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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豆腐庄的讨论回帖。因为话痨，啰里啰唆一大篇，不忍丢掉，也收在这里）
2012-3-9
我也觉得语言很好。那些“蠕动的小点”，看得我身临其境，头皮发麻。娅米所说的“译文的痕迹”，我觉得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可以允许的。汉语的发展，跟现代的翻译事业不无关系。看起来有些生涩的句子，没准正为“到达语”（在这里是中文）注入了新的活力，慢慢就变成了习惯用法了。以前鲁迅不就是宁愿说“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也不愿意说“日落山阴”？
不过我同意娅米，翻译中的“信”，首先是风格的“信”。换句话说，就是明朗的文字要译得明朗，而晦涩的文字尽可以译得晦涩。老实的文字就让它保持老实。如果把晦涩的文字偏要译得明朗，那译者就是越过了自己的角色，越俎代庖了。
诗歌之所以难译，主要的原因就是原文的意义常常也不明确，翻译一定要加上译者的主观理解，就不能完全地做到客观公正。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诗歌的翻译有更多的自由。而小说因为有相对明确的逻辑和情节，所以如果要体现原作风格，对译文的准确要求也就更高。尤其是现代小说，故事情节之外还有情绪和气氛的营造，不是简单的把故事译出来就算了，所以很难译。
说到底，翻译问题是一个伦理问题，是一个“出发语”和“到达语”之间孰轻孰重的问题。把外语按中文的习惯译出来，那就是看重“到达语”；而在译文里保留外语的痕迹，那就是看重了“出发语”。现代汉语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出发语不断占了上风的过程。只要对比白话运动初期的翻译和现在的翻译就能看出，原文没有变，而译文的风格却越来越欧化了。
两种情况下，在我看来，译者都只应该是个面无表情的“摆渡者”，不应该加入太多的个人痕迹。所以你那抹紫色的衬裙，如果是我，如果读原文时感觉不到这抹艳色，我就不加。文学翻译是很需要牺牲精神的一件事，抹去自己，成就作品。
波德莱尔有一首诗“Invitation au voyage",全诗都用的是奇数音节，交替用五音节和七音节。用奇数音节写诗，这是很不古典的，也算是当时的现代化创新。我试过用五言和七言古诗句来译，毕竟个人游戏的痕迹太重，终究没有译完，呵呵。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些中国作家，比如余华，那是明明白白承认自己受到了欧化语言的影响。可是他们读的卡夫卡和福克纳，说到底不过是译者的语言。余华以为自己读了卡夫卡，其实读的只是李文俊而已。想到这一层，越发觉得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深不可测，就算是以文字为生的作家，大部分也不过是隔靴搔痒，水中望月而已。
扯远了扯远了，显然离题万里，打住打住。
…………
…………
呵呵，通过译文中的斧凿痕迹来发展到达语，容易被人批作崇洋。所以这种事情，只能由大师们来做。你我等，还是能没有痕迹就没有痕迹吧。
以前林纾翻译西方小说，他不懂外语，要懂外语的人给他讲述故事，然后他再用文言添油加醋地写出来。那个，完全不能叫做翻译了，只能叫做改写。
总的来说，传统小说，因为注重情节大于注重气氛和语言本身，所以即使是大部头，其实相对容易翻译。傅雷之所以能够保持典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译的是 blablablabla的巴尔扎克，而不是佶屈聱牙的新小说。就算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小说虽然很现代性，但是语言本身还是很古典流畅。而像《喧哗与骚动》这种故意支离破碎的文字，我真是佩服李文俊能把它准确地译出来。
文学翻译，在推广作品方面，功不可没。但是相对于原文来说，翻译必然是某种散失。再伟大的翻译家，也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完全忠实于原文，但是读者的感受决不会等同于读原文的感受（这是语言天然的隔阂，你一定能够理解）；要么利用自己的语言和学识素养，粉饰原文。但是这样的粉饰又何尝不是一种对原文的背叛。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译文很精彩，但我还是恨自己不会俄语，不能读原文。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当然愿意用原文来读外文书。但这个愿望不能实现，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遇到一个好译本。
你那个painful的例子，我觉得中文里的“痛苦”倒是也有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含义。德文的Schmerz应该也是肉体和精神都有吧。
看你们上面讨论文字的韵律。语言的韵律是肯定存在的，否则又怎么能用来写诗、用来歌唱？但是中文的书面语，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单看近百年来，就有那么多的变化和发展。欧洲语言相比之下简直稳如泰山。汉语内在的韵律大概没有变，但是语言不仅仅是韵律，还有句法、单词的排列。从早期的翻译文学到现在，文字变得太多了。王小波那句“一个人对自己的母语能有这样的贡献”，就已经暗含了很丰富的意思。为什么他不仅仅说“对母语的把握”，而要说“对母语的贡献”？就是说翻译家们的文字丰富并发展了母语。而这恰恰说明了这母语是可以被丰富和发展的。我们现在看傅雷的译文，觉得没有痕迹，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丰富和发展。让林纾来读傅雷的译文，老先生一定觉得“很有痕迹”。鲁迅的文字之所以读上去古怪，是因为他正处于尝试的那个阶段。他的成果和方法的科学性暂且不论，但是这种寻求变化的勇气，我是很佩服的。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全用文言写成，功底不浅。他来探索现代汉语的变化，那是很大的撕裂。没有这些早期斗士们的斧凿痕迹，又怎么能有今天的现代汉语。
我真是话痨，怎么又扯出这么一大篇，打住打住。
谢谢你的意见。
嗯，常常有“诗不可译”的说法。就是因为诗的意义模糊，重在感觉，读懂已经是件难事，不要说翻译。当然有些人认为意义模糊也有好处，可以有多种解读方式。总的来说，古典诗歌因为叙事的成分大些，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因为古典诗歌常常遵照严格的诗律，所以要译得准而美也不容易。现代诗越来越晦涩，越来越主观化，因此越来越难译，但同时也给了译者发挥的更多自由。
明清的通俗小说，跟今天的现代语诚然很接近。但是我在这里说的“现代汉语”，是偏重于“现代的翻译语言”。红楼梦跟余华马原等人的小说一对比，语言的节奏、叙事的方法都大不一样，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余华马原等人用的不是理论上从明清时代汉语直接衍生出来的语言，而是掺杂了许多翻译痕迹的现代欧化语言。
国内的翻译，现在的确是很不认真。出版社急功近利，译者也不认真，错漏百出。就像你说的，许多严肃作品也被虐待了。
呵呵，我不是行家，是玩票的。
不知道你们在那里讨论，随便说几句。
鲁迅的译文之所以那样，还是跟日文中有大量的汉字有关，这个汉字很容易局限译者的中文使用，而且，日文中的很多汉字使用很多保持了唐代汉字的原意，而中文经过一千年，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是我在懂了日文后才理解的，这个和欧美文字还是有些区别的。
你如果看过明代的很多通俗小说就会觉得，通俗语在那时候已经非常接近现代语了。
至于诗，我觉得有一部分东西几乎不可能译好，是表达瞬时心情和感觉的东西太多了。有人找到周作人说，听说日本有一种诗歌体的俳句很好，你能不能给译一些，他说：没那水平。的确，很多诗，看了就觉得就是翻译的失败，还不如不看。有人说，如果你能自然记住某种语言的事，那么说明你懂得了那种语言，诗最难的。
信达雅是翻译的基本标准，要不然真的还不如不做，干脆写个大意介绍算了。翻译是再创作，但是在原作之上的再创作，其实很难。
个人感觉，尊重原作风格很重要，要让读者感觉到原作者的写作风格，而不是原作者使用语言的一些词汇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