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园落辫 (图)

 　　　　　　　张园落辫

---

　　是谁首先告别清朝，剪掉了中国第一根辫子？辛亥革命中的这项商标权，广东人和上海人有得一争。 广东南海人冯自由说，他的父亲最先剪掉辫子。冯镜如先生在日本的通商口岸横滨办了一家印刷店“文经活版所”。1895年，“甲午之战，旅日华侨多避难返 国。及马关和议既成，侨商渐次东渡，余父仍有戒心。以生长香港， 遂剪辫易服，求英国领事保护营业。旅日侨商之解除辫发者，实以余父为嚆失。”冯自由在1896年14岁的时候加入了“兴中会”，后来做了孙中山的秘书。同 样根据冯自由的回忆，孙中山是在第二年（“乙未”）在横滨的冯家割断辫子的。
　　是的，中国最早的剪辫者，是广东人。甲午战争前，大清国民还能为自己脑后的这根辫子自豪。这根辫子，和清朝的黄龙旗一样，是中国人的象征，或许还是来 自文明国度的象征。十九世纪被贩到旧金山的华侨们至死还拖着辫子， 生怕因为活着吃过美国饭，死后翘不成辫子，成不了中国鬼。泱泱大清被蕞尔日本打败后，这种文化上的自信彻底毁灭了。冯镜如在自己的店铺前，挂起了英国旗 帜，穿起了西装，剪去了辫发。有些精明实际的广东海外商人，开始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感。他们仍然还是中国人，但不再承认自己是大清国人。把“中国人”和 “大清人”分开的做法，在当时很困难。这一群“名教叛徒”的传闻，传到国内，个个被视为江洋大盗。孙文的“文”字被加上了三点水，记为“孙汶”。
　 　但是，上海人还是可以争辩说：中国第一根落地辫子，落在上海。1900年7月26日下午，浙江余杭人，中年学者章炳麟到上海沪西的张园开会。当天到会的 有沪上“名流”八十余人，有退隐的高官文廷式、马相伯，有曾国藩的大幕僚容闳，还有知名学者严复、宋恕。会议主持者是活跃在上海、武昌、广州和日本的湖南 政务活动家唐才常。当天他们组织了一个“中国议会”，准备以上海为基地，武汉为前线，湖广为策应，组织南方军队，北上拘押慈禧太后，把光绪皇帝营救出来。 然后推翻满清，建立汉人执政的君主立宪国家。
　　会上，章炳麟同意在上海发动“革命”和“反满”，但坚决不愿再与光绪皇帝共戴一天。革命务必彻底，反满从头到脚。33岁的章炳麟，汉学大师俞曲园的学 生，当时是上海《亚东时报》的主笔。学问固然一流无匹，性格也是独立不羁，惟资历却是不厚尚浅。可能由于一腔的激情无法倾诉，也可能因为人微言轻不受重 视，他急了。他返身找来一把杭州剪刀，举手“咔喳”，当时当地，在会场二百多人的惊谔盱吁中，中国第一根辫子落地。
　　章太炎生于吴越之地的鱼米之乡，体内却是流着一腔燕赵古人才惯有的热血。看他留下的相片，不笑的－清末民初人拍照片，除了妓女，很少有笑的。中国人拍照时，Say cheese，说“茄子”是本世纪稍后的事情。脸上那南方的柔韧细腻和北方的
　 　豪迈刚毅，铸成了他一副典型的“南人北相”，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狂狷任侠。这样性格的人物，明清的江南，前有顾亭林炎武，后有周树人鲁迅。一个 是章炳麟的精神导师，一个是他的学业门徒。顾炎武、章太炎、鲁迅这样的性格，在江浙籍贯的人群中真的少见，好象是属于“另类”，抑或“异类”，称为“犟头 倔脑”。章太炎更过分，他还得有一个“章疯子”的绰号。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他老师“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绕者，并世亦 无第二人。”章太炎是清末学人中的第一智勇者，这应该没有问题。
　　江南繁华之地，江苏、浙江、安徽，在中国古“九州”中属扬州，史书上常有“扬州近水，民风柔弱，生性轻扬”的说法。通常的江南浙北之人，文弱儒雅者有 之，轻薄浮滑者有之。江浙人确实许多“小市民”、“小文人”，北方固然不少舍身捐躯之勇士。但是，谁也不能轻视江南。中国近代真正的大智大勇之匹夫，慷慨 悲歌之豪杰，还是多出于江南，不信你去数。明末王思任就说过：“吾越乃報仇雪恥之鄉，誹藏垢納污之地也。”
　　细究起来，章炳麟的辫子确实还应该算是中国第一根落了地的辫子。冯镜如、孙中山的辫子，落得固然早，但落在日本，不落在中国本土。可以这样说：落在日 本横滨的，是中国人第一根落地辫子；落在上海张园的，是中国第一根落地辫子。还有，在日本剪辫子，离清朝远，剪辫子只有好处，没有风险，还有一些为做生意 考虑的便利之处。象1900年 的章炳麟这样，在上海的租界里，在清朝官员的鼻子底下剪辫子闹革命，需要更大的勇气。没有了辫子的章炳麟，头上少了东西，在上海马上成为突现出自己是异 类，到处受到捕快的追捕。上海又不能住了。二年前，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也受到过牵连，躲到了台湾。1900年的冬天，他潜回杭州老家，还是有人追来。结果 正月初一，他不得不“避之僧寺”，和老和尚一起，念着佛经，度过了他的世纪之年。
　　中国历史似乎有一个官定的儒家“三段论”：大前提：中国是一 个文化帝国；小前提：帝国统治需要中央意识形态；结论：帝国的皇帝和官员，有责任努力把原本属于个人、族群、社区和地域的文化，改造成划一的中央意识形 态。清初的意识形态问题是头发。头发的长短和式样，在清初绝不是单纯的个人问题，而是一个立场分明，关系江山千秋，永不变色的路线问题。
　　明朝 人留的是短发，束发髻，盘在头顶。南方天热，窝酥。男人常出汗，头要常汰，用香草汰。汰头沐浴后，振衣焚香，躺在后花园竹塌上抚琴吟诗，象煞有介事。然 而，中国这么大，风俗本难同。清朝从大漠以北来，天冷，少汗少浴，编辫子留着，自然方便。但他们统治南方后，也要求大家把脑门前的一块头发剃掉，然后把后 面的部分编起辫子来。否则，“留发不留头”，不是酷，是残酷。“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清朝为建立这个意识形态，曾经在江南杀了多少人。江南人为保住 自己头上的汉人标志，曾经流了多少血。读历史书的人会奇怪，明末的江南人为什么会如此地固执于自己的头发，以致一反历来柔顺随和的民风，以死相争。其实不 怪。因为清朝要建立的是统摄一切的意识形态，它要改变原有文化的所有结构，让传统人无法生活。
　　传统的力量确实强。从1644年南方人不肯剃发留辫，到1900年大多数的南方人不愿剪辫，这就是传统的力量。清朝的二百六十七年统治，汉人也习惯了 辫子，没了反而不舒服。辫子，成了新的传统。1911年以后，北京学术界还有两根最有名的辫子。一根挂在从外国回来的南洋人辜鸿铭脑后，另一根在章炳麟的 临县大同乡、海宁人王国维身上。他们都把辫子 看作是经过自己认同了的文化象征。
　　意识形态是一种滞后的保守力量，它会在崩溃后还残留人心许久。不但有读书人舍不得剃发留发，情况在上海的平民当中也一样。章炳麟的第一根辫子落在张园 后，上海轰动了。随后的十年里，辫子又一次成为南方人的心理情结。情绪亢奋的年轻人，用剪辫子来表示自己的开明。江南不少青春期的反叛青年，为了躲家乡的 烦闷，村姑的乏味，到上海轧洋场闹猛，随便就把辫子剪了。从上海到内地，从南方到北方，中国人的辫子纷纷落地。大清王朝，无可奈何花落去。但是，剪掉了辫 子，换不掉脑子。清朝老大帝国的旧观念，很多还留在旧臣民的心中。清末有种无辫之人，混在上海租界，弄一份洋行差事，不时冒几句革命新名词，既不守中国礼 仪，又不懂外国规矩，被称为“假洋鬼子”。他们还真不如特立独行，拖着辫子的辜鸿铭、王国维。这种人，真是 “无辩之人”。
　　1911年前十年的上海，假辫子逐渐成为走俏货。南市的假发店，苏州人开的，原本只作女人的生意，忽然家家改做男人的假辫子。 “义发”，和“义乳”、“义齿”、“义鼻”放在一起卖，都是假货，假真货。中文里把“假”说成“义”，真是绝妙。“干儿子”称为“义子”，如果称为“假 子”，多无趣。“义发”的顾客们多是北市来的洋行买办，他们去内地置办货物，需要打扮。还有留学回国，路过上海回家探亲的公费留学生，回家乡，向县太爷报 到，也要有根假辫子。辫子生意，真的火。说到底，辫子不过就是个文化符号，你不把它当真的话，它一点也不真。
　　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是懒得革命的。不到山穷水尽，不会揭竿而起。中国人对某朝某姓态度，就象小娘初嫁一样，总希望从一而终。中国人和欧洲人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人一直分不清 楚民族与国家、王朝、政府之间的区别。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已经会把法兰西民族，与法国国家、波旁王朝、路易国王和内阁政府分得清清楚楚。一个法国人，自豪 的时候一定自称是“法兰西人”，不会说是“波旁朝人”。因为“国家”和“王朝”，不是一个概念。中国人就不一样。“中国人”的概念，总是和王朝依附在一 起。清朝中国人称自己是“大清朝人”，就象汉代以后，中国人自称“汉人”，唐代以后，中国人又有称为“唐人”的。清末的上海人、南方人之所以要革清朝的 命，实在是因为北京的统治太不象话。
　　1900年的张园故事，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章太炎剪辫子时非常冲动。他不但割去了辫子，还甩掉了身上的马褂。马褂，这也是满人入关后强加给汉人的 一件标志。上海的六月天，华衮的士绅也是轻装简服。章太炎脱了外衣，就是赤膊短裤，一时没有合适的衣服换。跑到街上的“章疯子”，租界“红头阿三”即使不 是为了他的半截头发，就因为在街上赤膊走路，就可以关他进老闸巡捕房。仓促之间，“章疯子”穿上朋友刚买来的 一套西装－“会执友以欧罗巴衣笠至，乃急断发易服。”“立正朔”、“建国号”、“易服饰”，历来是改朝换代的大事，马虎不得。“革命文豪”、“民国元勋” 的章太炎却是临时穿起借来的西装与满清帝国告别的。这正好象征着说：二十世纪的中国，变了。变得世界化，国际化，变得不再是帝国，同时也变得仓促慌乱，中 国人的内心失了主张。
　　孙中山、章炳麟是中华民国的“国父”，“开国元勋”。他们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二，至少表面上是这 样。“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政党政治”、“府院制”等等，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很多是这两位先驱参与设计的。广东人孙中山、浙江人章炳 麟，他们长期在上海活动：“中华民国”的国号是章太炎在他上海书斋里拟定的；《建国方略》的大纲是孙中山在他的上海寓所里写就的，中国人的新国服“中山 装”是孙中山在上海南京路奉帮裁缝店“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定制的。“中华民国”代替了“大清国”，“中山装”取代了“旗服”，这些中华民族新的共戴，都是 在上海租界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