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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与上帝:第一章 第一朵浪花

(2005-07-13 00:56:04) 下一个
第一章 第一朵浪花   耶稣诞生六百多年以后,他的一批并非嫡传的门徒来到了中国。不过,他们的身分,又过了将近一千年才为世人理解。           从大秦景教碑说起   如果说,龙与上帝的关系史像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那么,它的第一朵浪花发端于何时何地?对此有多种说法,但至今仍保持最权威证者身分的,是一方名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通常简称"大秦景教碑")的石刻。所谓"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大秦景教",乃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大秦景教碑提供了基督教起码在唐代即传来中国的确凿证据。   此碑诞生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年),湮没于地下达数百年之久,到明天启三年(1623年),才因偶然的机遇,在陕西省出土,重见天日,现藏陕西省博物馆。碑高2.36米,宽0.86米,厚0.25米,上端镌有十字架图案和碑名,碑身上刻有1780个汉宇的碑文,碑底和两侧是古叙利亚文的70多位景教士的名录。这方碑碣犹如一个饱经沧桑的耆老,向人们宣示珍贵的史实。           备受皇家礼遇   古碑告诉我们:唐朝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一位名叫阿罗本(Alopen)的景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都城氏安,被唐迁"宾迎入内",留在皇宫书殿里翻译经文、太宗李世民披阅其译经之后,"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二年(638年)七月诏曰:"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济物利人,宜行天下。"遂命在京师义宁坊造大秦寺(初称"波斯寺",即景教教堂)一所,置教士对人。不久又让人将自己的肖像画于寺壁,以示光宠,故有"天姿泛彩,英朗景门"之誉。   高宗李治,对景门恩泽愈加,不但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而且在诸州遍置景寺,一时间出现了所谓"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的盛况。   武则天执政期间和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初年,景门虽曾遭到过佛、道两家的攻汗,但因景教士们能干方百计地取悦皇室,使其教维持了下来,并很快时来运转。玄宗虽说迷恋杨贵妃到了不早朝的地步,但尚有心思关照景门,曾派遣他的一兄四弟亲临景寺,建立坛场,并将皇家五代祖宗的画像陈列寺中,又诏令景教士十多人在兴庆宫诵经习教。   其后,在安史之乱中只做了五、六年皇帝的肃宗李亨,也还想到在他即位的灵武和另外四郡,重建被战乱破坏的景寺。代宗李豫表现得更为礼貌,每逢圣诞节,不但赐下几炷"天香"以示庆贺,还要设宴款待教士们。随后的德宗李适,效法先祖,对景门亦颇尊敬。大秦景教碑即诞生于他在位的年代,盛彰该帝"披八政以黜涉幽明,阐九畴以维新景命"①的功德。   ①由此以上的引文皆出自大秦景教碑碑文。   从大秦景教碑提供的上述情事可知,自景教在太宗时传入,一直到德宗时期,其历程虽非一帆风顺,但在大多时候受到皇家礼遇,获得一定的发展。其后的情况碑文虽未能载及,但有其他史料说明,直到文宗李昂时,请代皇帝一般也还是优容景门的,该教仍颇为兴旺。由文宗末年上溯到贞观初叶,历时约二百一十载,此间,对景门来说,可算是被"天姿泛彩"的幸运色彩所辉映。           多才多艺的景教士   景教土们并非坐享皇家恩典,其积极主动的活动也很引人注意。   他们当中有些人从事经典的翻译,此等工作自然是需要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一位名为景净(Adam)的著名教士,自己就译经三十部卷。大秦景教碑的碑文,就是由他撰述的。   有的景教士以集资建筑和制造奇器来取悦皇室。一位名叫阿罗憾(Abraham)的,在武则天执政期间,曾为"聚钱百万亿",助成洛阳皇城端门之外名为"颂德天枢"的建筑。这是纪念和颂扬武氏功业的一座巨型铜柱,巍峨别致,高耸云天。景门为此献资出力,为功非小。   一位名叫及烈(Gabriel)的景教士,在唐玄宗时曾"广造奇器异巧"进呈皇室,为所悦纳。对当时景门摆脱受道教人士攻汗的困境,"振玄纲"而"维绝纽",有重要作用。这从唐廷某些官员对其所谓"求媚圣意,摇荡圣心"的指斥也可得到证明。   有的景教士则善施医术,亦成为讨好皇室的有效手段。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玄宗的弟弟李宪得了重病,皇家和大臣们十分着急,在一位名叫崇一的景教士诊治之后,竟立见好转,玄宗大悦,"特赐绊袍鱼袋,以赏异崇一"。"绊袍"是一种红色的品官服饰,"鱼袋"是唐代大官的用物,上刻官员姓名,随身佩带,由此可见赏赐之隆。文献中还有关于景教士善医眼疾,甚至能施穿颅术的记载。   更突出的,是有的景教士竟被委派参与军政要务,授予高职。大秦景教碑碑文中就载及,一位名叫伊斯(Iazedbouzid)的人,曾被肃宗委派在郭子仪帐下襄办军务,因功被授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等职衔。   如此看来,唐朝的景教似乎很有几分气势。但到了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掀起一场全国性的灭佛风暴,景教受到波及,竟骤然崩散,夭于一朝,体质的脆弱似与外表的气势很不相称。唐朝景教的真正实力究竟如何?             与波斯的文化交流   阿罗本的来华,有特殊的背景和原因。他带来的景教属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该教派的创始人聂斯脱利(Nestorius),曾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因其学说与当时通行的基督教义不尽一致,特别是坚持有悖于"三位一体"教义的"二位二性"说,在公元431年举行的以弗所(Ephesus)会议上被判为异端,聂斯脱利被革职流放,追随他的信徒遂形成聂斯脱利派。   他们道镇压向东逃亡的过程中,在波斯(伊朗)受到容留和保护而得以立足发展。所谓"大秦国"的阿罗本,便是以波斯为基地将景教传入中国的。所以,就当时这一教派与正统基督教的关系来说,不论是在波斯还是中国,都属于"政治避难"的性质。其入华,可以说是当时中波文化交流的"附带   波斯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早在西汉时候,中国的使臣就到过那里,接通了中波联系的纽带。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经由当时作为连接东西方的"咽喉"地带的该国,最终通达地中海沿岸的。中国与波斯的文化联系可谓源远流长。不过,在景教入华前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突厥人的梗阻,中波之间的交通基本断绝,及至唐贞观初年,东突厥被伐灭,西突厥亦闻风降服于唐,中波之间的交通恢复,景教人士才得以东来。   中波文化交流的内容颇为广泛,宗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仅就此一方面而言,也非为景教独家所占。远在景教之前,属波斯"土产"的扶教(音仙,即拜火教),在南北朝时就已传入中国。与景教差不多时间,摩尼教也自波斯传来华夏。还有在阿拉伯半岛刚出摇篮的伊斯兰教,亦蹒跚而来,除了海路的漂送之外,也多亏了波斯人不辞劳苦地携抱。   此时的中国,对这些外来宗教一概采取来者不拒、礼而待之的态度,并非独独偏爱和优厚景教一家。唐朝百川俱纳,全面开放,显示出一个鼎盛王朝广阔的胸襟、恢宏的气度和蓬勃的生机。   强大和繁荣的国势,使当时的王朝具有足够的自信心,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而对外开放并蓄兼收,又更加促进其强大和繁荣的发展。如此形成良性循环,遂在前已积累的文化基础上,造就出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蔚成中国文化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四方许多国家,从官方使节到民间访者,从学人墨客到教士僧侣,从商贾游人到乐工舞士等各种人物来来往往,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最繁华的中心。             根本上的弱势   作为基督大本营的西方国家和地区,这时尚处于中世纪初期。其封建制度的建立是在日耳曼蛮族南侵,把本已相当可观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严重破坏后,从粗野的原始状态重新发展的,因此造成两个时代的文化断层,不像中国文化具有历史传承和连续性。这使得它与中国唐朝文化相较,处于明显的劣势,不足以对唐朝文化造成重大影响。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作为当时西方基督教文化特殊使者的景教,缺乏影响中国的力度。   此时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和地区,先前与中国曾有过的直接联系已基本断绝,改由西亚地区充当中西联系的中介。据有该区西部的东罗马帝国虽奉基督教为国教,但与"异端"的景教不可能发生密切联系;与波斯等国也多有不谐,这就更妨碍了景教与故乡的交往。而阿拉伯地区,则正在形成和发展伊斯兰教,及其独具特色的地区文化体系。凡此种种,使得景教难以得到母乳的充足哺养,它的发育以及在异域的竞争力便更受到限制。   所以,景教传入中国,若单纯从龙与上帝的关系史说飞疑是具有肇端意义的大事,但如果将其放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大环境里看,那就有如汹涌大潮挟裹的涓滴细水,缺乏喧腾的力量和声势。   柔弱的附庸   处于开放社会环境中的唐朝前半期,固然显示出一种多元共容的文化格局,但这并不等于说各种文化因素都处于平列对等的地位,其中为主的只有儒、佛、道三家。它们紧联着皇宫御座,吸引着大唐天子们不可或懈的注意力,充当着华夏文化舞台上的主角,上演着一场打中趋和、热闹非凡的活剧。当阿罗本辈带着几分陌生和腼腆将景教携来的时候,已经没有插足这一事局中施加重要影响的机会,只有侧身其间左右依傍,惊异地注视着三家各显神通。三家为主与两教盛势   其时的佛教,传入中国历经了数百年的演变发展,已植根于中国的土壤,成为中国化的释氏,并达到鼎盛的巅峰。其教派并立,寺多僧广。唐武宗灭佛时,一下子就荡毁寺院4600余座,招提兰若(私立的佛教场所)4万余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释回寺院奴婢15万人。由此可见其平时的规模之大。   从更高文化层次上看,佛教经典的搜集翻译,教义理论的丰富深化,唐代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果。仅玄类和义净两人,就译成经论136部,计1547卷。特别是禅宗南宗的产生和发展,成为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为与儒学的融合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基础。   发展势头本来远不抵佛教的道教,及至唐朝开国也获得了地位飞跃提高的契机。说来颇有些传奇色彩,只因为道教所崇奉的始祖老子李耳,与唐室同姓,太祖李渊便要认他做自家的祖宗。并不是仙化的老子趋炎附势地来和皇室攀亲,而是李渊觉得认这样一个既是哲人又是神仙的祖宗,给王权套上神圣的光环,对护佑李家天下有利。   既然将道教的始祖认成了祖宗,那该教的名位称号就当在佛先,从李渊到李世民都这样明确宣布过。高宗时则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更是锦上添花,加尊其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并广置道家坛宇,颁令大力传抄和颂讲道经,颇有道教风雨满天下之势。   道教于有唐一代得此殊荣,诚然幸运之至。不过,即使其极盛之时,信徒人数和道观数量也仅有佛教信徒和寺院数目的二十分之一,力量相差仍颇悬殊。其名位一朝间跃乎释门之上,靠的是大唐"真龙天子"们的抬举。   然而,在佛道两家轨为伯仲的问题上,唐朝皇帝们也并非一致认同。譬如,武则天登基之后就把佛、道的名分位次颠倒过来,规定佛在道上。这恐怕和她曾置身庵堂,与佛门有特殊缘分密切相关吧?武宗以前的诸帝,对佛、道基本上都是一伯一件兼容并纳的。如高祖在崇道的同时又承认"佛之为教,玄妙可师"。太宗对释门之事亦不冷淡,他对玄奘的态度即可为一证。玄宗兴道中间也宣明"道释两门,皆为圣教"。武则天佞佛但也未灭道,甚至还特别保护下了道籍中的《化胡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深知,佛、道两教都可以用来做皇权的护符,哪一家都是不能丢弃的,事实上也丢弃不了。             孔门依然居首   面对佛、道两教锋芒毕露地激烈竞争,儒家这时表面上好像退避三舍,缺乏凌人盛气,但实际上仍是稳居佛、道之上的老大,大唐皇帝们不能不特别重视和利用它。开国的高祖是这样,继之的太宗尤为典型。他明确宣示:   朕所好者,惟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   不可暂无耳!①   ①《资治通鉴》卷193第6054页,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北京。   唐太宗极为推崇儒士,诏令颜师古考订五经,编纂了标准的五经定本,又命孔颖达等人撰成《五经正义》,从经籍的版本到章句的注疏,都予以统一。自此以后,不论是科举考试还是传授经书,都有了标准。原怒目相向、各行其是的宗派于今握手言欢,心齐力合,使得儒家营伍更加壮大,阵脚愈为严整。孔老夫子被唐室毫不吝啬地加上了"先圣"、"宣父"、"太师"、"文宣王"等一系列尊衔,较前更风光了许多。   儒家与佛、道之间也少不了明争暗斗,不过,在保持绝对优势地位这一点上却胸有成竹。唐朝的士大夫中虽然崇佛者大有人在,但孔门圣学绝对是他们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王权安身立命的灵魂。受佛教影响极深的大诗人白居易所持之论就颇具典型性:儒、佛、道三家鼎立,但治理天下只要儒家一元化;佛教有些内容虽可以"诱掖人心,辅助王化",但决不可以以佛代儒,舍本逐末,因为那些东西儒家本有,所谓"王道备焉,何必使人去此取彼"①。   ①《白居易集》卷65第1367-1368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北京。   不论是佛是道,对于中国的"王化"来说只起辅助作用。这就决定了以儒学为主体而吸取佛、道的一些成分,乃三家合流的总势。这在唐代不但不例外,而且表现得相当典型。三家合流正是在它们明争暗斗之间不知不觉地逐渐完成的,唐代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该朝儒学开创空言说经、缘词生训的新风气,汉学系统由此逐渐转入宋学系统,过渡性特征十分明显。           小巫见大巫   景教不消说与儒、佛、道三家的总体相比,即使与其中任何一家单独相比,强弱程度也判若云壤,远不能望其项背。   唐武宗灭佛当中,遭受殃及被勒还俗的所谓"大秦穆护祆",即景教、袄教、回教等信徒,总共不过二、三千人,①大约仅为还俗僧尼的百分之一,从此以后,景教便濒于灭绝,足见其信徒数量之有限。而且,有迹象显示,景教的信奉者当中,大多为来华的西方人和少数民族,汉人恐怕很少。   ①《旧唐书》、《唐会要》等史籍中记载不一,或说2000余人,或说3000余人。   景寺与佛寺的数量相差之悬殊,从下面一条史料便可揣知大概。这是某佛寺碑刻上的一段文字,镌刻时间是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或稍后,正是武宗灭佛之前景门尚较兴旺的时候:   (国朝)亦容杂夷而来,有摩尼焉,大秦焉,祆神焉。合天下三夷寺,   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也。①   ①《全唐文》卷727,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北京。   至于经卷,据唐代景教文献《三威蒙度赞》后所附《尊经》记载,大秦本经籍凡五百三十部,只中译三十部卷,其余存放而没有翻译。景教译经与当时流行的佛经相比,简直是沧海一粟。并且,从景教这为数寥寥的译经后来也大多亡佚的情况看,当时的流传也不会很广。   景教始终未能像佛教那样建立起规模巨大、形态完备的组织和设施,没有自己的神学教育机构,未能尽多地吸引、发展中国信徒和培养出本土化的教牧人材。所谓"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云云,夸张性的颂辞而已。           依傍于三家之间   更要紧的是,唐代景教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像儒、佛、道那样系统而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缺乏从学理、学派上与三家竞争抗衡的基础条件,这也就等于没有自己独立的灵魂。事实表明,景教对儒、佛、道三家都得趋附。   基于同系宗教之属的关系,景教在语言方面多借助于佛、道。譬如其教士通称为"僧",教堂通称为"寺",使徒、天使和圣者则称为"法王",甚至称天父为"佛",显然都是袭用佛家称谓。此外景教文献中还有像"妙身"、"慈航"、"真寂"、"功德"、"大施主"、"救度无边"、"普度"等不胜枚举的大量佛家语。景教士中最著名的文人景净,竟还直接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与人合译过《六波罗密经》。   景教也借助道教语言,譬如其译经中或以"天尊"指称上帝,便是明显例证。若不如此,景教的信息传播都成问题。而这样做来,就很难不失却其内容本意。但是佛道两家并不喜欢景教的混迹和帮闲,起而攻汗景门的事情屡有发生。   儒家对景门的敌意也决不为轻。景门却不能不极力迎合儒学的"真义"。这从唐景教的《序听迷诗所(诃)经》中即可以斑窥豹。   该经又名《移鼠迷诗河经》,"移鼠"是耶稣一名的古译,"迷诗河"即"弥赛亚"。此经前一部分阐释教义,后一部分叙述耶稣行传。其所阐释的教义中,"十愿"是为重要内容。这是由圣经中的"摩西十诫"演化而成的,但作了明显改造。十诫中的前四诚是要求信徒遵守的纯宗教规矩,强调独尊上帝,实际这也是十诫总体内容的核心。而十愿中以所谓"人合怕天尊"一项取代了十诫中的前四项内容,余则着重阐释孝养父母,以此作为十愿的核心。并且把"事圣上"而讲忠道与"事天尊"、"事父母"并列,作为一体讲求、不可割裂的"三事",伦理化、世俗化的倾向显而易见,具有浓重的儒学味道。   看来,这种所谓"译经"。很难说是忠于原文的照译,有意取舍加工迎合儒家伦理的痕迹很明显。再联系景门效法习行"跪双膝,并两肘"、"拜龙颜,献圣寿"等中国礼仪,更能说明问题。   景门不但难堪地依傍于儒佛道三家之间,到头来更得逢迎李氏皇室。上面述及的阿罗憾的集资,及烈的制器,崇一的施医等事皆不失为例证。即使大秦景教碑的产生,与其说是为本教树碑立传,不如说为唐室歌功颂德更合其主旨。碑文连篇累牍地是对唐室的谀颂之辞。将唐帝的偶像陈设于景寺接受礼拜,按说分明是大悖于基督教教规和礼仪的事情,但碑文中却颂扬备至。   唐武宗以前的诸帝,对景门礼则礼矣,但因为该教对唐室来说并无儒佛道那般重要的功用,所以对其决谈不上真正看重,只不过如同长者对远道而来的一位垂髫小客,捉手抚头般地做一点亲昵的表示而已。   既然景门是这样一种附庸的身分和处境,平时唐室打个喷嚏,它也要被震得抖上三抖,那么一旦君王主子的脸色一变,态度一改,真的发起脾气来,其厄运和灾难自然就是在劫难逃了。             风雨飘零   按说,唐武宗祭起的那场风暴,主要是针对佛教而非景教。事实上,凭景教的地位和力量,根本不足以对大唐皇权构成什么威胁,是不值得其动用牛刀的。那么,武宗为何在灭佛中间连景教也捎带同灭?             变因的启示   武宗灭佛的原因,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因为寺、僧规模过巨,给社会压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不但影响社会经济,而且有危害王权之虞;二是作为长期以来唐室导演的佛、道之争的突发性激变;三是出于排外思想动机。最后一点尤需特别注意。   武宗在灭佛诏中有云:"是逢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行滋多……而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①可见,他是把佛教以及连同景教在内的一切来源于外国的宗教,都视为不可容忍的"异俗",鄙以"区区"二字,排外的狭隘情绪明显表露。从另一敕令中,有所谓"大秦穆护沃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②之言,可得到更真确的印证。   ①《唐会要》卷47第840页,中华书局1955年版,北京。   ②同注2书,卷248第8016页。   其实,这不仅仅是武宗和个别臣僚思想情绪的反映,而且也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社会心理。这时的国情国势和社会环境条件,较之唐前期发生了明显变化。武宗灭佛诏中的"是逢季时"四字,绝非偶然之笔,大有文章可堪揣摩。正如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所论,大抵一个朝代,每当国内混乱,统治动摇的时候,对内越是惴惴不得自保,对于外来文化越是顽固地排斥拒绝,不敢有所触发。   自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举国动荡,国势大衰,非能昔比。唐后期的皇帝们已经缺乏唐太宗那般宽阔的胸襟和谦虚的气度,不论灭佛兴道,还是重佛抑道,其中都包含着浓重的宗教偏执与迷狂的成分,而积极的文化心理因素是大为淡化了。             命运各不同   武宗灭佛后佛教与景教的命运,因为它们势力上的大小之差,根基上的有无之别,生命力的强弱之异,结果也就大为不同。   佛教虽然是被打击的主要对象,一时也的确遭受大劫,但不久便又开始复兴。景教则一灭殆尽。景寺荡然无存;中国的教徒统统被勒还俗;外国教士则多被遣返回国,个别留居者也不得不改换门庭,或是讲习中国儒术,或是潜入中国教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景教向道教的委身。以吕洞宾为代表的吕祖道派就融进了景教成分。像《吕祖全书》以及专记吕祖故事的《海山仙迹》等书中,都杂糅进了与景教有关的一些内容。特别是《吕祖全书》中的《救劫证道经咒》篇中,包含着景教赞美诗歌中的许多语句。对此,有的学者作有专门考证。①这说明,景教在唐末被禁绝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还是存在的。   ①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第136-141页,香港中国学社1966年版。   但无论如何,景教作为一个教派,自唐末在中国内地就不复存在了。一直到元朝建立,这数百年间,在中原大地上连其几星残火也已罕见,惟在边塞某些地方,它尚有一息相延。   文化昌明的唐朝,留下的史料相当丰富,而有关景教的记载却如凤毛麟角,以至龙与上帝关系史上这第一朵浪花,险些被岁月的长河湮灭。在大秦景教碑出土以前,唐代长时间里有过基督教流传之事已鲜为人知,唐朝典籍中偶尔记载到的"波斯僧"、"大秦穆护袄",一般都认作是佛教一类的称谓。直到明末偶然发现大秦景教碑,经过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学者的考释,才认定了有关史实。后来在敦煌石窟又发现了少量的唐代景教文献。据此,再结合其他有关资料,我们才得以一睹这本来就不甚显眼但又有重要意义的"第一朵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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