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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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年高考 (节选) 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

(2017-12-03 17:42:39) 下一个
 
     早春时节,我离开生活了两年半的农村,进了工厂,从农民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而且还发工资。尽管学徒工当时只有二十四块钱一个月,我已经很满足了,因为这是铁饭碗。那感觉和我二十多年后在美国成为终身教授一样,不愁了。当我拿到工作证小红本本时,格外珍惜。我抚摸着塑料封面,感慨万分,不仅仅是我有了一份正式工作,还意味着我政治上的翻身,在我的政治履历上,终于出现了工人字样。厂里曾经想调我到厂子弟小学去教书,我不干,好不容易当上了领导阶级,怎么可以轻易放弃。走在厂区的宽广大道上,两旁厂房栉比排开,机器隆鸣,铁削飞舞,机油味沁人肺腑,一派生机勃勃,令人向往,让人自豪,亲切异常。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鸟,快乐而轻快地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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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的社会上有了传说,要恢复高考了。大家纷纷打探小道消息,奔走相告。先说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不同意恢复高考,后又说刚出来的邓小平批评了刘西尧,坚持恢复高考。也不知哪条是真,哪条是假。一直到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大家才吃了一颗定心丸,这已经是十月了。我当时心情的那份兴奋和激动,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给我一个支撑点,我就会转动地球。现在写这篇回忆文章时,回想当时的情景,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因为那是绝地逢生,是我生命的转折点。幻想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一线曙光。相信当时的过来人都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永世难忘。为了上大学,我们这一代人真的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湖北高考日期定在了公元一九七七年十二月6-7日,考数学,语文,政治,理化四门。外语则8日考,一般考生不要求。我开始了争分夺秒的复习。上白班的时候我晚上看书,上晚班的时候我白天看书。骑车上下班时脑子还想着题。在文革最困难的时候,前途一片黑暗,差点连高中都不让我上。母亲经常鼓励我说,人类不可以没有知识,不可能没有文明,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学习。将来要有可能,一定要上大学。这话就像在我黑暗隧道的心中点燃了一盏长明灯,照耀我前行,永不熄灭。众人皆醉我独醒,因此上中学时没有荒废学业,向老师学,向书本学,励精图治,奋发向上。数理化,文史哲,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不偏不废,统统往肚子里装,深得老师们的喜爱。这千载难逢的高考机会,父母和我一样高兴,他们对自己的儿子充满了信心。他们不会当官,不懂经商,但有的是知识,知识就是力量。在我复习期间,家务活一概不让我碰。母亲经常给我和弟弟下鸡蛋挂面,泡红糖水,保证营养。
高考的春风吹遍了我们厂的每一个角落,三三两两,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到处都是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谈论复习,交流各种资料,都想搏一搏。我回到中学向各位老师借了文革前的复习提纲和各类习题。众老师皆曰:好好考,等你的好消息。
我们厂长是一个八级工人,劳动模范,见此情景,心生不满。他在工厂大会上宣布,为了加快生产进度,周末不休息,加班,引来下面一片骂声:这个孤老(他没有结过婚)。这话当时是不近人情的意思,咒他无后。但这丝毫也影响不了年轻人复习的热情和干劲,于是车间就成了复习的场所,大学出身的车间主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复习,巴不得车间多考上几个。
突然间,我的周围聚集了一大帮人,都是我中学时的同学,特别是旁边车工班的付建,经常来和我讨论数学题,有时围得水泄不通,搞得我们班长很不高兴,影响工作进度。我没办法,怎么赶也赶不走,走了一拨,又来一拨。
班长问他们:你们为什么都来找小严,像你们的老师一样。其实上中学时,我经常辅导他们,因为老师教他们教得头痛,不长进。
我的那帮同学说,小严恐怕在你们这里待不长了,他要是考不上大学,这工厂就没人考得上。两个班长都是初中生,不知深浅,将信将疑。不过看着这许多人来找我,知道他们的池子里大概有条大鱼。
有中学同学向我传话,说许多同学都回到中学让老师辅导,大家都询问我为什么不来。老师们说,会的不来,不会的才来。上中学大家都不学的时候,我可没少向他们讨教。在那知识倒霉的年月看见我虚心求教,孜孜不倦,有些老师含着泪说,现在还有学生这么刻苦用功,让我们这些被人瞧不起、反师道尊严的对象不枉教书一场,大家都学习的时候你学得好,是一回事,大家都不学习的时候你学得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于是悉心辅导,倾囊相授,我的成长,倾注了许多老师的心血。其实我们中学文革前是湖北省一个响当当的重点名牌中学,升学率稳定在百分之七八十。武汉顶尖一中二中华师实验附中不服气,一个县的中学哪有这么厉害,升学率比我们还高?于是派人来听课,回去后服了,厉害厉害。那时大学招生少,没有博士生,只有很少的硕士生。想读博士硕士,得上苏联,称为博士付博士生。因此那时的大学生和现在的大学生不可同日而语,乃百里挑一,素质高,比现在的博士生还吃香。要夸奖一个人有知识、有本事,就说,那当然,他家里有大学生,还不用自己是大学生,搬一个出来就行。一个学校能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考上大学,由此可见我们老师的水平,名师出高徒。春秋战国时的“随侯之珠”讲的就是这里。我离开后几个月,这里出土了震惊中外的曾侯乙墓。另外相传这里还是炎帝的故乡。乃人杰地灵之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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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这天,父亲陪着我和小弟来到考场。考场设在县城实验小学,一片灰瓦房教室。天寒地冻,操场旁光秃秃的树上寒鸦呱噪,阴霾的天空下黑压压都是人群。年龄参差不齐的考生们个个兴奋异常,胸前口袋里都别着一只自来水笔。我现在在网上看新闻,每年都有无数父母陪着子女参加高考,一个个站在大门外翘首以待,感人肺腑。但和我们那届高考比起来,那感人的场面可就差远了。除了父母的殷切期望,更有同学的鼓励,同事的祝福,妻子的许愿,更有拖儿带女的责任,十年积压的中学毕业生都来了。看见一长一幼相伴而来,以为年长的送年少的来考试,相问之下,原来是姑姑和侄女或舅舅和外甥一同来考试。还有一男一女抱着小孩站在那里有说有笑,亲儿逗女,以为是妻子送丈夫进考场,开考铃声响后,两人将手中的孩子交给旁人,双双走进考场,孩子哭了也不回头,颇为悲壮。当然像兄弟姐妹同考场那更加比比皆是,像我和小弟一样。尽管这里面的许多人都不可避免地会被刷下,千军齐过独木桥,但也义无反顾,昂然向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历史的机遇岂可错过。更可悲的是许多老三届的高中生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参加高考,这天也到考场外站着,满眼热泪地望着考场凭吊逝去的青春年华,希望人生再来过。在他们今后的人生中,倾其心力全力培育后代,望子成龙,完成自己未竟的人生理想。我实验室有些中国学生的父母当年就是这样,因此我对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要是我当年上不了大学,我的子女恐怕也和他们一样。
进了教室,坐在狭小的课桌旁,中学时光恍然又回到眼前,好亲切,连桌子上刻的刀印都看得那么舒服。同桌的是我们厂武汉六中毕业的一个工人,胡子拉碴,两人互相鼓励,一定考好。钟声响过,试卷发下来,教室一片挥笔疾书的沙沙声。监考老师来回踱着步,神态安详地看着考生答题,几多鼓励,几多期许。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因为试题简单,我很快答完题,回过头来检查题目时,邻座的考生已经站起来交考卷了。我不急,不慌不忙,一定要检查完善,不留遗憾,一锤定音。操场的大钟敲响了,时间到。
出来后,父亲期许的目光望着我,我点点头,告诉他可以。
吃了中饭,下午再考,有些桌子前己经空空,大概上午没考好,不来了。考了两天,手都写酸了。考完后,考生们表情各异,有兴高采烈的,有默默无语的,有痛哭流涕的。因为上班十分紧张,我基本没有时间复习政治和语文,理化也匆匆一瞥而过。不过和中学老师们对过题后,心里有了底,特别是数学,都对。
回到厂里宿舍,忽地一下都围了上来。我们车间调度何师傅喜欢收集高考数学题,他有文革前历年数学高考试题和答案。听说我回来了,迫不及待地来到我房间,急切切地问我还记不记得考过的数学试题,我说当然记得。于是我口述,他记,全部默写下来,包括我的答案。写完后,他心满意足地弹着稿子说:“这下全了。”
接下来就是等待。有天突然车间外人生鼎沸,说初榜出来了,于是赶快丢下手中的活跑出去看。厂办小红楼前贴了红榜,前面人头攒动,像科举时代揭榜一样热闹。
“小严,你的名字在上面。”车间许多师傅迫不及待地老远就冲着我嚷。挤进去一看,可不,我排在第三位,一颗石头落了地。有人拍我的肩头,回头一看,是考试时坐我旁边的那位,他也金榜题名。数了数,一共十六位,大部分都是武汉六中的老高三。······
初选是上了,不知最后录取如何。过不久,厂子弟小学的两个老师接到了外省学校入学通知书,一个复旦新闻系,一个哈军工。上复旦的是我中学同学李辉,现在是人民日报的主任记者,写过不少名人传记,在大陆有点名气。考完后大家都对过题,我的分数一定高过他许多。这不由得让我又担心起自己的家庭影响来。该不是又政审不合格吧,到这份上要是还上不了大学,死不瞑目。我神情恍惚,情绪低落。听说我还没接到通知书,李辉的父亲到我家来,极力安慰我,说录取是迟早的事,不必担心。碰到的人也都这么劝我,但我失眠了。
过了几天,早上正在车间上班,一群人呼啦啦涌进车间大门,走在前头的教育科林科员将录取通知书高高举在头上,老远喊道:“小严,你录取了!”
“你录取了。”“你录取了。”“你录取了。”······这声音在车间回荡,合着机器的轰鸣。这声音更在我脑海里回荡,经久不息,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美妙的声音。全车间的工人都停下手里的活,向我行注目礼。
······
 “小严,还愣着干什么?把工作服脱了,回家啊。”徐师傅提醒我。
一句话提醒了我,原来我已经不属于这里了。这世界的变化也太快,一切都在转眼之间。
我骑上心爱的绿色飞鸽,飞奔回家。大街上碰见母亲同科室的肖医生骑着车子买东西。听见我被录取了,他狂欢,马上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开路,一路呼叫着直奔医院。在门诊楼前停好自行车,两人一路直奔上楼。
“王医生,你儿子被大学录取了!”一进五官科的门他就直呼,母亲大喜过望,连病人们也连连贺喜。······
“今天食堂打饭多要几个菜,加餐!”她吩咐道。
刚回到家,医院家属宿舍里就传开了。有意思的是医院一个党支委的小姑子急冲冲地跑到我们家来,要看录取通知。看完后脸红脖子粗地质问我,为什么她的侄儿小李毛没有收到通知书,他也报了武大。我怎么知道,收回通知书不给她看了。这女人歪歪扭扭,欠揍。文革中他们一直整我母亲,以为像工农兵大学生一样,只有他们无产阶级的子弟才配上大学。······她本还想无理取闹一番,无奈许多人都前来道喜,自觉无趣,灰溜溜地走了。听说小李毛大哭了一场。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永远不是你的,许多人都想不明白这个道理。
来道喜的众人中,有个叫王付建的中学同学,腿有点瘸,得过小儿麻脾症,和我关系不错。
“你亏了,亏了,亏了。”他小眼睛眨巴着说。
“怎么亏了?”我不得要领。
“你看,你一个月二十四块钱的工资,一年二百八十八块,四年一千一百五十二块,还不算三年学徒期满增加工资的部分。这么多工资都拿不到,损失太大了。而且家里还要补贴生活费,太划不来了。”他那瘦削的脸非常遗憾我的损失。“出来后还是个臭老九。”末了加一句。
原来他在给我算经济帐、政治帐。
“那我不读了?”我问。
“话说回来,还是读书的好。我们这帮人中有个把读书的,显得我们有文化。看你的了。莫忘了我们。”这么多年了,我本有可能忘了他,但他的那一笔帐算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折射出我们那一代人中的某些境界。

厂里最终没有走成几个人,老三届初试合格的考生里一个也没有被录取,因为年龄偏大。碰见考场上和我同桌的那位,他直摇头,羡慕我羡慕得不得了。其实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考得很好,可惜时运不济。正因为他们心知肚明,因此报考自愿时,全部只填北大,清华,复旦,死也要死得壮烈。畏于他们的杰出和集体自杀,吓得我当时不敢将北大列为第一志愿。后来得知,我们那届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三多一点。我们能够上大学的幸运儿,自然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七七级是名副其实的工农兵大学生,每个人都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来自于社会。我们不光是为自己而学,我们也是为了那些没能上大学的同龄人而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大家推荐出来的代表,负有历史责任,只许学好,不许学坏。当我们离开大学多年后,许多老师还非常怀恋我们这届大学生,说再也没有哪届学生有七七级的大学生那么刻苦认真,勤奋好学了。许多人都不懂这是为什么,只有我们自己懂得,因为我们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了。七七级是一个独特的大集体,我们将自己这代人的荣誉视为比生命还重要,我们是时代的弄潮儿。
车间在二楼办公室里开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欢送会。团支部书记代表大家向我和也考上大学的付建发了纪念品,一个脸盆和一个笔记本。本班组的师傅们都红着眼睛,那个帮他们磨钻头的小严要走了,都舍不得。佩一声不吭,眼睛里闪着泪花。我在工厂刚好呆了一年,时间虽然不长,却是我生命中的一道亮丽彩虹。它将我生命中的黑暗和光明截然划开。这里是我人生的一个跳板,我怀恋那里的日日夜夜,怀恋那里的师傅们,怀恋那里的机床轰鸣,怀恋那里热火朝天的劳动生产竞赛,怀恋那里年轻人旺盛的生命力。我的心里从此泻进了一缕阳光,长出了青草,长出了花朵,有了今日的春华秋实。

 
选自严教授自传体《 纪实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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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SnowOwl 回复 悄悄话 77年那次高考,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严教授活灵活现地写出了当时的气氛,怀念中国的那一段黄金时代!
jinjing 回复 悄悄话 77级黄埔一期,多有出息.我甥女清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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