填完草纸表以后，是不是又填了图画纸那样的表。板油组长告诉我的话，记忆特别深刻。那时如果给我油印表的话，我就不填，也就入不了团了。
文革时就是弄出这样没有意义的先进，把人分成等，再按等级给点好处。
那个村子的干部很像二高中的老师们，都挺好的。
秋芳欠思考，不光生活更苦了，一个女孩子单独住，要出事就不是小事。
秋芳了不起，一个女孩子自己在农村生活，不容易。
问好！宽松的日子快到了。
其实，宗师傅就是专门吃这碗饭的。他从农村兵提干、转业到工厂既没有技术又没有靠山，就靠自己积极整人了。这种政工干部最坏事了。
那团总支书记不光不爱说话，一点儿表情都没有，人却那么正直,我至今感激他。
我做事皮皮拉拉，不跟人闹小心眼，挺适合过集体生活的。还有，那个青年点的人都挺正直。
期待您的好日子。
人们都挺喜欢你。除了长相外，感觉你做事满大气，这是不是跟你的男式思维有关？我得赶紧撒丫子，女士们的板砖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