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国力和财富，到了正德时几乎已经达到了顶峰，它同时也培植了朱厚照疯狂行径的温床。像“豹房”，“威武大将军”等经典词语，把这个不甘寂寞的大玩家的形象，暴露得面目如生。而此后世风日下，贪污腐败等等，此君也该算是始作俑者。正德皇帝只活了三十岁，就结束了短暂的生命。
而到了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登基上台后，淫风色欲则更甚一步了。说句实话，嘉靖在位的四十五年，可以说是历史上汉人掌控的政权中，最为繁华的阶段之一。那时的江南一带，异常的富庶，商业经济波涛汹涌地冲击着农耕经济。土地兼并的事实，加上多生产粮食并不能致富，因此连农夫们都不想种田了，于是闲人就多了起来，他们成了市井社会的润滑油。而很多闲人都投身到大户人家，情愿卖身为奴，做寄生虫。富裕的社会，就像瓜熟蒂落一样，同时也是堕落的温床。好在富裕本身具有相对的凝聚力，因此江南闲汉们的为害，还不至于像若干年后崇祯年间，以王嘉胤、李自成、张献忠等西北闲汉们那样登高一呼，揭竿而起，席卷了整个帝国，为害天下，并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灭亡。
然而，太平皇帝多无所作为。有野史记载，嘉靖皇帝“性忭”。什么叫性忭呢？就是性欲亢奋。嘉靖好道术，并且将它跟房中术结合在一起，大搞采阴补阳的长生之道。他炮制的“红铅丸”，就是别具一格的一种丹药。何谓红铅？“红铅者，天癸水也。”那么什么又是天癸呢？《黄帝内经》中说：“月事以时下，谓天癸也。”也就是女性的经血。不过，这红铅可不是一般的女性月经，而是处女的第一次月经。因此，嘉靖皇帝就时常征召民间十、三四岁豆蔻年华的少女入宫，一方面为他炼制红铅丸提供原材料，另一方面也充当他进行泄欲、采补的活工具。嘉靖让这些正在发育阶段的少女们，在经期来临时，夜半时分裸身长久地站立在庭院中，身上沾满了露水，然后与月经相融。太监们捧着器皿接下了，再炼成丹丸，供他享用，以便提高性能力，并延长寿命。只可惜事与愿违，嘉靖的修炼未成正果，六十岁时就殚精竭髓，一命呜呼了。
正德，嘉靖的荒唐性事，只是明代中后期性生活泛滥的一斑。宫中如此，民间也逐渐开始流行起淫风。明代中期嘉定的戏剧家沈采，在他的传奇《千金记．起盗》中就说了：
“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
他揭示了明代中后期的一个真实的现象：在物资充裕的年代，人们精神空虚，因此脐下三寸的欲望，就急剧地膨胀了。被窝温暖了，不免就会生出些鸟事来。在娱乐相对贫乏，然而温饱已经不成问题的年代，淫欲就成了最好的消闲方式。在当时，偷情是比较普遍的街谈巷论，人们不以为耻，仅偶尔以此图利而已，比如捉奸。城市中的通奸成了一种流行现象，邻舍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时的地方官员，一般只处理三件讼案：一是偷盗，二是奸情，三是财产纠纷。后来人们学乖了，第三种讼案就不见官了，免得落得别人中饱私囊。
明中叶之后，文人原创小说异常发达，而且种类繁多。其中不乏以言情，偷情，甚至色情为题材的。小说中人物的情爱过程，效率极高，往往三言两语之后就直捣黄龙府了。我们在翻阅那些小说时，可能会因此脸红耳赤，道德感像虱子一样爬上我们的心头，让我们坐立不安。我们在指摘某某思想不开窍时，总喜欢用你这人思想太封建之类的词语。殊不知，人家在六百多年前，就已经进入我们如越雷霆般探进的后现代社会了。因此可以说，性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前锋。
《金瓶梅》被公认为是“天下第一淫书”。毋庸讳言，作者兰陵笑笑生是个大才子，此书虽有警世意义，但是作者描写起性事来，却不厌其烦，其乐无穷，给人的感觉未免低俗淫荡。不过，如果我们对中晚明的世风与生活习俗等背景有了了解后，就会理解兰陵笑笑生创作此书的商业用心了。实际上，那个时代的淫风，比《金瓶梅》里的描述，还要严重得多，也要肮脏得多。
《金瓶梅》中，西门庆拥有一妻（吴月娘）五妾，如果算上早几年因病而死的卓丢儿的话，那就是六个小老婆。其中，李娇儿和卓丢儿都是妓女，而潘金莲、孟玉楼、李瓶儿，都是些什么人呢？说起来，她们都是“再醮女”，也就是现在说的“二锅头”。按传统礼教来看，这些显然是背经离道的。但是在中晚明，这种现象根本不算什么。别说民间的小老板、小暴发户了，就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找个婊子做小老婆已经没有人笑话了，相反还被人羡慕，因为这在当时已经成为时尚了。妇女离婚了，只要长得漂亮，再嫁不难，也很正常。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典型的有奶就是娘，有钱就牛逼。社会的伦理、纲常已经破坏得差不多了，所谓“礼乐崩坏，人心不古”。
像西门庆这样的市井无赖、小混混，从小就“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到了二十六、七岁的年龄了，还任意妄为，他“专一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风”。可就是这样的流氓，居然在当地成为一霸，全县都怕他，而且越混越发，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大财主。他经营的商务，从卖药、贩布到贩盐，什么都干，这样的流氓、恶霸、奸商，后来却成了官员，而且是人见人畏的主管山东一省的提刑所理刑副千户。
西门庆是个不折不扣的色魔，用潘金莲的话来说，他是“属皮匠的，逢着的就上”。再好的女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娶再多的小老婆，他还是会去外面嫖。他从来没有强迫过女人，但在他设计下，一又一个的女人主动投怀送抱，甚至有不少不正经的女人，比如奶子、宋惠莲、王六儿之流，因为跟他有一腿而自豪不已，甚至四处炫耀。西门庆泡妞，从来不强迫，他有的是时间跟女人泡，有的是闲钱给女人小恩小惠，王婆总结的搞掂女人的五字真经“潘驴邓小闲”，他全部具备，所以他用不着强迫。他看上的女人，几乎都跑不出他的手掌心。
潘 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宋惠莲、王六儿、贲四嫂、林太太、如意儿、迎春、秀春、兰香、来爵媳妇惠元等等，无不如此。书中写道的被西门庆淫过的妇女，有名有姓的就有二十三个（包括“兔子”男宠）。而实际的数字估计还不只于此。清河县里，大约有点名气的妓女，像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等人，差不多都被他染指过。而像李娇儿、卓丢儿两人，更是被他纳为小妾，朝夕淫乐。
在西门庆的身上，淫风乌烟瘴气，秽臭不可闻。西门庆最后是死于春药“红铅丸”的。红铅丸在民间又名“胡僧药”，前面曾经提到嘉靖也好此道，不过民间的采制方式估计跟嘉靖的不同，因为没有宫中那么优裕的人力条件，但是药力却增强了。西门庆就是过量地使用了红铅丸，导致体力衰竭而暴毙的。
在中晚明，像西门庆这样的色魔，比比皆是。在那时的士大夫群体中，使用各类春药，蔚然成风。据说滁阳有一位炼丹师聂道人，专门出售一种药性浓烈的春药红铅丸。当时，庐州知府龚廷宾的家里养了很多女人，但是苦于体力不支，终日闷闷不乐。于是他花上百两银子，从聂道人那里买了十个红铅丸。他急于求成，在一个月之内将所有红铅丸全部吞服下去。结果七窍流血而死。
而更可悲的是，万历年间著名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据说也是死于由经他一手提拔的谭纶敬献给他的“胡僧药”的。谭纶本是出于好心，他知道张居正就好房中性趣这一口，没想到却是好心办坏事，将首辅的“一条鞭”给废了。张居正死时，“肤体燥热，如炙鱼一般”。一代名相，竟如此暴卒，呜呼！
不仅如此，更为荒唐的是，明代中后期的色欲之风，也弥漫到了清静的佛门和道观。很多小说都对越轨的和尚，进行了赤裸裸的鞭挞。对那些肮脏的出家人的不检点的性生活，做了锋芒毕露的揭露和嘲弄。在明代世俗小说中，有三段经典的名言，经常被作者们引用。一是：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中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二是传说出自苏东坡之口的：
“不秃不毒，不毒不秃。
转秃转毒，转毒转秃。”
三是：
“一个字便是僧；两个字是和尚；
三个字鬼乐官；四字色中饿鬼。”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像在前面提到过的闲汉，有很多就混不下去了，就剃头出家了，但是凡心还在。但凡是男人，一般都具有四种幻想：一是钱，二是权，三是名，四是性。这些在明清小说家的笔下，都显得合情合理。他们打着劝诫的名义，实际上对这些风气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和尚呢，则属于边缘人物，他们的神秘性，正是妇女们最倾心的摸索对象。因为明代对僧道的管理制度比较松散，因此僧道们大都可以游离于官府管制之外，成为相对独立的个体户。
所以良家妇女们见了和尚，就跟富家子弟见了妓女一样，某种默契，尽在不可言表的眼神之中。如果说妓女在男人们的心目中就像是挥之不去的瘾头一样，那么和尚在明末的文人小说中，也成了深闺妇女的性幻想对象。明代妇女，除了“三元”节跟清明可以明目张胆地出门游玩之外，另一个借口就是到寺院去烧香还原。文人作家们相信，烧香是假，而跟和尚眉来眼去是真。
在那些世俗小说中，和尚们的床上功夫，被大肆渲染。像《梧桐影》中的三拙，《禅真后史》中的华如刚，《欢喜冤家》中的老中青三个色僧等，哪个和尚不是色中饿鬼？和尚跟一般城市流氓的区别在于，他们具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和社会声誉。这些资本，让他们在女色面前，如狼似虎。拟话本《三言》《二拍》中的一些章节也提到了这种情况。
快感来自意想不到的刺激，而光头更成了性感的象征。和尚与怨妇们如鱼得水，干柴烈火，一点即燃。这种赤裸裸的渲染，其实暗示的就是一个主题：人不是为了精神活着，而是为了肉体活着。教化思想在这里不具备任何的说服力。佛道也好，儒道也好，都是身外之物。
所以，读过《金瓶梅》的人们，千万不要惊诧于其中的物欲横流。倘若读过《欢喜冤家》后，你才知道什么叫人尽可夫了。这些小说中女人的纵情，估计有两个科学的根据：一是裹脚，因血液挤压，反而增强了女人的性欲，《欢喜冤家》中濮氏在欲炽难忍的情况下，从阴部拉了一个大血块出来，即是明证。二是如荷兰作家高罗佩所言，江南一带的女人，因为多雨，以致阴户松散，括约肌弱。因此和尚得手，多在阴雨天气。
和尚在明末文人小说中的异军突起，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女人本家正儿八经的男人在性方面的退却，因此必须藉此扔下一个烟雾弹遮羞；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一般的妇女已经不能满足于闺阁的道义枷锁，因而急不可耐地需要寻求身心的解放了。越是隐秘的地方，越是罪恶的隐身之处。就像《十日谈》。但是罪恶总是会给人带来快乐的。所以我们只能为我们人性中的最隐秘之处，表现出某种无奈。快乐总是伴随着罪恶来临的。没有罪恶，就没有快乐，如此而已。
比较有趣的是，尼姑的性作为就跟男宠一样，在明代中后期文人小说中，都被淡化了。看来那时的文人们，对弱者还是持着保留态度的。像《禅真后史》中的性空，把和尚邀请到庵里快活，殊出意外。因为把庵堂做为妓院，实在是荒唐透顶，让人难以想象的了。
性是女人对自身尊严的最脆弱、也是最后的一道保护网。但是女人倘若以此守节，无疑又是一种畸形的选择了。女人们心底深处最大的愿望，其实就是成为一个富有而有才华的妓女。柳如是是如此，现代的张爱玲以及她的追慕者也是如此。而男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个拥有金钱和权力的、让人尊敬的偶像，以此弥补脐下三寸的累赘之物，给他们带来的浑身不舒服。这其实是一种欲望膨胀的自恋情结。
我们知道，文化的精髓是不受经济基础影响的。它们往往都是先于文明的闪现而发达的。这也是我们汉人唯一可以在世界上值得炫耀的命门。然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在文明发展渐次繁盛的时候，却出现了文化的巨大滑坡，导致整体社会道德基准的堕落，最终引发了摧毁王朝的危机。这一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反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