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亨得森.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浦牧师)和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工作(8)

阿瑟.亨得森.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浦牧师)和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工作(8)翻译：守道翁

从学术上退还庚子赔款引起极大的反响。1926年Carroll Malone在<<美国历史文摘>>首次从学者角度来分析退款，很快这篇文章成为标准的第二手资料。Malone研究的基本材料来自清华学堂保留的官方通讯记录。它包括一套完整的外交谈判备忘录，远比<<外交关系>>系列翔实。这批信件提供了美国国务卿海子和中国大使梁城最早讨论庚子赔款和后续问题的谈判。Malone的结论仅仅是附和了一个较为流行的观点：老罗斯福总统和美国国会同时，无条件地退还了多出的庚子赔款，而且是作为一种友好的姿态，中国也完全同意将这些钱用于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的教育经费。

然而，1972年Michael Hunt在<<亚洲研究>>上发表文章，提出不同的观点。 Hunt完全扭转了美国利他主义的传统观点，将苗头对准Malone。Hunt用事实材料争论：自身利益，而不是利他主义是推动美国国策的根本。而教育是美国最容易给中国未来领导人留下印迹的一种方式。他声称这是美国官方不断给缓慢，无力的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结果。Hunt的结论：“在美国决定退还这笔退款前，如何使用这笔退款，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谈判。。。，美国政府做出了一个长期而决定性的决策，将退款用于教育”

事实上Hunt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早期的退还主要集中在教育计划可以给中国提供利益，而这个计划对美国的利益却极小。正如Hunt表明的，这一举措可以从美国培养中国未来领导人而得到利益和机会，这在当今的美国外交家中是有目共睹的(明恩浦自己明知这些，而且同意“国家的成功在于教育年轻一代中国人，极有可能在道德，知识和商业影响中得到极大的回报”)。

然而，研究退款的宗旨必须考虑当时的情形。很早以前，当西方知识分子，象QUESNAY 和VOLTAIRE倾目东方世界以此得到希望和灵感。19世纪中国贫穷落后，四分五裂。从这个阴暗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唯一救恕希望是通过西方的道德，经济，政治价值等转变来实现。换句话说，西方最好的愿望是真诚地看到中国一样好。鉴于此，打开中国的封闭就在于教育。形成一种现代化的力量来医治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弊病。象WILLIAM PARSONS 在<<美国工程师在中国>>上写的：“教育将洗涤污泥浊水”。

因此，明恩浦的计划受到总统，国会和大多数人的赞同。它不仅仅提供了一种影响未来中国领导人的可能性，而且它将双方紧紧梆在一起：中国获救的唯一希望依赖于“上帝”；西方教育可以促进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进步。

明恩浦计划的实施对中国社会，以及美中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教育计划最明显的结果就是成千的中国留学生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学习，毕业后以医生，工程师，科学家和教师返回中国。除了能使中国学生在美国的大学和在中国的清华学习，退款还在中国各地建立了不同种类的各级院校。一种明恩浦也没有想到的中国教育计划。这都归功于部分退款补济了其它中国院校。例如，中国基金会(中美两国建立的监管退款发放组织)援助的华中大学图书馆系项目(THE BOONELIBRARY项目SCHOOL)；岭南大学，南京大学的农业系，齐鲁大学和中国西部大学的医学院，数不清的中国大学里的化学系等等。

许多庚子赔款的学者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海外取得瞩目的成绩，例如在科学领域，吴宪从MIT毕业获得学士学位，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于191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血液分析，对医学科学做出了突出贡献。1920到1925年六人小组在美国学习物理学，怀揣着博士证书回到中国，成为中国第一个教授物理学的老师。胡适-中国著名学者，政治评论员，蒋介石的心腹，就是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于1910年来到康耐尔大学学习。数不清的庚子赔款学者出版了众多著作：陈少宽的<<孔夫子和他学校的经济原理>>(1911年)；李平华的<<中国经济史>>--农业分部(1921)； 陈塔的<<中国移民>>--劳工现状(1923)。

并非所有的庚子赔款学者都一样成功，从1854年到1954年，总共有2万2千名中国学生来到美国学习，几乎一半的人没有拿到学位。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对于庚子赔款学生来说，许多尽管在清华学堂学习，然而对于大学教育还是准备不足。有些人遇到经济上的苦难，他们的奖学金不够支付生活上的费用，而另一些人是不能适合海外的生活，特别是有些人不能认同“黄种人”这一群体。许多中国学生毕业后，看到他们同背景的毕业生失业率高，这是因为中国小农经济无法提供他们内心所期望的学术工作。

有些学生的困难不能承受，明恩浦的计划将高等教育寄托于中国和美国，这样可以触及到中国成千上万的学生。然而它却在中美关系中，播下了最痛苦和漫长的种子。很少有人触及这方面的问题，退款确实引起极大的争议。退款立法中的自我陶醉，美国人试图忘记他们的政府有条件的退还，这赔款本来就属于中国，而不属于美国，只是被美国高估了。中国并非是缓慢地辨别这个事实。然而，有条件地退回使用实际上是对中国如何使用这笔钱的不信任。傲慢和有民族主义的中国人因此对美国的居高临下和家长式的姿态表现出愤怒。他们把退款用于中国年轻人在美国的教育，看成是西方干涉中国内政的一种新篇章。正如1908年12月一位中国记者写的，“中国就象一位客人，它的事务，要有这些强权国家联合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