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很具体，乡情却微妙。席慕蓉形容道：“故乡如一支清远的短笛／总在有月的晚上响起。”我觉得不够尽意。因为我那一支短笛相当蛮横，并不管有月无月，白天晚上，该响它便响。甚至有时下雨，连日不开，也还是要响起的。而月亮何罪？从古到今，多少乡怨全着落在她身上。世上多情人士，也该给她放放假了。
那么动点粗的如何？“一夜乡心九处痒。”
也难办。人毕竟只有两只手，何能同时挠九处？挠了一处，再挠一处，此起彼落，不亦乐乎。而思乡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一般都做“沉思状”。嘻嘻哈哈，成何体统？终于还是不对。
其实呢。我是不吹笛子也不挠痒。故乡之于我，倒很像一件旧衫，穿得久了，便产生一种说不清的感情，似乎它也成了自己的一部分，把它扔了，自己就残缺了。虽然自古“因乡致残”的事件尚未真的发生过，但屈原毕竟还是投了汨罗江，而不是颇负盛名的长江或是昌平一带的大清河，周恩来当年也不嘱咐把骨灰撒到安第斯山脉去的。
概言之，中国人是爱故乡的。身上套了旧衫不算，名字有时也难免。郑“板桥”之前已有韩“荆州”。魏京生固然是囚徒了，身披大镣，可他不仍然叫魏“京”生吗？
说名字，又想起毛泽东。这名字令人想到湖南的洞庭湖，“南极潇湘，北通巫峡”，真个“浩浩荡荡，横无涯际”。比起充满了板凳味儿的称谓“主席”，高明不少。
而毛的确爱旧衫。据卫士李银桥揭发，他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山西人“交枪不交醋”的那种顽固——他对犯了错误的老战友，左膀右臂，当“断”则“断”，不受其乱，但旧衬衫他绝不扔，露肉也不扔。有新的不穿，偏穿旧的，看来只好重修三字经：把“人之初，性本善”弄成“人之初，性本贱”就对了。
然而人性似乎是相通的。我到了美国，从东岸吃到西岸，从鳄鱼吃到马哈，吃了大洲吃大洋，却老觉得有一样还没吃到。耿耿多时，危机感日重。直到忽然一天，在一本破杂志上读一位先生谈炸酱面的文章，才触类旁通地醒悟过来：原来这朝思暮想的美食，就是咸菜稀饭哪！那一刹那时光倒流了许多年——回到了夏日的傍晚，光着穷脊梁，抱着老海碗——那是雪白的稀饭，一碟切得细细的酱疙瘩丝，再淋上喷香的麻油。稀饭是唏漓呼噜地喝，咸菜丝嘎崩嘎崩地嚼，汗滴滴答答地流，蚊子劈里啪拉地打，老太太呢？也还是颇有韵味地用那南方乡音叨叨着——说故乡，道故乡，这不就是故乡吗？任你腰缠万贯，饭馆酒楼，花团锦簇，这一碗稀饭吃不着吧？
住在台湾的湖南佬洛夫跑到香港去遥望大陆，说是望远镜把他的乡愁放大了十倍，而且一望之下，就有一座山飞来，把他砸成了严重的内伤。他这话我信，因为他是大陆长大的。但台港明星们把“不管在哪里，我是中国人”唱到死去活来，我却还是有些狐疑，想，连歌都唱了这么多，很可以算是中国人了——可为什么总唱不到酱疙瘩呢？
看过张艺谋那些满头高粱花子的“妹妹”，就对邓丽君那些抹口红的妹妹们生气，这也是人性之一种：不知足。
传统与文化，已经有了许多的宏论。苏晓康先生前几年著书拍戏，“黄色文明”固然狗血淋头，而先生也名满天下。日前有幸听先生讲演，满以为是彻头彻尾的蓝色派，不料一番分析之后，结论是：不要盲目地反传统，传统是什么都不知道，反什么劲儿？说了半天，究竟目前是黄色，抑或蓝色，或是蓝黄之间？仍是未知数。我暗自揣测：先生是乡人，来到洋人的国度，毛料与黄油一番之后，也许还是记起了旧衬衣与酱疙瘩。
所以是不是吾乡人，对我来说很容易判断：不在乎能否血肉模糊地唱“新的长城”，也不在乎红黄蓝色，只要看是不是热爱酱疙瘩。据我看，对酱缸深有研究的柏杨先生是同乡，知酱味以外，似乎还擅长于搅和。
衬衫旧了之后，确实穿得熨贴，非那些赶时髦的冷冰冰的新货可比。虽说出国
几年，身上的旧衬衫早已无迹可寻，心中的这一个老疙瘩，倒是一直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