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告 状 (图)

【随笔】

告 状

1973年的一个秋天的清晨，正上一年级的我在上学的路上，看到我们农场的革委会副主任王某，倒扛着一把油纸伞，油纸伞的柄端，吊着个无足轻重的“北京”包，深绿色的那种，包外面印着一座我们谁也没见过的白色高大的“北京饭店”。那时的北京包算是比较时髦的，它的派头，有点像如今挎着一个LouisVuitton的花格子包招摇过市。他肩膀上的竹骨油纸伞是本地生产的，手工制作而成，伞上散发着浓烈的桐油味，一撑开来，伞上便布满了山水花鸟画。我想当初许仙跟白娘子在西湖断桥边上卿卿我我的时候，打的应该也是这种油纸伞吧？不过，现在这种伞已经不多见了。

王副主任四十来岁，一本正经的，他的这幅出门远行的形象，在当时的我看来，有点搞笑。我是在农场大楼前的荷塘的旁边碰到他的。虽然是秋天了，但是塘里仍然荷叶青青，水色深碧，不像李商隐的诗写的那样，“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我就问他说，王叔叔，你要上哪里去呀？王副主任笑着说，我要去告状。我问说告谁呀？他摸摸我的头说，你可别害怕，我要告你妈去。我又问说，什么叫告状呀？是颁发奖状吗？王副主任想了想说，就是向上头要真理去。他说到“真理”的时候，忽然像领袖一样握紧了拳头，朝空中做锤击状。

现在这年头“告状”这个词用的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上访，上诉，投诉等词。告状基本上成了打小报告的代名词。

晚上我放学回家后，看到我母亲脸色阴沉，饭也没做。后来我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我妈是农场的书记，那一年夏天，临近我们农场的一个公社稻谷歉收，公社书记于是向我妈求救，我妈就把我们农场用作来春稻种的二百担粮食，借给了那个公社救急。王副主任早就在觊觎着我妈的职位，这时终于找到了借口，他要到县里去告我妈的状。他说，县里告不倒，就到省里去告，省里告不倒，就到北京去告。王副主任在文革开始时还只是个生产队长，后来通过武斗上升到如今的位置。我妈调到农场还不到一年时间，他对我妈一向视为眼中钉，这回他的机会来了，他是不会轻易地放弃这个搞倒我妈的机会的。

几天后，王副主任挎着雨伞与北京包，满脸流光溢彩地从县里回来了。他一回来，就把他养的一只十来斤重的白色大公鸡（我迄今为止还没有见过比它更大的公鸡）给宰了，然后买了一些土烧酒，宴请了他的一些党羽。我妈很快就被组织上以渎职的名义，被冻结了职务。不过，让王副主任大失所望的是，他并没有得到我妈留下的职位，县里另外派了一个姓郑的人来担任书记。那位新书记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县委把王副主任打发回原来的地方，去当他的生产队长。

然后，王队长又开始了他的告状生涯。这次他告状的对象是郑书记，但是他告不倒背景深厚的郑书记，这让他十分懊恼。有一次，农场里召开党委会，没有通知王队长参加。王队长是什么人？！他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啊！他立马跑到场部，拿了一把扫帚，然后到厕所里恶狠狠地沾了一些污秽之物，来到会议室，问郑书记说，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党委会？还有组织性没有？郑书记说，你现在已经不是党委成员了，你应该知道组织生活的。王队长听了，二话没说，便把扫帚挥舞过去。当党委成员们看清迎面而来的是什么玩意儿时，都躲避不及了。王队长将扫帚一扔，扬长而去，会议室里一片叫苦声。座中秽物谁最多，党委书记青衫湿。

后果可想而知，王队长连生产队长也当不成了。后来他碰到我妈，有点羞赧地说，秦书记，还是你当书记那阵子好啊，那姓郑的不是好鸟，我现在跟你一样，是无官一身轻了。秦书记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跟你不一样。

我妈这么一赋闲就是两年多，在这期间，她也在不停的告状，准确的说，应该叫上访。但是都没有结果。她没事的时候，就带我们兄妹上山去打柴，接触大自然。有一次她去上访，县委常委们正在开会，我妈破门而入，向新来的、由福州军区派下来的革委会主任陈述了自己的冤屈，后来那位主任送了一篓荔枝给她，并用自己的吉普车把她送回农场。75年底的时候，她终于恢复了工作，并带着我们举家回到城里。

王队长的命运比较惨，他是个单门独户，平时好女色这一口。以前当革委会副主任时，农场里独身女人的床他差不多都想方设法地爬上去过，他的人样长得也算不错，出身也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结婚。他在丢了生产队长职务之后，开始迷上了让人飘飘欲仙的酒精，每天都要喝上一瓶的土烧酒。有一天他喝大了，脑子被酒精搅混地兴奋不已。他踉踉跄跄地来到了知青宿舍，找到最漂亮的一个他平时敢想而不敢动的女知青的宿舍，借酒撒疯，欲行不轨，结果被几个男知青痛揍了一顿后，拖到了农场保卫处。保卫处马上派人将他送到县公安局去。在车上，王队长声嘶力竭地不停叫喊：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一位领导，我要去告你们！”


01/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