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浪河
一条小河的岸边一只小猫,经常摸石头过河, 可是有一天
正文
奸相掌军权是亡国之兆
——也谈“宰相与兴亡”
雨夹雪
摘要：
我们讨论历史问题时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讨论皇权、相权与兴亡等问题时我们当然要看到明君与贤臣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本质的一面，不能把这些人幻想成救世主，但是这丝毫也不否认我们同样应该看到他们比昏君与奸臣有进步的一面，在客观上有有利于人民群众的一面，有被争取改造的可能性的一面。奸相乱国不是指奸相一个人乱国，而是指奸相为代表的反对“自我抑制”的封建官僚集团反动派乱国，近代以来主要是指以卖国为生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乱国。内朝出身与勾结豪强恶霸镇压群众运动出身是祸国奸相的两种基本出身。祸国乱国的最高程度就是亡国，亡国的一个重要征兆就是奸相掌握军权。无论是内朝出身的奸相还是镇压群众运动出身的奸相，无论是有篡位野心的奸相还是没有篡位野心的奸相，一旦出现奸相和军权的结合，都表明亡国之日不远，将给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袁世凯既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宰相，也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位宰相，而且其祸国卖国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李鸿章，比李鸿章更有奸相的代表意义。
提纲：
一、皇权、相权与兴亡
二、奸相乱国的社会基础
三、祸国奸相的两种出身
四、奸相掌军权是亡国之兆
五、袁世凯比李鸿章更有奸相的代表意义
近日来，从张宏良老师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开始，左派掀起了一个讨论“宰相与兴亡”的高潮，包括黎阳老师的《奸相当权，天下焉得不乱？》，空心菜的《内朝出身为相者多为奸相》等从各个角度分析“宰相与兴亡”的文章。笔者今天也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皇权、相权与兴亡
很多朋友对张宏良老师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提出质疑，一个主要的理由是认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皇帝和宰相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皇权、相权的矛盾属于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
我认为，这些人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事实上忽视了张宏良老师文章的真实含义：皇帝和宰相乃至其他贵族官僚同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不等于没有进步与落后之分，丝毫也不意味着应该把他们不加区别的一棍子打死。
从皇权、相权的来源来看，这两种权力均来自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在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发生阶级分化，出现了贵族和平民的区别（此时也出现了少量奴隶，但不占主导地位。），从而演变出了由氏族长老组成的议事会，由氏族成年男子组成的人民大会和军事首长三大权力机构。后来，平民的政治权利逐渐被剥夺，形成了贵族和军事首长两种政治势力。（西方一些国家如雅典表面上人民大会权力最大，但是实际上阶级社会的“人民大会”已经蜕变成少数剥削者的统治工具，实质更接近军事民主制下的贵族会议而不是真正的人民大会。）在中国，军事首长经过长期演变变成了皇权，贵族政治经过长期演变变成了官僚政治，其核心是相权。因此，皇帝和宰相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并不能否定张宏良老师皇权带有相对独立性的观点。
当然，一般的说，在封建社会，皇权更多的倾向官僚、地主、商人等剥削者而不是农民、手工业者等被剥削者。但是为了自身统治的需要，一部分杰出的君主也的确对官僚、地主、商人等剥削者进行了抑制，而这种抑制是国治国兴的重要条件。相反，如果君主完全站在官僚、地主、商人等剥削者一边纵容他们对农民、手工业者的剥削压迫，则是国乱国衰的重要因素。例如，抑制豪强的西汉是一个著名的盛世，其中抑制豪强最坚决的汉武帝时期西汉达到了鼎盛，纵容豪强的东汉则是一个著名的黑暗时代。再如，实行均田制抑制兼并的唐朝前期是又一个著名的盛世，“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宋代则以积弱不振著称。
其实，不仅仅是皇帝，判断宰相和其他封建官僚等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任何一个人进步与落后的标准都是看此人是对官僚、地主、商人等剥削者进行了抑制还是纵容他们对农民、手工业者的剥削压迫。抑制的越多越进步，纵容的越多越落后。
总之，我们讨论历史问题时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讨论皇权、相权与兴亡等问题时我们当然要看到明君与贤臣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本质的一面，不能把这些人幻想成救世主，但是这丝毫也不否认我们同样应该看到他们比昏君与奸臣有进步的一面，在客观上有有利于人民群众的一面，有被争取改造的可能性的一面。
二、奸相乱国的社会基础
很多朋友对对 张宏良 老师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的另一个质疑是认为“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的说法过于突出个人的作用，忽视了阶级的作用。
我感觉持这种观点的朋友是没有仔细读张宏良老师文章。张宏良老师文章并没有把宰相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来看待，而是作为“中国官权集团”的一个代表来看：“中国官权集团在客观上推动民众聚集到皇权周围的同时，他们自身则自发地聚集到了宰相的周围，因为宰相是官权集团的最高代表，是与皇权相分离的官权集团的政治核心。”“由于中国所有资源都集中在官权集团手中，而官权集团又是与国家利益相分离相对立的集团。所以，宋代以后入侵中国的所有外来势力，都不再想方设法去战胜中国的军事、政治和国防力量，而是想方设法去收买中国的官权集团，而收买中国官权集团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收买官权集团的最高代表——宰相。于是，宰相便成为中国兴衰治乱、国家安危的历史关键，便成为历朝历代所有外来入侵势力收买的对象，由此也就形成了‘国之治，宰相贤，国之乱，宰相奸’的历史铁律。”
笔者个人认为，张宏良老师所说的“中国官权集团”，并不是指封建官僚集团中的所有成员，而是指的封建官僚集团中最黑暗、最邪恶、最腐朽的那一部分。否则，哪还有什么奸相、贤相的区别呢？因此，对于官僚集团进行剖析是弄清奸相乱国的社会基础的关键。
笔者前文已经说了，判断宰相和其他封建官僚等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任何一个人进步与落后的标准都是看此人是对对官僚、地主、商人等剥削者进行了抑制还是纵容他们对农民、手工业者的剥削压迫。因此就整个封建官僚集团来看，也可以分成愿意“自我抑制”和反对“自我抑制”的两大派别。前者是封建官僚集团的开明派，代表中小地主的利益，是贤相治国的社会基础；后者是封建官僚集团的反动派，代表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是奸相乱国的社会基础。
在少数民族侵扰或外国侵略的时期，由于封建官僚集团的反动派极端邪恶腐朽，和人民群众尖锐对立，因此自然不可能发动群众抵抗少数民族侵扰或外国侵略。相反，在把人民群众看成最危险的敌人的情况下，勾结入侵者共同镇压人民群众，包括对付封建官僚集团的开明派就成了封建官僚集团的反动派必然选择。于是，秦桧陷害岳飞之类“奸相卖国”的事件也就顺理成章了。
近代以来，从同光新政（同光新政是洋务运动的旧称，也是比较合适的称呼。它明确指出这次变革只不过是清政府的改革，根本不是群众性的运动。而且，同光新政的含义按照李鸿章的解释是“外需和戎，内需变法”，也就是说对外妥协投降和“办洋务”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八十年代以来，有些学者把“办洋务”独立出来制造了一个新名词：洋务运动。我认为这是很不恰当的。因为不仅把同光新政中“办洋务”和对外妥协投降这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割裂开来，而且容易被人误解成这是一场群众性的运动。）开始，出现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一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暗、最邪恶、最腐朽的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以往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势力不同，基本获利方式是在外国侵略势力掠夺中国的过程中充当助手和中间人，并从中分一杯羹，更简单一点说就是以卖国为生。正是这个以卖国为生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构成了李鸿章等祸国奸相层出不穷的社会基础。
附带说一点题外的话，许多人认为：倭仁、刚毅、赵舒翘等强调气节的封建官僚比洋务派买办官僚更落后，是“顽固派”。其实，这是30年来用不伦不类的“现代化史观”取代唯物史观造成的错误观点。这些人和人民确有矛盾，但在近代，中国有沦为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的危险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提是民族独立，最大阻力是外国侵略者。外国侵略者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矛盾，封建地主和人民的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因此应该以爱国还是卖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第一标准。从这个角度来说，强调气节的封建官僚无疑比出卖民族利益的洋务派买办官僚进步的多。正因为如此，在八国联军侵华中，出现了爱国清军和义和团共抗外国侵略者的感人场面。也正因为如此，八国联军可以放过慈禧太后，却不能放过强调气节的封建官僚，要求惩办“祸首”，并屠杀了大批稍有一些爱国之心的封建官僚。
总之，奸相乱国不是指奸相一个人乱国，而是指奸相为代表的反对“自我抑制”的封建官僚集团反动派乱国，近代以来主要是指以卖国为生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乱国。只有从这个角度，正确区分官僚集团的开明派和反动派，才能真正理解 张宏良 老师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的意义。
三、祸国奸相的两种出身
空心菜的《内朝出身为相者多为奸相》通过分析赵高，王莽，王衍，李林甫，蔡京，秦桧等历史上著名的祸国奸相，有力的论证了内朝出身为相者多为奸相的道理。
内朝出身为相者多为奸相是有必然性的。正如空心菜文中指出的：“（内朝出身的人）缺点也很明显，脱离基层实际的官僚主义，只维上而不唯实的奴才心态，最严重也是最具备危害性的是在机关尤其是主管机关行政事务出身的人往往都是一些善于阴谋之人。”“在这种环境下熏陶的人，心眼多，城府深，手段狠，擅长玩弄权术。”一个人如果没有担任过基层、地方主官而仅仅是围绕皇帝及少数几个中央高官转，那么几乎不可能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几乎不可能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也就自然不会愿意“自我抑制”，成为封建官僚集团的反动派也就很难避免了。（内朝出身为相者也经常陪同皇帝及少数几个中央高官下基层“出巡”，但是在封建社会这种“出巡”其实是一种做秀，根本不可能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
顺便说一句，不仅仅是宰相，从皇帝到臣子，不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不了解百姓疾苦的一般都是昏君奸臣。曾经负责高考命题的御用文人袁腾飞胡说“有哪一个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上台之后搞独裁的。没有，是吧，没听说过，准都是这么一帮，之前寒酸，我可有了今天，我折腾死你们。”其实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恰恰相反，像汉宣帝这样流落民间，体验了百姓疾苦的皇帝是著名贤君，而魏晋南北朝那些“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的门阀士族治下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四大黑暗时代之一。（中国历史上“四大黑暗时代”第一个是魏晋南北朝，第二个是晚明，第三个是晚清民国。）
当然，这并不是说内朝出身为相者就公开叫嚣：“我就是要剥削压迫占人口95%以上的农民、手工业者等广大人民群众。”相反，内朝出身为相者往往更多的装出亲民爱民的样子，还常常附庸风雅宣称爱好传统文化。例如，著名的奸相王莽曾拿出一百万钱，三十顷地，当作救济灾民的费用，甚至逼令杀了一个奴婢的二子王获自杀，更熟读《周礼》等传统文化典籍，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吟诗作对朗朗上口。但是这些奸相能够吟诗作对，却写不出一篇能够解决百姓实际困难的文件；一面去救济几个困难群众，一面出台一些把更多的群众推向火坑的政策，这足以证明其真实面目。其实，这些奸相靠装出亲民爱民的样子骗取声望本身就是瞧不起人民群众智慧的表现，是他们属于封建官僚集团反动派的如山铁证。
那么担任过基层、地方主官的是否就差不多都是贤相呢？那也不一定，担任过基层、地方主官确实不可避免的贴近群众，但是贴近群众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是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主张对官僚、地主、商人等剥削者进行抑制，另一种是感到人民群众的“可怕”，更加疯狂的与人民群众为敌。判断属于哪一种情况主要看在基层、地方主官任内干了些什么。如果在基层、地方主官任内主抓抑制豪强恶霸，那么一般是前一种，如果在基层、地方主官任内勾结豪强恶霸，极力镇压农民抗租，手工业者罢工等群众运动，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是后一种。这后一种也是祸国奸相的第二种出身的来源之一。
祸国奸相的第二种出身，就是和农民、手工业者等广大人民群众有刻骨仇恨的人。包括担任过基层、地方主官，并在基层、地方主官任内勾结豪强恶霸，极力镇压农民抗租，手工业者罢工等群众运动的人，也包括直接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阀，尤以后者为多。例如，后来成为后梁太祖的唐朝末代丞相朱温就是黄巢起义的叛徒，叛变后又疯狂的镇压黄巢起义。更典型的是晚清的洋务派买办官僚集团，就是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的。
总之，内朝出身，不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和百姓疾苦的人与勾结豪强恶霸镇压群众运动，和农民、手工业者等广大人民群众有刻骨仇恨的人是祸国奸相的两种基本出身。
四、奸相掌军权是亡国之兆
前面分析了奸相乱国的社会基础和祸国奸相的两种基本出身等一些奸相祸国乱国的情况，但是，祸国乱国也是程度之分的，祸国乱国的最高程度就是亡国，亡国的一个重要征兆就是奸相掌握军权。
从理论上说，奸相掌军权是亡国之兆也是有必然性的。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军队作为一个国家政权的支柱，只能掌握在一把手手里，如果落到第二、三把手手里或几个人各领一军，必然出现混乱。在中国封建社会，军权只能掌握在一把手皇帝手里。试想，宰相本来就有行政权，再掌握了军权，可谓军政大权合一，还会臣服于皇帝吗？就算本来打算臣服于皇帝，恐怕皇帝也很难不猜忌，最终难免不分道扬镳。即使是贤相掌军权也很难不出问题，何况奸相掌军权呢？
其实，中国古代也注意和防备了军政大权合一可能带来的问题。从秦始皇实行三公九卿制开始，就实行军政分离的制度，宰相只能拥有行政权，不容许掌握军权。但是往往到了朝代的末期，军政分离的制度遭受了破坏，出现了奸相掌军权的情况，随即很快灭亡。
具体说来，奸相掌军权导致亡国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上文已经说了，内朝出身，不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和百姓疾苦的人与勾结豪强恶霸镇压群众运动，和农民、手工业者等广大人民群众有刻骨仇恨的人是祸国奸相的两种基本出身。前一种奸相一般开始时没有军权，是当上宰相后才逐步掌握军权的，后一种奸相特别是镇压农民起义出身的一般开始时已经有了军权，是凭借军权才当上宰相掌握行政权的。但是无论哪一种情况，一旦出现奸相和军权的结合，都表明亡国之日不远。以下各举一例说明这个问题。
王莽篡汉是内朝出身的奸相掌军权旋即亡国的代表。王莽出身黄门郎，汉代黄门郎，掌侍从皇帝，传达诏命，类似于今天的中央办公厅。汉哀帝去世后，当时已是太皇太后的王莽的姑母 王政 君把王莽宣进朝来，让他主持丧事，并任命他为大司马兼任尚书。大司马掌最高军权，尚书相当于丞相，掌最高行政权。两职加于一身，王莽便成为了掌军权的奸相。王莽迎立年仅8岁的刘衎为帝，即汉平帝。汉平帝在位6年，因觉得王莽可怕，免不得说了些抱怨的话，结果被王莽毒死。汉平帝死后，王莽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命王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或“摄皇帝”。初始元年（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王莽篡汉不仅使西汉王朝灭亡，给广大人民也带来了沉重灾难。在王莽掌权的时代大搞评定物价，改革币制。币制改了好几次，钱越改越小，物价飞涨，实际上是对老百姓的搜刮。王莽又征用民夫，加重捐税，纵容残酷的官吏，对老百姓加重刑罚，最终引发了绿林、赤眉起义而被推翻。
朱温废唐是镇压群众运动出身的奸相掌军权旋即亡国的代表。朱温参加过黄巢起义，但他参加起义并非为了什么劳苦大众的幸福，更没有什么替天行道的思想，而仅仅是出于一种图富贵、出人头地的私心，为的是以后做官衣锦还乡。在黄巢军中无法混下去时，为了生存为了富贵前途，他听从谋士谢瞳的计策背叛黄巢而投降了唐朝廷，随后与李克用等联兵镇压黄巢起义军。因为追剿黄巢有功，朱温被加封为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封沛郡侯，后又进封吴兴郡王，地位显赫。所谓使相是一种合称，使指的是节度使，相指的是宰相，而唐朝没有宰相这一官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职权就相当于宰相，所以朱温此时称为使相，实现了奸相掌军权。天佑元年(904)﹐朱温迫昭宗迁都洛阳﹐随即遣人杀之，立其子李裕。天祐二年（905）二月，朱温又杀李裕等昭宗九子于九曲池。天祐四年（907）四月，朱温正式称帝，庙号太祖，国号大梁，史称后梁。废 17 岁的昭宣帝为济阴王，迁往曹州济阴囚禁。次年二月，将其杀害。朱温废唐同样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朱温以嗜杀成性出名，在士兵入伍之时，便会在其面部刺上军号，以防止其逃走，每逢作战，凡将校在战役中身亡，其所属部队若是退回，则全部斩首，称之为“跋队斩”。最终，作恶多端的朱温被儿子杀死，后梁也很快灭亡。
有人说了，你说的这些人都是有很大野心的人，是不是没有篡位野心的人掌军权就不会亡国呢？并非如此，即使是没有篡位野心的奸相掌握了军权，由于他们会利用军权和行政权胡作非为，一样会导致亡国的悲剧。南宋奸相贾似道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259年贾似道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开始出现奸相掌军权的局面，1267年，贾似道出任“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正式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元世祖借口南宋不执行和约，派大将刘整、阿术出兵进攻襄阳，宋军连战连败，贾似道把前线的消息封锁起来，不让宋度宗知道。有个官员上奏章向宋度宗告急，奏章落在贾似道手里，那个官员马上被革职了。襄阳城被围了五年，终于被元兵攻破了。这个时候，贾似道要再瞒也瞒不住，就把责任推给襄阳守将，把守将革职了事。元世祖看到南宋这样腐败，决定一鼓作气消灭南宋。他派左丞相伯颜率领元兵二十万，分两路进军，一路从西面攻鄂州，另一路从东面攻扬州。这时候，宋度宗病死了，贾似道拥立了一个四岁的幼儿赵显做皇帝。伯颜攻下鄂州，沿江东下，直取临安。贾似道一面带领七万宋军驻守芜湖，一面派使臣到元营求和。伯颜拒绝议和，命令元军在长江两岸发起进攻，宋军全线崩溃，贾似道逃回扬州。到了这个时候，南宋灭亡的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了。
古代如此，近代亦然。洋务派买办官僚集团的一些奸相，诸如李鸿章之类为什么能够在臭不可闻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屹立不倒，即使短暂被免职也能很快复出，有爱国之心的官员和广大人民拿他们毫无办法？关键就在于他们手中有军权。以李鸿章为例，自1862年3月组建了淮军之后，一直牢牢掌握着淮军的大权，甚至他死后淮军也只有他儿子李经方才能指挥的动。不仅如此，洋务派买办官僚集团的一些奸相掌军权更是近代中国战败的重要原因。仍以李鸿章为例，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禁止北洋水师出海作战，致使清政府花重金建立的北洋水师被日本在港内全歼。在八国联军侵华中，李鸿章居然伙同张之洞，刘坤一等宣布局外中立，还搞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公开帮助列强镇压南方人民反抗。试想，如果不是奸相李鸿章等掌握了清朝最精锐的一部分军队，而是军队有统一指挥能够团结一致坚定作战，即使不能说必胜，至少可以肯定不会败的这么惨。
这些亡国奸相不仅于国于民危害极大，而且往往人品及其恶劣。例如，贾似道是有名的说谎大王。他在1259年的鄂州之战中被惊吓得不敢与蒙古军交兵，迫不及待地暗自遣使向忽必烈求和。忽必烈起先并不同意罢兵，但是不久南宋合州守将王坚派人告知贾似道蒙哥已亡的消息，蒙古军也因蒙哥汗身亡而人心浮动。然而这时，贾似道不但仍然不敢伺机反抗，而且又再次派人前去求和。忽必烈由于急于返回漠北争夺汗位，就顺水推舟同意了贾似道的求和要求。贾似道许诺的条件是——“北兵若旋师，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各二十万”。 事实是贾似道坐失良机，一味乞和，致使忽必烈抽身北上争取汗位，然而他却仅仅凭借乘北军撤退之机，听从刘整的建议，让人追打几个殿后的士兵，便大言不惭地谎报“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再如，王莽的残忍也令人发指。王莽的儿子王宇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在外地任职的卫宝、卫玄，联络感情、互称朋友。让王莽知道后十分震怒。王宇说：“为保全父亲美名，儿甘愿一死。只是儿妻现有身孕，即将分娩，求你亲饶她一命，使儿的这一点骨血得以留存。”不料王莽冷酷道：“与其再生个不肖的孽种，倒不如不生！” 就这样，亲生儿子、儿媳及儿媳腹中的孩子，被王莽残杀了。当然，最无耻的还是朱温。朱温的荒淫，行同禽兽，即使在封建帝王中也罕有其匹。天祐元年张氏病死后，朱温开始“纵意声色，诸子虽在外，常征其妇入侍，帝往往乱之”。乾化二年，“太祖兵败蓨县，道病，还洛，幸全义会节园避暑，留旬日，全义妻女皆迫淫之”。张全义之子愤极要手刃朱温，为张全义苦苦劝止。至于朱温的儿子们对朱温的乱伦，不仅毫无羞耻，竟然利用妻子争宠，博取欢心，争夺储位，真是旷古丑闻！
附带说一句，今天有人却还力图为这些亡国奸相“平反”。例如，臭名昭著的大汉奸马立诚在其2008年出版的著作《历史的拐点》中胡说王莽是“中国史上独一无二的民选皇帝”，并把王莽“下令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五个里共二百个廉租房小区，供贫民居住”拿出来大吹特吹，说什么“这些改进或改革措施，大概就属于胡适所说的‘社会主义’”，却对王莽的改革导致全国房价涨了好几倍只字不提。（http://news.ifeng.com/history/1/renwu/200904/0424_2665_1124336.shtml）
总之，奸相掌军权是亡国之兆，无论是内朝出身的奸相还是镇压群众运动出身的奸相，无论是有篡位野心的奸相还是没有篡位野心的奸相，一旦出现奸相和军权的结合，都表明亡国之日不远，将给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五、袁世凯比李鸿章更有奸相的代表意义
当然，张宏良老师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也的确有一些不够严谨的地方，最突出的是文中说：“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位宰相李鸿章，更是把宰相为代表的官权力量祸国卖国的历史作用，推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阶段。”其实，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宰相不是李鸿章而是袁世凯。自朱元璋之后的明朝和清朝都没有设立过丞相，然而事实上的宰相仍然存在，如明朝的内阁首辅，清朝的军机大臣等。李鸿章被认为是宰相就是因为其担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但是李鸿章1901年就死了，在他死了以后清朝并不是没有事实上的宰相了。1901年11月，袁世凯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成为事实上的宰相。1907年，袁世凯出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1911年11月袁世凯又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可以说，袁世凯既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宰相，也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位宰相，而且其祸国卖国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李鸿章。因此笔者认为袁世凯比李鸿章更有奸相的代表意义，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袁世凯的生平。
1859年9月16日，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炮火连天时，袁世凯出生了。其父祖多为清朝显贵，权重一方。其开始从政时正是“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同光新政高潮期，袁世凯也加入了洋务派买办官僚集团。他于1881年5月，带领“其家旧部数十人”往山东登州，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从而通过“伯乐”吴长庆和奸相李鸿章搭上了关系。
——也谈“宰相与兴亡”
雨夹雪
摘要：
我们讨论历史问题时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讨论皇权、相权与兴亡等问题时我们当然要看到明君与贤臣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本质的一面，不能把这些人幻想成救世主，但是这丝毫也不否认我们同样应该看到他们比昏君与奸臣有进步的一面，在客观上有有利于人民群众的一面，有被争取改造的可能性的一面。奸相乱国不是指奸相一个人乱国，而是指奸相为代表的反对“自我抑制”的封建官僚集团反动派乱国，近代以来主要是指以卖国为生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乱国。内朝出身与勾结豪强恶霸镇压群众运动出身是祸国奸相的两种基本出身。祸国乱国的最高程度就是亡国，亡国的一个重要征兆就是奸相掌握军权。无论是内朝出身的奸相还是镇压群众运动出身的奸相，无论是有篡位野心的奸相还是没有篡位野心的奸相，一旦出现奸相和军权的结合，都表明亡国之日不远，将给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袁世凯既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宰相，也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位宰相，而且其祸国卖国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李鸿章，比李鸿章更有奸相的代表意义。
提纲：
一、皇权、相权与兴亡
二、奸相乱国的社会基础
三、祸国奸相的两种出身
四、奸相掌军权是亡国之兆
五、袁世凯比李鸿章更有奸相的代表意义
近日来，从张宏良老师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开始，左派掀起了一个讨论“宰相与兴亡”的高潮，包括黎阳老师的《奸相当权，天下焉得不乱？》，空心菜的《内朝出身为相者多为奸相》等从各个角度分析“宰相与兴亡”的文章。笔者今天也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皇权、相权与兴亡
很多朋友对张宏良老师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提出质疑，一个主要的理由是认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皇帝和宰相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皇权、相权的矛盾属于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
我认为，这些人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事实上忽视了张宏良老师文章的真实含义：皇帝和宰相乃至其他贵族官僚同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不等于没有进步与落后之分，丝毫也不意味着应该把他们不加区别的一棍子打死。
从皇权、相权的来源来看，这两种权力均来自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在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发生阶级分化，出现了贵族和平民的区别（此时也出现了少量奴隶，但不占主导地位。），从而演变出了由氏族长老组成的议事会，由氏族成年男子组成的人民大会和军事首长三大权力机构。后来，平民的政治权利逐渐被剥夺，形成了贵族和军事首长两种政治势力。（西方一些国家如雅典表面上人民大会权力最大，但是实际上阶级社会的“人民大会”已经蜕变成少数剥削者的统治工具，实质更接近军事民主制下的贵族会议而不是真正的人民大会。）在中国，军事首长经过长期演变变成了皇权，贵族政治经过长期演变变成了官僚政治，其核心是相权。因此，皇帝和宰相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并不能否定张宏良老师皇权带有相对独立性的观点。
当然，一般的说，在封建社会，皇权更多的倾向官僚、地主、商人等剥削者而不是农民、手工业者等被剥削者。但是为了自身统治的需要，一部分杰出的君主也的确对官僚、地主、商人等剥削者进行了抑制，而这种抑制是国治国兴的重要条件。相反，如果君主完全站在官僚、地主、商人等剥削者一边纵容他们对农民、手工业者的剥削压迫，则是国乱国衰的重要因素。例如，抑制豪强的西汉是一个著名的盛世，其中抑制豪强最坚决的汉武帝时期西汉达到了鼎盛，纵容豪强的东汉则是一个著名的黑暗时代。再如，实行均田制抑制兼并的唐朝前期是又一个著名的盛世，“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宋代则以积弱不振著称。
其实，不仅仅是皇帝，判断宰相和其他封建官僚等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任何一个人进步与落后的标准都是看此人是对官僚、地主、商人等剥削者进行了抑制还是纵容他们对农民、手工业者的剥削压迫。抑制的越多越进步，纵容的越多越落后。
总之，我们讨论历史问题时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讨论皇权、相权与兴亡等问题时我们当然要看到明君与贤臣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本质的一面，不能把这些人幻想成救世主，但是这丝毫也不否认我们同样应该看到他们比昏君与奸臣有进步的一面，在客观上有有利于人民群众的一面，有被争取改造的可能性的一面。
二、奸相乱国的社会基础
很多朋友对对 张宏良 老师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的另一个质疑是认为“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的说法过于突出个人的作用，忽视了阶级的作用。
我感觉持这种观点的朋友是没有仔细读张宏良老师文章。张宏良老师文章并没有把宰相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来看待，而是作为“中国官权集团”的一个代表来看：“中国官权集团在客观上推动民众聚集到皇权周围的同时，他们自身则自发地聚集到了宰相的周围，因为宰相是官权集团的最高代表，是与皇权相分离的官权集团的政治核心。”“由于中国所有资源都集中在官权集团手中，而官权集团又是与国家利益相分离相对立的集团。所以，宋代以后入侵中国的所有外来势力，都不再想方设法去战胜中国的军事、政治和国防力量，而是想方设法去收买中国的官权集团，而收买中国官权集团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收买官权集团的最高代表——宰相。于是，宰相便成为中国兴衰治乱、国家安危的历史关键，便成为历朝历代所有外来入侵势力收买的对象，由此也就形成了‘国之治，宰相贤，国之乱，宰相奸’的历史铁律。”
笔者个人认为，张宏良老师所说的“中国官权集团”，并不是指封建官僚集团中的所有成员，而是指的封建官僚集团中最黑暗、最邪恶、最腐朽的那一部分。否则，哪还有什么奸相、贤相的区别呢？因此，对于官僚集团进行剖析是弄清奸相乱国的社会基础的关键。
笔者前文已经说了，判断宰相和其他封建官僚等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任何一个人进步与落后的标准都是看此人是对对官僚、地主、商人等剥削者进行了抑制还是纵容他们对农民、手工业者的剥削压迫。因此就整个封建官僚集团来看，也可以分成愿意“自我抑制”和反对“自我抑制”的两大派别。前者是封建官僚集团的开明派，代表中小地主的利益，是贤相治国的社会基础；后者是封建官僚集团的反动派，代表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是奸相乱国的社会基础。
在少数民族侵扰或外国侵略的时期，由于封建官僚集团的反动派极端邪恶腐朽，和人民群众尖锐对立，因此自然不可能发动群众抵抗少数民族侵扰或外国侵略。相反，在把人民群众看成最危险的敌人的情况下，勾结入侵者共同镇压人民群众，包括对付封建官僚集团的开明派就成了封建官僚集团的反动派必然选择。于是，秦桧陷害岳飞之类“奸相卖国”的事件也就顺理成章了。
近代以来，从同光新政（同光新政是洋务运动的旧称，也是比较合适的称呼。它明确指出这次变革只不过是清政府的改革，根本不是群众性的运动。而且，同光新政的含义按照李鸿章的解释是“外需和戎，内需变法”，也就是说对外妥协投降和“办洋务”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八十年代以来，有些学者把“办洋务”独立出来制造了一个新名词：洋务运动。我认为这是很不恰当的。因为不仅把同光新政中“办洋务”和对外妥协投降这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割裂开来，而且容易被人误解成这是一场群众性的运动。）开始，出现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一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暗、最邪恶、最腐朽的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以往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势力不同，基本获利方式是在外国侵略势力掠夺中国的过程中充当助手和中间人，并从中分一杯羹，更简单一点说就是以卖国为生。正是这个以卖国为生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构成了李鸿章等祸国奸相层出不穷的社会基础。
附带说一点题外的话，许多人认为：倭仁、刚毅、赵舒翘等强调气节的封建官僚比洋务派买办官僚更落后，是“顽固派”。其实，这是30年来用不伦不类的“现代化史观”取代唯物史观造成的错误观点。这些人和人民确有矛盾，但在近代，中国有沦为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的危险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提是民族独立，最大阻力是外国侵略者。外国侵略者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矛盾，封建地主和人民的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因此应该以爱国还是卖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第一标准。从这个角度来说，强调气节的封建官僚无疑比出卖民族利益的洋务派买办官僚进步的多。正因为如此，在八国联军侵华中，出现了爱国清军和义和团共抗外国侵略者的感人场面。也正因为如此，八国联军可以放过慈禧太后，却不能放过强调气节的封建官僚，要求惩办“祸首”，并屠杀了大批稍有一些爱国之心的封建官僚。
总之，奸相乱国不是指奸相一个人乱国，而是指奸相为代表的反对“自我抑制”的封建官僚集团反动派乱国，近代以来主要是指以卖国为生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乱国。只有从这个角度，正确区分官僚集团的开明派和反动派，才能真正理解 张宏良 老师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的意义。
三、祸国奸相的两种出身
空心菜的《内朝出身为相者多为奸相》通过分析赵高，王莽，王衍，李林甫，蔡京，秦桧等历史上著名的祸国奸相，有力的论证了内朝出身为相者多为奸相的道理。
内朝出身为相者多为奸相是有必然性的。正如空心菜文中指出的：“（内朝出身的人）缺点也很明显，脱离基层实际的官僚主义，只维上而不唯实的奴才心态，最严重也是最具备危害性的是在机关尤其是主管机关行政事务出身的人往往都是一些善于阴谋之人。”“在这种环境下熏陶的人，心眼多，城府深，手段狠，擅长玩弄权术。”一个人如果没有担任过基层、地方主官而仅仅是围绕皇帝及少数几个中央高官转，那么几乎不可能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几乎不可能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也就自然不会愿意“自我抑制”，成为封建官僚集团的反动派也就很难避免了。（内朝出身为相者也经常陪同皇帝及少数几个中央高官下基层“出巡”，但是在封建社会这种“出巡”其实是一种做秀，根本不可能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
顺便说一句，不仅仅是宰相，从皇帝到臣子，不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不了解百姓疾苦的一般都是昏君奸臣。曾经负责高考命题的御用文人袁腾飞胡说“有哪一个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上台之后搞独裁的。没有，是吧，没听说过，准都是这么一帮，之前寒酸，我可有了今天，我折腾死你们。”其实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恰恰相反，像汉宣帝这样流落民间，体验了百姓疾苦的皇帝是著名贤君，而魏晋南北朝那些“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的门阀士族治下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四大黑暗时代之一。（中国历史上“四大黑暗时代”第一个是魏晋南北朝，第二个是晚明，第三个是晚清民国。）
当然，这并不是说内朝出身为相者就公开叫嚣：“我就是要剥削压迫占人口95%以上的农民、手工业者等广大人民群众。”相反，内朝出身为相者往往更多的装出亲民爱民的样子，还常常附庸风雅宣称爱好传统文化。例如，著名的奸相王莽曾拿出一百万钱，三十顷地，当作救济灾民的费用，甚至逼令杀了一个奴婢的二子王获自杀，更熟读《周礼》等传统文化典籍，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吟诗作对朗朗上口。但是这些奸相能够吟诗作对，却写不出一篇能够解决百姓实际困难的文件；一面去救济几个困难群众，一面出台一些把更多的群众推向火坑的政策，这足以证明其真实面目。其实，这些奸相靠装出亲民爱民的样子骗取声望本身就是瞧不起人民群众智慧的表现，是他们属于封建官僚集团反动派的如山铁证。
那么担任过基层、地方主官的是否就差不多都是贤相呢？那也不一定，担任过基层、地方主官确实不可避免的贴近群众，但是贴近群众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是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主张对官僚、地主、商人等剥削者进行抑制，另一种是感到人民群众的“可怕”，更加疯狂的与人民群众为敌。判断属于哪一种情况主要看在基层、地方主官任内干了些什么。如果在基层、地方主官任内主抓抑制豪强恶霸，那么一般是前一种，如果在基层、地方主官任内勾结豪强恶霸，极力镇压农民抗租，手工业者罢工等群众运动，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是后一种。这后一种也是祸国奸相的第二种出身的来源之一。
祸国奸相的第二种出身，就是和农民、手工业者等广大人民群众有刻骨仇恨的人。包括担任过基层、地方主官，并在基层、地方主官任内勾结豪强恶霸，极力镇压农民抗租，手工业者罢工等群众运动的人，也包括直接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阀，尤以后者为多。例如，后来成为后梁太祖的唐朝末代丞相朱温就是黄巢起义的叛徒，叛变后又疯狂的镇压黄巢起义。更典型的是晚清的洋务派买办官僚集团，就是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的。
总之，内朝出身，不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和百姓疾苦的人与勾结豪强恶霸镇压群众运动，和农民、手工业者等广大人民群众有刻骨仇恨的人是祸国奸相的两种基本出身。
四、奸相掌军权是亡国之兆
前面分析了奸相乱国的社会基础和祸国奸相的两种基本出身等一些奸相祸国乱国的情况，但是，祸国乱国也是程度之分的，祸国乱国的最高程度就是亡国，亡国的一个重要征兆就是奸相掌握军权。
从理论上说，奸相掌军权是亡国之兆也是有必然性的。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军队作为一个国家政权的支柱，只能掌握在一把手手里，如果落到第二、三把手手里或几个人各领一军，必然出现混乱。在中国封建社会，军权只能掌握在一把手皇帝手里。试想，宰相本来就有行政权，再掌握了军权，可谓军政大权合一，还会臣服于皇帝吗？就算本来打算臣服于皇帝，恐怕皇帝也很难不猜忌，最终难免不分道扬镳。即使是贤相掌军权也很难不出问题，何况奸相掌军权呢？
其实，中国古代也注意和防备了军政大权合一可能带来的问题。从秦始皇实行三公九卿制开始，就实行军政分离的制度，宰相只能拥有行政权，不容许掌握军权。但是往往到了朝代的末期，军政分离的制度遭受了破坏，出现了奸相掌军权的情况，随即很快灭亡。
具体说来，奸相掌军权导致亡国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上文已经说了，内朝出身，不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和百姓疾苦的人与勾结豪强恶霸镇压群众运动，和农民、手工业者等广大人民群众有刻骨仇恨的人是祸国奸相的两种基本出身。前一种奸相一般开始时没有军权，是当上宰相后才逐步掌握军权的，后一种奸相特别是镇压农民起义出身的一般开始时已经有了军权，是凭借军权才当上宰相掌握行政权的。但是无论哪一种情况，一旦出现奸相和军权的结合，都表明亡国之日不远。以下各举一例说明这个问题。
王莽篡汉是内朝出身的奸相掌军权旋即亡国的代表。王莽出身黄门郎，汉代黄门郎，掌侍从皇帝，传达诏命，类似于今天的中央办公厅。汉哀帝去世后，当时已是太皇太后的王莽的姑母 王政 君把王莽宣进朝来，让他主持丧事，并任命他为大司马兼任尚书。大司马掌最高军权，尚书相当于丞相，掌最高行政权。两职加于一身，王莽便成为了掌军权的奸相。王莽迎立年仅8岁的刘衎为帝，即汉平帝。汉平帝在位6年，因觉得王莽可怕，免不得说了些抱怨的话，结果被王莽毒死。汉平帝死后，王莽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命王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或“摄皇帝”。初始元年（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王莽篡汉不仅使西汉王朝灭亡，给广大人民也带来了沉重灾难。在王莽掌权的时代大搞评定物价，改革币制。币制改了好几次，钱越改越小，物价飞涨，实际上是对老百姓的搜刮。王莽又征用民夫，加重捐税，纵容残酷的官吏，对老百姓加重刑罚，最终引发了绿林、赤眉起义而被推翻。
朱温废唐是镇压群众运动出身的奸相掌军权旋即亡国的代表。朱温参加过黄巢起义，但他参加起义并非为了什么劳苦大众的幸福，更没有什么替天行道的思想，而仅仅是出于一种图富贵、出人头地的私心，为的是以后做官衣锦还乡。在黄巢军中无法混下去时，为了生存为了富贵前途，他听从谋士谢瞳的计策背叛黄巢而投降了唐朝廷，随后与李克用等联兵镇压黄巢起义军。因为追剿黄巢有功，朱温被加封为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封沛郡侯，后又进封吴兴郡王，地位显赫。所谓使相是一种合称，使指的是节度使，相指的是宰相，而唐朝没有宰相这一官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职权就相当于宰相，所以朱温此时称为使相，实现了奸相掌军权。天佑元年(904)﹐朱温迫昭宗迁都洛阳﹐随即遣人杀之，立其子李裕。天祐二年（905）二月，朱温又杀李裕等昭宗九子于九曲池。天祐四年（907）四月，朱温正式称帝，庙号太祖，国号大梁，史称后梁。废 17 岁的昭宣帝为济阴王，迁往曹州济阴囚禁。次年二月，将其杀害。朱温废唐同样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朱温以嗜杀成性出名，在士兵入伍之时，便会在其面部刺上军号，以防止其逃走，每逢作战，凡将校在战役中身亡，其所属部队若是退回，则全部斩首，称之为“跋队斩”。最终，作恶多端的朱温被儿子杀死，后梁也很快灭亡。
有人说了，你说的这些人都是有很大野心的人，是不是没有篡位野心的人掌军权就不会亡国呢？并非如此，即使是没有篡位野心的奸相掌握了军权，由于他们会利用军权和行政权胡作非为，一样会导致亡国的悲剧。南宋奸相贾似道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259年贾似道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开始出现奸相掌军权的局面，1267年，贾似道出任“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正式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元世祖借口南宋不执行和约，派大将刘整、阿术出兵进攻襄阳，宋军连战连败，贾似道把前线的消息封锁起来，不让宋度宗知道。有个官员上奏章向宋度宗告急，奏章落在贾似道手里，那个官员马上被革职了。襄阳城被围了五年，终于被元兵攻破了。这个时候，贾似道要再瞒也瞒不住，就把责任推给襄阳守将，把守将革职了事。元世祖看到南宋这样腐败，决定一鼓作气消灭南宋。他派左丞相伯颜率领元兵二十万，分两路进军，一路从西面攻鄂州，另一路从东面攻扬州。这时候，宋度宗病死了，贾似道拥立了一个四岁的幼儿赵显做皇帝。伯颜攻下鄂州，沿江东下，直取临安。贾似道一面带领七万宋军驻守芜湖，一面派使臣到元营求和。伯颜拒绝议和，命令元军在长江两岸发起进攻，宋军全线崩溃，贾似道逃回扬州。到了这个时候，南宋灭亡的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了。
古代如此，近代亦然。洋务派买办官僚集团的一些奸相，诸如李鸿章之类为什么能够在臭不可闻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屹立不倒，即使短暂被免职也能很快复出，有爱国之心的官员和广大人民拿他们毫无办法？关键就在于他们手中有军权。以李鸿章为例，自1862年3月组建了淮军之后，一直牢牢掌握着淮军的大权，甚至他死后淮军也只有他儿子李经方才能指挥的动。不仅如此，洋务派买办官僚集团的一些奸相掌军权更是近代中国战败的重要原因。仍以李鸿章为例，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禁止北洋水师出海作战，致使清政府花重金建立的北洋水师被日本在港内全歼。在八国联军侵华中，李鸿章居然伙同张之洞，刘坤一等宣布局外中立，还搞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公开帮助列强镇压南方人民反抗。试想，如果不是奸相李鸿章等掌握了清朝最精锐的一部分军队，而是军队有统一指挥能够团结一致坚定作战，即使不能说必胜，至少可以肯定不会败的这么惨。
这些亡国奸相不仅于国于民危害极大，而且往往人品及其恶劣。例如，贾似道是有名的说谎大王。他在1259年的鄂州之战中被惊吓得不敢与蒙古军交兵，迫不及待地暗自遣使向忽必烈求和。忽必烈起先并不同意罢兵，但是不久南宋合州守将王坚派人告知贾似道蒙哥已亡的消息，蒙古军也因蒙哥汗身亡而人心浮动。然而这时，贾似道不但仍然不敢伺机反抗，而且又再次派人前去求和。忽必烈由于急于返回漠北争夺汗位，就顺水推舟同意了贾似道的求和要求。贾似道许诺的条件是——“北兵若旋师，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各二十万”。 事实是贾似道坐失良机，一味乞和，致使忽必烈抽身北上争取汗位，然而他却仅仅凭借乘北军撤退之机，听从刘整的建议，让人追打几个殿后的士兵，便大言不惭地谎报“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再如，王莽的残忍也令人发指。王莽的儿子王宇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在外地任职的卫宝、卫玄，联络感情、互称朋友。让王莽知道后十分震怒。王宇说：“为保全父亲美名，儿甘愿一死。只是儿妻现有身孕，即将分娩，求你亲饶她一命，使儿的这一点骨血得以留存。”不料王莽冷酷道：“与其再生个不肖的孽种，倒不如不生！” 就这样，亲生儿子、儿媳及儿媳腹中的孩子，被王莽残杀了。当然，最无耻的还是朱温。朱温的荒淫，行同禽兽，即使在封建帝王中也罕有其匹。天祐元年张氏病死后，朱温开始“纵意声色，诸子虽在外，常征其妇入侍，帝往往乱之”。乾化二年，“太祖兵败蓨县，道病，还洛，幸全义会节园避暑，留旬日，全义妻女皆迫淫之”。张全义之子愤极要手刃朱温，为张全义苦苦劝止。至于朱温的儿子们对朱温的乱伦，不仅毫无羞耻，竟然利用妻子争宠，博取欢心，争夺储位，真是旷古丑闻！
附带说一句，今天有人却还力图为这些亡国奸相“平反”。例如，臭名昭著的大汉奸马立诚在其2008年出版的著作《历史的拐点》中胡说王莽是“中国史上独一无二的民选皇帝”，并把王莽“下令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五个里共二百个廉租房小区，供贫民居住”拿出来大吹特吹，说什么“这些改进或改革措施，大概就属于胡适所说的‘社会主义’”，却对王莽的改革导致全国房价涨了好几倍只字不提。（http://news.ifeng.com/history/1/renwu/200904/0424_2665_1124336.shtml）
总之，奸相掌军权是亡国之兆，无论是内朝出身的奸相还是镇压群众运动出身的奸相，无论是有篡位野心的奸相还是没有篡位野心的奸相，一旦出现奸相和军权的结合，都表明亡国之日不远，将给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五、袁世凯比李鸿章更有奸相的代表意义
当然，张宏良老师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也的确有一些不够严谨的地方，最突出的是文中说：“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位宰相李鸿章，更是把宰相为代表的官权力量祸国卖国的历史作用，推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阶段。”其实，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宰相不是李鸿章而是袁世凯。自朱元璋之后的明朝和清朝都没有设立过丞相，然而事实上的宰相仍然存在，如明朝的内阁首辅，清朝的军机大臣等。李鸿章被认为是宰相就是因为其担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但是李鸿章1901年就死了，在他死了以后清朝并不是没有事实上的宰相了。1901年11月，袁世凯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成为事实上的宰相。1907年，袁世凯出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1911年11月袁世凯又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可以说，袁世凯既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宰相，也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位宰相，而且其祸国卖国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李鸿章。因此笔者认为袁世凯比李鸿章更有奸相的代表意义，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袁世凯的生平。
1859年9月16日，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炮火连天时，袁世凯出生了。其父祖多为清朝显贵，权重一方。其开始从政时正是“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同光新政高潮期，袁世凯也加入了洋务派买办官僚集团。他于1881年5月，带领“其家旧部数十人”往山东登州，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从而通过“伯乐”吴长庆和奸相李鸿章搭上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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