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译者注：该文是美国当代两位知名学者对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和对外政策等方面的反省，刊登在《国际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 2011年5-6月期上。
译文首发于强国论坛：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115663075&b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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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
纳西姆∙尼古拉斯（Nassim Nicholas），纽约大学理工学院风险工程专业的杰出教授，《黑天鹅：百年一遇的影响》（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一书的作者。
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布朗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为什么美国政治经济精英阶层一直处于状态之外？当2007-2008年世界金融体系破产的时候，尽管许多分析显示已经不可避免，并没有随处看到痛哭的情景。人们对于当前中东的动荡局势的反映也是如此，这一点都不奇怪。这两者的关键问题，都是以“稳定”的名义人为地压制了生命的跌宕起伏，即它的波动性。把观察不到的风险推到其概率分布的统计尾部，并且允许这种高投入低概率的“尾部风险”从政治家的视野中消失，这不仅是误导，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全世界都在见证的就是高压体制的爆发。
被人为压制波动的复杂制度展示不出可见的风险，但却常常极端脆弱。事实上，随着在表象下面无声风险的积累，这样的制度又太过于平静，展示的变化最小。虽然政治领袖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们所表述的意向是通过抑制波动来使制度更加稳定，但其结果往往是相反的。被人为约束的制度很容易变成“黑天鹅”，即对于一组观察家而言，在统计上极不规范而且根本无法预测的大规模事件面前，这样的制度是极其脆弱的。
此类环境最终将经历巨大的风暴，使人们措手不及，破坏数年的稳定，有时甚至会以比不稳定的初始状态糟糕得多的方式收场 。的确，风暴来临的等待时间越长，其结果对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破坏就越大。
设法限制变异性似乎是个好政策，（有谁不喜欢稳定而喜欢混乱呢？）所以，政治家们的好意不经意地增加了大爆发的风险。对自然制度属性的同样误解导致了2007-2008年的经济危机和目前阿拉伯世界的动荡。政策含义相同：要使制度可靠，就必须让所有风险看得见而且有出路——正如拉丁文所说：波动而不沉没（it fluctuates but does not sink）。就像一个稳健的经济体制鼓励早期故障（即“小败”和“快败”的概念）一样，美国政府应停止为了虚假稳定而支持独裁政权，相反，而应让政治噪音浮出水面。在生意摆动的层面上让经济稳健就必须允许风险可见。政治问题亦复如是。
稳定的诱惑
不久以前的金融危机和眼下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二者的复杂性、相互依存和不可预测的风险都上升了。英美两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制定了旨在消除波动的长久政策——既让经济领域没有繁荣和停止，外交事务也没有“伊朗意外”。这些政策总是在产生不良的结果。例如，在美国，一连串的逐渐变大的纾困和政府干预，特别是1983年以后（讽刺的是通过鼓吹自由市场的同一个里根政府）对主要银行的救援，使得美国的银行制度变得非常脆弱。推行这种糟糕政策已经成了美国两党的共同努力。共和党善于通过纾困来削弱大公司，而民主党善于削弱政府。同时，金融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只展示轻微的波动；它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稳定的例证的同时不断变弱，最引人注目的是2004年美联储理事会成员的本• 伯南克宣布“大缓和时代”。
公认的独立中央银行家们陷入了同样的陷阱。1990年后，美联储主席艾伦• 格林斯潘为了消除繁荣萧条的经济周期，尝试着在经济数据出现微弱下降信号的时候利用降低利率来控制经济波动。此外，为了保证对银行的救助计划，他用隐式承诺——现在被称为臭名昭著的“格林斯潘抄底”（“Greenspan put”）来调整他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已被证明具有严重滞后的副作用。华盛顿利用纾困稳定了市场，并却还允许某些企业成长到“太大而不能倒闭”的程度。因为政策制定者们相信做点事要比什么都不做好，他们觉得有义务去医治经济，而不是等着瞧经济是否能自愈。
该错误在外交政策上的体现就是不顾一切地支持现任。如同银行承担巨大风险应该感谢格林斯潘的隐式保险政策一样，像胡斯尼• 穆巴拉克在埃及多年从事公开掠夺这样作为客户的各个政府也理应感谢美国的支持。那些寻求防止波动的人的理由是必须避免道路上的任何坎坷。同时，他们却自相矛盾地增加了导致大爆发的尾部风险的概率。考虑一个思想试验：一个人在一个被人工消毒的环境里呆十年，然后乘坐拥挤的地铁，那么他会很快死的。同理，防止小的森林火灾可能导致更大的具有破坏性的森林火灾。这个特性对于所有复杂制度都成立。
在经济领域，控制物价是为约束波动而设计的，其理由是物价稳定设一件好事。尽管这种控制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好用，但是，任何此类制度的长期影响都最终是极为昂贵的，其清理的代价将远远超过累计得到的好处。长远地讲，从人为控制的昂贵代价的角度来看，一个独裁政权，无论看上去是多么稳定，其风险都是一样的。
对于制度的制定者来讲，这样的尝试可分为两类：一是尝试着遵从现有世界，二是尝试着改革世界。人类的特点是努力改变他们的世界和这个世界所产生的结果。但是，政府的干预却充满着无目的性和不可预见性的结果，特别是在复杂制度中更是如此。因此，人类必须容忍能够吸收人类缺陷的制度来适应自然，而不是试图改变制度。
例如，最近一份题为“监守自盗”（Inside Job）的有关金融危机的著名纪录片把危机归咎于银行家的不诚实、渎职以及监管的无能。但事实上人类总是不诚实的，监管机构也一直是落后的。虽然这个纪录片在道义上是满意的，但它却天真地忽略了这一事实。这一次的唯一不同是空前规模的潜在风险和对制度的统计属性的误解。
商业精英们的不诚实，预测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有限能力，法规的不完善等缺陷都在伤害我们的公民。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防止这些缺陷伤害我们的公民的体制，而不是要消除这些缺陷。人类必须设法抵制控制的幻觉：正如外交政策要防情报一样（应该减少对信息收集机构的依赖，以及在根本不可预测的领域对“专家”的预测能力的依赖），在已知某些法规使经济体制更加脆弱的条件下，经济应该不受监管机构的影响。因为市场的复杂性，繁杂的法规简直就是在为律师们创收。同时，老练的金融衍生物交易员能够绕过法规，构造出复杂的金融产品而获利于繁杂的法规。
不要做火鸡
以感恩节前火鸡的生命为例：火鸡饲养1000天，每一天都似乎在确认农夫对火鸡的关爱，一直到信心达到最大的最后一天。如果有关稳定性的分析不是根据过去的变化而推导出来的话，那么这种分析就是幼稚的，“火鸡问题”就出现了。2007年金融危机开始的时候，对于稳定的信心同样达到了最大值。
“火鸡问题”对人类而言是把一个环境错认为是另一个环境。人类同时生活在两个制度里：线性制度和复杂制度。线性领域的特点是其可预测性和元素之间的低度相关性，从而能使用数学方法进行可靠的预测。在复杂制度中，高度的相互依赖和极低的可预测性被掩盖了，元素之间不存在可见的因果关联。 正如那些都熟知而且被广泛误解的一样，作为“引爆点”的非线性因素是存在的。设想一个人不断往沙桩上添沙子而不看任何结果，直到整个沙桩突然崩塌。不看沙桩的结构而指责使沙桩崩塌的最后那一粒沙子是荒唐可笑的。可是人们就一直是这么干的，这是政策失误。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可能把政府不能预见埃及的革命归咎于情报失误（如同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把他的政府没有预见到1979年在伊朗发生的伊斯兰革命归咎于情报失误一样）。但是，没有看到最后一粒沙子的作用并不重要，被隐瞒在统计尾部的风险才是关键。作为复杂相关和蔓延效应的一个结果，在所有人为的复杂制度中，极少数可能事件起着主宰作用。这些极少数起主宰作用的可能事件被称为“黑天鹅”。
工程、建筑、天文、大部分的物理学，以及许多公共科学都是线性的。复杂的领域包括人类社会、流行病、和经济。至关重要的是，线性领域提供的是没有大的冲击的轻微变化，而复杂领域提供的是大的跳转和差距。复杂制度之所以被误解，主要是因为人类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了人类在线性领域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不能正常地把人类的复杂性转换到复杂领域。人类能预测日食和空间飞行器的轨道，但却不能预测股票市场或埃及的政治事件。所有的人造复杂制度都具有共性甚至普遍性。不幸的是，虚假的平静（紧接着就是黑天鹅之惊喜）似乎是其属性之一。
预测的误差
如同对待一个摇摇欲坠的沙桩，把一座危桥的垮塌归咎于最后通过危桥的卡车是愚蠢的。提前预测哪一辆卡车可能压塌这座危桥就更加愚蠢。有责任的是制度，而不是制度的组件。但是，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认为预测次贷危机会有帮助。次贷危机是金融危机的一个症状，而不是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同理，奥巴马因为他的政府没有能预测埃及危机而对“情报错误”的指责，是对复杂制度的误解和糟糕政策的综合症。
奥巴马的错误就是一个局部因果链错觉的例子，即错把催化剂当成诱因，并假设人能知道是哪个催化剂产生的哪个结果。对于所有观察家，尤其是参与其中的观察家们来说，埃及动荡的最后一幕是不可预测的。以此而论，指责中央情报局和资助中央情报局对这种事件进行预测是一样愚蠢的。各国政府都在对复杂制度产生的事件的预测上浪费数十亿美元，因此在个体层面上，这都不是在统计学意义上可以理解的。
Sentia集团是向美国政府卖预测分析的承建商之一。该集团的马克∙阿杜拉罕（Mark Abdollahian）指出：政策制定者应该把埃及想象成拉斯维加斯。在纸牌游戏中，如果你做的比平均好4%，那么你是真正赚钱了。但这个类比是不真实的。在埃及问题上没有什么“好过4%”。这不仅是金钱的浪费，也是在根据错误论据上构建虚假的信心。这就是说：情报分析师所犯的错误和风险管理制度不能预测经济危机是一样的，当错误发生后， 他们给出的借口都完全相同。政治和经济的“尾事件”不可预测，他们的概率也不可科学度量。不论花多少钱去研究，预测革命和计算纸牌不同。人类永远不会把政治变成像纸牌那样容易驾驭其随机性。
关于中东当前动荡的大多数解释都是按照把催化剂当成诱因的混乱逻辑给出的。突尼斯和埃及的骚乱最初针对的是商品价格的上涨，不是针对令人窒息不受欢迎的独裁统治。巴林和利比亚是GDP很高的国家，负担得起进口粮食和其他大宗商品。即使其逻辑令人欣慰，其重点又一次错了。应该研究的不是事件，而是制度及其脆弱性，物理学家称之为“渗透理论”。“渗透理论”研究的是地形的性质，而不是地形的单个因素的性质。
当处理本质上不能预测的制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区分两种类型的国家很有用处。 第一类国家，（因为政治紧张局势是公开的）政府的变化不能导致政治结果上大的不同。在第二类国家里，政府的改变能引起激烈、深刻的不可预见的变化。
考虑那个饱受“内阁不稳定”影响的意大利。尽管意大利自二战以来已经有过六十多届政府了，但她的经济和政治都稳定。（的确，有人也许会说意大利的稳定是因为政府的频繁更迭。）同理，尽管一直有负面新闻，从各个政府能跳离均衡多远的角度来看，黎巴嫩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赌注。尽管所有的噪音、联盟的变化、街头示威、和政府的更跌，那里却趋于相对温和。例如，从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方面考虑，执政联盟从基督教党派转移到真主党并不是随之发生的跳跃。政府从一个政党变成另一个政党这样的平衡置换，在这个制度内部所起的是减振器的作用。由于单独一个政党不能得到全部甚至多于临时性的控制，政体内的大的变动得到了控制。考虑相比之下的伊朗和伊拉克。穆罕默德•礼萨•沙阿•巴列维和萨达姆•侯赛因两人都利用任何必要的手段来控制动荡。在伊朗，当国王被推翻时，权利向霍梅尼的转移就是一个巨大的不可预见的动荡。事后，分析师们可以令人信服地描述如何去杀掉伊朗共产党人、如何流放左派人士、如何遣散民主反对派，以及如何把异见人士都关进让霍梅尼崛起的那个清真寺。美国在伊拉克揭开了盖子，却惊讶地发现该国政权并没有从强权跳跃到像法国那样的政权。但是，由于制度本身的特质，事先提前预见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可以说，越是控制波动，政权的动荡就可能越大。从法国大革命到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人类历史充满了这样的事例。不知何故，人类仍然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
对随机性的恐惧
随机性是来自不同环境的一个健康的遗传特征，人类却恐惧它。鉴于过去是一个更加线性的世界，这个特征增强了体质和生存的机会，它可以扭转今天的复杂世界，让波动与藏在虚假“大缓和”时期后面的讨厌的黑天鹅的外形一致。这并不是说要接受任何所有波动，比如，不该禁止保险。
但是，除了把催化剂当成诱因这样的混乱之外，还有两个心理偏见：控制幻觉和行为偏激（即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好的错误观念）。这就导致了要去施加人工解决方案的欲望。格林斯潘的做法是有害的，但在一个总是鼓励人们去不顾一切地承诺更好的结果的一个民主国家里，无论实际的还是延误到来的花费如何，他都难找到无所作为的理由。
变化就是信息。如果没有变化，就没有信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能预测埃及革命和一个时代以前的伊朗革命。埃及和伊朗的革命者们相对于他们要推翻的政权来讲，他们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有多大力量。所以，美国政府不应该因为稳定的力量而贿赂和赞誉世界上每一位微不足道的君主，而应该鼓励这些国家政治参与的透明度，让信息浮上水面。波动本身并不可怕。因为允许波动公开，就像黎巴嫩和意大利的不同方式那样，可以造成小波动的稳定。
正如塞尼卡在《老年痴呆症》（De clementia）中所写：“重复的处罚虽然能粉碎几个仇恨，但却能搅起所有的仇恨，就像被修剪过的树木会发出无数的枝杈一样。”通过重复处罚所得到的强制性和平，是包括巴以冲突在内的许多棘手冲突的核心。此外，不与人民打交道而只与高级官员打交道，这样签署的任何和平协议都不会靠得住。古罗马人聪明地认识到：罗马法律意义下的自由人才可信任，并可与其从事合同工作。引申含义是：在遵守一项协议的意义上，只有自由人才可信任。一个经过协商获得冲突双方广大民众认可的条约更容易得到长期遵守。同理，没有哪家中央银行强大到能够控制稳定，也没有强权强大到能够单独保障坚实的和平。
因为奥萨马 •本•拉登遇到的事而指责本•拉登是穆巴拉克在他倒台之前一直引用比喻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是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一直强调的。历史上，尤其是自从“9∙11”以后，美国的中东政策在防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名义下过多地打压了任何所有的政治波动。这是错误的。西方及其专制的阿拉伯盟国把伊斯兰基本教义派打压到地下，使得伊斯兰基本教义派强大了。甚至屠杀他们，使得他们更加强大。
让-雅克•卢梭说：“小的搅动赋予了灵魂积极性。使物种繁盛的不是和平，而是自由。”有了自由，就有了某种不能预测的波动。这是生命的一个包裹：世界上没有无噪音的自由，也没有无波动的稳定。
译文首发于强国论坛：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115663075&b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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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
纳西姆∙尼古拉斯（Nassim Nicholas），纽约大学理工学院风险工程专业的杰出教授，《黑天鹅：百年一遇的影响》（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一书的作者。
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布朗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为什么美国政治经济精英阶层一直处于状态之外？当2007-2008年世界金融体系破产的时候，尽管许多分析显示已经不可避免，并没有随处看到痛哭的情景。人们对于当前中东的动荡局势的反映也是如此，这一点都不奇怪。这两者的关键问题，都是以“稳定”的名义人为地压制了生命的跌宕起伏，即它的波动性。把观察不到的风险推到其概率分布的统计尾部，并且允许这种高投入低概率的“尾部风险”从政治家的视野中消失，这不仅是误导，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全世界都在见证的就是高压体制的爆发。
被人为压制波动的复杂制度展示不出可见的风险，但却常常极端脆弱。事实上，随着在表象下面无声风险的积累，这样的制度又太过于平静，展示的变化最小。虽然政治领袖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们所表述的意向是通过抑制波动来使制度更加稳定，但其结果往往是相反的。被人为约束的制度很容易变成“黑天鹅”，即对于一组观察家而言，在统计上极不规范而且根本无法预测的大规模事件面前，这样的制度是极其脆弱的。
此类环境最终将经历巨大的风暴，使人们措手不及，破坏数年的稳定，有时甚至会以比不稳定的初始状态糟糕得多的方式收场 。的确，风暴来临的等待时间越长，其结果对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破坏就越大。
设法限制变异性似乎是个好政策，（有谁不喜欢稳定而喜欢混乱呢？）所以，政治家们的好意不经意地增加了大爆发的风险。对自然制度属性的同样误解导致了2007-2008年的经济危机和目前阿拉伯世界的动荡。政策含义相同：要使制度可靠，就必须让所有风险看得见而且有出路——正如拉丁文所说：波动而不沉没（it fluctuates but does not sink）。就像一个稳健的经济体制鼓励早期故障（即“小败”和“快败”的概念）一样，美国政府应停止为了虚假稳定而支持独裁政权，相反，而应让政治噪音浮出水面。在生意摆动的层面上让经济稳健就必须允许风险可见。政治问题亦复如是。
稳定的诱惑
不久以前的金融危机和眼下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二者的复杂性、相互依存和不可预测的风险都上升了。英美两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制定了旨在消除波动的长久政策——既让经济领域没有繁荣和停止，外交事务也没有“伊朗意外”。这些政策总是在产生不良的结果。例如，在美国，一连串的逐渐变大的纾困和政府干预，特别是1983年以后（讽刺的是通过鼓吹自由市场的同一个里根政府）对主要银行的救援，使得美国的银行制度变得非常脆弱。推行这种糟糕政策已经成了美国两党的共同努力。共和党善于通过纾困来削弱大公司，而民主党善于削弱政府。同时，金融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只展示轻微的波动；它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稳定的例证的同时不断变弱，最引人注目的是2004年美联储理事会成员的本• 伯南克宣布“大缓和时代”。
公认的独立中央银行家们陷入了同样的陷阱。1990年后，美联储主席艾伦• 格林斯潘为了消除繁荣萧条的经济周期，尝试着在经济数据出现微弱下降信号的时候利用降低利率来控制经济波动。此外，为了保证对银行的救助计划，他用隐式承诺——现在被称为臭名昭著的“格林斯潘抄底”（“Greenspan put”）来调整他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已被证明具有严重滞后的副作用。华盛顿利用纾困稳定了市场，并却还允许某些企业成长到“太大而不能倒闭”的程度。因为政策制定者们相信做点事要比什么都不做好，他们觉得有义务去医治经济，而不是等着瞧经济是否能自愈。
该错误在外交政策上的体现就是不顾一切地支持现任。如同银行承担巨大风险应该感谢格林斯潘的隐式保险政策一样，像胡斯尼• 穆巴拉克在埃及多年从事公开掠夺这样作为客户的各个政府也理应感谢美国的支持。那些寻求防止波动的人的理由是必须避免道路上的任何坎坷。同时，他们却自相矛盾地增加了导致大爆发的尾部风险的概率。考虑一个思想试验：一个人在一个被人工消毒的环境里呆十年，然后乘坐拥挤的地铁，那么他会很快死的。同理，防止小的森林火灾可能导致更大的具有破坏性的森林火灾。这个特性对于所有复杂制度都成立。
在经济领域，控制物价是为约束波动而设计的，其理由是物价稳定设一件好事。尽管这种控制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好用，但是，任何此类制度的长期影响都最终是极为昂贵的，其清理的代价将远远超过累计得到的好处。长远地讲，从人为控制的昂贵代价的角度来看，一个独裁政权，无论看上去是多么稳定，其风险都是一样的。
对于制度的制定者来讲，这样的尝试可分为两类：一是尝试着遵从现有世界，二是尝试着改革世界。人类的特点是努力改变他们的世界和这个世界所产生的结果。但是，政府的干预却充满着无目的性和不可预见性的结果，特别是在复杂制度中更是如此。因此，人类必须容忍能够吸收人类缺陷的制度来适应自然，而不是试图改变制度。
例如，最近一份题为“监守自盗”（Inside Job）的有关金融危机的著名纪录片把危机归咎于银行家的不诚实、渎职以及监管的无能。但事实上人类总是不诚实的，监管机构也一直是落后的。虽然这个纪录片在道义上是满意的，但它却天真地忽略了这一事实。这一次的唯一不同是空前规模的潜在风险和对制度的统计属性的误解。
商业精英们的不诚实，预测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有限能力，法规的不完善等缺陷都在伤害我们的公民。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防止这些缺陷伤害我们的公民的体制，而不是要消除这些缺陷。人类必须设法抵制控制的幻觉：正如外交政策要防情报一样（应该减少对信息收集机构的依赖，以及在根本不可预测的领域对“专家”的预测能力的依赖），在已知某些法规使经济体制更加脆弱的条件下，经济应该不受监管机构的影响。因为市场的复杂性，繁杂的法规简直就是在为律师们创收。同时，老练的金融衍生物交易员能够绕过法规，构造出复杂的金融产品而获利于繁杂的法规。
不要做火鸡
以感恩节前火鸡的生命为例：火鸡饲养1000天，每一天都似乎在确认农夫对火鸡的关爱，一直到信心达到最大的最后一天。如果有关稳定性的分析不是根据过去的变化而推导出来的话，那么这种分析就是幼稚的，“火鸡问题”就出现了。2007年金融危机开始的时候，对于稳定的信心同样达到了最大值。
“火鸡问题”对人类而言是把一个环境错认为是另一个环境。人类同时生活在两个制度里：线性制度和复杂制度。线性领域的特点是其可预测性和元素之间的低度相关性，从而能使用数学方法进行可靠的预测。在复杂制度中，高度的相互依赖和极低的可预测性被掩盖了，元素之间不存在可见的因果关联。 正如那些都熟知而且被广泛误解的一样，作为“引爆点”的非线性因素是存在的。设想一个人不断往沙桩上添沙子而不看任何结果，直到整个沙桩突然崩塌。不看沙桩的结构而指责使沙桩崩塌的最后那一粒沙子是荒唐可笑的。可是人们就一直是这么干的，这是政策失误。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可能把政府不能预见埃及的革命归咎于情报失误（如同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把他的政府没有预见到1979年在伊朗发生的伊斯兰革命归咎于情报失误一样）。但是，没有看到最后一粒沙子的作用并不重要，被隐瞒在统计尾部的风险才是关键。作为复杂相关和蔓延效应的一个结果，在所有人为的复杂制度中，极少数可能事件起着主宰作用。这些极少数起主宰作用的可能事件被称为“黑天鹅”。
工程、建筑、天文、大部分的物理学，以及许多公共科学都是线性的。复杂的领域包括人类社会、流行病、和经济。至关重要的是，线性领域提供的是没有大的冲击的轻微变化，而复杂领域提供的是大的跳转和差距。复杂制度之所以被误解，主要是因为人类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了人类在线性领域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不能正常地把人类的复杂性转换到复杂领域。人类能预测日食和空间飞行器的轨道，但却不能预测股票市场或埃及的政治事件。所有的人造复杂制度都具有共性甚至普遍性。不幸的是，虚假的平静（紧接着就是黑天鹅之惊喜）似乎是其属性之一。
预测的误差
如同对待一个摇摇欲坠的沙桩，把一座危桥的垮塌归咎于最后通过危桥的卡车是愚蠢的。提前预测哪一辆卡车可能压塌这座危桥就更加愚蠢。有责任的是制度，而不是制度的组件。但是，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认为预测次贷危机会有帮助。次贷危机是金融危机的一个症状，而不是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同理，奥巴马因为他的政府没有能预测埃及危机而对“情报错误”的指责，是对复杂制度的误解和糟糕政策的综合症。
奥巴马的错误就是一个局部因果链错觉的例子，即错把催化剂当成诱因，并假设人能知道是哪个催化剂产生的哪个结果。对于所有观察家，尤其是参与其中的观察家们来说，埃及动荡的最后一幕是不可预测的。以此而论，指责中央情报局和资助中央情报局对这种事件进行预测是一样愚蠢的。各国政府都在对复杂制度产生的事件的预测上浪费数十亿美元，因此在个体层面上，这都不是在统计学意义上可以理解的。
Sentia集团是向美国政府卖预测分析的承建商之一。该集团的马克∙阿杜拉罕（Mark Abdollahian）指出：政策制定者应该把埃及想象成拉斯维加斯。在纸牌游戏中，如果你做的比平均好4%，那么你是真正赚钱了。但这个类比是不真实的。在埃及问题上没有什么“好过4%”。这不仅是金钱的浪费，也是在根据错误论据上构建虚假的信心。这就是说：情报分析师所犯的错误和风险管理制度不能预测经济危机是一样的，当错误发生后， 他们给出的借口都完全相同。政治和经济的“尾事件”不可预测，他们的概率也不可科学度量。不论花多少钱去研究，预测革命和计算纸牌不同。人类永远不会把政治变成像纸牌那样容易驾驭其随机性。
关于中东当前动荡的大多数解释都是按照把催化剂当成诱因的混乱逻辑给出的。突尼斯和埃及的骚乱最初针对的是商品价格的上涨，不是针对令人窒息不受欢迎的独裁统治。巴林和利比亚是GDP很高的国家，负担得起进口粮食和其他大宗商品。即使其逻辑令人欣慰，其重点又一次错了。应该研究的不是事件，而是制度及其脆弱性，物理学家称之为“渗透理论”。“渗透理论”研究的是地形的性质，而不是地形的单个因素的性质。
当处理本质上不能预测的制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区分两种类型的国家很有用处。 第一类国家，（因为政治紧张局势是公开的）政府的变化不能导致政治结果上大的不同。在第二类国家里，政府的改变能引起激烈、深刻的不可预见的变化。
考虑那个饱受“内阁不稳定”影响的意大利。尽管意大利自二战以来已经有过六十多届政府了，但她的经济和政治都稳定。（的确，有人也许会说意大利的稳定是因为政府的频繁更迭。）同理，尽管一直有负面新闻，从各个政府能跳离均衡多远的角度来看，黎巴嫩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赌注。尽管所有的噪音、联盟的变化、街头示威、和政府的更跌，那里却趋于相对温和。例如，从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方面考虑，执政联盟从基督教党派转移到真主党并不是随之发生的跳跃。政府从一个政党变成另一个政党这样的平衡置换，在这个制度内部所起的是减振器的作用。由于单独一个政党不能得到全部甚至多于临时性的控制，政体内的大的变动得到了控制。考虑相比之下的伊朗和伊拉克。穆罕默德•礼萨•沙阿•巴列维和萨达姆•侯赛因两人都利用任何必要的手段来控制动荡。在伊朗，当国王被推翻时，权利向霍梅尼的转移就是一个巨大的不可预见的动荡。事后，分析师们可以令人信服地描述如何去杀掉伊朗共产党人、如何流放左派人士、如何遣散民主反对派，以及如何把异见人士都关进让霍梅尼崛起的那个清真寺。美国在伊拉克揭开了盖子，却惊讶地发现该国政权并没有从强权跳跃到像法国那样的政权。但是，由于制度本身的特质，事先提前预见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可以说，越是控制波动，政权的动荡就可能越大。从法国大革命到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人类历史充满了这样的事例。不知何故，人类仍然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
对随机性的恐惧
随机性是来自不同环境的一个健康的遗传特征，人类却恐惧它。鉴于过去是一个更加线性的世界，这个特征增强了体质和生存的机会，它可以扭转今天的复杂世界，让波动与藏在虚假“大缓和”时期后面的讨厌的黑天鹅的外形一致。这并不是说要接受任何所有波动，比如，不该禁止保险。
但是，除了把催化剂当成诱因这样的混乱之外，还有两个心理偏见：控制幻觉和行为偏激（即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好的错误观念）。这就导致了要去施加人工解决方案的欲望。格林斯潘的做法是有害的，但在一个总是鼓励人们去不顾一切地承诺更好的结果的一个民主国家里，无论实际的还是延误到来的花费如何，他都难找到无所作为的理由。
变化就是信息。如果没有变化，就没有信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能预测埃及革命和一个时代以前的伊朗革命。埃及和伊朗的革命者们相对于他们要推翻的政权来讲，他们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有多大力量。所以，美国政府不应该因为稳定的力量而贿赂和赞誉世界上每一位微不足道的君主，而应该鼓励这些国家政治参与的透明度，让信息浮上水面。波动本身并不可怕。因为允许波动公开，就像黎巴嫩和意大利的不同方式那样，可以造成小波动的稳定。
正如塞尼卡在《老年痴呆症》（De clementia）中所写：“重复的处罚虽然能粉碎几个仇恨，但却能搅起所有的仇恨，就像被修剪过的树木会发出无数的枝杈一样。”通过重复处罚所得到的强制性和平，是包括巴以冲突在内的许多棘手冲突的核心。此外，不与人民打交道而只与高级官员打交道，这样签署的任何和平协议都不会靠得住。古罗马人聪明地认识到：罗马法律意义下的自由人才可信任，并可与其从事合同工作。引申含义是：在遵守一项协议的意义上，只有自由人才可信任。一个经过协商获得冲突双方广大民众认可的条约更容易得到长期遵守。同理，没有哪家中央银行强大到能够控制稳定，也没有强权强大到能够单独保障坚实的和平。
因为奥萨马 •本•拉登遇到的事而指责本•拉登是穆巴拉克在他倒台之前一直引用比喻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是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一直强调的。历史上，尤其是自从“9∙11”以后，美国的中东政策在防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名义下过多地打压了任何所有的政治波动。这是错误的。西方及其专制的阿拉伯盟国把伊斯兰基本教义派打压到地下，使得伊斯兰基本教义派强大了。甚至屠杀他们，使得他们更加强大。
让-雅克•卢梭说：“小的搅动赋予了灵魂积极性。使物种繁盛的不是和平，而是自由。”有了自由，就有了某种不能预测的波动。这是生命的一个包裹：世界上没有无噪音的自由，也没有无波动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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