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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的半两粮票。
82年去上海时，发现那里使用0.5两的粮票。
全国各地粮票的最低面额是1两。一根油条要1两粮票，一个馒头要2两粮票。各省发行省内使用的地方粮票，出差时用出差证明换全国通用粮票。
不怕你们骂我土包子、土老帽儿，我第一次到南京路，隔着食品店的橱窗看到刚出炉的肉馅月饼，那个……就别提了。食品店的小点心、小吃店的小吃，样样都很吸引胃。我每天吃的时候既得摸摸胃的消化情况，又得跟身上带的全国粮票商量商量。上海发行的半两粮票让我在有限的条件下，多吃了几种食品。那以后我开始喜欢吃月饼，开始挑着买月饼。
那以前为什么不吃月饼，得从“三两油”说起。粮食定量供应时，每月的粮食定量根据年龄性别而定。但食用油的定量按人头算，每人每月半斤。文革时期，我生活在辽宁，那里因为有毛远新革命比全国先进，生活水平却属全国最低。每人每月的半斤食用油，降到每月3两，陈锡联也因此获得了“陈三两”的绰号。那时的月饼因为油少，特别硬，吃的时候得慢咬，好容易咬到嘴里了，又都沾到牙上。当时有个笑话说：把月饼放到马路上，汽车从上面轧过去，地面出了个坑，月饼安然无恙。既然是笑话就有夸张的地方，但笑话也不是空穴来风。
有人说上海人小气，我倒觉得那是经济意识进步的表现。因为上海的小气替人着想，也设法让你节省一些。最讨厌那种对自己大方对别人刻薄的人，现在的官、商都有“对己大方对人小气”的毛病。
2、暗送粮票
大学时代是暗送秋波的最佳时期。我们那时暗送粮票。
那时每人的定量30斤(或32斤)，现在四口之家一个月也未必吃这么多粮食。可那时胃亏肉，肠亏油，吃进去的粮食在肚子里呆不住。女生一般都有剩余，有的男生显得欠点儿。大家关系好，女生嘻嘻哈哈地就把多余的送给男同学。可是班里有个东北农村来的男生，大男子汉劲儿强，学习也特别好。就是不愿意让人知道他的不足，从不向谁开口、更不向人伸手。班长跟他同屋，想帮他又怕伤他自尊，就偷偷往他枕头底下放，因为他常在枕头底下放东西。
两年前同学聚会。那东北同学如今也是小富或中富了，那天聊着聊着他突然主动说起枕头底下粮票的事。他说：无亲无故的，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那时感动极了。说话的时候，他又低头，又仰头。看得出来，低头是不愿意人们看到他眼湿润，仰头是想把泪憋回去。
文革结束后还有过这么一段短缺时期。
3 、粮票换瓜子、脸盆
80年代中期，副食供应好了，粮票普遍有了剩余。自由市场卖的东西都可以用粮票换。人们开始用粮票换葵花籽、瓜果、蔬菜，粮票当钱用了。自由市场不光卖蔬菜水果，还有卖塑料器皿的了，这也可以用粮票换。本人就用着粮票换过一个红色的塑料盆。
之所以粮票可以换东西，是因为农民进城的机会多了，用粮食换粮票仍很麻烦。他们卖东西收粮票不仅可以解决自己在城里吃饭的问题，还可以倒卖给其他需要的农民，或用粮票买了什么再倒卖。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投机倒把”吧。
中央有明文规定“票证不可以买卖”，用粮票换东西属违法行为。可那时人们谁都不在乎了，已经公开地明目张胆地普遍地干“违法”活动了。
上海的半两粮票很便民。
好些年没有吃过醉枣了。
5斤全国粮票看着可人，我小时丢过一次，那天简直家里就像有了灾难一样地难过。
这个5斤的全国粮票最熟悉了，到了80年代末还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