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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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国际专业学术会议在中国上海召开，举办方邀请了好几年，有感于对方的盛情，不好再拒绝，今年终于同意前往参加。会议地点在陆家嘴“国际会议中心”，就是从外滩看对岸浦东那两个印有世界地图玻璃圆球的标志性建筑。下榻于和会议中心相连的“东方滨江大酒店”，入住五星级房间，立刻被窗外夜幕下那些灯火璀璨的林立巨型建筑吸引住。这是我第一次踏上陆家嘴，于是决定到外面走走，特别想到江边走走，看看对岸浦西黄浦江的夜景。以前多是从外滩看浦东，那时憧憬，要是能从对岸回看外滩这边有多好。今天终于得以如愿，心中难抑兴奋，带上相机急急向江边走去。
来到江边沿江大道，熟悉的黄浦江水哗哗从眼前淌流而过，顿时倍感亲切。河风强劲，对岸的英式老建筑在五颜六彩的灯光烘托下，显得神秘而遥远，深沉而新潮。海关大楼的“东方红”悠扬钟声隔河传来，渡过暗夜里波光粼粼的江水，仿佛在向老朋友叙说着上海历史的变迁和轮回。我们隔江对望着，一艘艘轮船如梭往返，将我带回了往昔，那并不算遥远的过去。
记得一九七四年我第一次来到上海，就是乘着客轮由武汉沿江而下，从吴淞口进入黄浦江的。船舱里乘客们相呼，“黄浦江到了”，于是大家一涌而出，面临黄沙滚滚的江水，全然不顾江里泛着的难闻腐气和漂白味，穿着背心短裙全靠着船舷旁站着，层层叠叠津津有味地看着愈来愈近的外滩和沿江高楼洋房，还有那从课本上读到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袖珍型江边公园。因为一船人都压在一边，广播里不得不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避免翻船，就这样一直到了十六铺码头下船，一片嘈杂紊乱。
武汉虽然是个大都市，到了上海却明显感觉得到上海人的居高临下和优渥闲适。炎热的夏天舅舅带我去离他家不远的南京路第一百货商店，沿途的商店门前有回廊走道遮阴不说，家家商家门前居然吹出了冷气，像一座座清凉山，让人裹足不前，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享受。虽然那时是文革，沿街的上海女人却从骨子里透出一股风情，殷殷作态，巧笑盼兮。特别是那听不懂的上海话，像流莺委婉，娇滴滴，甜蜜蜜。舅舅和一位年轻美貌，侬仟得度的女子点点头，擦身走过，却突然回过头来喊住，向那人介绍：“伊是XXX的小宁。”于是那位女子就一脸惊奇，刚才形同陌路的美艳面容像一朵月季花绽开，细语款款地向舅舅问了我母亲的一些近况，然后礼貌地再会走开。待那位女子走远，舅舅告诉我她是你妈妈小学时的同学，解放前嫁给一个资本家做姨娘（小老婆）。
晚上我沿着南京路去人民公园白相，暝暝暮色之中，许多和我年龄一般大的中学女生们穿着时髦的超短裙，水蓝色的那种。她们露着白皙的大腿口里含着棒冰，笈着厚厚的木底拖鞋在马路上溜达，美目流盼，旁若无人地打闹飞语，让人目不转睛。那时保守，一切革命化。我的女同学们乃至全国的女同学们都穿着色彩单调的长衣长裙，梳一条大辫子，哪里见过这种新潮的开放和前卫的穿着。惊讶归惊讶，却是羡慕得紧，特别是上海女生那种刘海短发紧贴着脸庞，烘托出清秀，透着少女的明艳，煞是好看。待夜幕来临，南京路居然会有外地看不见的霓虹灯，虽然不多，且多为红色的政治口号，但少女们那踢踏在霓虹闪耀路面上的快活步伐和拖在后面亦长亦短的影子，足以让我想入非非，体验书中出现过的十里洋场和纸醉金迷。
那时上海的最高建筑物是24层楼高的国际饭店大夏，在南京路上显得鹤立鸡群，是解放前名流荟萃的地方。据说那上面有一家餐厅，一般人上不去。当然还有不远处的大光明电影院，里面有冷气，一边吃着雪糕，一边看电影“侦察兵”，享受享受，太享受了，不知这算不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舅舅有钱，我去过不止一次。国际大夏对面是人民公园，踅入其中，里面绿树掩映，小径曲幽，情侣双双，晚上好像还有灯笼悬挂。舅舅说这里解放前是跑狗场。
我那时对上海男人的印象是洋洋自得且夸夸其谈，上海老好，全国人民都要保上海，工资老高，同级别的同等工资要高好几块，言谈语气中流露出自尊自爱自我陶醉，有些娘娘腔。他们在和外地人交谈的时候，不是不肖一顾，而是眼睛不断扑捉你的眼神，看里面是否有羡慕恭维和敬仰。特别是我舅舅居住的黄浦区一带，许多人家老少三代挤在一间狭小的屋里，中间间隔，上下分层，如蚁穴蜗居，但绝对沾沾自喜，location，location，location，黄金地段，不愿意搬到别处去。我那时惊讶地发现，舅舅的邻居里老姑娘特别多，三四十了还和父母挤住在一起，她们不愿意离开那块宝地。像我舅舅一人住在一大间由办公楼改装成的宽大房间里（解放前是上海同济大学校长的财产，解放初舅舅用金条购得），绝对绝无仅有，凤毛麟角，让所有的亲眷和邻居们羡慕得要死。许多人想和我舅舅结婚，这房子不能不说是一个因素。那时的上海人为能在市中心有一个居住的地方而自豪，他们连南市区都不理会瞧不起，贫民贫民，下只角下只角，更遑论一江之隔的浦东了。那时的浦东像个叫花子，破落荒芜，孤零零的几家工厂默默无言地看着黄浦江流向东海，谁要是在浦东工作，简直比乡下人还乡下人。在去大酒店的路上和一个上了年纪的上海出租车司机交谈，两人一起回忆这并不遥远的往事，都记忆犹新，感叹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我回过头来仰看头顶上空无限妖娆的东方明珠电视台和我身边晶莹剔透的国际会议中心，想起当年在外滩上遥望这里的一片黑暗，不由得感叹时代的进步和时光的飞逝。
记得那时的外滩江边是情侣们积聚的地方，岸边的墙旁挤满了一对对谈恋爱的青年男女，他们头贴在一起，居然还搂着肩，磨鬓私语，江风会偶尔吹过来他们浅浅的软笑和低低的甜蜜情话。在哗哗的黄浦江水中，在和浦东的星空对望中，小恋人们憧憬着未来，构筑着自己小家庭的美好蓝图。到外滩去谈恋爱是那时上海青年人的时尚。外滩的情侣墙并不长，永远挤得满满的，一对挨着一对，却各不干扰，各对有各对的狭小私密空间。一对走了，另一对马上就填补了上去。这时望着对岸外滩灯下依稀的憧憧人影，我忍不住回想起当年的情景和恋人们，不知他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了？
一九八一年底我通过了美方举办的极其严格的笔试竞争考试通过初选，又一次乘船从武汉来到黄浦江边在十六铺码头下船，到复旦大学接受美国教授的口语考试，成为了改革开放第一批出国留学的七七级大学生，奠定了我现在的人生事业。出国留学后回国，除了第一次要到北京教育部报到住在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我大多从上海进出海关，主要是因为舅舅和其他亲戚在这里的原因。每次回国都能感受到上海人的骄傲和自豪在改革开放的浪潮冲击下慢慢销蚀，上海人的自信和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动摇，言谈中他们露出无奈和不甘心。首先是南方深圳的崛起，让上海的前沿位置受到了挑战。和邻居们谈天，都羡慕深圳的飞速发展和上海的因循守旧，于是有一个邻居妹去了深圳，她父亲谈起来眉飞色舞，这不是上海人自恋的惯有做派。那时出国留学生享受许多优惠，但只能在指定的南京路华侨大厦购买提货。从里面出来时，马上有一拨人围上来要兑换外汇劵或美元，纠缠不休，有的还问我有没有没用完的回国购件指标。不讲上海话了，他们都是讲的带有浓重口音的上海普通话，希望我能听得懂。外地人都有一个体会，上海人聚在一起只讲上海话，怎么听不懂怎么讲给你听。可是在物质利益面前，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个底线。国际大夏也开放了，我想进去瞧瞧。舅舅拦住我，说里面只对外国人开放，中国人是不得进去的。我想起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想碰碰运气。在门口我和舅舅果然被拦住了，于是我掏出国外的学生证，上面满是英文，说我是回国留学生，然后指指身后，这是我娘舅。奇迹发生了，门卫谦恭地让开了道，我和舅舅跨进了里面。其实里面当时只卖少许的外国东西，有可乐，记得大概六块钱人民币一易拉罐，当时大部分人的月工资不到一百元人民币。我买了一罐给舅舅，他喝了，说比汽水难喝，像中药，但他还是勉强将可乐喝下去，因为舍不得那钱。这是上海比较失落的一个时期，像一个破落的富家公子没有了往日的尊严。
这种状况贯通八十年代持续了大概十来年，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伸出一只因帕金森综合症而摇摇晃晃的指头，神奇地将浦东点化为一块宝地。没想到这块最被上海人瞧不起的地方，让上海重新崛起，脱胎换骨，有了翻本的机会。再回国时，坐在舅舅家里窗前喝茶聊天，已然看见了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在夜空里习习闪光，分外耀眼。有一次全家回国，带着自己的小孩登上了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塔顶，瞭望四周，换了人间，上海人终于又有了自己的骄傲。接下来听到了许多口号，“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在浦东经贸区的带动下，高楼如雨后春笋般竖立了起来，开了中国建筑大工地的先河。舅舅告诉我，他们黄埔同学会组织他们参观上海的最新成就，就是进去看这些楼盘，里面空空如也。于是开始听到了邻居们的抱怨，因为建筑热潮开始涉及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不少人的亲眷开始搬迁，离开市中心。后来回国，这种抱怨越来越多，上海人固守的引以为傲的城中地带逐渐失守，大家纷纷迁往到以前的郊区，越搬越远。街头巷尾报刊杂志还有网络上出现了许多骂骂咧咧的文章，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那种上海四个现代化，要搞到浦东去搞好了，为什么动我们的浦西黄金地带。但是新加坡、香港、台湾和其它外资的资金更有说服力，他们来势凶猛，似洪水一样将这些吐沫冲得无踪无影，比当年的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共和国们更不可阻挡，建起的高楼比往昔的英租界法租界更大更气派。一切推倒从来，国家需要钱，国家需要建设，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人民公园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人民广场，博物馆，歌剧院，市政府。南京路也成了步行街，比往日更时髦。奇迹中的奇迹，舅舅的楼房离南京路步行街虽然只有几步之遥，居然到现在还矗立在那里，让我有了凭吊的地方。前几年还去过那里，文革时见到的和我年龄相仿的妙龄女孩，现在都成了半老徐娘，有的还是单身一人，让人唏嘘。
当然更让上海人沮丧的是大量外地人涌了进来，各种层次的都有，上海话被冲得七零八落。这些外地人居然将自己的子女也带来了，小孩们开始说上海话，向别人介绍自己时说自己是上海人，在上海参加高考，进上海的大学，俨然以上海人自居。我实验室就有上海来的学生，谈吐做派和上海人无二。相问之下，父母有从山东来的，有从安徽来的。。。。。他们都是在上海念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回家过年却是各回各地，但他们绝不说自己的出生地，都说自己是上海人。这些新上海人为上海注入了新鲜血液，享受着上海兴起带来的实惠和好处，让上海原有的居民多少有点悻悻然。这次回国在芝加哥转机，在候机室里听到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一位中年妇女用上海话和一位老者聊得热络，她讲了自己在上海的种种后，略带优越感地问老者是哪里人，老者回答：“我是苏州人。”顿了一下，老者又说：“不过我的侄儿是上海人，在那里工作。”那位上海中年妇女有点尴尬，哦了两声。
其实上海人和美国人一样，都是外地人，只不过有个先来后到罢了。两地都只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查了查，原来上海以前只是个渔村，真正的上海人是渔民。上海人绝不承认自己的先人是渔民，就像美国人绝不承认自己的祖先是印第安人一样。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南京条约》逼迫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于是上海成了第一批半殖民地。大量的江浙人涌入，便有了第一批上海移民，和他们优越感极强的后代，也就是老上海人。记得以前在上海听人们互相刨根问底，回答多种多样，“阿拉绍兴宁。”“阿拉宁波宁。”“阿拉苏州宁。”等等。现在再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就不止这些了。我有许多上海朋友和同事，和他们交谈，都摇头叹息，以前的老上海没啦，弄堂没啦，风土人情没啦，想回家过年都不知道去哪里，一切都在弹指一挥间。虽然从前大家赤贫，但解放后上海人精神上是贵族，不像现在，满地黄金宫殿林立，却已经不再专属于自己了，失去了归属感。说句老实话，连我心里都跟着有些失落。但进一步想，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呢。一个以前的渔村不断吐故纳新，不断自我更新，不断反复创新，正说明了上海的旺盛生命力和年轻的容貌。
思潮如涌，第二天我按捺不住徒步参观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迤逦而行来到高架环形人行道，到处彩旗飘扬，游人如织。沿着人行道转圈，抬头四顾，只见满眼高楼互相攀比。“金茂大夏，”“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和正在封顶的最高楼“上海中心”居高临下俯视着近旁高高低低的小兄弟们，气壮如牛。我最近在学习摄影，远远近近高高低低快门忙得不亦乐乎。亦行亦驻，且观且望，不知不觉进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里面有个华丽无比的大商城，乳白银灰，流光溢彩，氛围高雅明亮。放眼望去，逛商店的都是倩男美女，除了我没有一个超过四十岁的。到顶楼饮食城，一家一家生意红火。本想选一家享用一番，发现里面高朋满座也都是笑语喧哗的二三十岁年青人。想想无趣，在外面拍了几张照片只得作罢。晚上在海鸥舫，就是从外滩看那个海鸥形状的建筑，会议举办方举行了欢迎晚宴。一个美国同行也发现了中国到处shopping的年青人，问我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些年青人的财富是哪里来的？”
我笑答：“中国都是独生子女，他/她们花的都是父母的钱。”
“他们的父母呢？”
“都在家里呆着。”
“？！”
说这话时，我又想到了当年外滩的情侣们，结婚生子后，勤劳致富，甘当牛马，换来了儿女们今日的风光和潇洒。
出了商城，我继续漫步，在高楼环抱里发现了一方中心绿地，深秋里荷塘剪柳，花红草绿。有点累了，一个人坐下来喝了点水，靠在椅背上眯着眼享受着阳光沐浴和四周高楼的肃目礼。刚来的那天上海一片灰蒙蒙，天气预报为重度污染。昨晚起了风，将雾霾一吹而光，显出了蓝天白云。云彩在楼顶上像棉絮漂浮，在高大建筑的玻璃墙面上漂浮，在明净的池塘里漂浮，也在我心里漂浮。雪白的云彩为陆家嘴带来了鲜活和灵动，一切显得不那么呆板和死气沉沉。这么美好的建筑群只有配上蓝天白云才好看呢。我想，上海就是上海，每一位上海人，不管是以前的还是现在的，都以她为荣。每一位中国人，不管是海内的还是海外的，也都以它为荣。
2013.11.18至11.20写于武汉
2013.11.21改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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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家嘴 （2013）
外滩 （2017）
南京路 （2017）
谢谢临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