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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元旦过后，从大喇叭里传来了让人震惊的消息，文革初期被定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轰下台的邓小平身兼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数职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毛主席身边的人事变动，必然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影响，震惊过后，人们开始默默地等待变化。
春节前的一个晚上，人们在享受着晚饭后的安歇之时，随着不知方向的沉重的隆隆声地面开始摇晃----辽宁海城发生了7.3级地震。锦州距海城的直线距离只有130公里，锦州市人民第一次经历了地震。后来听说海城地震是唯一预测成功的一次，我们那时咋就没听到预报呢？
1975年的春节，人们在寒冷中躲着余震度过的。
春天到来之前开学了。本该升入9年级，成为学校的最高年级，学校由春季毕业重新改回夏季毕业，全体在校生顺延半年升级。小学时由夏季毕业改为春季毕业时我们已经延长了半年，这次如果提前半年的话，正好找回以前延长的那半年，这样改来改去，到毕业整整延长了一年。
1975年初夏开始，喇叭里传来的中央的声音中“整顿”一词增多，“整顿经济”、“整顿教育”、“认真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从这些词语中人们感到中央也意识到现实不正常，要往正常的方向扭转了。课间操校长训话时强调，今后“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学习，比“为革命而学习”、“做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实在多了，更有说服力了。
熊燕的父亲在卫校当数学教员，她告诉我“这次号召学习是真的，我们宿舍院的孩子们都在家长的辅导下开始补课了。家长们按自己的专业分担不同科目给孩子们一起补课呢”。
很多人的回忆文章都说那时认真学习了一段时间。我们学校没有动起来，因为老师们的心已经给伤透了。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为的灾难的话，锦州当算重灾区。锦州市只管辖6个县，当时竟出了两个全国知名的杰出人物：吴献忠、张铁生。
吴献忠(原名：吴风琴)远比张铁生有名，是插队在黑山县耿屯的女知识青年，曾穿着补丁衣服坐着当时最先进的三叉戟飞机到北京参加共产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扬。
我们政治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吴献忠，学习她“扎根农村，愿做荒山开拓者，不做花园享受人”，学习她的光荣事迹：一年之内学会扶犁、点种、收割，扬场时一口气能扬1万公斤(这数字太扯，网上仍可以查到)，过年也不回家，坚持和贫下中农在一起。最感人的是她三次被推荐进城当工人、上大学，三次她都拒绝了。她要用自己的行动为消灭城乡差别做贡献。
与吴献忠相比张铁生就渺小多了。张铁生是勾着、扒着、粘着、赖着也要进大学，死活也要爬出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庄山村。考场上答不出来，给省委领导写信也得申辩一下争出去。常常想，张铁生考学就像我们小时候老想白坐大马车一样。走长路时如果身边跑过一辆大马车，孩子们会歪一下屁股轻轻坐到马车后边。车把式发现了，吆喝一声把孩子轰下去。多数孩子会老老实实地下来接着走，偶尔会有一个说“大爷、让我坐一会儿吧”，能不能接着坐，完全看车把式了。没见过马车、没有这种体验的人不能理解我的比喻，我觉得张铁生就是白坐马车的“装乖的孩子”。如果他碰到的“车把式”不是毛远新的话，他就不能白坐那么长的路。
反复学习他们的事迹让我们意识到，如果下乡就去吴献忠的村子，因为那里招工、升学的机会多；如果遇到考学就伸出手掌让考官看看自己劳动磨出的老茧，这比张铁生还英雄，是电影《决裂》教的高招。
学校用很多时间来搞这种教育，坐在教室里听谎话，无聊至极。
“学校是养猪场，不喂学生粮食，只喂泔水。学校不如养猪场，不管养的猪够不够重量，到了年头一律贴上合格的标签送进屠宰场……”政治学习的时候，我随手写了一篇骂学校的短文。
一天吃完午饭回到学校的时候，发现教室里气氛异常。原来同桌××云从我书包里拿走那篇短文直奔三楼校革委会办公室。在场的同学也都跟在她身后，途经二楼时遇到了数学杨老师，杨老师也跟着跑到三楼。
××云气愤地把“反动文章”交给革委会主任王老师，王老师看了一会儿说：“不错，写得真不错，你们班还有写这么好文章的同学呐”，××云弄了个大尴尬。主任把文章留下，把学生支走了。杨老师怕留下后患把那篇短文要回来，又找到我嘱咐了我好一阵子：“你可别再写了呀”。
革委会主任王老师文革初期受到过学生的冲击，后来革委会实行三结合，他刚刚被结合进来。如果换了响当当的革命派，我又要出麻烦了。
××云上学从来不带书包，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迈步前胯骨先左右微晃一下才往前甩腿，她那幅流氓像让我联想到了猪，联想到了养猪场。也许她意识到我有骂她的成份才想到交给革委会的。听同学说，毕业后至今她监狱里进进出出，现在大概还在里面。但都不知道她犯的是什么罪。
这件事可以说是学习吴献忠、张铁生，脑子闲着没事干惹来的麻烦。
张铁生的白卷被称为“反潮流”精神，在全国影响极大。“反潮流”可以说是“造反有理”的变种和继续，它让很多人不敢坚持真理，同时鼓励人从“反潮流”中找机会。
北京有个叫黄帅的小学生跟老师闹了别扭也给报社写信。《北京日报》把她的日记作为反“师道尊严”“反潮流”的好文，加编者按发表出来。《人民日报》转载时再加编者按：“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流毒开火，生动地反应了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人民日报》是党的声音，于是各类学校又搞起了“破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运动。
学校号召给老师提意见，用大字报表达。大字报贴在自己班教室的外面，专门拿出一节课让老师和同学一起看大字报。邻班的班主任赵老师教数学，他给自己班的学生补课，编复习题，让其他班的学生羡慕不已。没有想到给他的大字报最多，大多都是他自己班的学生写的。没看几行，赵老师就痛苦地低下了头，从他那微弯的后脖颈都能看出无奈无力无望的悲哀。
我们班最闹，但谁都不出这样的风头。班长憨厚不会整人；政治家是校团总支副书记，不写大字报过不去。但他有心计，只批修正主义路线不批具体个人。没想到班里一位向来少言寡语，出席缺席都不会引人注意的××芳给数学杨老师写了一张大字报，批杨老师只重视成绩等，那语气就像是受气媳妇在骂婆婆。
后来听说那是我们班主任指使××芳写的。大概是班主任看我们跟数学老师关系好，忽视他的存在起了嫉妒心，就像大老婆看自己的孩子跟小老婆亲，自己没有面子一样。那以后杨老师跟我们疏远了，我们跟班主任的关系更远了。
30年后我们班聚会的时候，没有叫班主任，而是去请了杨老师。杨老师谢绝了。满头白发的××芳进来时，几个女生立即窃窃私语“她的团票是给杨老师贴大字报换来的”；一个男生说“你走错门了吧”；周大胆居然唱起了“××芳大裤裆，养活孩子一大帮”。因为她身上总背着弟弟，所以她家附近的孩子们编了这个顺口溜。我们班的同学都记仇，都没有长大。只有何锛儿会平衡关系，在那儿跟××芳聊天。
批“读书无用”、讲“为革命而学习”后，学校刚刚开始恢复的一点儿学习气氛被“反回潮”搅混了；教师中刚刚恢复的一点热情被“返回潮”熄灭了，老师们被大字报糊得喘不上起来。
在政治漩涡中度过了两年，到1975年邓小平提出整顿教育的时候，老师们已经没有了干劲。从某种意义上讲，黄帅给当时中小学教育造成的坏影响、对教师的打击远远超过张铁生。
1975年9月，我们终于升入9年级，成了学校的最高年级，成了上山下乡教育的重点对象。就在那时，住在后五里营子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石家庄教育局来人把你爸爸的档案拿走了，你们很快会回去的。爸的档案在锦州凌河区榴花街道办事处，那朋友的亲戚在那里工作。升入中学后，我在前·后五里营子有了两位大我好几岁的朋友，其中一人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了。她们常告诉我一些消息。
到现在也没有搞明白，石家庄来拿档案，是我“上访”的结果，还是邓小平“落实政策”的一环。从结果上看，邓小平的整顿只坚持了9个月就又被打下台了。爸没能回去，我的命运又多拐了一个弯。
1975年底，妈来信了。信的内容很简单：新力，还记得卫民街2号的大院吗？我和你姐已经回来了，你姐也工作了。你放了寒假马上过来。
之前妈没有来过信，大概不好意思往前五里营子我们住的地方写信，信寄到了三姑奶家。我拿着信跑回前五里营子，那么两行字，爸看了好几遍，确认了姐确实离开农村回到城里了，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吴献忠http://shang.cnfamily.com/199903/ca19664.htm
(23)妈和姐的家
冬天在外边躲余震真受罪。那时烈士陵园只有一个纪念碑，周围都是空地，是躲地震的好地方。
我们那时都还下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