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从思想者到阴谋家——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的演变
刘刚 冬君
1、源于古史的天王宗教体验
天象示警，广东发生了看似不相干的两件事：
洪秀全在广州应试，第四次落第，回花县老家，撤去塾中孔子像，改信上帝；两广总督祁某奏请开制器通算一科，被礼部议驳，以老病乞休。
这两件事都与科举制有关，微妙的国运，系于科举一线。
洪秀全是被科举制淘汰下来的小角色，可他振臂一呼，却成了掀天揭地的大人物。一个四次落第的秀才，在绝望中，认定上帝能拯救他，那种如释重负的快感，决非柳暗花明所能形容，而是一种真正的绝处逢生的感觉。
历史上，我们看惯了英雄末路的沮丧，听够了怀才不遇的喟叹，我们已经习惯于欣赏这种苦涩的美感，这种美感早已构成我们历史观的一部分。
太平天国运动的灵感来源于基督教，而其信念却根植于中国古史，洪秀全以一个崭新的诠释将二者沟通，赋予了运动灵魂。他在《原道觉世训》里说：
中国上古时，君民一体，都拜上帝，自秦皇迷于神仙，狂悖而死，历朝效尤，至宋徽宗，改皇上帝尊号，至今已历六七百年，天下人已惘然不识皇上帝。
他认为，文明初期，东西方文化同根共源，皆尊上帝。西方文化将上帝之路进行到底，而中国文化则歧路亡羊，一不留神，便遁入了鬼路。
如果我们将拜上帝的文化称之为“神化”，将崇拜圣人的文化称之为“圣化”，那么遁入鬼路的文化就一定是“圣化”了。他在《天条书》里说道：
当初中国、番国，都是走拜皇上帝这条大路，但是，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近一二千年则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
而标榜“圣人”的孔子，竟然僭越上帝，当然要被上帝严厉斥责。
他在《太平天日》里，将妖魔作怪，归咎于孔丘教人之书多错。连耶稣都被孔子教坏了，天父上主皇上帝对耶稣说：这是孔丘留下来的书，就是你在凡间所读的书，这书全错了，连你读了，都被这样的书教坏了。并指责孔丘，说：你为什么要教人这样糊涂了事，让凡人都不知道我，你要让你的名声比我还大吗？
孔子之后，圣人取代上帝成为文化的主宰者。通观25史，我们发现，其中涉及到上帝的条目为1247条，卷数为398卷；而涉及到孔子的条目为2805条，卷数为880卷。孔子的内容是上帝的两倍多，怪不得洪秀全借上帝之口说：“尔（孔子）声名反大过于朕乎？”洪秀全能发现这一点，也算个天才了。
太平天国设添删书衙，删改四书五经，称孔子为“孔某”，在“上帝”二字之前率加“皇”字。耶稣的原则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教分离，各司其职，洪秀全加一“皇”字，将基督精神纳入王权主义，使政教合一。
对于这场中国化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基督教运动，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们，从历史动力的角度，作了很高的评价，可真正的基督徒的评价却截然相反。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1823— 1905）在访问天京之后，发现洪秀全疯了，因为洪硬逼着传教士承认太平王朝是天国，南京是基督教和世界帝国的中心，……而他和他的儿子，是上帝和基督在地上的人人可以见到的代表。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中，以一种轻蔑的口吻写道：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么东西，天王是一个最为顽固的、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天主教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
然而，这个异端是从中国古史里跑出来的，他的来路不一样。
2、天王权力的合法性来源
据说，金田起义时，洪秀全没有露面。
那时，他“避吉”在乡下胡以晃的家里。
历史事实的小虫子，往往蛀穿逻辑，一个细节改变了定式。
通常我们都认为，在历史的紧要关头，革命领袖都是登高一呼，叱咤风云，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就将这样的历史图式，烙在我们的记忆里。
以至于，不惜用这样的图像记忆，诱导历史事实。
事实是，金田起义，洪秀全不在现场，是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名义，粹然发动之。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见姜涛论文《金田起义再辨析》。
至于天王东乡登基，就更是政治幌子，其实，他在平山就已登基。
这位天王，嗜王如狂，自天启之后，即改名“秀全”，“秀全”者，二字拆开——“禾乃人王”，借“禾”为“我”，意即“我乃人王”。
其王权合法性来源，当然来自天父、天兄，天父是最高主宰者，而天兄则是救世主，因此，天王救世，要直接对天兄负责，而最高指示来自天父。
这样就为天王的权力合法性来源，提供了一个宗教的依据。
冯云山缺乏这方面的宗教灵感，从根本上来说，他还是个儒生，在骨子里，仍然受着儒教理性的约束，虽为运动巨擘，但其神化作用却有限。
前面我们提到，洪秀全的上帝观念，其灵感源于古史，而天父天兄附体仪式，则来自广西民间“降僮”，乃史官文化加上巫觋文化并西化的产物。
“降僮”，是指神灵附于人体上而为灵媒——僮子。
神灵附体时，僮子一改常态，全身颤动，或闭眼，口流白沫，代神言语，而为神谕；或以刀剑砍身，针锥穿舌，而不流血，以显神功。
此类巫术，在我国，满蒙谓之“萨满”，岭南称为“僮子”。
上帝会素以云山为谋主，而奉秀全为尊，迨云山系狱，秀全他往，众心惶惑，莫知所为。于是降僮多出，皆托为神言，诸说纷纭，会众莫辨。
杨秀清初未入云山法眼，然其心甚大，目此种种，皆怪力乱神，缺乏宗教的根底，而欲以天父灵媒统一之，拨乱反正，使之归于上帝会宗旨。
当其托天父降体时，出言肃穆，举人阴私，无不毕中，复劝人为善，信仰上帝，众人既惊且惧。他的好友萧朝贵尝为僮师，信从者多，助之。
云山倡上帝会于紫荆山时，“朝贵初未之与。”
秀全救云山未果，自粤东反，寓萧朝贵家中，对于杨、萧所为，心照不宣，于是，朝贵复托天兄下凡，与秀全对话，号称《天兄圣旨》。
戊申年（1848）十月二十四日天兄第二次下凡。洪秀全问：天兄，我们天父身穿黑龙袍，小弟还记得也。但天父头上所戴，小弟却不记得矣。
天兄答曰：尔升高天，见过天父多少，尔就忘记乎？天父金须拖在腹，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其坐装两手覆在膝。
洪问：天兄，小弟在狮旺遇难时，见无数天使来救小弟。
天兄答：那时不是差兵将救尔，恐尔难矣。
洪又问：有数妇人焉，是谁乎？
答曰：其中有一是高天尔妻子也。
是年冬，天兄又下凡，洪问：小弟当时升高天，天父及天兄送小弟下凡时，门首有纸票用银硃笔写云：“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其来历如何乎？
天兄答：尔就忘记乎？此七字是高天写来，那时天父同朕差兵权送此七字在尔门首，畀尔作凭据。尔当时升高天战胜妖后，天父封尔为天王大道君王全。今高天尔有殿在东廓，尔就忘记么？
洪答曰：天兄题起头，小弟却知尾矣。
天兄又告诫道：但尔称王，不得称帝，天父才是帝也。
洪答曰：遵天兄命。
同年十二月初七日，萧托天兄下凡时，曾暗示洪恳求天父，准其“早正大位”，却没有得到天父——杨秀清首肯。
杨、萧既得志，颇以神化秀全为己任。
庚戌年（1850年）二月二十三日，天兄“劳心下凡，时在平山”。
天兄问道：秀全，尔穿起黄袍么？洪对曰：然也。
天兄道：要避吉，不可命外小见，根基不可被人识透也。
洪对曰：遵天兄命。
用“降僮”术，解决了天王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
3、天王新思维及其合作者
耐人寻味的是洪秀全。
他在“降僮”事件中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
姜涛认为，没有他全力支持，杨、萧二人难成气候。
可按照瑞典牧师韩山文著《太平天国起义记》的说法，杨、萧先后下凡时，洪秀全不在紫荆山，后来，他同冯云山一起回广西，认可了他们。
韩山文的说法，得自洪仁??欢?舛卫?泛槿诗并未亲历，他也是后来听说的，可能主要还是听洪秀全说的，那时洪、杨已经内讧，洪言不足信。
据《天兄圣旨》来看，却不是那么回事，至少从戊申年（1848）十月到己酉年正月，洪秀全在紫荆山，并与天兄——萧朝贵，有过多次对话。
这些对话表明，所谓天父、天兄降凡活动，洪秀全是参与了的。
然而，杨、萧颇务威权，汲汲乎位望，起初，还以云山首唱拜上帝会，不敢居其上，便借了天兄降凡，以天兄之口问洪秀全：朝贵如何？
秀全乃曰：天下万国都靠秀清、朝贵二人。这边帮手不是十分帮手，秀清、朝贵乃真十分帮手。他人是学成、炼成，秀清、朝贵是天生自然也。
这次降凡活动，秀全的表态，并非消极的天言难逆，而是彻底授权。
他的授权，不是被逼无奈，而是他必须在此时，给杨、萧二人作个交待，为他的新思维，在人事上做个新的安排，云山出狱后，他必须这样表态。
他是运动的思想者，而冯是运动的组织者，起初，他俩思想一致。
以基督教的上帝为前提，反对一切偶像崇拜，反对所有怪力乱神。可随着运动的深入，他发现外来的上帝，在发动民众方面，作用很有限。
尤其是在赋予他天王权力合法性方面，从基督教里面很难产生灵感，冯云山在紫荆山经营多年没有进展，致使运动蛰伏于民间，未能形成爆发的局面。
运动要有新进展，首先就要解决他的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使他作为真命天子登基，这时，他的目光便从基督教的上帝转向中国古史里的上帝。
他本来反对巫术，这时却要用巫术来确认自己，以基督教的上帝为皈依，这是无法理解的。可是，一旦回到我国古史的背景里，便觉此为必然。
何以这样说呢？因为，我国古史里的上帝，就是通过巫觋与人沟通的。究天人之际的，先是巫，然后才是史，巫拜上帝，而史尊孔子，他取巫而弃史。
所以，他的上帝并非一味的基督教式的，而是中体西用的。他以基督教的上帝为引子，进入古史中的上帝，穿透历代王朝史，回到王朝之前的古史。
他的思想有了这样的飞跃，作为读书人出身的冯云山反而难以理解，再依靠冯云山，运动很难有新进展，而不识字的杨秀清、萧朝贵，却举一反三。
事实也证明，他的新思维的确推动了运动的进展，而杨、萧二人则成了他的新思维的合作者。在他的新思维里，上帝不再是“神道设教”的工具，而是最高目的和绝对意志，所谓天命和天道都出于上帝，而历史要以神道为归依。
天父天兄下凡，较之“篝火狐鸣”之类，已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篝火狐鸣”只是鬼道中的鬼把戏，那么神道之历史则从天父天兄下凡开始。
杨、萧二人，成了他开创新历史的合作者，杨、萧神灵附体，借用了天父天兄名义，为他的权力合法性奠基，而其他“降僮”则为怪力乱神一类。
待冯云山出狱时，他们三人已经用新思维做了一个新局。
他用杨、萧二人，确立了权力合法性，实现了平山登基。
天王出世，克服了信仰危机，他以天王名义，发动起义。
4、洪、杨、萧“三权分立”
天王用新思维，为起义做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
登极前后，远近各处上帝会首领，先后来到平山，朝觐天王，聆听天父、天兄圣旨。天王为什么要在平山登基？因为平山是杨秀清的根据地。
据载，杨秀清迁居广西桂平紫荆山内平在山新村，已历数代。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广西二·浔州府·桂平县”云：
“紫荆山，府北五十里。自山而北，岩壑深广，山为傜、僮门户。”平山即平在山，也称平隘山，就在这里。往北约百余里，“皆叛傜出没处也”。
府西北五十里有弩滩，“当大藤峡口，水涌而迅，势如发弩，因名。”嘉靖五年，傜酋据弩滩为乱，朝廷发兵，诱杀傜酋，讨平其弟，大费周折。
往西北再行约百里，“大山夹江，自象州武宣县而南，绵亘数百里，山势险峻，叛傜出没于此。”峡口有大藤，如桥梁，叛傜作乱，断其藤。
山是自由的屏障，山中之民多自由精神，易受巫蛊，宜以神谕。
秀清，五岁失怙，九岁失恃，其叔怜而抚之，长成山中之民。
及长，烧炭为业，家贫，而庐中常请客，以卖炭钱负竹筒入市沽酒，归而飨客，浩歌道上，掉臂天门，乃龚定庵 “有大音声起”之诗谶者也。
自由之人，倘佯于叛逆的山水之间，真可谓得大自在。
冯云山至桂平，深入紫荆山中，他与萧朝贵率炭徒从之。
然云山士子，其所倚重者读书人而已，故其能识石达开，却不识杨秀清也。陶短房《天国志·东王世家》云：“秀清、朝贵等虽勤勉，初未之奇也。”
“乃至云山等为生员王作新扭去，会众执械夺回，秀清皆未与焉。”
其时，洪秀全自粤东至，于此叛傜之地，谋立国之举。
有女子杨云娇，自言其梦遇天父，谕天使东来，当从之。
未几，秀清叔杨庆修卒，秀清命童子诈以庆修附体，曰：
“三七廿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尔民极。”
秀全窃喜，“禾乃”，“秀”也，“人坐一土”，“全”也，盖以天命归矣。故杨、萧二人，虽不为云山所识，却为秀全所倚——神化矣！
云山能为天国建制，却不会神化秀全，故渐受排挤。
以天父、天兄、天王名义，洪、杨、萧形成三位一体，并以巫化的宗教仪式虚构了三权分立，杨代表天父，萧代表天兄，他是人间天子。
这三个代表来到人间，他起誓：称王不称帝。不称帝，意味着三权分立，以皇上帝为最高主宰，三人有分歧，皇上帝仲裁之，而秀清代帝立言。
这意味着，最后决定权，落到杨秀清的手里，按理，秀清不应任实事，要少发言，因为救世乃天兄耶稣之职，天兄归天，则以天弟继之。
故金田起义前，天兄频频下凡，我们所见的材料，多是《天兄圣旨》。
秀全登极，踌躇满志，有时情不自禁将龙袍穿起来，酷毙！
又多蓄姬妾，房事无度，众女衔冤，乃至于咬牙切齿。于是，天兄不厌其烦，屡屡下凡，胁众女以白刃，令一从秀全之欲，由是而有轻秀全之心。
《天国志·西王世家》云：“然朝贵颇嫉读书人，每以反语嘲洪、冯等，逼其自认无用。”而秀清虽不识字，却喜与读书人语，渐与洪亲密。
朝贵“树威权，无所不用其极”，还以天兄下凡的名义泄其私愤。
“有陈庚者，值天兄下凡，应对太速，竟受杖五十。”
“复与养父亲子萧朝隆不合，乃假天之手，必杖责而后已。”
故天兄形象渐失，蜚语渐起，不得已，秀全求诸《天父圣旨》。
金田起义时，先是洪、冯二人往平南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避吉”。继之，秀清亦忽病，故由朝贵主起义事，“尝一月下凡达十余次”。
天兄下凡，要奔波于金田与平南之间，可见秀全仍有决策权。
清军屯于思旺，胡以晃飞书求援于金田，洪“避吉”于胡家，胡飞书求援，乃洪的旨意自不待言，一接到洪的指示，秀清便霍然而愈了。
他以天父圣旨，一改朝贵各路人马“团圆”部署，如迅雷发动。
当时的情形是，天王在平南秘藏，而清军屯于思旺，离平南更近。
一有动静，金田义军救援都来不及，故需先发制人，一举击破思旺之清军，关键时刻，秀全紧急启用杨秀清，按原计划起义，发动迎主之战。
或曰，秀清之病也，诈也，诈谁乎？从此天兄下凡渐少矣。
5、天王从思想者变成了阴谋家
洪秀全在天京逝世。大势已去，不死何为？
不久，清军攻克天京，太平天国失败。历史学家们认为，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局限性”三个字，将历史的本质掩盖着。
在改朝换代的斗争中，农民阶级从来就不是弱者，他们经常是赢家。民本主义的存在，便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是“天听之民”，“载舟覆舟”之民。
曾国藩就来自这样的民。这样的民，不仅“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且还能做帝王。这不，左宗棠就派专人将一副对联送胡林翼转曾国藩。
这对联是题神鼎山的，上联是：“神所凭依，将在德矣；”下联是：“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投石问路，他在问胡、曾二人，学了帝王学，想成帝王业？
胡不动声色，将此联转曾国藩，曾立马将“似”字改成“未”字，然后退给了胡林翼，胡阅后，在笺尾处加了两句：“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鼎为国之神器，问鼎就是问王权，左氏果有此一问？可能多半还是据说。
洪秀全也是“田舍郎”，两个“田舍郎”，一个登了天子堂，一个进了礼拜堂，礼拜堂和天子堂，并非势不两立，问题是进了礼拜堂的人还想当天子。
连基督教都变成了王权主义，在拜上帝会里，上帝变成了“皇上帝”，而他作为上帝之子，就该来人间做皇帝。田舍郎想当皇上，这很正常。
有人问章太炎：听说康有为想做皇帝，是真的吗？
章答道：我只听说他想当教主，没听说他想做皇帝。想做皇帝嘛，还算人之常情，想做教主嘛，却未免狂妄。那人听了，张口结舌，失语了。
戊戌变法时，就有人攻击康有为，说他的名字有问题。名“有为”，乃富“有”天下，贵“为”天子的意思；字“长素”，是高于“素王”的意思。
在章太炎看来，名“有为”还可以，字“长素”就不行了，不能想当皇帝还想当教主。皇帝嘛，有德者居之，想想还可以，至于教主，“天不变道也不变”，那就不能想入非非了。康有为是否真的这样想过，我们不得而知，可他的老乡和前辈洪秀全，是确确实实这样想了，还的的确确这样做了，结果失败了。
革命的失败，不在于农民是运动的主体，而在于整个运动的资源枯竭。
事实上，镇压这场革命运动的，也还是农民。洪秀全并没有充分发动农民，而只是利用“土、客”矛盾，发动了客家农民。
针对拜上帝会的田亩主张，曾国藩一针见血，指出：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仅此一点，就不能得到自耕农的支持，反而与之为敌。
太平天国运动，其实是自耕农（土）和流民（客）之争的集中化和扩大化，倒是曾国藩将自耕农都发动起来了，士人领山农乃湘军取胜的根本。也就是说，洪秀全的失败，不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而恰恰是因为他脱离了农民。
曾国藩的胜利，首先要归功于他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他不仅建立了士农联盟，还开展中外合作的洋务运动，甚至雇用洋人，组织洋枪队直接参战。
而拜上帝会，不仅打倒了孔孟之道，还打倒了几乎所有的偶像，连西方的基督教也不放在眼里了，而他所依靠的客家人，则从岭南到江南递减。
当洪秀全从历史的深处发现上帝，并以上帝的名义创造历史，用思想的三板三板斧，劈出天国的半壁江山时，真可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然而当他放下板斧，开始用王权的刀子雕刻历史和人性时，他留下的却是千疮百孔的败笔。
我们可以说他个人江郎才尽，但整个运动的思想资源贫乏，却不能归咎于他个人，而是运动所依据的思想基础的薄弱。洪、杨内讧，不能完全归结为权力之争，思想资源的短缺，也会造成严重分歧，只好玩天父、天兄下凡的把戏。
运动需要思想，需要生生不息的思想。洪将思想的吊桶，深入到三代的古井里，汲取“神化”之源泉，而源泉渐已枯竭，他对于运动提不出新的纲领。
于是，思想背景比他简单的多的杨秀清，以民间司空见惯的方式，从天父那儿汲取灵感，以天父下凡的名义指导运动，运动也就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
丧失了思想的运动，只能依靠阴谋。洪秀全从思想者变成阴谋家，他借了另一个阴谋家的手杀死杨秀清。从此，运动不再有思想，却不断繁殖着阴谋。
洪秀全，终于从思想者，堕落为阴谋家，而以加速度自取灭亡。
6、天王阴谋“三步曲”
洪秀全的算计，早在金田起义之前就已开始。
那时，洪本来是去投靠冯云山，可他却利用冯云山入狱，起用了萧朝贵和杨秀清，用巫术将冯排挤。冯是君子，被人算计而不知。
萧最早看透了洪，难免恶言恶语，金田起义时，洪又与杨秀清合作，将萧朝贵排挤，所以永安建制时，原来五王共和，改为皆受东王节制。
冯、萧二王，力战而死，看似偶然，实亦欲以死明志。
洪、杨合作，从表面上看，杨飞扬跋扈，占尽上风，实则洪已阴结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握有绝对优势，却以忍辱蛊惑杨的野心，并煽动韦、石二人。
韦与杨有私仇，一有天王指令，就下杀手，洪佯装不知，待韦杀够了人，就以石氏来号召，再将韦杀掉，看似平民愤，其实是杀人灭口。
一个文不得、武不得的家伙，竟然一步步走向专制。
第一步，依靠杨、萧二人，不惜以巫术确认其教权的合法性。
天国初期，教权由天父、天兄、天王三权分立，而以天王代理；政权乃五王共和，冯、杨、萧、韦、石都有自己一份实力，而洪没有，故政教分离。
因此，洪地位虽高，而实力却有限，没有实力，哪来实权？
第二步，洪欲从教权进入政权，便拉拢杨秀清，实施政教合一，先从教权内排除萧朝贵，使教权从三权分立，政权从五王共和，同归于二王分治。
在二王分治的格局里，洪成了宗教领袖和国家元首，取得了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权，而杨在教权上保留了代天父立言的身份，在政权上节制诸王。
这就是为什么太平天国政权自有平山登基之后，还要有永安建制。平山登基，确立了三权分立和五王共和，而永安建制则以二王分治打破了这格局。
平山登基以三权分立排挤了冯云山，永安建制以二王分治排挤了萧朝贵，此二人者，一为洪秀全老友，一为杨秀清老友，洪杨合谋排挤了老朋友。
本来，二王分治，一掌教，一执政，也能共和。可政教合一后，权力交叉。洪执掌教权，杨却能代天父立言；杨执掌政权，却须奉洪为天王。
两人分庭抗礼，而天王示弱，东王用强。东王不仅在政权上将天王挂起来，在教权上，还常以天父下凡占据上风，甚至以天父名义棍责天王。
谁要天王当年接受了天父下凡所赋予他的权力合法性？有一利，就有一弊，偷吃了一回天父的禁果，从此就要忍受天父的折磨，他好难过，却忍着。
而动不动就拿天父来演戏的东王，其本来面目日渐暴露，此术久用必败，何况用来作恶！天王用弱，获得普遍同情；东王用强，日久失人心。
翼王东征，安定了东南半壁，东王伸手来要最高权力——逼天王封他万岁，连名义都要拿走，二王分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该出手时就出手！
东王一味用强，却不知天王早已安排妥当。东王自以为握有军政大权，可西征以后，兵权都归了翼王，有了翼王声援，谁敢向天王下手？
石达开与冯云山相知，当年，他率领自家宗族起义，立马投奔冯去，他有实力，且多智，少年英雄，风云际会，给太平天国运动带来青春气息。
他一味打仗，不问政治，对天父下凡之类的鬼把戏，从来就不感兴趣，却认定冯、洪一体，冯不在了，就跟洪走，天京事变，他也有预谋。
可天王知道，让他去诛杀东王，他肯定下不了手，他讲义气，是性情中人，不喜欢这样的阴谋。可天王有了保护者还不够，他还需要杀手。
于是，天王跟北王结成盟友，亏了天王有眼力，一眼就能看透。同在东王屋檐下，一起低过头，阴谋，眼神就能交流，只要握一握手。
韦昌辉动手了！原以为，杀个把人是小手术，没想到是恶性肿瘤，一刀下去，癌细胞就扩散了。跟着，一刀接一刀，越杀越收不住了。
洪与韦、石单线联系，他既没有制止韦的杀戮，也没有通知韦，要让石回来安定大局，他这样安排，使韦、石相疑，杀戮蔓延石的家室。
于是，天国将士无不以为韦氏罪大恶极，人人皆欲杀之。
翼王举兵，而天王诛之，韦氏死不瞑目矣。天王躲在深宫里，可怜似汉献帝，韦氏替他开了劫，他以数万天国将士做劫材，以打劫自娱。此劫无他，不过想做王而已。他一开劫，就找到了做王的感觉，因此，他要把打劫进行到底，打出一个真“秀全”——“禾乃人王”――我才是真命天子来。
他以韦杀杨，以石诛韦，三下五除二，原来五个王，如今只剩下翼王了，是与翼王分治，还是由他专制？当然要专制，翼王成了绊脚石。
不专制，做王还有什么意思？赤手空拳，熬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到了这一天，他要扬眉吐气做真王了，可偏偏还留着翼王这么根刺。
他决定，不管这根刺有多粗，有多硬，他都要拔掉。
石达开当然也明白自己的处境，与洪合作，要么等死，要么取而代之。他既不想等死，也不想取而代之，怎么办？唯一的办法——走！
就这样，洪秀全才真正成了“秀全”——我乃人王！
7、传教士罗孝全的逃离和控诉
1850 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办《华北捷报》。
该报，又名《华北先驱报》，或《先锋报》，是一份供外国侨民阅览的英文周刊，一直关注太平天国运动，曾多次报道翼王石达开的消息。
称赞石达开的安庆改制，使人们在新统治下，各务本业。
赞他对所统属的人民尽情抚慰，同时深得部下兵将的爱戴。
还报道了传教士去谒见忠王李秀成的经过和观感，在与李秀成的交谈中，他们提起曾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保护过干王洪仁轩，还特意提到了天王的老朋友罗孝全，告诉李秀成罗孝全还在华南，然后请求与天国政权开展贸易。
后来，罗孝全来天京拜谒他当年的弟子洪秀全，留在天京了一段时间，不久就逃走了。逃出来以后，还是在这张报纸上，椎心泣血控诉天王。
曾国藩从衡阳出师时，发布《讨粤匪檄》。斥粤匪无庙不焚，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扫地荡尽，乃名教之奇变，为鬼神所共愤。
他一语破的，点到了洪秀全的政治死穴，高举起名教旗帜。
他以“名教”二字，动员士林；以“鬼神”二字，发动百姓。而洪秀全既要冲破“名教”，又要打倒“鬼神”，可想而知，他怎能继续政治动员？
他还有一块“上帝”的牌子，那是他的政治资本，可传教士偏偏揭穿了这个冒牌的“上帝”。而否定他最坚决的，又偏偏是他当年的宗教导师。
罗孝全惊魂未定，就在这张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说：
我自1847年成了洪秀全的宗教导师，就盼他南面称王，能为中国造福。
从那时起，我就是他所领导的这场革命运动的朋友，在并未有损于作为救世主使者的高贵身分的情况下，我始终如一地用言行来支持这场革命。但是，和他们相处了十五个月，并且仔细观察了他们在政治、商业以及宗教上的许多做法之后，我幡然悔悟，现在，我要全力反对他们，就像当初支持他们那样。
我认为，我这样做是有充足的理由的。这绝不是我和洪秀全之间有什么个人恩怨，他一向对我优礼有加。只不过是，我觉得他是个疯子，又缺乏一个起码的像个样子的政府，根本就无法治理国家，他和他那些苦力出身的头领们，甚至也无力去组织一个对老百姓来说，哪怕是堪与旧王朝匹敌的政府。
他性格暴戾，对下属动辄大发雷霆，一个人，不论男的女的，只因“一句话说错”，便不经审判，而立即惨遭杀害。他反对做生意，我在那里时，他的下属就有十二、三个人，只因在城里经商而被他杀害，他对外国人想来这里，不论在城里城外，进行一点合法贸易的每一个要求，都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
他所标榜的宗教信仰，以及设立的形形色色的礼拜堂，结果成了一出闹剧，不但无助于基督教的传播－—反而有害，其作用，只不过是为了传播他“自己的政治宗教”而设计的一台机器而已，借此把他自己与耶稣等同起来。
他把耶稣基督、天父、他自己以及他的儿子，组成为一个凌驾于一切的上帝。任何一个传教土，若是不相信他那神圣的职位有如此崇高，因而不照此宣传他的政治宗教，就无法在这群造反者中间平安度日，保住他的性命和财产。
我来到之后不久，他曾对我说过：如果我不信仰他，我就要毁灭，就如同犹太人不信仰救世主得到的下场那样。当时我丝毫不曾料到，有朝一日，我竟然在他的京城受到他手下的一个恶棍欺压，用刀剑几乎把我逼到这种地步。
苦力出身的干王，一个道道地地的香港苦力，受魔鬼的怂恿，毫不畏惧眼前的上帝，本月十三日星期一这天，带着满脸杀气，肆无忌惮地闯进了我的寓所，未加任何警告，毫无来由地当着我的面，亲手挥动长剑杀死了我的一名仆役。
他杀死这个无依无靠无辜的孩子后，恶魔似的向他的头颅猛扑过去，用脚狠狠地踩，全然不顾我在他开始行凶时，就向他苦苦哀求饶恕这孩子一条命。
不仅如此，他还对我本人竭尽凌辱之能事，企图以此来激怒我，授他以口实，以便象杀害我爱之如子的那个可爱的孩子那样，把我也杀掉，我当时是这样想的，现在也还这样认为。他向我破口大骂，使出疯子般的蛮劲夺过我坐的那条板凳，把一杯残茶泼到我脸上，接着又抓住我狠命地摇晃；一个巴掌打在我右颊上。
这时，作为我主的使者，我遵照耶稣的教导，把脸颊侧转过去，他遂即用右手在我的左颊上打了一记更响亮的耳光，我的耳朵顿时轰鸣起来。
此时，他察觉到，他已无法激怒我用言语或行动去触犯他，似乎变得更加蛮横了，像一条狗似的向我狂吠起来，想把我赶出屋去。对我这个天王所宠信的人尚且如此，又有哪一个传教土或商人能对这伙人放心呢？于是，我对这里的传教事业感到绝望了，对这场运动会有什么成就也已感到绝望，就离开了他们。
这样的控诉极为有力，可他还愤愤难平，又补写了一个追记：
干王不仅像个杀人犯，而且是个强盗，他不肯把我的衣物、书籍、杂志送还给我。尽管我等了整整十天，他和其他人也一致同意还给我，但他仍然扣住这些东西不放，送来的衣物少得可怜，致使我在这冷风刺骨的严冬没有足够的衣服御寒：更可恶的是，他不准我的两名仆役和助理牧师离城和我一同返回家园。
他和城里的一些人还在施展各种手段想把我弄回城里。十分可能，他们想把我下狱或处死 ——虽然给我扣不上什么罪名，对我的助手和仆役也扣不上任何罪名。就连喝醉了酒的食人生蕃，也干不出比这更残忍、更卑劣的事来。
曾氏《讨粤匪檄》一出，士林便捐银助饷，风起云涌，跟他去卫道。
罗孝全的公开信一出，更是釜底抽薪，连上帝这把火也要熄灭了。对罗而言，真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连罗也闹翻了，洪破罐子破摔，摔出王权主义！
刘刚 冬君
1、源于古史的天王宗教体验
天象示警，广东发生了看似不相干的两件事：
洪秀全在广州应试，第四次落第，回花县老家，撤去塾中孔子像，改信上帝；两广总督祁某奏请开制器通算一科，被礼部议驳，以老病乞休。
这两件事都与科举制有关，微妙的国运，系于科举一线。
洪秀全是被科举制淘汰下来的小角色，可他振臂一呼，却成了掀天揭地的大人物。一个四次落第的秀才，在绝望中，认定上帝能拯救他，那种如释重负的快感，决非柳暗花明所能形容，而是一种真正的绝处逢生的感觉。
历史上，我们看惯了英雄末路的沮丧，听够了怀才不遇的喟叹，我们已经习惯于欣赏这种苦涩的美感，这种美感早已构成我们历史观的一部分。
太平天国运动的灵感来源于基督教，而其信念却根植于中国古史，洪秀全以一个崭新的诠释将二者沟通，赋予了运动灵魂。他在《原道觉世训》里说：
中国上古时，君民一体，都拜上帝，自秦皇迷于神仙，狂悖而死，历朝效尤，至宋徽宗，改皇上帝尊号，至今已历六七百年，天下人已惘然不识皇上帝。
他认为，文明初期，东西方文化同根共源，皆尊上帝。西方文化将上帝之路进行到底，而中国文化则歧路亡羊，一不留神，便遁入了鬼路。
如果我们将拜上帝的文化称之为“神化”，将崇拜圣人的文化称之为“圣化”，那么遁入鬼路的文化就一定是“圣化”了。他在《天条书》里说道：
当初中国、番国，都是走拜皇上帝这条大路，但是，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近一二千年则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
而标榜“圣人”的孔子，竟然僭越上帝，当然要被上帝严厉斥责。
他在《太平天日》里，将妖魔作怪，归咎于孔丘教人之书多错。连耶稣都被孔子教坏了，天父上主皇上帝对耶稣说：这是孔丘留下来的书，就是你在凡间所读的书，这书全错了，连你读了，都被这样的书教坏了。并指责孔丘，说：你为什么要教人这样糊涂了事，让凡人都不知道我，你要让你的名声比我还大吗？
孔子之后，圣人取代上帝成为文化的主宰者。通观25史，我们发现，其中涉及到上帝的条目为1247条，卷数为398卷；而涉及到孔子的条目为2805条，卷数为880卷。孔子的内容是上帝的两倍多，怪不得洪秀全借上帝之口说：“尔（孔子）声名反大过于朕乎？”洪秀全能发现这一点，也算个天才了。
太平天国设添删书衙，删改四书五经，称孔子为“孔某”，在“上帝”二字之前率加“皇”字。耶稣的原则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教分离，各司其职，洪秀全加一“皇”字，将基督精神纳入王权主义，使政教合一。
对于这场中国化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基督教运动，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们，从历史动力的角度，作了很高的评价，可真正的基督徒的评价却截然相反。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1823— 1905）在访问天京之后，发现洪秀全疯了，因为洪硬逼着传教士承认太平王朝是天国，南京是基督教和世界帝国的中心，……而他和他的儿子，是上帝和基督在地上的人人可以见到的代表。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中，以一种轻蔑的口吻写道：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么东西，天王是一个最为顽固的、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天主教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
然而，这个异端是从中国古史里跑出来的，他的来路不一样。
2、天王权力的合法性来源
据说，金田起义时，洪秀全没有露面。
那时，他“避吉”在乡下胡以晃的家里。
历史事实的小虫子，往往蛀穿逻辑，一个细节改变了定式。
通常我们都认为，在历史的紧要关头，革命领袖都是登高一呼，叱咤风云，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就将这样的历史图式，烙在我们的记忆里。
以至于，不惜用这样的图像记忆，诱导历史事实。
事实是，金田起义，洪秀全不在现场，是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名义，粹然发动之。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见姜涛论文《金田起义再辨析》。
至于天王东乡登基，就更是政治幌子，其实，他在平山就已登基。
这位天王，嗜王如狂，自天启之后，即改名“秀全”，“秀全”者，二字拆开——“禾乃人王”，借“禾”为“我”，意即“我乃人王”。
其王权合法性来源，当然来自天父、天兄，天父是最高主宰者，而天兄则是救世主，因此，天王救世，要直接对天兄负责，而最高指示来自天父。
这样就为天王的权力合法性来源，提供了一个宗教的依据。
冯云山缺乏这方面的宗教灵感，从根本上来说，他还是个儒生，在骨子里，仍然受着儒教理性的约束，虽为运动巨擘，但其神化作用却有限。
前面我们提到，洪秀全的上帝观念，其灵感源于古史，而天父天兄附体仪式，则来自广西民间“降僮”，乃史官文化加上巫觋文化并西化的产物。
“降僮”，是指神灵附于人体上而为灵媒——僮子。
神灵附体时，僮子一改常态，全身颤动，或闭眼，口流白沫，代神言语，而为神谕；或以刀剑砍身，针锥穿舌，而不流血，以显神功。
此类巫术，在我国，满蒙谓之“萨满”，岭南称为“僮子”。
上帝会素以云山为谋主，而奉秀全为尊，迨云山系狱，秀全他往，众心惶惑，莫知所为。于是降僮多出，皆托为神言，诸说纷纭，会众莫辨。
杨秀清初未入云山法眼，然其心甚大，目此种种，皆怪力乱神，缺乏宗教的根底，而欲以天父灵媒统一之，拨乱反正，使之归于上帝会宗旨。
当其托天父降体时，出言肃穆，举人阴私，无不毕中，复劝人为善，信仰上帝，众人既惊且惧。他的好友萧朝贵尝为僮师，信从者多，助之。
云山倡上帝会于紫荆山时，“朝贵初未之与。”
秀全救云山未果，自粤东反，寓萧朝贵家中，对于杨、萧所为，心照不宣，于是，朝贵复托天兄下凡，与秀全对话，号称《天兄圣旨》。
戊申年（1848）十月二十四日天兄第二次下凡。洪秀全问：天兄，我们天父身穿黑龙袍，小弟还记得也。但天父头上所戴，小弟却不记得矣。
天兄答曰：尔升高天，见过天父多少，尔就忘记乎？天父金须拖在腹，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其坐装两手覆在膝。
洪问：天兄，小弟在狮旺遇难时，见无数天使来救小弟。
天兄答：那时不是差兵将救尔，恐尔难矣。
洪又问：有数妇人焉，是谁乎？
答曰：其中有一是高天尔妻子也。
是年冬，天兄又下凡，洪问：小弟当时升高天，天父及天兄送小弟下凡时，门首有纸票用银硃笔写云：“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其来历如何乎？
天兄答：尔就忘记乎？此七字是高天写来，那时天父同朕差兵权送此七字在尔门首，畀尔作凭据。尔当时升高天战胜妖后，天父封尔为天王大道君王全。今高天尔有殿在东廓，尔就忘记么？
洪答曰：天兄题起头，小弟却知尾矣。
天兄又告诫道：但尔称王，不得称帝，天父才是帝也。
洪答曰：遵天兄命。
同年十二月初七日，萧托天兄下凡时，曾暗示洪恳求天父，准其“早正大位”，却没有得到天父——杨秀清首肯。
杨、萧既得志，颇以神化秀全为己任。
庚戌年（1850年）二月二十三日，天兄“劳心下凡，时在平山”。
天兄问道：秀全，尔穿起黄袍么？洪对曰：然也。
天兄道：要避吉，不可命外小见，根基不可被人识透也。
洪对曰：遵天兄命。
用“降僮”术，解决了天王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
3、天王新思维及其合作者
耐人寻味的是洪秀全。
他在“降僮”事件中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
姜涛认为，没有他全力支持，杨、萧二人难成气候。
可按照瑞典牧师韩山文著《太平天国起义记》的说法，杨、萧先后下凡时，洪秀全不在紫荆山，后来，他同冯云山一起回广西，认可了他们。
韩山文的说法，得自洪仁??欢?舛卫?泛槿诗并未亲历，他也是后来听说的，可能主要还是听洪秀全说的，那时洪、杨已经内讧，洪言不足信。
据《天兄圣旨》来看，却不是那么回事，至少从戊申年（1848）十月到己酉年正月，洪秀全在紫荆山，并与天兄——萧朝贵，有过多次对话。
这些对话表明，所谓天父、天兄降凡活动，洪秀全是参与了的。
然而，杨、萧颇务威权，汲汲乎位望，起初，还以云山首唱拜上帝会，不敢居其上，便借了天兄降凡，以天兄之口问洪秀全：朝贵如何？
秀全乃曰：天下万国都靠秀清、朝贵二人。这边帮手不是十分帮手，秀清、朝贵乃真十分帮手。他人是学成、炼成，秀清、朝贵是天生自然也。
这次降凡活动，秀全的表态，并非消极的天言难逆，而是彻底授权。
他的授权，不是被逼无奈，而是他必须在此时，给杨、萧二人作个交待，为他的新思维，在人事上做个新的安排，云山出狱后，他必须这样表态。
他是运动的思想者，而冯是运动的组织者，起初，他俩思想一致。
以基督教的上帝为前提，反对一切偶像崇拜，反对所有怪力乱神。可随着运动的深入，他发现外来的上帝，在发动民众方面，作用很有限。
尤其是在赋予他天王权力合法性方面，从基督教里面很难产生灵感，冯云山在紫荆山经营多年没有进展，致使运动蛰伏于民间，未能形成爆发的局面。
运动要有新进展，首先就要解决他的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使他作为真命天子登基，这时，他的目光便从基督教的上帝转向中国古史里的上帝。
他本来反对巫术，这时却要用巫术来确认自己，以基督教的上帝为皈依，这是无法理解的。可是，一旦回到我国古史的背景里，便觉此为必然。
何以这样说呢？因为，我国古史里的上帝，就是通过巫觋与人沟通的。究天人之际的，先是巫，然后才是史，巫拜上帝，而史尊孔子，他取巫而弃史。
所以，他的上帝并非一味的基督教式的，而是中体西用的。他以基督教的上帝为引子，进入古史中的上帝，穿透历代王朝史，回到王朝之前的古史。
他的思想有了这样的飞跃，作为读书人出身的冯云山反而难以理解，再依靠冯云山，运动很难有新进展，而不识字的杨秀清、萧朝贵，却举一反三。
事实也证明，他的新思维的确推动了运动的进展，而杨、萧二人则成了他的新思维的合作者。在他的新思维里，上帝不再是“神道设教”的工具，而是最高目的和绝对意志，所谓天命和天道都出于上帝，而历史要以神道为归依。
天父天兄下凡，较之“篝火狐鸣”之类，已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篝火狐鸣”只是鬼道中的鬼把戏，那么神道之历史则从天父天兄下凡开始。
杨、萧二人，成了他开创新历史的合作者，杨、萧神灵附体，借用了天父天兄名义，为他的权力合法性奠基，而其他“降僮”则为怪力乱神一类。
待冯云山出狱时，他们三人已经用新思维做了一个新局。
他用杨、萧二人，确立了权力合法性，实现了平山登基。
天王出世，克服了信仰危机，他以天王名义，发动起义。
4、洪、杨、萧“三权分立”
天王用新思维，为起义做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
登极前后，远近各处上帝会首领，先后来到平山，朝觐天王，聆听天父、天兄圣旨。天王为什么要在平山登基？因为平山是杨秀清的根据地。
据载，杨秀清迁居广西桂平紫荆山内平在山新村，已历数代。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广西二·浔州府·桂平县”云：
“紫荆山，府北五十里。自山而北，岩壑深广，山为傜、僮门户。”平山即平在山，也称平隘山，就在这里。往北约百余里，“皆叛傜出没处也”。
府西北五十里有弩滩，“当大藤峡口，水涌而迅，势如发弩，因名。”嘉靖五年，傜酋据弩滩为乱，朝廷发兵，诱杀傜酋，讨平其弟，大费周折。
往西北再行约百里，“大山夹江，自象州武宣县而南，绵亘数百里，山势险峻，叛傜出没于此。”峡口有大藤，如桥梁，叛傜作乱，断其藤。
山是自由的屏障，山中之民多自由精神，易受巫蛊，宜以神谕。
秀清，五岁失怙，九岁失恃，其叔怜而抚之，长成山中之民。
及长，烧炭为业，家贫，而庐中常请客，以卖炭钱负竹筒入市沽酒，归而飨客，浩歌道上，掉臂天门，乃龚定庵 “有大音声起”之诗谶者也。
自由之人，倘佯于叛逆的山水之间，真可谓得大自在。
冯云山至桂平，深入紫荆山中，他与萧朝贵率炭徒从之。
然云山士子，其所倚重者读书人而已，故其能识石达开，却不识杨秀清也。陶短房《天国志·东王世家》云：“秀清、朝贵等虽勤勉，初未之奇也。”
“乃至云山等为生员王作新扭去，会众执械夺回，秀清皆未与焉。”
其时，洪秀全自粤东至，于此叛傜之地，谋立国之举。
有女子杨云娇，自言其梦遇天父，谕天使东来，当从之。
未几，秀清叔杨庆修卒，秀清命童子诈以庆修附体，曰：
“三七廿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尔民极。”
秀全窃喜，“禾乃”，“秀”也，“人坐一土”，“全”也，盖以天命归矣。故杨、萧二人，虽不为云山所识，却为秀全所倚——神化矣！
云山能为天国建制，却不会神化秀全，故渐受排挤。
以天父、天兄、天王名义，洪、杨、萧形成三位一体，并以巫化的宗教仪式虚构了三权分立，杨代表天父，萧代表天兄，他是人间天子。
这三个代表来到人间，他起誓：称王不称帝。不称帝，意味着三权分立，以皇上帝为最高主宰，三人有分歧，皇上帝仲裁之，而秀清代帝立言。
这意味着，最后决定权，落到杨秀清的手里，按理，秀清不应任实事，要少发言，因为救世乃天兄耶稣之职，天兄归天，则以天弟继之。
故金田起义前，天兄频频下凡，我们所见的材料，多是《天兄圣旨》。
秀全登极，踌躇满志，有时情不自禁将龙袍穿起来，酷毙！
又多蓄姬妾，房事无度，众女衔冤，乃至于咬牙切齿。于是，天兄不厌其烦，屡屡下凡，胁众女以白刃，令一从秀全之欲，由是而有轻秀全之心。
《天国志·西王世家》云：“然朝贵颇嫉读书人，每以反语嘲洪、冯等，逼其自认无用。”而秀清虽不识字，却喜与读书人语，渐与洪亲密。
朝贵“树威权，无所不用其极”，还以天兄下凡的名义泄其私愤。
“有陈庚者，值天兄下凡，应对太速，竟受杖五十。”
“复与养父亲子萧朝隆不合，乃假天之手，必杖责而后已。”
故天兄形象渐失，蜚语渐起，不得已，秀全求诸《天父圣旨》。
金田起义时，先是洪、冯二人往平南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避吉”。继之，秀清亦忽病，故由朝贵主起义事，“尝一月下凡达十余次”。
天兄下凡，要奔波于金田与平南之间，可见秀全仍有决策权。
清军屯于思旺，胡以晃飞书求援于金田，洪“避吉”于胡家，胡飞书求援，乃洪的旨意自不待言，一接到洪的指示，秀清便霍然而愈了。
他以天父圣旨，一改朝贵各路人马“团圆”部署，如迅雷发动。
当时的情形是，天王在平南秘藏，而清军屯于思旺，离平南更近。
一有动静，金田义军救援都来不及，故需先发制人，一举击破思旺之清军，关键时刻，秀全紧急启用杨秀清，按原计划起义，发动迎主之战。
或曰，秀清之病也，诈也，诈谁乎？从此天兄下凡渐少矣。
5、天王从思想者变成了阴谋家
洪秀全在天京逝世。大势已去，不死何为？
不久，清军攻克天京，太平天国失败。历史学家们认为，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局限性”三个字，将历史的本质掩盖着。
在改朝换代的斗争中，农民阶级从来就不是弱者，他们经常是赢家。民本主义的存在，便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是“天听之民”，“载舟覆舟”之民。
曾国藩就来自这样的民。这样的民，不仅“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且还能做帝王。这不，左宗棠就派专人将一副对联送胡林翼转曾国藩。
这对联是题神鼎山的，上联是：“神所凭依，将在德矣；”下联是：“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投石问路，他在问胡、曾二人，学了帝王学，想成帝王业？
胡不动声色，将此联转曾国藩，曾立马将“似”字改成“未”字，然后退给了胡林翼，胡阅后，在笺尾处加了两句：“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鼎为国之神器，问鼎就是问王权，左氏果有此一问？可能多半还是据说。
洪秀全也是“田舍郎”，两个“田舍郎”，一个登了天子堂，一个进了礼拜堂，礼拜堂和天子堂，并非势不两立，问题是进了礼拜堂的人还想当天子。
连基督教都变成了王权主义，在拜上帝会里，上帝变成了“皇上帝”，而他作为上帝之子，就该来人间做皇帝。田舍郎想当皇上，这很正常。
有人问章太炎：听说康有为想做皇帝，是真的吗？
章答道：我只听说他想当教主，没听说他想做皇帝。想做皇帝嘛，还算人之常情，想做教主嘛，却未免狂妄。那人听了，张口结舌，失语了。
戊戌变法时，就有人攻击康有为，说他的名字有问题。名“有为”，乃富“有”天下，贵“为”天子的意思；字“长素”，是高于“素王”的意思。
在章太炎看来，名“有为”还可以，字“长素”就不行了，不能想当皇帝还想当教主。皇帝嘛，有德者居之，想想还可以，至于教主，“天不变道也不变”，那就不能想入非非了。康有为是否真的这样想过，我们不得而知，可他的老乡和前辈洪秀全，是确确实实这样想了，还的的确确这样做了，结果失败了。
革命的失败，不在于农民是运动的主体，而在于整个运动的资源枯竭。
事实上，镇压这场革命运动的，也还是农民。洪秀全并没有充分发动农民，而只是利用“土、客”矛盾，发动了客家农民。
针对拜上帝会的田亩主张，曾国藩一针见血，指出：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仅此一点，就不能得到自耕农的支持，反而与之为敌。
太平天国运动，其实是自耕农（土）和流民（客）之争的集中化和扩大化，倒是曾国藩将自耕农都发动起来了，士人领山农乃湘军取胜的根本。也就是说，洪秀全的失败，不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而恰恰是因为他脱离了农民。
曾国藩的胜利，首先要归功于他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他不仅建立了士农联盟，还开展中外合作的洋务运动，甚至雇用洋人，组织洋枪队直接参战。
而拜上帝会，不仅打倒了孔孟之道，还打倒了几乎所有的偶像，连西方的基督教也不放在眼里了，而他所依靠的客家人，则从岭南到江南递减。
当洪秀全从历史的深处发现上帝，并以上帝的名义创造历史，用思想的三板三板斧，劈出天国的半壁江山时，真可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然而当他放下板斧，开始用王权的刀子雕刻历史和人性时，他留下的却是千疮百孔的败笔。
我们可以说他个人江郎才尽，但整个运动的思想资源贫乏，却不能归咎于他个人，而是运动所依据的思想基础的薄弱。洪、杨内讧，不能完全归结为权力之争，思想资源的短缺，也会造成严重分歧，只好玩天父、天兄下凡的把戏。
运动需要思想，需要生生不息的思想。洪将思想的吊桶，深入到三代的古井里，汲取“神化”之源泉，而源泉渐已枯竭，他对于运动提不出新的纲领。
于是，思想背景比他简单的多的杨秀清，以民间司空见惯的方式，从天父那儿汲取灵感，以天父下凡的名义指导运动，运动也就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
丧失了思想的运动，只能依靠阴谋。洪秀全从思想者变成阴谋家，他借了另一个阴谋家的手杀死杨秀清。从此，运动不再有思想，却不断繁殖着阴谋。
洪秀全，终于从思想者，堕落为阴谋家，而以加速度自取灭亡。
6、天王阴谋“三步曲”
洪秀全的算计，早在金田起义之前就已开始。
那时，洪本来是去投靠冯云山，可他却利用冯云山入狱，起用了萧朝贵和杨秀清，用巫术将冯排挤。冯是君子，被人算计而不知。
萧最早看透了洪，难免恶言恶语，金田起义时，洪又与杨秀清合作，将萧朝贵排挤，所以永安建制时，原来五王共和，改为皆受东王节制。
冯、萧二王，力战而死，看似偶然，实亦欲以死明志。
洪、杨合作，从表面上看，杨飞扬跋扈，占尽上风，实则洪已阴结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握有绝对优势，却以忍辱蛊惑杨的野心，并煽动韦、石二人。
韦与杨有私仇，一有天王指令，就下杀手，洪佯装不知，待韦杀够了人，就以石氏来号召，再将韦杀掉，看似平民愤，其实是杀人灭口。
一个文不得、武不得的家伙，竟然一步步走向专制。
第一步，依靠杨、萧二人，不惜以巫术确认其教权的合法性。
天国初期，教权由天父、天兄、天王三权分立，而以天王代理；政权乃五王共和，冯、杨、萧、韦、石都有自己一份实力，而洪没有，故政教分离。
因此，洪地位虽高，而实力却有限，没有实力，哪来实权？
第二步，洪欲从教权进入政权，便拉拢杨秀清，实施政教合一，先从教权内排除萧朝贵，使教权从三权分立，政权从五王共和，同归于二王分治。
在二王分治的格局里，洪成了宗教领袖和国家元首，取得了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权，而杨在教权上保留了代天父立言的身份，在政权上节制诸王。
这就是为什么太平天国政权自有平山登基之后，还要有永安建制。平山登基，确立了三权分立和五王共和，而永安建制则以二王分治打破了这格局。
平山登基以三权分立排挤了冯云山，永安建制以二王分治排挤了萧朝贵，此二人者，一为洪秀全老友，一为杨秀清老友，洪杨合谋排挤了老朋友。
本来，二王分治，一掌教，一执政，也能共和。可政教合一后，权力交叉。洪执掌教权，杨却能代天父立言；杨执掌政权，却须奉洪为天王。
两人分庭抗礼，而天王示弱，东王用强。东王不仅在政权上将天王挂起来，在教权上，还常以天父下凡占据上风，甚至以天父名义棍责天王。
谁要天王当年接受了天父下凡所赋予他的权力合法性？有一利，就有一弊，偷吃了一回天父的禁果，从此就要忍受天父的折磨，他好难过，却忍着。
而动不动就拿天父来演戏的东王，其本来面目日渐暴露，此术久用必败，何况用来作恶！天王用弱，获得普遍同情；东王用强，日久失人心。
翼王东征，安定了东南半壁，东王伸手来要最高权力——逼天王封他万岁，连名义都要拿走，二王分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该出手时就出手！
东王一味用强，却不知天王早已安排妥当。东王自以为握有军政大权，可西征以后，兵权都归了翼王，有了翼王声援，谁敢向天王下手？
石达开与冯云山相知，当年，他率领自家宗族起义，立马投奔冯去，他有实力，且多智，少年英雄，风云际会，给太平天国运动带来青春气息。
他一味打仗，不问政治，对天父下凡之类的鬼把戏，从来就不感兴趣，却认定冯、洪一体，冯不在了，就跟洪走，天京事变，他也有预谋。
可天王知道，让他去诛杀东王，他肯定下不了手，他讲义气，是性情中人，不喜欢这样的阴谋。可天王有了保护者还不够，他还需要杀手。
于是，天王跟北王结成盟友，亏了天王有眼力，一眼就能看透。同在东王屋檐下，一起低过头，阴谋，眼神就能交流，只要握一握手。
韦昌辉动手了！原以为，杀个把人是小手术，没想到是恶性肿瘤，一刀下去，癌细胞就扩散了。跟着，一刀接一刀，越杀越收不住了。
洪与韦、石单线联系，他既没有制止韦的杀戮，也没有通知韦，要让石回来安定大局，他这样安排，使韦、石相疑，杀戮蔓延石的家室。
于是，天国将士无不以为韦氏罪大恶极，人人皆欲杀之。
翼王举兵，而天王诛之，韦氏死不瞑目矣。天王躲在深宫里，可怜似汉献帝，韦氏替他开了劫，他以数万天国将士做劫材，以打劫自娱。此劫无他，不过想做王而已。他一开劫，就找到了做王的感觉，因此，他要把打劫进行到底，打出一个真“秀全”——“禾乃人王”――我才是真命天子来。
他以韦杀杨，以石诛韦，三下五除二，原来五个王，如今只剩下翼王了，是与翼王分治，还是由他专制？当然要专制，翼王成了绊脚石。
不专制，做王还有什么意思？赤手空拳，熬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到了这一天，他要扬眉吐气做真王了，可偏偏还留着翼王这么根刺。
他决定，不管这根刺有多粗，有多硬，他都要拔掉。
石达开当然也明白自己的处境，与洪合作，要么等死，要么取而代之。他既不想等死，也不想取而代之，怎么办？唯一的办法——走！
就这样，洪秀全才真正成了“秀全”——我乃人王！
7、传教士罗孝全的逃离和控诉
1850 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办《华北捷报》。
该报，又名《华北先驱报》，或《先锋报》，是一份供外国侨民阅览的英文周刊，一直关注太平天国运动，曾多次报道翼王石达开的消息。
称赞石达开的安庆改制，使人们在新统治下，各务本业。
赞他对所统属的人民尽情抚慰，同时深得部下兵将的爱戴。
还报道了传教士去谒见忠王李秀成的经过和观感，在与李秀成的交谈中，他们提起曾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保护过干王洪仁轩，还特意提到了天王的老朋友罗孝全，告诉李秀成罗孝全还在华南，然后请求与天国政权开展贸易。
后来，罗孝全来天京拜谒他当年的弟子洪秀全，留在天京了一段时间，不久就逃走了。逃出来以后，还是在这张报纸上，椎心泣血控诉天王。
曾国藩从衡阳出师时，发布《讨粤匪檄》。斥粤匪无庙不焚，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扫地荡尽，乃名教之奇变，为鬼神所共愤。
他一语破的，点到了洪秀全的政治死穴，高举起名教旗帜。
他以“名教”二字，动员士林；以“鬼神”二字，发动百姓。而洪秀全既要冲破“名教”，又要打倒“鬼神”，可想而知，他怎能继续政治动员？
他还有一块“上帝”的牌子，那是他的政治资本，可传教士偏偏揭穿了这个冒牌的“上帝”。而否定他最坚决的，又偏偏是他当年的宗教导师。
罗孝全惊魂未定，就在这张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说：
我自1847年成了洪秀全的宗教导师，就盼他南面称王，能为中国造福。
从那时起，我就是他所领导的这场革命运动的朋友，在并未有损于作为救世主使者的高贵身分的情况下，我始终如一地用言行来支持这场革命。但是，和他们相处了十五个月，并且仔细观察了他们在政治、商业以及宗教上的许多做法之后，我幡然悔悟，现在，我要全力反对他们，就像当初支持他们那样。
我认为，我这样做是有充足的理由的。这绝不是我和洪秀全之间有什么个人恩怨，他一向对我优礼有加。只不过是，我觉得他是个疯子，又缺乏一个起码的像个样子的政府，根本就无法治理国家，他和他那些苦力出身的头领们，甚至也无力去组织一个对老百姓来说，哪怕是堪与旧王朝匹敌的政府。
他性格暴戾，对下属动辄大发雷霆，一个人，不论男的女的，只因“一句话说错”，便不经审判，而立即惨遭杀害。他反对做生意，我在那里时，他的下属就有十二、三个人，只因在城里经商而被他杀害，他对外国人想来这里，不论在城里城外，进行一点合法贸易的每一个要求，都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
他所标榜的宗教信仰，以及设立的形形色色的礼拜堂，结果成了一出闹剧，不但无助于基督教的传播－—反而有害，其作用，只不过是为了传播他“自己的政治宗教”而设计的一台机器而已，借此把他自己与耶稣等同起来。
他把耶稣基督、天父、他自己以及他的儿子，组成为一个凌驾于一切的上帝。任何一个传教土，若是不相信他那神圣的职位有如此崇高，因而不照此宣传他的政治宗教，就无法在这群造反者中间平安度日，保住他的性命和财产。
我来到之后不久，他曾对我说过：如果我不信仰他，我就要毁灭，就如同犹太人不信仰救世主得到的下场那样。当时我丝毫不曾料到，有朝一日，我竟然在他的京城受到他手下的一个恶棍欺压，用刀剑几乎把我逼到这种地步。
苦力出身的干王，一个道道地地的香港苦力，受魔鬼的怂恿，毫不畏惧眼前的上帝，本月十三日星期一这天，带着满脸杀气，肆无忌惮地闯进了我的寓所，未加任何警告，毫无来由地当着我的面，亲手挥动长剑杀死了我的一名仆役。
他杀死这个无依无靠无辜的孩子后，恶魔似的向他的头颅猛扑过去，用脚狠狠地踩，全然不顾我在他开始行凶时，就向他苦苦哀求饶恕这孩子一条命。
不仅如此，他还对我本人竭尽凌辱之能事，企图以此来激怒我，授他以口实，以便象杀害我爱之如子的那个可爱的孩子那样，把我也杀掉，我当时是这样想的，现在也还这样认为。他向我破口大骂，使出疯子般的蛮劲夺过我坐的那条板凳，把一杯残茶泼到我脸上，接着又抓住我狠命地摇晃；一个巴掌打在我右颊上。
这时，作为我主的使者，我遵照耶稣的教导，把脸颊侧转过去，他遂即用右手在我的左颊上打了一记更响亮的耳光，我的耳朵顿时轰鸣起来。
此时，他察觉到，他已无法激怒我用言语或行动去触犯他，似乎变得更加蛮横了，像一条狗似的向我狂吠起来，想把我赶出屋去。对我这个天王所宠信的人尚且如此，又有哪一个传教土或商人能对这伙人放心呢？于是，我对这里的传教事业感到绝望了，对这场运动会有什么成就也已感到绝望，就离开了他们。
这样的控诉极为有力，可他还愤愤难平，又补写了一个追记：
干王不仅像个杀人犯，而且是个强盗，他不肯把我的衣物、书籍、杂志送还给我。尽管我等了整整十天，他和其他人也一致同意还给我，但他仍然扣住这些东西不放，送来的衣物少得可怜，致使我在这冷风刺骨的严冬没有足够的衣服御寒：更可恶的是，他不准我的两名仆役和助理牧师离城和我一同返回家园。
他和城里的一些人还在施展各种手段想把我弄回城里。十分可能，他们想把我下狱或处死 ——虽然给我扣不上什么罪名，对我的助手和仆役也扣不上任何罪名。就连喝醉了酒的食人生蕃，也干不出比这更残忍、更卑劣的事来。
曾氏《讨粤匪檄》一出，士林便捐银助饷，风起云涌，跟他去卫道。
罗孝全的公开信一出，更是釜底抽薪，连上帝这把火也要熄灭了。对罗而言，真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连罗也闹翻了，洪破罐子破摔，摔出王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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