蟒 蛊（下）
4
还是这年的秋天，天气渐渐凉了。溪边的水草淡黄，溪水还是那么绿。白云化尽，远山如墨，夕阳也比往日早些散落了。
一天，我和阿利偷偷爬进礼堂。没有人影的礼堂里空寂得可怕。高高的穹顶，空空洞洞地撑在半天。在没有人的空间里，寂静就是你最难摆脱的孤独。而这时我突然觉得，世界似乎也就这么大。后来我觉得，从空间上去理解，人生也许只是一种假设。
阿利在礼堂中拳打脚踢了一番后，翻身上了舞台，他在台前模仿着大眼睛女党代表的样子，举手亮了一个相。他的动作实在太滑稽了，我差点笑了起来，但最后却感 觉到两滴眼泪，漫出了眼角。我迅速抹去泪水，笑着说：
“你演得一点都不象。你握枪的姿势，就像被八路军赶了几天的一个小特务。”
阿利绕台一圈后，突然提议说：“我们为什么不到舞台下面去看看？”我迟疑了一会，阿利已经翻起一块松动的木板，缩身钻了下去。我还在犹豫，阿利在台下喊者：“快下来，这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我于是缩身爬了下去。
舞台下面黑漆漆的，我隐约看到阿利正在吹一个气球，他吹了一半那气球便炸了，把我吓了一跳。阿利叫着说：
“什么东西粘乎乎的，臭死人了。” 多年之后想起这事，我怀疑阿利吹破的，可能是一个使用过的避孕套。
那时下乡演出的文工团团员，都秘而不宣地随身携带这种简易的性防护工具，以免在潮头时失去自制能力，招来灭顶之灾。那时这种俗不可耐，让男士们咬牙切齿的 性爱工具，与其说是为了防止预算外的婴孩自天而降，毋宁说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脑袋。但是若干年后，这玩艺儿纯粹就是为了保护女士们的身体，免遭医院劣质的器械痛彻心底的虐待用的。真正疼爱心爱女人的男人，是不会让女人去服用乱七八糟的避孕药的，那样只能使她们全身浮肿，用提前进入衰老的代价，去搏取床头鱼水 之欢。我记得我们有个中年男邻居，在作接扎时，挺身而出，作了输精管切割手术。手术后他一下子就蔫了，脸上就象酱瓜似的，但是他心满意足。因为他已经拥有 了二男四女。他放任他老婆去四处打情骂俏，有次他看到他老婆从民兵营长家里出来，二话没说，掉头就走。他试图选择性功能退化来赢得女人尊重，结果适得其 反。输精管与输卵管的切割，是人类文明的祭礼之一。我们是个鼓励自我摧残的民族。几千年来，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我们似乎至今还搞不清楚人的生产与维护人的生存的关系问题，因此只能借助残忍的手段来维护轻薄的面子。
对我们民族来说，避孕套所防御的，不是自尊，而只是无耐与无能而 已。 94年，友人要我一起去登长城，我谢绝了。人各有志，长城让我想到了什么，大家心知肚明。
若干年后，避孕套这种蹩脚 的塑胶玩艺儿摇身一变，成了寻花问柳的男人们的一面盾牌。这些男人们在飘飘欲仙地寻求刺激的同时，还没忘记自己身上的最起码的责任，这至少说明，我们这个 社会还没有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记得八十年代后，避孕套在很多药店医院都属于免费福利品，假如你冒称自己是某个乡的乡长，你大可以扛上一麻袋的这种塑胶 用品，大摇大摆地回家去。你的家里倘若有一把给自行车充气的气筒，这时你意想不到的乐趣就来了。你把那些塑胶灌上气，做为枕头，那么你上半身的感觉，绝对 要比下半身受用多了。
因为那气球爆裂的响声，我和阿利在舞台下突然看到了不远处亮起了两个酒杯大的绿色光圈，我们面面相觑，惊惧不已。那 光圈开始缓缓地朝我们挪动过来，还带着咝咝的声响。光圈越来越近，我们都听到了一种肉体与硬物摩擦的声响。我跟阿利的手紧紧攥在一起，异常恐怖地感觉着那 漫长而沉重的躯体，从我们身边爬过。
那是一条粗大的蟒蛇。根据我的判断，它足有两丈多长。后来据老年人说，那蟒蛇六十多年前就已经在附近一带墓地出没了。
5
那是个令人难忘的秋天。
九月九日那天，我跟阿利一起到山上去采摘柿子。我们俩都有小偷小摸的不良习惯。春天我们吸吮茶花里的蜂蜜，使农场的茶油减产。夏天 则以桃李梅为零食，冬天啃的是甘蔗。秋天时，黄里透红的柿子都给农场里的工人摘光了，只有树顶上还有些诱人的红色在点缀着。阿利象个猴子一样爬到树巅，用 劲摇晃着细小的树枝。柿子摇摇欲坠，我慌忙脱下背心，仰脸托着，期待着那几个令人垂涎的红色果实，自天而降．这时意外发生了。
阿利是个急 功近利的人，他看摇树枝摇不下柿子，于是觉得在我上面大丢其人。这时他的荣誉感已经明显超越了他的口感，他踏着一杈枯枝，奋力扑向一个柿子。那枯枝咔嚓一 声断了。于是我在刺眼的阳光下，看到我的朋友象一只断线的风筝似的，飘落下来。他落地的时候，悄无声息。我看他大睁着眼，双手平摊在地上。他的脸突然蜷曲 成一团，象个经年风化的柿干似的。对死亡的恐惧感，让我本能地撒腿就跑。但在我跑出几十米后，我听到了阿利轻微的呼唤声：“快把我扶起来，我的矢跌出来 了。”
我犹豫一下，又跑回来了。我费尽全身气力，仍然扶不起他。阿利微弱地笑着说：“算了，你就在旁边陪我一下．刚才我好象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走了一圈，那里金光闪闪，但我被一只脚重重踢了一下，又醒转过来了。”
我们俩在那将养了两个多小时，阿利已经复原了。他先到水里洗了一下，然后我们俩便回家了。经过礼堂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一段凄厉哀惋的乐曲，象浓浓的黑烟一 样，越爬越高。乐曲停了之后，我们便被广播里的播音员告知，伟大领袖已经在凌晨时，因病治无效逝世了。阿利忍不住冲我笑说：“别听喇叭里那些阴阳怪调的人 胡说八道．我都死不了，毛主席哪会死？！你不用害怕。”
但随即我们就看到礼堂前面簇拥了几十个男女知青，他们都穿着最好的白衬衣，脸上淌着泪，有的女知青甚至失声痛哭。阿利刚开始时还在笑着，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一会儿后，他也开始不安地抽泣起来了。阿利说：“死我不怕，不过我现在有点怕 了。看他们都哭成了那个样子，看来毛主席真的死了。我们完蛋了。我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死去后，我们要上哪里去！”
我也跟着哭了起来，我 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想想看，一种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居然真的发生了。这件事若干年后我还在思考：人一旦失去了信仰或偶像，是不是还可以无忧无虑地穿 透人生？然后象凤凰涅盘一样，进入对另类时空的选择？信仰与偶像的负重如果突然从心头滑落下来，便又成了另一种负担。毛泽东的过世，就象在我们幼小的心灵 上，扎了一刀。那时毛在我们心目中，是一种人生依托。在缺乏选择信仰的年代，一旦失去这种单一的依托，各种世故的东西，便会如漫溢在大洪荒时代的大水，泛 滥成灾。
八十年代之后，我们似乎觉醒了。我们一方面谈论着民主，人性，自由等话题，一方面又任凭物欲横流。大家都象拿压岁钱买了鞭炮大鸣大放一样，在激情跟喧嚣中，度过了另一个意义上的十年“文革”，只不过这一次文革是自下而上的。各种新思维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然后冒长。新“文革”在八九年初夏落下帷 幕，从此人们对人文和人本身的关注意念逐渐淡薄，而物化的趋势则越来越明显。新派“红卫兵”错误地把民主和自由当成了信仰，而不是生存方式，他们同时也把 美国当作了偶像，以至于若干年后，我们不得不再次去体会鲁迅的那句老话：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梦醒之后，无路可走。身在美国，我们的心灵，始终只能徘徊 于恋母情结与自强自立之间。
任何合理生存方式，都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凝聚力。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仍然缺乏一个将生命，财富，家国，道义，梦幻凝结为一体的信仰。但愿后孔后毛时代，并不意味着信仰的终结，而是梦想的开始！
这时，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礼堂外面，人人脸上布满乌云，手臂上缠着黑纱。我看到鄢老师和陈老师也夹杂在人群中，脸上象挂了一层寒霜。民兵营长走到他们身前，扯下他们手臂上的黑纱，说：“你们也配？！”
出于大家意外的是，陈老师突然一拳就击打在阿利父亲的脸上。阿利父亲正要挥拳还击，革委会主任来了。她冷冷地看了三人一眼，便率先走进了礼堂。阿利父亲拿 着自己的拳头，不知道是挥舞出去，还是垂落下来。忽然他嚎啕大哭了，他的哭声渲染了气氛，在场的数千人也都失声痛哭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 那是我娘最后一次进礼堂。9．18大规模的追悼会结束之后，我的父母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他们在整点行装的时候，颇费了一番踌躇。他们各自别了一支手 枪，但一堆手熘弹却不知如何处理。我父亲沉吟了一下，最后把它们全都装进一个木箱子，扛着就走。我妈拉着我哥到一边嘀咕一会，然后掏出一张存折说：“这 个存折你留着，如果我们不回来了，你好好照护弟弟。”
失去了信仰和偶像，他们不得不落荒而逃。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阿利后来在北京王府井附近开了一家茶庄，生意兴隆。但他跟不良女人与赌徒过从甚密，这导致他身败名裂，因为两者都是无底洞。他从赌场出来的时候，如是赢家，就 会去烟花场，把赢来的几吊钱，花费在他以为是对他含情脉脉的四仰八叉的女人身上。他经常开车在电影学院，广播学院，外语学院，中戏门口兜风，以大腕或慈善 家自居。而那些风尘女子觑脸面如瓜子皮，她们点铁成金，将男人们玩弄于股掌之间。阿利如是成了输家，他便须上钱庄去，取出一些铜钿去还赌债。他是个讲信用 讲义气讲面子的人，于是，他在四十岁不到的时候，终于被人碎尸万段了。
人如果活得太实在，那么走的时候便很沉重。所谓祭礼，其实都是为活人而设的，信不信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