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只肉丸子与屠杀案---王立山（译文by美翼传奇）

（译文手记：王立山，一个来自故乡深陷囹圄的人。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这篇来自网路署名王立山的文章，或许可以让网友们从某个角度，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文章真伪未经考证。因联系不上，译文未经作者允许，有不当之处，译者与读者自负。）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康州中央大学的英语教授，诗人，大卫. 商卡尔博士，为《哈弗学刊》撰文，写到：他仅仅因种族出身和肤色被纽约警方纠葛并羁押的事件并没有结束。该文的副标题是：“和解既不能重修对警界的诚信，也不能解决问题，”。

商卡尔博士表达了我的心声。

目前为止，如果有人在网路上谷歌我，不难发现很多关于我的负面甚至扭曲的东西，尽管人们在二零一零年四月之前对我一无所知，尽管法律依然推断我是无罪的。在处理我的事件中，警方有选择的向媒体出示了几件在我车中找到的私人物品，并就此作了最夸张的推论。警方向公众描述，参与此事的某某警察如何英勇，这如何是一起蓄谋杀的凶案。媒体在很大的程度上在诋毁我。当然，媒体需要这些偏见和扭曲的报告来满足它们已经格式化的精神世界。甚至我最亲近的朋友对媒体的如是说辞也确信无疑。我不怪我的朋友。我也不怪对媒体趋之若骛的人们。然而，主流媒体用有色的偏见来诋毁和描述中国人绝不是新闻。CNN某评论员曾叫中国人“一群流氓和恶棍”，由此引发中国一句流行语“做人不能太CNN”，这里CNN指的是缺德之行为。请问这位评论员，敢用同样的话说犹太人吗？如此，他将因为反对西米教被乱石砸死。威廉.麦克苟文曾写书《有色新闻》描绘美国的记者行业如何在多元的征途中腐朽。他在书中批评主流媒体如何不能对Patrick Chavis 博士进行没有偏见的报道而在新闻界留下臭名昭著的丑行。

一个中国人，如果不能比同事更勤劳，她和他就会被指责为懒惰。一个中国人，如果为受到不公正对待而抱怨，他或她就会被指责为“精神不健全”“暴力倾向”。一个中国人，只能劳不能怨，被认为理所当然，在必要时，还必须做替罪羔羊。

两个月前，我成了中城医院的病人。有一天在食堂里，我从一名黑人厨工那里领晚餐，她给我四只肉丸子。我问一名叫樱桃的黑人员工，别人领到八只肉丸，而我为什么只领到四只？她说：肉丸子不够了。很有道理！我没有怨言。但是，当我看到在我后面的人都领了八个肉丸子，我就走过去直接问那位厨工。她回答我，给我四个，因为我没说要八个。可其他人也没说要八个呀！但他们都得到了八个。诚实的说，我平常也就吃三四个而已。但这不意味他们可以少给我。同样，当我拿三瓶牛奶时，厨工会立即要回去一瓶并告诉我每人最多两瓶。一而再的，我看见其他人还是拿三瓶。有一天早上，来自西语族裔的桑德拉女工在派送多余的果汁。她问我们有没有人需要。我举手说我要一瓶。她说，不! 因为我已经有两瓶了。然而，就在我眼前，她把多余的果汁给了另外同样已经有两瓶的人。同一个桑德拉，有一次抱怨我出言不逊。那时，我正在和一位叫卡罗琳的金发女士调侃：因为她给我封信口的透明胶太短，我说她“小气鬼”。当时桑德拉正在信箱前的电脑上网游，卡罗琳为把信放进信箱而请她移动一下。被打搅的她很生气地向我喊道：“你这样粗暴对待一位女士！小气鬼是不逊的字眼！”我顿时哑口无言。之前很多次，我听见人们在她面前，口无遮掩，龌蹉连篇。而她，桑德拉并没有任何愠色呀！有一天，我从院子外回房，就在我要进门的时候，员工米格尔就当我的面把进房的门关上了。一天晚上，我正在走廊里借光阅读，米格尔看见了立即把灯关闭。当我责问他还不到宵禁的时间，他告诉我，何时关灯，随他喜欢。有一次，我与米格尔激烈争吵起来。因为他不给我开洗衣房的门，致使我无法把洗好的衣物放进烘干机。开始，他说，现在是用药时段，为了安全，他不便开门。冠冕堂皇！我第二次叫他开门，米格尔说，他本来可以开门，但他不愿意。因为我在下“命令”！还有一个夜晚，我要去冲凉，可没有浴巾。我向一位女工求救。我随她来到储物间取浴巾。米格尔瞧见后，立即锁上了冲凉的房门。我回来惊呆的发现冲凉门上了锁，就告诉那位女工，而米格尔就在一旁。于是，她问米格尔：“难道宵夜时段不能冲凉吗？”他语无轮次答非所问：“是吗？或许不能吗？但是。。。你如果。。。”女工即刻打开了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七日，午餐排在楼下健身房里。早上十一点前，我问桑德拉要一支笔。他没有给我并告诉我，第三队就要来就餐了。我说，还不到午餐时间，而且地点也不在食堂大厅。可她仍然不想给我笔。当我就此向法务官员投诉时，官员告诉我她不想质疑她的工作人员的判断（为了给或不给笔）。第二天，员工要求我在11点25分午餐（12点）前还笔，因为我没有按他的要求立即起床，他就那我开刀，给我下了24小时禁笔令。还有，那次刚吃完晚饭，提姆墨菲单独练我，搜我的身。前几天（01/08/11)提姆把我叫到会议室。几个护士和两名保安一起，指责我在我的房间发现了一只笔。随之而来的处罚也是禁笔。基本上来说，自从同米格尔吵过，以及一位护士自称她是“老板”以后，我就决定了不再与任何员工争吵或理论。因为他们说了：“他们是掌控这里一切的老板”同时，他们的自我意识远大于他们的物理存在。不论他们怎么宣布他们的说教，与他们都毫无沟通的一点缘由。“洗衣门”以后，我确实向单位主任弗兰克申诉一次。他是个好人。但他只是告诉我：“我们的看法与你不同。”

来自中国人的一个解释，一次申诉的不可信是与生俱来的。然而同样来自他人的解释和申诉就是真的，或后来“证明是真的”。当欧马索顿 伤了八个人，他的邻里说，他过去是个好人。但起诉我的案子在法院等待诉讼的时候，两位纽约布鲁克林犹太医疗中心的医生就对纽约邮报讲述。一个说：“让我震惊的是他能够进入这里进行凶杀”。另一个说：“（他）精神有问题并有暴力倾向”。五月十五这天，“一个病人就要死了，（他）在图书馆”，并且（他）在“种族上辱毁”另外的人。这两个医生的说辞尽管毫无根据，但他们的评说广为传播。媒体不仅没有谴责他们在医院里的恶行，更无能去谴责“那个”盗世欺名的违法者和无法救药的骗子，就像那两个医生一样。到目前为止，对印度人，我只会两个微词。其一是“点脑”（dot-head）来自七月五日时代周刊，其二是“沙黑鬼”（sand-negro）来自商卡尔博士的文章。回溯到2008年，我对怎样“种族毁辱”印度人一无所知。十一月二十九日这天，我的公共辩护律师问我一个问题：“中国人有情感吗？”当我回答我们中国人颇具情感后，他接着问：“你呢？”这就是宣称将在法庭为我做最好辩护的我的那位律师。他似乎对中国人的看法约定俗成。一个中国人被推断有罪，直到“证实是否”。2008年五月间，我不厌其烦的对我的雇主说，我对任何人都不具威胁。可我的雇主一直就此攻击我。根据纽约州的法律，雇主解雇任何人无需说明任何理由。我的雇主却感到必须为我编个故事，比如，用笔指某人的眼睛，当某人后退时，我继续向前用笔指他的眼睛。完全是谎言！可这又有何用呢？我的雇主指鹿为马，说啥是啥。说一个中国人暴力，无论是事实与否。就像叫一碗中国“云吞汤”一样司空见惯！我的雇主把这些指控呈给州政府，平等就业会和法院。然后，又不出席州劳务部门听证会。当劳务部门作了有利于我的裁定，他竟然懒得上诉。后来在纽约联邦法庭诉讼时，他的律师仅仅要求延期审理，进而要求法官撤销案子。

去年冬天，在佐治亚的一个清晨，我带着一双儿女在公园漫步游玩，见到一位白人妇人带一只没带链子的狗出了家门。当她的狗接近我的孩子，对孩子嘘熏时，两个孩子惊骇不已。因为这只狗很大，看起来也不友好，他们惊吓的尖叫。我用木棍轻栏着不让狗舔到我的孩子。此时狗的主人向我喊到：“不许碰我的狗！”为什么？只许狗惊人，不许人驱狗？我对她说，我的儿子女儿都受了惊吓，她该把狗叫回去并栓上链子。狗主人见我碰了她的狗而愤怒异常，她低声诅咒着带狗走开了。公园里规定，是狗必须都用链索。显然，狗主人并不为孩子的惊吓而动。在她眼里，她的狗比其他人类孩童更重要。

今年的二月和三月，我们不断收到小学让我们确认居住地身份的信件。其实，去年秋天注册时我们已经把水，电等账单都按要求交给了学校，而下学期注册尚未开始。当我去询问理由时，学校说，他们寄给我的信被退回了。可他们却没有退回的信件给我们看。

现在，让我们反过来，看美国人怎样看自己。

当美军从三个不同方位向前那联盟发射导弹，炸毁了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军方说，那只是因为使用了过时的地图而犯的错误。美国人想让整个世界相信，如此复杂的军事行动，只是一个单一个人的错误所致。如果是错误，那也必须有一个高级长官面对复杂的计算机系统，对位于克拉罗多州，或亚利桑那州的基地发出命令，并向发射塔以及千里之外最秘密飞行器发出正确的起飞指令，从三个不同方位同时对准一个建筑物并把它摧毁。二零零一年，一架美国军用飞机与一架中国的歼击机在南中国海相撞。美军方抱怨中国飞行员疯狂驾驶并展示一个飞行员贴近美机飞行被从凸起机窗外拍下他发电子邮件地址的录像。当这些美国大兵们在中国基地贵宾般享乐，美国警告中国政府：美军飞机是美国领土的延伸，如果中国人登机，将被视为侵犯美国主权。

让我们引用H.G.比辛格先生《星期五之夜光--城市，团队，梦想》书中的一段：“第一个凶案发生于十九世纪末。一个牛仔轻骑卷入一坐挖井引水的庄园，向伙夫讨要食物。被描写成华人的伙夫拒绝了他，于是牛仔立刻射杀了他。牛仔被带到圣.安吉洛审判，但是法官无罪释放了他。法理是，没有法律条文说杀死华人是有罪的。”

大卫.迈克洛夫在《杜鲁门》中如此描画哈利杜鲁门的偏见：“每个人的本质都是好的，只要他诚实，高贵，而不是黑鬼和华人。”他说“他的叔叔威尔扬，一个南部联盟的元老，自有一套理论。上帝用土造了白人，用泥捏了黑人，其余的剩物就堕落成了华人。他对华裔和日裔恨得咬牙切齿。我也一样。我猜想，这就是种族偏见。但我很赞同这样的观念：黑鬼应该呆在非洲，黄种呆在亚洲，而白人属于欧洲和美洲：”。讽刺的是，正是一位华人医生给与了哈利杜鲁门的父亲终极的关怀。同样一个杜鲁门，在总统任内，拒绝了在朝鲜战场部署大规模杀伤武器，并致力于把战争局限于朝鲜半岛。

在文章的结尾，商卡尔博士登高望远“我想到，那些与我一起在监牢里共渡那个周末的其他人。他们与我不同，没有论坛，没有资源手段，所以不能发出声音。正是这些人，应该享有我的胜利。”

我们无法预知，这些声音为世人听到的机率。然而，仅仅是天真的幻想却远远不够。我期待作为诗人的商卡尔博士，得以吟诵他的先贤们的诗章：“无论谁，贬低了他人，就贬低了自己，无论他做了什么，最后回敬自己”。（惠特曼）“这土地是我们的，远在我们在此落地之前”（弗罗斯特）。种族歧视是一种传染病，任何人都可能有染。马尔科爱克斯 说：“白人在她们的肤色消失的同时，也丢失了人性。”一切都与强权有关。胆小鬼和狂徒都用它来针对其不喜欢的人。无论谁在统治，他和她都易于染上这个病毒并拿它作为一种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