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援助60年的得与失

今年是新中国开展对外援助60周年。据中国商务部对外援助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并向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捐款，支持这些组织开展多边援助活动。…[详细]



回望这60年的对外援助史，我们可以看到，以改革开放为界，中国的对外援助可以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从第一个阶段中国超出国力的对外援助，再到第二阶段的“量力而行”，折射出一个大国理性与成熟的进步。


改革开放前：对外援助政治挂帅，远超国力 1976年以前，中国已经援助了110多个国家1950年7月，蒙古国请求支援劳动力，这也是我国最早的对外援助。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而援助的项目也非常的多，现汇、技术、物资、工程，乃至劳动力……不一而足。

50年代，中国援助的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动100多万志愿军，开支战费7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又无偿赠送朝鲜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供1.67万亿人民币（旧币）的援助。在越南内战结束之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有增无减，提供了巨额的无偿现汇援助、援建了许多工厂、送去了海量的物资，完全把越南当做了兄弟，无所不给，在送去的物资中甚至还包括香烟、中成药、葡萄干和酒等等。…[详细]
凡是“兄弟们”的要求，中国有求必应据解密的外交档案显示，某某国“要求中国提供”、“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要求我派”，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一些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的常见字句。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这样的要求几乎是来者不拒，就算自己节衣缩食，也一定要尽力满足“兄弟们”的要求。这些对外援助都被当做是最为严肃的政治活动进行，美其名曰国际主义。

中苏翻脸之后，为了让一些国家不完全倒向苏联，中国更是加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和力度。而这些国家，也因为支持了中国，得不到苏联的援助了，因此对中国要求颇多且理直气壮，阿尔巴尼亚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阿第一书记霍查对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说，“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阿总理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从1954年起，中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详细]
后果：中国的援助已经超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国力并不雄厚，但是却常常是宁愿自己喝粥，也要让“兄弟们”吃上肉。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其实，当时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刚开始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助，被拒绝后才转求中国。虽然中国当时财力有限，但是还是承接下来，施工条件极为艰苦，最终中方59人牺牲。这几乎是倾举国之力来进行对外援助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1967年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超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1973年之后，中国的这种超过国力的对外援助才逐渐地扭转过来。…[详细]
反思：出于意识形态的狂热援助得不偿失一些学者认为，中国通过对外援助，获得了政治、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回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支持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是，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与美对抗，与苏交恶，在对外援助上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越来越低，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狂热因素越来越大。早在1962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经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已经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面对国内外的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接受，相反，在文革中，王稼祥还因此受到严厉的批判。…[详细]
改革开放后：走向理性，但是也有质疑 经济诉求超过了政治诉求，并且学会量力而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突出了“平等互利、形式多样、注意实效、共同发展”的内容，对外援助的经济意义超越了对政治利益的诉求。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内的实际状况，对外援助金额并没有相应大幅增加。1995年以后，金融机构提供的优惠贷款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形式，合资合作项目开始受到更大的重视和鼓励。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自1995年开始对外提供优惠贷款以来，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向74个国家提供了优惠贷款，支持各类项目252个。此外，中国也继续援助了很多的工程和对外项目，包括铁路、公路、工厂等等。…[详细]
质疑一：绝不附带任何条件，有时会导致负面效应从1964年开始，不附带任何条件一直都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圣经”。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一主张也逐渐受到很大的质疑。

美国智库对外关系理事会高级学者费恩波姆在《外交政策》双月刊发文称，中国的援助或贷款与发达国家的不同。中国从不过分关心减少贪污，提高透明度，或者提高私营公司的条件；相反，它通常要求受援国家，购买中国产品或者雇佣中国工人。文章认为，向世界其他国家捐款时，中国不遵守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制定的规则。中国的贷款通常是秘密协商，没有传统的附加条件，往往提供给那些西方国家资金害怕去的地方。这样一来，很容易变相地支持了腐败、黑暗的政权。…[详细]
质疑二：中国习惯“单打独斗”，较少参加国际合作今年4月6日，商务部公布了2010年度该部门的财政收支预算信息，支出总额为151.57亿元。其中，外交支出是占比最大的支出项目，总额高达140.6亿元，而对外援助总额为130.85亿元，占财政拨款总支出89.8%。几乎与此同时，联合国和美国政府在纽约举行了一个海地重建筹款会议。超过50个国家共捐助了53亿美元。但中国仅捐助了150万美元，与冈比亚和摩纳哥差不多。5/6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揶揄说，这些钱甚至还不够买上海郊区的一栋别墅，中国花钱的方式与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大国的地位越来越不相称。中国的对外援助习惯“单打独斗”，而较少参与国际合作，这一点常常被诟病，随着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更多地负起责任，参加到国际合作当中来。…[详细]
面对质疑，中国也在不断进步，迈向负责任大国之路 在不干涉内政和促进解决人道危机之间做出平衡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周琪撰文认为，由于中国在近代所遭遇的百年屈辱，中国对西方列强侵略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记忆犹新，因此对尊重主权的外交原则更为重视。但是，如果中国要想向世界显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就必须在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和在国际上促进人道主义危机解决方面做出适当的平衡。忽略人道主义问题而坚持完全不介入的做法，在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详细]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也曾经指出，假如援助对象有一个负责的政府，不加条件很好，能获得对方政府和人民的感谢赞赏。但如果对方政府或主要领导者胡来，援助时还不附加条件，后果就会非常负面。最直接的损失是，宝贵的援助没有被用在经济与社会发展项目上，而是被贪污或浪费了。中国还没有公开的制度化的程序，来确定如何对外国进行对外援助，这一点也需要加强。…[详细]
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组织的多边援助1997年，中国开始主动参与国际组织的多边援助，2007年，出现了关键性的转折点——中国加入了国际开发协会的捐助国名单，该协会是世界银行下属机构，专门为最贫穷的国家提供无息贷款。BBC评论说，中国在8年前还是国际开发协会的受援国，如今首次从受援国转变为捐款国，“具有很大象征意义”。而“德国之声” 则认为，这种“象征意义”不可小看，这将是一个转折的开始，中国总的趋势是从受援国完全变成出资国。那么，中国就真正走出了第三世界。当然，这是双方面的，中国的贷款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这些机构的变革。…[详细]
不断调整的理性援助其实也是迈向负责任的大国必经之路近十多年来，中国开始提出“负责任的大国”这个概念，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强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也越来越多，中国能过承担的也越来越多。负责任的大国是个很宽泛灵活的概念，不仅指现在全球经济要中国起“火车头”之一的作用，在战争与和平等传统的国际安全上，在气候变化、跨国流行病、跨境犯罪、国际洗钱、非法移民、恐怖主义等非传统的国际安全方面，更要求中国起重要作用。…[详细]

所以，中国不断理性调整的对外援助之路，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条迈向负责任大国必经之路。
结语：几内亚曾经有一位官员说，“中国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策略，他们不再会向一个不稳定国家的不确定市场中注入50亿美元。”这样一句话，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对外援助的理性进步的注解和诠释。回顾对外援助的六十年，从政治挂帅到经济先行，从狂热援助到量力而为，从单打独斗到参与国际合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国家的成熟，尽管，还有许多进步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