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底
Histroy
关于文革的一点哲学思考
当人们对服饰的审美从过去的军装加一条武装带演进到现在的皮尔卡丹和佐丹奴，斜挎在肩上的军包发展到现在的LV和GUCCI,包里面装着的物品从红宝书发展到现在的各种名牌化妆品或者各种外币的时候，这一切都在提醒人们，那个充斥着喧嚣与亢奋，激情四射的年代早已远离了我们。如今，虽然武装带和军包已经很少再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但是我们对那个年代的复杂情感，却怎么也不能随着那些早已褪色的武装带和破旧的军包一起沉到箱子的最底部。以至于今天的我们站在大街上，看着来往不息的车流和服装各异、行色匆匆的人群的时候，内心中无论是信心十足，还是灰心丧气，总是习惯性地用那个年代来做参照。那个继承与决裂尖锐的对立，肯定与否定激烈的对撞，记忆中纯净的天空下，服装样式朴素而又色调单一的年代就是文化大革命。
生命的意义
一提起文革，总会有人拿出一长串的非正常死亡名单，借此来否定文革。在他们的眼里，好像只要出了人命的事，就如同末日来临一般。这在笔者看来，多少有点可笑。试问历史何时何地缺过非正常死亡？历史又何时为那些非正常死亡改变过自己的评判标准？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以二战中难以计数的非正常死亡进行推论，岂不是要得出二战是一次毫无正义可言的战争吗？这个结论显然是荒谬的。可见，是否出现非正常死亡，并不是能够将事情说清楚的唯一标准。况且搞政治哪有不死人的道理，不要说中国的刘少奇、彭德怀，就是自诩为世界上最民主国家的美国，在它的历届总统当中，非正常死亡的还少吗？而且其中有些总统究竟为什么被暗杀，到现在还不清不楚。比如那个总是被人们和某个影星联系起来的肯尼迪。
实际上生命的可贵之处在于除了一生只有一次之外，更在于生命消失后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影响。这种社会影响才是生命意义的真正所在。而这种影响在不同人眼里却又是不同的，它有着极大的弹性。史家司马迁将这个弹性归结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生命的意义，从某个角度看，仿佛就是要去成全那些一直沿用到现在，经常被写成牌匾条幅之后挂到墙上去的字眼。譬如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中的仁义二字。除了仁义之外，还有更多的字眼会时常出现在一些老宅子的正墙上，用以彰显主人的高贵品行，例如忠、孝、礼、信等等。虽然人们一看到这些硕大而又笔力遒劲的方块字，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但是可曾想过在这些字眼中间，又有哪一个在其光鲜的背后没有鲜血淋淋的故事？人活在世上，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就是要在各种各样的圈里面打转挣扎。挣脱了一个之后，会发现其实在这个圈的外面还套着一个更大的圈，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挣脱下去。即使到了盖棺定论的时候，仍然会有个无形的圈在那里套着。无论生前如何的默默无闻，如何的叱咤风云或者是权势冲天，死后只要套上一个圈，就有可能让他流芳百世，也有可能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其中由生前默默无闻到死后流芳百世的，比如刘胡兰和雷锋。而更典型的如明朝的洪承畴，他突破了要对明朝崇祯皇帝效忠的圈，突破了汉满之间的圈，帮助满清政权稳定了中原江山。他的作用对清朝皇帝能够坐稳中原是何等重要，他的死对于清政权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损失。这样一个对清王朝的百年基业立下不世之功的人，在他死后理所应当地应该亨尽各种殊荣，以荫后代。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死后当封建忠君传统道德的圈套过来的时候，此公却被乾隆亲批为畏死倖生，靦颜降附，实在是一个大节有亏之人。最终，他的名字被列进了《贰臣传》，以警世人。是谓轻乎、重乎？用之所趋异也。
在我们越来越习惯于用物质的标准，去审视自己和其它人的社会价值的今天，试着去探究那些逝去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试着去探究在那段岁月中迸发出的激情到底是从何而来的时候，就不得不去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革命？它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革命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又为什么发生在中国？它的革命对象是什么？它为什么不是停留在运动的层次而被提升到了革命的高度？这场革命又为什么会最终演变成了一场社会动乱？
我们现在问出这么多的为什么是如此地轻松。但是，现在的轻松对三四十年前的人们来说却意味着沉重和解不开的困惑。这些为什么每一个都是需要当时的人们去努力破解的困局。游走于世上的生命，每天都在面对各种各样的困局。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本身，就积淀了太多的各种各样的困局。尚未破解的原有困局，和层出不穷的新困局，总是让大多数人感到疲惫，感到不得要领，感到困惑，感到无所适从，甚至开始怀疑人生。处在困局中的生命，它的结局不是浴火重生，就是在无声无息中毁灭。而少数人，一旦下定决心要打破某个困局的时候，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就会涌出无限的勇气，支撑自己在选择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向着自己认可的那个终点走去。那串名单上的生命就是选择了一条破解困局的道路，而打破困局的最高代价就是要付出生命。正是这个宿命感让他们以攒积非正常死亡名单的人难以理解的超脱去坦然地迎接自己生命的终结。
现在，我们在敬佩其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破解困局的精神和勇气之余，对他们的倒下唯有予以同情和惋惜。而那些试图借这些人的生命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只能说明他们在解读社会、解读历史、解读人世的时候是多么的幼稚和天真。
文革作为一场从革命对象、目的到组织和形式都极为特殊的革命，是社会思想文化大变革过程中产生的必然的混乱。那段时期虽然出现了非正常死亡，但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反政府游行或示威，这就可以说明当时的矛盾不是执政党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如果当时的混乱状况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其它的某个朝代，政权可能早就被推翻了。文革更不是那些无聊好事者以讹传讹的高层权斗，以当时毛泽东在群众和官僚中的威信，有谁会有这个资历和实力去挑战他的权威？如果有，首先群众就不会答应。
在大多数人的理解和记忆中，文革是被当作一场政治斗争存在的。而政治斗争说到底，就是意味着树立与摧毁。为了树立某种信仰或执行某一条路线，如果改变一个人的信仰或者路线已经成为不可能的时候，那么就只能是在肉体上禁锢或者直接摧毁。这就是一个被卷入到政治漩涡中的人的最终宿命。当年被武斗至死或选择无声无息地离开世界的那些人，他们似乎对自己在人世上的结局早有预料，知道自己作为一个被卷入到政治大漩涡的人物，这就应该是自己最终的宿命。因此他们中没有一个是以喊着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任何人都逃避不了的圈历史。正如《无间道》里的那句经典台词：出来混，早晚要还的。
如今的人们一回想起文革就会想到武斗、批斗大会、大字报和背语录等等，这些都是那个年代特有的具体行动。其实这只是文革在行为层面上的特征，是当时的社会思想在行为上的体现。然而，这些看似无序的、混乱的和毫无章法的社会动荡，却折射出了人们头脑中思想的高度统一。剥掉了表面的无序、混乱和毫无章法之后，露出的实质就是支配行为的思想，这正是需要今天的我们去努力探究的。
为什么是文化领域？
要想参透文化大革命的真谛，最根本的就是首先要清楚什么是文化。其次，必须要深入到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去了解他审视社会的视角，以及解决问题的习惯和方法。这两点应该是能够还原和看清文革面目的根本。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是，这种有根的爱和有源的恨却都是狭隘的。因此，要研究文革，无论是带着红卫兵皮鞭留下的伤痛，还是带着苦大仇深的革命荣耀，都不会得到客观冷静的分析和结论。
究竟什么是文化？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吗？显然这是街头巷尾一级的通俗解释。关于文化的定义可谓多种多样，但是无论哲人和专家如何去解释和概括，文化终究超不出是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和对自身感悟的总结与归纳。文化，实质上就是人类认知的大集合。它是人类基于对客观的认知而形成的统一意识的载体，在这个载体内应该分有三个层面：
第一，文化的全人类层面。从这个层面讲，文化可以等同文明。它是不分种族、民族和地域的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没有具体的时空差别，只要是人，都会在行为上表现出这种共同特征。例如，最基本也是最常见的，无论哪里的人、无论什么肤色的人都懂得装饰自己，懂得遮羞，只不过是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和材料而已，这就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服饰文化。人总是将食物做些必要的处理，或蒸或烤或煮，然后再进食，这就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饮食文化。
第二，文化的大众层面。这表现在一地域、一族裔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共同习惯和处事的尺度。其实，这是文化基于不同地域、不同种族和不同民族而表现出来的不同之处。例如同样是衣、食、住、行，在不同种族、民族和地域之间，就有明显的差别。西方的婚纱是白色，而东方的婚宴，则喜欢用红色。西方的饮食习惯是肉、蛋、奶，每天喝咖啡，而东方的饮食习惯却是以蔬菜和稻米为主，每天喝的是茶。
第三，文化的阶级层面。依据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来解析文化，它无疑是具有阶级性的，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阶级意志的反映。文化上升到阶级的层面，这里的文就转化成了手段，而化则是目的，也就是统治阶级要以文化人，以文化被统治阶级。这是文化的核心层面，也是最为矛盾、最具有冲突性、最容易暴发革命的层面。文化的矛盾、冲突和革命性特征表现在体现阶级意志的时候，有时是温文尔雅，有时却是极端的暴力和血腥。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就是指文化的阶级层面，是阶级意志的强烈表现，所以它的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以上三个层面在时空上的延续，就形成了文化的历史传承。文化的全人类层面和大众层面，是通过人与人之间自觉和不自觉的相互影响来实现的。而文化阶级层面的延续，与前两个层面相比，因渗透着统治阶级实现阶级意志和阶级统治的目的，所以就变得复杂多了。
文化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以文化人和以文化阶级是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而必须要发挥出来的功效。化在现实社会中的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但无论是怎样的表现形式，其实质就是不同群体间的相互作用，就是一种力。当读者依据那些写在竹片、石碑和纸张等记载的文字，走进先前发生过的事情当中，了解完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会感觉到这些事情的发生、发展和结束似乎一直受着某种因素的左右。这个因素能够决定事物的发生与不发生，决定事物该怎样发生、怎样结束，它就是隐藏在时间、地点、人物和经过背后的，存在于人与人、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力。这个力在起作用的时候，有时就是我们发现从某一天开始，因为某个人的原因，原来的正（音同证）月被规定读成正（音同征）月；昨天还在皇宫里住着的皇帝，今天就在树上上吊了；也可能是钞票上的头像在几天的功夫，就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力还能够让英语中的英尺和脚是同一个单词；也可以让那位远在新疆的维族老人库尔班，一定要骑着毛驴千里迢迢地上北京去见一个人。如果赵高的指鹿为马能够成功的话，在今天鹿真的被叫成了马，那么这个成语故事就应该是对这种力究竟是什么的最佳解释。
当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力被发现以后，就会清楚地看到任一事件中都有一股或者几股力在相互作用。这些力虽然是被不同的人或不同的集团施展出来的，但它们的目的却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治。为了达到治的目的，这个力有时表现为武力，如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暴力冲突或战争，而更多的时候是以与武相对的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力就是文化。
在阶级统治中，统治阶级要维护本阶级的统治权威，暴力血腥的手起刀落对统治阶级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是，如何让一个人、一个群体以至一个阶级去主动臣服，却是最让统治阶级头痛的事情，而这偏偏又是衡量一个统治阶级执政能力究竟是强是弱的最重要的标准。如果统治阶级还想保有一定数量的民众作为被统治阶级，暴力只能作为其统治手段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它就必须要借助文的力量，达到不同社会地位的阶级之间的和平共处，这就是文化存在和能够延续下去的根本。因此，任何一个高明的政治家都知道文治与武功是缺一不可的。打完天下后要想坐稳江山，武力是万不得已时的最后手段，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文治。
西汉的刘向将统治阶级御政之道的张驰有序概括为：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而后加诛。
文化是统治阶级运用非武力手段，如道理、常规、传统和习惯等的塑造与推广，来达到规范和教化大众的思想和行为的目的，从而把个体凝聚成一个具有统一的思想、行为规范和衡量标准的集体，而个体则在不断延续的统一之中，从意识到行为均表现出对集体的臣服。文化的阶级烙印，表现在历史上的每一个统治阶级都建立了一个与本阶级相匹配的文化体系。统治阶级利用暴力机构维护阶级统治的同时，更要依靠具有明显本阶级特色的文化体系，来树立、传播、贯彻、落实本阶级的意志。
在阶级社会里，作为一个普通人，通常感受到的是国家机器的约束力，而文化体系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力量通常是被忽视的。暴力的威慑与文化的潜移默化相互交织就形成了人类的政治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少数人发现了存在于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阶级与阶级之间的这种力，并且能够有效地引导力的方向和度量。历史就是因为他们而有了一个又一个闪光的瞬间。如果说牛顿是从苹果会落地的现象中，发现了自然界中物体与物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万有引力，而成为了自然力学大师，那么毛泽东就是以发现并正确运用了这种存在于人民大众之中，可以排山倒海、改朝换代的力量，而成为了人文力学的大师。以毛泽东的历史修养，不会不知道暴力革命作为被统治阶级为夺取政权，实现社会地位转换而采用的主要形式，它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的不仅仅是推翻旧的国家机器，同时也要推翻与旧的国家机器相配套的文化体系。一个新生政权，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能够反映本阶级意志的文化体系。如果新生政权只建立了新的国家机器，而继续沿用旧的文化体系，那么它最终还会陷入到暴力革命的轮回当中。因此，要评价一场暴力革命是否进行得彻底，就看它在推翻旧的国家机器之后，是否将革命继续深化到了文化领域当中。
群众、官僚、领袖
始于鸦片战争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其革命目的是对封建专制进行历史性的否定。封建专制虽然是以君主专制为核心，但是君主认为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和官僚用以自警的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反映出了封建专制实际上是封建君主与封建官僚的二元联合专制。与君主、官僚二元专制相配套的旧文化体系的核心思想，就是封建君主专制思想和官僚至上主义。
古人为了让民众觉得君主专制是顺应天时，就创造了君权神授的神话，宣扬皇帝是天子，将他执政世袭的合理性、合法性与高不可攀的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一切被神化事物的神圣与强大只会停留在表面上，因为天下根本就没有打不破的神话。在人们不断提高的认知力面前，神话是脆弱的，它的脆弱有时就如同小孩子的谎言一般可以不攻自破。对君主专制，即使不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它自己也会自动退出世界的政治舞台。比如到现在那些仍然保有帝制的国家，君主实际上只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符号而存在，已经完全没有了过去的权威。
官僚本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如果在其后加上至上二字，成了官僚至上，那么官僚的性质就被异化了。与神化了的君主专制相比，官僚至上主义没有什么神话的支撑，因此它不会受到民众认知力的挑战与质疑，反而更能得到民众的广泛接纳。民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万事都要以官为先，官在先就是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正是这些无需质疑的理和正常，将官僚至上主义植入到了民众的日常行为当中，变成了习惯，形成了自然。然而，这种习惯与自然却输出了太多的惊人与不可思议，它甚至可以扭曲一个人本该有的正常的道德、理性和判断，在瞬间将人变成了魔。甚至能够让人在已经火烧眉毛的危急关头，仍然能够从容不迫地喊出让领导先走的惊世豪言。
中国的二十四史记述了二十四个家族的相继败亡。但是，相对于二十四个家族走马灯似的轮流登场，为这些家族服务的官僚集团却始终站在历史的舞台上岿然不动。国家虽然换了君主，但作为官僚至上思想最基本的社会基础官僚集团却依然存在。因为无论是谁住进了皇宫，只要他想让自己的政令能够通天达地，就必须借助为自己服务的官僚集团去完成这个任务。因此，中国历史上的二十四朝相继消亡之后，留下的除了几座皇宫和帝后陵墓之外，其最大的历史遗产就是堪称世界上最庞大的中国官僚集团，这也使官僚至上主义在中国具有其它任何国家无法相比的庞大而稳定的社会基础。由此可见，不沾仙气的官僚至上主义反而有着君主专制无法比拟的异常顽强的生命力。它是一个不需要神化的神话，它才是旧文化体系核心中的核心。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对旧体制、旧文化体系各方面的彻底否定。它的进程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延续到了文化大革命。在这个过程中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分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1949年10月1日前的相继失败的几次革命中，最接近成功的是辛亥革命。它通过民主共和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使中国形成了一个与民主共和相匹配的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唤醒了广大民众，认清了君权神圣实际上是个骗局。辛亥革命完成了对君权专制思想的否定，推翻了阻碍社会发展的封建专制国家机器。中国人判断事物的成败就是看它的气数如何，气旺则事通，气衰则事毙。君主专制的气数在民主共和的文化氛围中已经消失殆尽，因此无论它的反扑来得多么凶猛，都注定是一次回光返照。果然，张勋与袁世凯的复辟梦想成了封建君权专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最后的挣扎。但是，封建专制思想的另一个核心官僚专制思想的气数，却在君主专制吸去了所有社会注意力的时候，悄悄地在帝王身后的阴影中安然自若。辛亥革命显然忽略了官僚专制思想的存在，在完成了对君主专制思想的否定之后，并没有继续对官僚至上主义进行否定，因此辛亥革命只是部分地完成了文化领域内的革命。对旧文化体系否定的不彻底，最终导致了后来的国民党在大陆的失政。国民党执政时期，社会依然承袭着封建文化体系中的官僚至上主义。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贪污腐败盛行，官僚集团成了民主革命中最大的受益群体，利益无保障的群众与官僚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才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由此可见，作为封建专制文化体系核心的官僚至上主义是维护政权稳定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国民党建立的国家机器，这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历史作用是相同的。如果它没有继续在文化领域内对官僚至上主义进行彻底的否定，那么它还会去重复国民党失政大陆的历史悲剧。因此，建国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并非横空出世，它的发生是有历史惯性的，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历史车轮的惯性决定了那场革命的必然，而发生之后产生的效果则取决于革命的领导者。革命在不同领导者的领导之下，会有不同的革命结果，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那么毛泽东作为这场倍受争议的文化大革命的发起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解读世界的视角是怎样的呢？他又是习惯于用什么样方法来解决问题呢？
毛泽东有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可见，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里，阶级否定就是革命，而革命就是暴力。但这并不说明毛泽东是个单纯崇尚暴力的人。他在接见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时候，开门见山地说：在我这里只讨论哲学问题，不谈具体问题。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怀有很深的哲学情结（虽然他的纯哲学著作并不多）。当自己一手创建的政党、政府及国家已经运行在一条比较稳定的轨道上之后，他的思想境界已经从具体的事务中抽离出来，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试图探求出贯穿在现实中的上下起伏中间的那条中轴线。因此，在加州约巴达镇的尼克松纪念馆里，当那些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领袖级人物都站着交头接耳的时候，只有他与周恩来，这对抽象与具体、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的绝配，采用的是坐而论道的姿态。
哲学，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都被看作是智慧的科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宏观科学。当我们研究毛的著作和革命经历的时候，会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在哲学领域中，他是一个方法论的大家。翻看中国革命史，毛泽东的方法，在当时或被称作的路线或被称作的那一套，总是能够让处于危机当中的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一次次的涉险渡难，让从来没有服过谁的邓小平，在建国后的一次谈话中神情严肃地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深具哲学情结的毛泽东和他的政党，在有望成为中国执政党的时候，遇到了黄炎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这个周期率让中国人在兴亡一忽焉的怪圈里打转了几千年，也没能摸出个突破它的头绪。当毛泽东和他的政党到了即将问鼎中国执政的时候，这个历史周期率无疑激发了所有共产党人的革命斗志。而一向斗志旺盛，习惯于在斗争中寻找乐趣的毛泽东，当然更不会轻意地让自己掉进这个周期率当中，自然要竭尽自己的智慧去寻求一个能够破解这个历史难题的方法。
重视方法论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写的第一句话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他看来，社会上的人是一种群体动物，需要用一种标准来划分成不同的群体，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种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这个标准有不同的内容。但无论如何变化，自从人类生活中出现了政治生活，并由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而最终导致了国家出现之后，国民就可最基本地分成三个集团：
第一，群众集团。群众集团是任何政权、任何国家最根本的社会基础，是国家用来完成生产职能的主力军。它的主要职能是通过生产活动来创造各种物质和精神产品，来满足整个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在产品还需要交换和流通的商品社会中，这一切的产品都可用利益二字来概括。
第二，官僚集团。因社会化大生产及分工的出现，自给自足不再是社会生产与分配方式的主流，就使得国家需要一部分人来担负起组织和协调社会化的生产及管理社会公共事物的职能。同时，由群众集团创造出来的利益随着社会分工而必须进行制度化地社会再分配。这部分人就形成了官僚集团。集团内部因具体职能的不同，又可分为政府官僚和企业官僚。政府官僚主要是管理社会公共事物，而企业官僚则担负着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职能。
第三，领袖集团。这个集团可一人也可多人。如果国民只由群众与官僚组成，那么国家就会随着这两大集团力量的此消彼长而动荡不安。在这样的情形下，三角结构的稳定性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思路。在人以群分之后形成的结构里，除了群众与官僚之外，还需要第三势力的存在，那就是领袖。领袖集团起着制定国家政策，指引国家发展方向的作用。同时，它更重要的职能是维持官僚集团与群众集团之间的利益平衡。领袖在利益面前，要在官僚与群众这两大集团之间充当利益调节者，从而使国家整体呈现出官僚集团与群众集团的利益统一，而不是因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均引起的对抗。只有把握住群众集团与官僚集团的利益平衡点，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国家领袖。否则的话，就会沦为前述两集团之一的利益代言人，这个三角结构也就失去了稳定性。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示-1，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
图示-1
一个国家的运转离不开这三个集团的相互制衡与协同。如果一定要在这三者之中找出一个最有力量的集团，那无疑是群众集团。但是，因这三个集团自身的特点，使得人们总是习惯于去关注领袖集团与官僚集团的动向，而忽视了群众集团的力量。对群众集团，不同的政治家有不同的看法，而正是这些不同的看法决定了政治家不同的命运。
孙中山对群众一盘散沙似的松散说过一句话，其大意是：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这四万万五千万都是阿斗。面对没有觉悟而且组织松散的民众，孙中山选择了放弃群众集团，转而去借助其它集团的力量。开始的时候是依靠各类军阀，甚至于和境外的某些势力合作，但他就是不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而正是因为脱离了群众才让他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的感叹。但是，毛泽东看到了蕴藏在群众集团中的力量。他相信群众集团不是阿斗，相信人多力量大，而且信奉团结起来就是力量。虽然这股力量因群众的松散而不被人所注意，但是，用正确的方法将这种分散的力量凝聚起来之后，即使是四万万五千万个阿斗，他们的力量照样可以排山倒海，照样可以改朝换代。
三个集团的相互角力，演绎着世界与中国的历史。这其中的群众集团始终扮演着朝代更替、政权更迭的主力。虽然执政权最后只会落到某一个人或某一撮人的手里，但是那些没有群众支持或者损害群众利益的政权，都成了短命的政权。而那些能够维护群众利益的政权，都因得到了群众的积极拥护而维持了一段较长的执政期。翻看历史上的各朝各代，那些凡是可以用国泰民安来形容的时期，都是当时的领袖集团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修养生息政策，把利益倾向于群众集团一边，使国家的整体态势呈现出民可安居乐业、官可按制领俸的局面。这两大集团的相安无事，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国家能够长期发展壮大的基础。
然而，当掌握利益的社会再分配权力的官僚集团，运用分配机制谋取了本应该分配给群众集团的利益，就是说利益分配过渡到了利益掠夺阶段。同时，群众集团又因不具有对利益分配的话语权，或者有限的话语权被官僚集团剥夺，而使负担日复一日地增加，直到大大地超过了所能承受的极限的时候，群众集团与官僚集团之间就要产生矛盾，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局面。看看那些爆发农民战争的朝代末期，无一例外的是群众集团在承受繁重的苛捐杂税的同时，官僚集团的贪腐却在蔚然成风（也许有人说这是因为缺乏有效且严密的对官僚集团的制约机制，其实，这种制约机制系统内的人员又何尝不是官僚集团中的一部分呢？）。
此时的官僚集团无疑是早已被扭曲的利益分配机制的最大受益者。在这个时刻，就需要领袖对群众与官僚之间的利益分配进行调整，将利益倾斜扳回到利益均衡的轨道。如果领袖集团没能及时调整这种利益倾斜，反而采取漠视或者是纵容的态度，那么它实则就成了官僚集团的一部分，成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代表，完全站到了群众集团的对立面。当政权被群众集团推翻时，领袖集团实际上也和群众集团一样，成了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受害者。正因为官僚集团掌管着利益的社会再分配，所以历史上只有群众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揭竿而起，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官僚集团的反抗和起义。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看历史周期率，它不就是群众集团和官僚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在平衡与倾斜之间的不断反复吗？
笔者至今仍然记得在文革时代剃须刀具的盒盖上印着这样一句话：世界上的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当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就进入到了巩固政权的历史阶段。作为一个执政党，巩固政权就意味着要同时承受来自群众和官僚两个集团的压力。失去群众或者失去官僚，对执政党来说都有可能丧失政权。而导致执政党失去群众集团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官僚至上主义的失控与泛滥。
伴随毛泽东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除了英勇无畏的红军将士之外，还有一部完整的《资治通鉴》。而这部政治教科书的宗旨，归结起来就是五个字治国即治吏。深受这部书影响的毛泽东成为执政之后，自然就把目光锁定到了官僚集团的身上。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正是与官僚主义和反人民的官僚集团做斗争的一生。看过毛传的人，都记得他与自己家里的那个老官僚，眼界里只有自家的几亩薄田，并绞尽脑汁扩大土地面积的父亲相抗争的趣事。走出了韶山冲，以农运开始自己政治生涯的时候，得到的是当时满脑子以工运为纲的党内上层官僚的奚落。紧接着，带有国际色彩的党内海归派官僚们认为他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不够革命而对他怀疑和排挤。一身虎气与猴气的毛泽东索性自立门户、占山为王，上井冈山开辟了一片自己的政治实验田。长征中的遵义会议，虽然确立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他的领导权威并没有因会议的结束而当然地在党内形成，此时他个人的地位还没有上升到领袖的高度。之后的整风运动，塑造了毛泽东在党内与军内的领导权威地位，从而完成了他从一个职业革命家上升为领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与党内官僚主义斗争的他没有倒下，反而越战越勇。而同当时中国社会中最为庞大的四大家族和外国资本相勾结而形成的封建买办性质的官僚集团斗争的时候，他发动了最广大的群众，彻底粉碎了反人民的旧社会官僚集团。从毛泽东的革命历程可以看出其深谙历史，具有异常丰富的政治斗争经历与经验。他当然清楚地知道群众集团为什么会起义，朝代为什么会有更替。因而他对官僚集团，始终带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蔑视与不信任。
权力结构
站在领袖高度上的毛，看到了群众集团与官僚集团在利益面前具有天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官僚集团由于占尽制度化的职能优势，很容易在对抗中占据上风。因此，他认为由群众集团创造的满足社会需求的利益是引起官、民矛盾的根源。利益一旦有了剩余，就是官僚走向群众对立面的开始。由此破解黄炎培周期率的良方，就是首先要将领袖，独立于官僚集团与群众集团之外。换句话说，国家领袖不能将自己视为国家机器体系中最大的官，他要以第三势力的视角来审视并掌控群众集团与官僚集团之间的利益平衡。其次，在利益面前，决不能过多地迁就参与国家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官僚集团。再次，要达到群众集团与官僚集团之间的统一，就要一定程度地保持二者之间的对抗，尤其是群众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与能力。面对群众、官僚与领袖三大群体，他巧妙地在政治权力的结构当中运用了一种力学思维，将这个三位一体的政治格局称为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即群众集团，是国家最广大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是任何政权、政党的根本。维护群众集团的利益是任何政权和政党能够长久存在的基础。相反如果损害群众集团的利益，那么这个政权或政党很快就会被群众推翻。
民主当然是指要人民说话，参政议政。要实现民主，就是要给广大民众话语权，让民众参与到国家事物当中，但更重要的是说话之后的事情。民主的实质是怎样能够将广大民众说话后形成的决议得到贯彻与实施，而这个任务必须由官僚来完成，就是说民主的实现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官僚机制来支撑。在群众集团中蕴含着体力与脑力两股力量，这两股力量由于群众集团的分散与组织松散的特性，很难形成一股合力。这就天然地需要一种机制，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将力量集中起来，形成国家发展的动力。如果没有官僚的领导与协调，任何说话后的决议或者是政策，都只能是躺在纸面上的文字。所以，民主实际上是能够让国家在稳定轨道上运行的良性的官僚机制。在集中与服从的过程中，官僚与民主是相伴相生的。无民主的官僚，就是官僚集团的专制；无官僚的民主，则会导致无政府主义。
专政并非只是阶级之间关系的备注，它还应包括领袖对国家事务的专政。领袖专政不同于封建君主专制。它存在的基础并非是君权神授，而是基于领袖非凡的判断力、组织力和感召力形成的。领袖专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年中国决定出兵朝鲜。如果不是毛泽东基于对形势的判断，以异乎寻常的胆略力排众议，当今的世界格局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模样。可见，专政不仅仅是阶级专政，它也包含有领袖在把握国家发展方向上的乾纲独断。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格局里，强调的是以民众为主体，以官僚机制为辅助，以领袖为民众与官僚之间的平衡力量，其宗旨是万事以民为先。正如《贞观政要》中唐太宗李世民开宗明义的那句话：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胞而身毙。按照这个思路，顺着当年毛泽东在西柏坡油灯下的思绪，听着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踏着他进京赶考的脚印，来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理解人民万岁。文革的发生，决不是毛泽东极富斗争个性一时的心血来潮，更不是某些人所说的维护自己即将丢失的权力，它有着深刻地历史背景与思想价值。
1949年的中国
回过头去看1949年的中国，在赶走日本人之后，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又赶走了蒋介石，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在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上与过去完全决裂的新中国。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饱受苦难的中国大众第一次当了家。但此时的毛泽东则认为，这是万里长征只走完了第一步，如这也值得骄傲，那是很渺小的。毛泽东的革命热情并没有因新中国的建立而消褪，正相反，他认为前面还有更艰巨、更复杂、更不可预料的情形在等着共产党人去面对。即将问鼎京城的毛泽东，形容自己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进京赶考，并且是希望考出个好成绩的。在他之前，同样是农民革命领袖的李自成，面对数倍于己的大明军队，能够逐渐由弱变强，最终逼得崇祯在自家院子里的煤山上吊。就是这样一个李闯王在北京城可没住几天就落荒而逃了。可见打天下和坐天下的功夫大相迥异。中国历史烂熟于胸的毛泽东对这段往事可谓是铭记在心。早在延安时期，就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当作全党和全军的学习材料。可见当时虽未取得政权，但是在思想上他已经开始了坐天下的准备。
进城后，发生在一些干部身上的事实证明他的想法并没有错。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在思想和行为上对人的要求与旧制度下相比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一些人适应了新的社会制度，一些人还没有，或者说还没有准备好。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大国，封建思想中的官僚至上在某些人的头脑里是根深蒂固的。如官字两张口，衙门口朝南（难）开，有理没钱别进来。这些约定俗成都披着文化的外衣，不但将官僚膜拜潜移默化到了群众的骨髓当中，而且使一些已经沾染上了旧式官僚习气的干部，认识不到自己的蜕化变质。更可怕的是这种潜移默化因有文化的美丽外表，而在人民大众当中得以一代接一代地传承。这种文化的传承是对群众觉悟的腐蚀，是专制愚民思想的延续，而官僚至上主义，正是依靠这些没有觉悟的群众得以代代相传。
历史惯性的归零，可能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如此众多的精神顽疾与壁垒，仅仅通过一声人民万岁，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不要说广大群众，就是跟着毛泽东闹革命的队伍内部，温饱思淫欲的定律已经开始腐蚀着那些具有革命性的行动，但思想中的革命性已经开始弱化的干部了。一些干部开始讲究吃喝、贪图享受，进城之后换老婆的事时有发生，旧式的封建官僚的作风与习气已经在悄悄地，某些时候可以说是明目张胆地借尸还魂。在一份资料中曾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从农村出来经历过枪林弹雨的革命干部，入城为官之后，让工作人员在物资极不丰富的条件下，每天准备牛奶、鸡蛋和面包作为早餐。当身边的工作人员问及原因时，此人坐在自己的办公椅上声壮如雷地说到：老子在乡下时，就听说城里的有钱人和当官的都是这样吃早饭的，老子拚了性命打天下就是为了这一天。话虽粗鄙，但背后的深刻却不能不叫人出冷汗。这个人的行动是具有革命性的，但不等于他的思想就是和旧思想完全决裂的。这种人只是通过暴力手段，把那些自己痛恨的官僚拽出官僚集团，好给自己腾出一块地方来，去享受他认为作为一个官僚应该享有的特权。更让人震惊的是，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的这种行为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认为那个老子每天享用牛奶、鸡蛋和面包是天经地义的，并尽心尽力地当成革命任务来完成。
此种事例不只这一件、这一种。比如当时的东北王高岗，其生活之腐化堕落早已党内皆知，闻者共愤。而最为轰动也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吃了枪子儿的刘青山和张子善。虽然这两颗人头可保共产党二十年的江山，但事情过后毛泽东的内心是极不平静的，难道反贪腐这面大旗必须要用人头来祭吗？此类事件的层出不穷，明显地向当时的共产党高层传递这样一个信息：虽然旧的国家机器被打碎了，但旧思想并没有随着旧国家机器的粉碎而烟消云散。毛泽东认识到自己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根本抵挡不了官僚至上主义在全党、全军、全社会范围内对干部的侵蚀与渗透。敢提着脑袋干革命，并不能当然地推论出没有旧思想，只不过是没有相应的条件而已。
进城之前提出的两个务必与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只不过是在行为上对官僚至上主义提出了约束，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不足以求得万世无忧。况且，把这种理念付之于搞几场运动的级别，效果在毛泽东看来并不理想。他需要的是一种标本兼治、祛根除源的方法。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是在体制上消灭了旧的国家机器和官僚集团，如果不彻底根除与之匹配的文化思想体系，那么无需旧势力来复辟，新生的人民政权自己就会蜕变为曾经被推翻的封建官僚政权。这个不加控制就会成为现实的可能成了毛泽东心中最大的忧虑。因为他自己就是在群众集团与官僚集团矛盾激化的过程中，通过引领群众集团展开暴力革命的方式，最终消灭了旧式的官僚集团。难道自己一手创建起来的官僚队伍还要去重复旧式官僚的老路吗？这个隐忧就成了他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革命仍要继续
在毛泽东的心中，革命仍在继续。他不能让人民群众再一次成为劳苦大众，更不能让自己创建的官僚集团蜕变为封建地主和四大家族那样的剥削集团。治国即治吏，作为国家领袖，他要向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官僚至上为核心的封建思想宣战。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有依靠社会上最广大的群体人民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让群众集团和官僚集团之间保持一种对抗，并通过提高群众集团的自我觉悟和保持其自下而上抗争的意识与能力，来约束官僚集团迟早会而且也很容易就会膨胀的官本位思想。仍在继续的革命必须要以无产阶级为主体，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必然也是必须要面临的在思想意识领域内的一次自我否定。
继续革命的对象不同以往。它不是日本人，不是国民党，不能简单地像以前那样见日本人就杀，见国民党就打。它是抽象的，是过去二千多年形成的一种准则，一种思维定式。如民不可告官，民只能被动地接受官的管治，而刑不上士大夫的不成文律条，更使官与民在法律面前呈现出了两个不同等级的人格尊严。在两千年来的这种思想氛围当中，让一些群众形成了对官僚的一种天然的依赖与顺从。在这样的情形下，群众能真正理解这次革命的意义吗？那些官老爷们会不会真的破天荒地来个什么起义呢？一旦官僚与群众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国家会不会就此乱下去？天下大乱之后能达到天下大治吗？想到这些，需要冷静而内心却怎么也冷静不下来的毛泽东，在炎炎盛夏住进了可以给他带来些许凉意的滴水洞，在那里度过了被外人称为谜一般的11天。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这11天中他没有接见过任何人，只是看各地送来的文件，唯一的一次外出离洞口仅三百多米。在这11天中，毛泽东与世隔绝的就如同一个遁世隐者，与当时的其他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没有任何的思想交流。当年决定入朝作战也没有花费他这么大的心力，可见其当时的思想斗争是多么的激烈。坐在领袖位置上的他，对这一次的乾纲独断是慎重的。而此时，洞外的群众与官僚还不知道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正一步步地向他们走来。虽然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次革命，找不到任何可供参考和借鉴的例子，但决定总是要下的。毛泽东认为要想根除这种思想，唯有用自己善用的革命手段，方可见效。既然如此，就让人民去创造历史吧。
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在密切关注着干部及群众思想动态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经济建设。他领导了几次不成功的经济大跃进，而这几次经济跃进，受到了其他几位党内领导人的公开或半公开的抵制。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成了当时毛被攻击的主要内容。其实这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毛泽东的政治经济思想的产物，这些经济活动都是为一定的国内及国际政治目的服务的。群众能够有热情去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是因为这是毛泽东的提法，是因为毛泽东巨大的个人感召力的影响。而他的个人感召力使建国后的中国，进入到了一个魅力政治的环境当中。这种魅力政治的氛围往往需要一个生平极具起伏、颇有传奇色彩的领袖才可以形成。作为一个韶山冲的乡村少年，能够成长为一个当地负有盛名的乡绅，或成为一方富贾，这似乎应该是他最可能也是最合理的人生轨迹。而人的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能够将合理和可能变为不合理和不可能，将不合理和不可能变为合理和可能的过程当中。毛泽东接见的那些外国领袖们，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可能都要偷偷地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把自己放到当年毛所处的环境里，我还能像他今天这样站在这里吗？无论是他接见过的还是没接见过的领袖级人物，对这个问题能得到肯定回答的没有几个，而这正是毛泽东的个人力量所在。这种常人看来有如神助的经历，使他当之无愧地具有营造魅力政治的资本。在这种氛围中，群众觉得只要跟着毛泽东的想法走，肯定没错，因为那是经过无数次的胜利证明了的。
但是，人类活动中的某些规律就如太阳东升西落一样，是不可违背的。如果以诗人般的浪漫情怀与理想主义者的追求完美去搞经济活动，势必要违反经济规律，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这些过于冒进的缺乏适当技术支持的想法，就成了一时的冲动，并且给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冲击。而指出这些不当之处的却又是刘少奇、邓小平等官僚集团的领军人物，他们对国家的发展与建设显然持有另一条路线。
在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自建党伊始，路线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每次做出重大的决策之前，在党内都要经过一番激烈的路线斗争。路线斗争有时比敌我斗争更残酷，牺牲也更大。而共产党人的判断力与决策力等综合能力，就是在数次的路线斗争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所以经过路线斗争后的党员以后都成了共产党的中坚力量（这也许就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吧）。而毛泽东自己正是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之后的幸存者和最终的胜利者。
1966年的中国，是一个国家建设、社会治理及共产党内部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充斥着太多不确定因素的国家。首先，党内关于国家建设的路线斗争已经显现。其次，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仍需要继续深化。再次，毛泽东已经将清除封建思想残余官僚至上主义设定成了革命的标靶。在这个关头，善于斗争的，知道政策需要一个有力的群体来支撑，也正是凭着对社会群体精准的划分，并正确地选择了自己政策的支撑点，才有了一系列胜利的毛泽东，当继续革命的对象已经明朗清晰之后，依据自己特有的一套斗争理论，在三个的社会群体中，习惯性地站到了人民群众一边。这样，在魅力政治笼罩下的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只要是毛泽东提出的，不管对错，人民就拥护。官僚集团在纠正错误时，那就是与人民为敌，就是官僚集团在压制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毛就要依靠群众集团的力量，打倒这些现行的反革命。
恰在此时，一出《海瑞罢官》的排练与公演，触到了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也因此直接触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呢？
首先，毛泽东从来就不认同清官这个概念。他认为把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寄希望于多出清官上，那就是强调官僚集团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人民群众这个最广大群体的力量，而这本身就说明了官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出了大问题。这样的社会是危险的，政权是长久不了的。毛的斗争哲学历来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深谙历史的他，知道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清官屈指可数，贪官倒是多如牛毛。如果哪个朝代是在盼清官的情形中延续，那这个朝代离末日就不远了。清官拯救不了一个朝代，而贪官却可以毁灭江山。
其次，政治斗争神经极为敏感，经验与阅历异常丰富，而又向来蔑视官僚集团的毛泽东认为，《海瑞罢官》戏虽好，但客观上会被官僚集团利用，会被人用来唤醒官僚集团的凝聚力，会成为向领袖和群众集团宣战的檄文。历史就是这样，某些事物的正确与否往往不取决于事物本身，而取决于它出现的时间与环境。《海瑞罢官》事件就是在不适当的时间，不适当的环境，演了一出不该演的戏。由此，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毛泽东经过一系列的人事安排之后，第二年，也就是1966年5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思想大否定、破旧立新的时期。
无序的群众
被发动起来的群众，破纪录地将大众智慧和参与热情发挥到了极致。虽然普通群众对那些抽象的思想和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的行为准则缺乏学者般精准的语言描述，但在物质社会中还是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和它们相对映的具体形象的事物。寺庙被摧毁，书籍被焚烧，膜拜了千年之久却帮不了什么忙的塑像被恍然大悟的群众砸碎。这种种的行动中始终贯穿着四个字破旧立新。无数的先贤圣哲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浪潮中被淹没，这其中最倒霉的恐怕要算是那个入了毛泽东诗词的孔圣人。一句孔学名高实秕糠，让这位在神坛上待了千年有余的圣人，顿时在群众的苏醒与愤怒中灰飞烟灭。总有人说拆了孔子庙，砸了孔子像是对圣人的不敬，实际上他宣扬的以君亨特权、男尊女卑和民制于君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是官僚集团的思想武器，是压制群众自我斗争意识的精神桎梏，迟早会阻挡历史的前进。
随着这些塑像和寺庙一起倒下的，恐怕就是那些官员和知识分子了。当官的就不用说了，本来就是官僚集团里的，正是群众集团需要斗争的对象。而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让知识分子成了官僚集团的人才储备库，这些知识分子虽然现在还属于群众集团，但将来某一天就会进入到官僚集团中。所以官僚与知识分子被毛认为是官僚至上主义最可能的载体，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受到最大的冲击。
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毛泽东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斗争纲领或者说是斗争口号。例如对官僚集团，提出的是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走资派；对知识分子提出的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群众则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其中更成立了一个类似他领导农运时组成的农会式的群众性组织机构革命委员会。
文革是一场中外历史上均罕有的群众革命。在中国的历代帝王和领袖中，只有两位是来自于普通群众的。一位是朱元璋，另一位就是毛泽东。相同的出身让两位领袖对社会底层的疾苦都有极其深刻的体会，都对官僚至上主义深恶痛绝，并将其视为危害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他们更清楚任何政治势力，在积聚起来的群众集团面前，都是渺小的和微不足道的。因此，二者均竭尽全力试图找出一个办法来根治官僚至上这个社会毒瘤。朱元璋的办法是亲自编定《大明律诰》，试图以严刑酷法来威慑官僚，希望其能够洁身自好，不要以身试法。但是，收到的实际效果却让朱元璋捶着桌子喊道：本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夕犯！。朱元璋的愤慨与无奈说明依靠酷刑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杜绝官僚至上主义，他的失败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借鉴（笔者按：毛曾经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谈论过朱元璋的施政策略）。以史为鉴的目的，就是没必要去重复失败，面对相同的难题应该另辟蹊径。同样是对付官僚至上主义，毛泽东比朱元璋表现的进步的地方是，挖出了官僚至上主义的文化根源。因此，他在坚持以法治吏的同时，祭起了文化这面旗帜，以群众性的暴力革命为手段，试图创造一个不容官僚至上主义的理想社会。
然而，被放手发动起来的群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这次革命的真谛。毛泽东也不可能像孙悟空那样变出无数个小毛泽东，去耳提面命地对每一个群众宣讲他的想法。而且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头脑特别精明的人，极善于投机取巧，一旦见到有利可图的事，干得比谁都来劲。而在他们的心中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主义，没有什么信仰，更没有什么真理，有的只是眼前的既得利益。文革的社会局面，对这种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天赐良机。一场史无前例的，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借鉴的思想大斗争，在这种人的推波助澜下，在斗争一起，界限全无的规律下，冤假错案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本可以凭借极高的思想价值与历史意义而永载史册的思想大革命，实际上却演变成了一场人人都被牵扯进来的大混战。每个人都在一首自己并不熟悉的舞曲伴奏下踩着蹩脚的不合拍的舞步。大家都在互相斗，互相批，没有敌人，也没有盟友，有的只是人性当中被激活了的，而又不加约束地被无限放大的争斗本性。从群众、官僚、领袖的结构来审视这场革命，这是一场领袖与群众联合起来，以清除官僚至上主义为目的的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没有官僚参与的，实际上是被打压群体的革命。在一个没有官僚的组织、协调和引导的社会里，群众力量的无序、分散和难以控制的特征得到了充分暴露。幸运的是当时中国有一个极为强势的领袖，社会才会在动乱中飘荡了十年，否则其后果真的是难以设想。
在那十年中的毛泽东，虽然每天都有无数的红卫兵小将在全国各地热读自己的语录，每天都有无数的群众在自己的半身塑像或者标准领袖照的注视下工作和学习，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有着说不出的外人难以理解的孤独、寂寞和焦虑。即使是在接见对自己几近疯狂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的时候，画面上的毛泽东也没有露出丝毫的笑容和欣慰，反而是一脸的冷峻与凝重，眼神中似乎还透着些许的疑惑和无奈。但是，就是这一瞬间的画面向人们展示了群众、官僚和领袖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让我们看到了领袖和官僚在群众集团面前的渺小，明白了究竟谁才是三者中最有力量的那个集团。领袖的确能够发动群众，而群众一旦被发动起来，再强大的领袖也要被这股群众力量所左右。所以，在这场革命中，即使是一贯强势的毛泽东自己，也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失去了以往的那份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潇洒与自信。一生以联系群众、不脱离群众为信条，此刻内心却异常孤寂的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居然迷信起了原始的血缘宗亲。就在这个时候，当时毛家唯一可用的人毛远新就站到了他的身后。
动乱后的反思
当人们已经疲惫于整日上纲上线的政治斗争的时候，邓小平适时地把那些原本拿着红宝书到处挥舞的双手，重新投放到了工厂里、农田里、学校里和课桌上，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创造了现今的这个经济奇迹。然而，过程中的得失，邓的心里一清二楚。人虽然是富了一点，可是出现的问题也不少，且看他著名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反思：一些领域的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困惑和动摇，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认识不足；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等等。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就是在重视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忽视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出现了一手软、一手硬的情况。
文革后，在积极建设物质文明的号召下，群众集团创造的利益不仅使过去紧张的社会供需关系得到了根本的缓解，而且产生了极大的利益剩余。但是，事情的发展轨迹总是习惯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片面地强调物质文明，就意味着忽视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利益结构出现了向官僚倾斜的不良倾向。伴随着剩余利益的不断扩大，贪污腐败现象也随之出现，到如今已经发展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剩余利益，如同照妖镜一般，让无数道行深厚的妖，在它面前相继现了原形。原本自称为人民公仆的官员，相继因为贪污腐败而落马收监。用以告诫勉励官僚集团的为人民服务，其效力经过时间和各级官吏的层层衰减，现在似乎成了只是刻在新华门后照壁上的一幅书法作品。毛当年担心会亡党亡国的东西，现在全都出现了，他不想看到的，邓看到了。邓在总结自己失误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要反思一下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究竟在哪里。很多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失败的，但这是文化大革命思想本身的失败？还是毛泽东本人的失败？
毛泽东决定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意愿是正确的，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即使现在看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的失败在于选用了一些不称职的干部去操作了这场高难度的思想大革命，再加上一些人别有用心，才造成了这场浩劫。但是，面对领袖、官僚、群众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面对因官僚集团与群众集团之间的利益消长而产生的社会效果和对国家前途的影响，面对官僚至上主义治标容易祛根难的特性，毛泽东所说的文化大革命要十年二十年就来它一次，不是没有道理的。
毛泽东是从群众集团中走出来的国家领袖。他的一切思想和活动的出发点都是维护群众集团的利益，并始终将自己视为群众集团的领袖，而不是官僚集团的领袖。因此他的思想和号召总是能得到最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以至于在他逝世三十多年后的现在，无论是什么样的嗓子，无论是什么样的五音不全，只要一唱出那句无曲无谱，但是有词的陕北信天游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就立刻会在群众的内心深处产生强烈的共鸣。是什么能够让一个人的名字出现在群众即兴而起的信天游里，是群众对他发自内心的信任，是群众经过比较之后做出的选择。毛泽东这三个字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人名，他已经升华为群众维护自身利益而反抗压迫的精神图腾。
历史的时间轴线是一条单向的不停向前延伸的直线。过往的种种，无论在当时多么的起伏跌宕或者多么的意义深远，最终都要落到这条轴线上成为一个节点，供后人去审视、去评判。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永远不会被遗忘的一页，无论各种媒体如何去否定、去淡化，都不能把它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
现在的我们如果循着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脉络，去审视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文化领域内的继续，是一次冒着巨大的社会与政治风险的革命实践，是运用对立统一的矛盾原理，试图从根本上解决官僚集团与群众集团之间矛盾的一次大胆尝试，是对哲学方法论的一次丰富。这次的实践是在全社会范围内，以在思想意识领域内塑造模式、树立规范，创立一个全新的与新政权相匹配的文化体系为目的，力求保持群众的自我保护与抗争意识，消灭官僚至上主义思想，达到群众与官僚两大集团的力量的动态平衡。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实践又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性活动。只要是活动，就存在三个最基本的环节：第一，指导思想；第二，具体操作；第三，实际效果。那么实际效果是评判指导思想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吗？显然不是，不然我们如何去解释好心办坏事？
作为历史轴线上一个节点的文化大革命绝非只是一次具体的革命运动的名称，它是对历史的感悟和剖析之后形成的，从无数的政权更迭中抽象出来的一个指导思想。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去进行一场群众性的革命，其难度是极高的，必然要经过无数的曲折、迂回，甚至要付出历史浩劫的代价。
文革需要反思。但反思不是一味的捧，也不是一味的杀，而是批判地辩证地看文革。
如果我们能看透文化这个字眼中所蕴藏的杀气，如果我们能看透所谓的中国历史周期律的本质，如果我们能看透中国平民对官僚的臣服，对权威的膜拜，对精英的盲信，如果我们能看透国民性格中遇到强权就禁不住要下跪依附出卖自己的劣根性，如果我们能看透国民的膝盖和脊梁，正是在邪恶文化的浸淫下变软变弯，如果我们能看透国民性格的劣根，正是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得以延续，而且愈传愈甚，那么我们就会明白文化大革命是必然的，是必需的，更是必要的！
文革是变革吗？不是。它是比变革更为高级更为彻底的，让温、良、恭、俭、让全都靠边站的革命；
文革是一种行为模式吗？不是。它是参透了历史，参透了人性之后提炼出的一个思想；
文革是动乱吗？更不是。它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去做一件破天荒的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的正常的失败。
操作上的失败否定不了思想。前人的失败，是后人的财富。前人的失败只能激发后来的我们去研究去探索更为合理更为有效更为科学的办法。
毛泽东作为这场高难度的文化革命的领导者，他失败了。但是，这个失败是毛泽东个人的失败，不是文化大革命这个思想的失败。
毛泽东在操作上的失败，否定不了文化革命思想的历史意义和哲学价值！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