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边闲语
其实人在大陆，只是经常被删帖，所以到此来混混。闲言碎语，打发时光。
下编：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六章 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与毛泽东的强势地位
一 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
自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随红军长征至陕北，经过数年的经营，在四十年代初，中共已在延安建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
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的有人口三万七、八千人，市区居民的七千人，大部分居住在城南，三万多人是中共中央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干部，他们散居在延安及其郊区。 [1]
在中共的设计下，依照瑞金时代的经验，延安人口构成中的这两部分都已被充分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在边区和延安市，中共建立了垂直的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中共的政令可以自中共中央、边区党委（西北局）、边区政府一直下达到市、区、乡党组织，直至农村中的党支部。边区自卫军在各区、乡、村都有基层组织，他们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还担负起检查路条、捉拿嫌疑分子的治安保卫任务。
延安的三万多干部更是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分属于不同机关和学校的这几万名干部，虽然生存在延安和边区的环境中，却自成体系，与延安的百姓基本不相往来；构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中共干部群体。
中共干部群体的独特性，首先在于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二是他们都是「公家人」。每个人都有自已的「伙食单位」，过看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
延安生活的意识形态化与中共的性质及抗战后延安环境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中共原本就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号召的政治和军事集团，意识形态是维系其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动力，1937年后，大批知识青年就是冲着中共的意识形态而投奔延安的。为了安置和训练大量来延的知识分子，中共在延安创立了十馀所各类学校，其数量与规模远远超过瑞金时代。
四十年代初，延安几乎成了一座学校城，各类学校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训练和传播基地，在延安的政治生活中起看重要的作用。延安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抗大总校、中国女子大学、鲁艺、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央组织部训练班、中央职工委员会训练班、西北公学（枣园训练班）、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军事学院、炮兵学校、军委机要学校、西北行政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等，这些学校与国统区的所谓「正规学校」完全不同，不仅学时较短，课程设计也主要以思想训练为主，因此，大量的学校又强化了延安的意识形态氛围。
生活在延安的干部群体在各自的机关、学校过着一种基本生活用品依赖于平均分配的供给制生活。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中共军队尚有经费拨出。 [2] 1939年后，国共关系恶化，边区开始被国民党军队封锁，国民政府拨给中共军队的经费也时断时续，1940年后更完全中断，造成边区和延安的物质供应出现极严重的困难。
边区一百五十万居民要养活近十万的中共部队和干部，负担极重。为了舒缓粮食压力，1939年抗大总校和陕北公学迁移至华北办学。中共为了彻底解决物资供应困难的局面，在1939年后发起生产运动，到1940年后更掀起大生产运动，同时各机关、单位纷纷兴办了各类经济实体，以解决单位内部的物资供应。作为战时环境下为解决生存而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中共还以「特种物资」的名义，「种某物」，「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 [3]
1939年后，延安的物质生活已十分艰苦，但精神文化生活却十分丰富，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后，马上就发现自己置身于红色理论的海洋。中共在延安创办了一批报刊，计有《新中华报》（1941年扩大为《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化》等。延安最大的出版单位──解放社还出版了《马恩丛书》等各种理论和政治宣传读物。1939年萧三从苏联返回延安，办起了俱乐部。迅速将交际舞传播了开来，交际舞会、京剧晚会、大合唱、《日出》、《雷雨》，使延安的革命斯巴达式的生活又增添了一种活泼、欢快的气氛，除了间或有日军的空袭，延安似乎已远离战时生活环境。
在延安「公家人」的日常生活中，老干部占据了极重要的位置。所谓「老干部」，大多也只是二十八、九岁至三十多岁，他们一般都经历过长征，现在担负着各机关、学校的领导工作。1941年后，延安将许多高级干部从各根据地调来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另外也带有储存、保养高级干部的意图。中共中央为了照顾担负领导职务的老干部，专门成立了中央保健委员会，为他们提供较好的物质与医疗服务。延安的两个主要医院：边区医院与中央医院的服务对象也有差别，中央医院主要为领导干部及其家属服务，间或也为经组织介绍的一般干部治疗。为了照顾老干部的身体，1940年延安光华农场建成，里面存养了一群从华北根据地迁来的荷兰奶牛，享有特灶供应的老干部每天都可享有鲜牛奶供应。
随着抗战初期延安的抗战救亡气氛慢慢转变为日常生活的气氛，延安「公家人」内部的关系也逐渐发生变化，不仅老干部与新干部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即使老干部间也是飞短流长，相比之下，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还比较亲密，[4]尽管气氛已与1937—上938年很不一样。
1940年后，三万多「公家人」已在延安完全安定了下来，党在思想上、行动上和生活上全面地照管着他们，此时延安与大后方的交通已经中断，除非经组织派遣和遣散，延安的干部已不能返回国统区或自行前往任何地区，在这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个人离开组织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
[1]据《谢觉哉日记》称：1938年9月他询问延安市市长高朗亭，被告知延安市居民六千多，学生、干部、部队有二万多。查1939年仍有许多外来青年进入延安，1939年末后，外来青年来延安人数急剧减少，这样到四十年代初，延安学生、干部人数就达到三万人左右。另据胡乔木称，抗战爆发后来延安的同志共四万人。笔者认为，这四万人包括在边区各县工作的外来干部，在延安的干部一般估计在三万左右。参见《谢觉哉日奇》，上，页273—27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9。
[2]在1938年，延安各机关、学校的生活条件总的情况还不错，中组部的干部一周能吃一顿大米，两顿白面，其馀都是小米，每周还能吃二、三次肉。参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71。
[3]《谢觉哉日记》，下，页734；另参见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页111、155-56；另参见周维仁：《贾拓夫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页77。
[4]参见王惠德：〈忆昔日〉，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76。
[5]李锐：〈忆丁玲〉，载李锐：《直言》（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页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