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般科学主义批判雄文，如饮美酒，如沐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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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懵懂到清晰，从迷茫到觉醒，拨开迷雾看清当代庐山的真颜，其醉人之处，只能用“品”，就像美酒，其醇香非是言语所能表达。

 

    本文摘自圣童的《神性本体哲学》导论，原名为“从哥德尔定理到神性本体哲学”。由于原文很长，并且过于苛求严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阅读成了耐性的考较。为了减轻这方面的负担，便于更多人欣赏，笔者将深以为然的到“科学主义批判”为止的前半部分摘出，并在尊重原意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一些便于阅读的加工，并非有意篡改，特此声明。

 

 

一．科学的任务与科学的局限

 

    人们对习以为常的事物是否可以确信为真？客观现实总会对此类带有主观倾向性的观念予以迎头痛击。“黑天鹅现象”便是很好的一例。此前，欧洲人一直认为天鹅是白的，“黑天鹅”一词便成了欧洲人在言谈和写作中对不可能存在事物的一种谐喻，直到现实中的黑天鹅在澳大利亚被发现，才使这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坍塌。对“黑天鹅现象”可概括为三点：稀有性、冲击性和事后可预知性。

 

    所谓“事后可预知性”即“虽然它（黑天鹅现象）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促使我们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制理由，并且或多或少认为它是可解释和可预测的”。而科学在应对客观世界的现象时，其功能实在也不过如此。因此，我把其中的第三点，即事后可预知性上升为科学的常规任务，除形式上会令某些人感到不快外，本质上这一指认并不为过。

 

    想要明了科学的任务，首先还是要了解科学的含义。英文对“科学”的一般性解释是，为了发现和增加人们对于现实如何运作的理解所作的努力，其范围包括现实中不受宗教、政治、文化或哲学观点影响的部分。这一界定势必导致科学对自身“含义”的扩张。至于科学成为一种“主义”，并非蓄谋已久，实在是“水到渠成”。稍后会对此分析。

 

    无论多少人对科学进行辩护，客观上人们对科学的任务始终“违莫如深”，对科学的成果一直“毁誉参半”，科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则是“一半天使一半魔鬼”。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结合使我们地球上的生活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不管这种变化是采用有益还是有害的方式。而人们也清楚地知道，原子武器的应用，对于世界的政治结构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换言之，人们对科学的任务根本就无法进行有效控制。科学不仅为世界带来了比战争更残酷的现实，也同时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毁灭式的危机。一言以蔽之，科学的任务其实仍然是人的任务，科学方向上的问题也仍然是人类自身存在盲目性现实的客观反映。而人类无休止的欲望必然迫使科学的限度不断膨胀。

 

    现代物理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技术领域，它扩展了思想与文化的领域，从而导致了人们对于宇宙及与它有关的观念进行重大的修正。所以，英国物理学家布莱恩·里德雷才会在他《时间、空间和万物》的续篇《关于科学》中极度倒戈地对盲目扩大科学的任务、无视科学自身局限的观念进行了严厉批判：“我们时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即只要时间足够长，科学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事实刚好相反，科学显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限度，任何把科学看成纯理性的、不受限制的、无限强大的看法都是一种神话。为了科学，也为了社会，这种神话必须受到批判。”

 

    客观上，所谓的时间从开始便未曾中断过，人类并非没有充足的时间去解决一切问题，相反是人类总在无限绵延的时间中一次次反复地自我毁灭了。从小处说，地球上现存的众多不属于此一文明纪的神秘遗迹，从未停止过向我们提醒这一点。而被科学成就冲昏了头脑的人类却只以科学能否解释其存在的合理性为标准，把众多客观真实的证据视作无用的旅游景观，不仅如此还格外自负地声言，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就是无意义的和无价值的。这呈现了极端的“科学专制主义”的丑恶嘴脸。

 

    但是，当人类为了通过科学延伸自身的欲望，开始回过头来关注起哲学的领域时，物理学家和当代的哲学家都发现，现代物理学“几乎总是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即趋向一种与东方神秘主义所持观点非常相似的世界观。现代物理学的概念与东方宗教哲学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具有惊人的平行之处。

 

    奥本海姆认为，原子物理学的发现与佛教和印度教思想有诸多一致性，“我们所要做的发现只是古代智慧的一个例证、一种促进和精细化。”即只是欲将那些认知结论进行无意的量化。玻尔更直接：“为了与原子物理的教程作一类比……我必须转向这样一些方法论的问题，如来佛与老子这样一些思想家早就遇到了这类问题，就是在存在这幕壮观的戏剧中，如何使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的身份能够协调起来”，即如何将作为认知世界主体的人，从该认知主体虚位中的定量角色中解放出来。这一点，玻尔根本无法做到。海森伯则从日本的科学研究中看到了同样的苗头，“它表明在东方传统中的哲学思想与量子力学的哲学本质之间有着某种确定的联系。”

 

    通过现代物理学的经验会发现，科学的任务特别是物理科学的任务总是将重心慢慢向哲学迁移，并且引发一种在本质上是神秘主义的世界观，这就是以某种方式返回到2500年以前的起点上。它早期启程于希腊的神秘主义哲学，虽然不断努力背离这种神秘主义哲学，最终却难逃回归之路，又回转到早期希腊甚至是东方哲学上来，这并非仅仅依靠直觉，还依靠高度精确的复杂实验，依靠严格、一致的数学表达方式。事实上，根本就没有神秘主义哲学之外的其他哲学。如果一定要使用神秘主义这个标签，那么哲学只能是神秘主义的。

 

    20世纪这些现代物理学方面的重要成果与古老哲学的神秘贴合，明确表达了这样一个结论：科学，特别是非常基础地位的物理学，一直在努力将哲学的任务纳入自身的领地，但无论怎样拒斥哲学，最终它自身还要归于哲学。这很像孙悟空用自己有限的72般变化去对抗如来佛的无边法力，结果是难逃如来佛的掌心。

 

    对此我这样总结：无论任务还是能力范围，哲学始终从本质上对科学进行着辖制。科学在任务上可能表现出与哲学抗衡的欲望，但科学的局限又让自己颇为无奈，哲学却在无限的伸展中始终从容。

 

 

二．哥德尔和哥德尔定理

 

    科学的局限性与哲学的无限性作为客观现实的结论我刚刚进行了总结。但科学为什么具有这样的局限性，它局限的根本何在；哲学又为何可以无限，它不受到局限的原因又何在，这是人们必然要追问的。

 

    首先来探究科学的局限性问题。请允许我占用一点篇幅来介绍一个了不起的科学成就。1965年，奥地利经济学家摩根斯坦在写给当时奥地利外相、日后的总理克雷斯基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爱因斯坦曾告诉我，对他来说，他自己的研究已经没有太大意义，而他之所以还到研究院来，只是为了与哥德尔一起走路回家。”我相信除了爱因斯坦，其他几个人的名字并不为更多人知晓，但因为爱因斯坦的知名度和威望，人们必然会对那位让爱因斯坦“恋爱般”“依恋”着的哥德尔产生非凡的兴趣。

库尔特·哥德尔，一位二十世纪非常重要的数学家和哲学家，1931年以一篇惊世的论文为人类贡献了一条定理：哥德尔定理。

 

    1952年哈佛大学在赠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时这样刻画了他：“本世纪最伟大数学真理的发现者；为一般人无法理解，对哲学家和逻辑家而言是革命的。”

 

    哥德尔定理不仅终结了形式逻辑的妄想而且也将形而上学从人类癫狂自大的主观观念枷锁中解放出来，使人类中的一些人，尽管依然是少部分人坚信了形而上学哲学的征途：“人类的理性有界限吗？我们终能确知所有我们想知道的吗？……哥德尔已给我们确切的答案。……”

 

    在了解哥德尔定理之前，需要对这样两个概念进行准备：逻辑和形式逻辑。所谓逻辑，即思维的规律性，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即逻辑学。而所谓形式逻辑，即指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及规律的科学。

 

    虽然“逻辑”一词的英文拼写仍在沿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发明的希腊文单词“Logos”提供的“词根”，但今天的“逻辑”与当年的“逻辑”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演变。“逻辑”从赫拉克利特当年的“逻各斯”本质向“思维规律性”本质转变，最早是从希腊公元前4世纪的智者派开始并经由亚里士多德逐渐完成的。事实上，“逻各斯”本质对亚里士多德和他之前的“第一哲学”（后来被称为“形上学”，Metaphysics）产生了很大影响。

 

    现在，让我把时间拉回到1928年的国际数学大会中去——这时的形式逻辑学科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其中以数学学科为根本和极至——数学是形式逻辑本质的学科，隶属思维范畴。那次会上，有位叫希尔伯特的德国数学家为全世界数学同行下了一份“战书”：是否可能证明所有的数学陈述？

 

    具体的，他是希望有人能依赖伯兰特·罗素和怀特海当年构建起来的三卷《数学原理》中的全部内容来证明其自身是完备的而且是一致的（即自我证明），附加条件是必须使用有限步骤（不可以无限循环）。这一提议如同一个罪犯在法庭上意欲自己出示证据去证明自己无罪一样，冒着相当大的风险。而他提出这个假设的原因是，数学学科这座大厦的“权威性地位”受到了来自自身的威胁：“我们已经经历了两次了；头一次是微积分中无限小的矛盾，接下来则是集合论的矛盾，不容许再有第三次了，最好永远不要再发生！”这句话是他在1925年说的。

 

    事实上，当时对数学预测与解释的课题集中在两个基本问题上：

    第一，证明VS.真理，也就是数学证明的极限在哪里的问题

    第二，数学实在性，也就是数学证明究竟证明了什么的问题

 

    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必然使数学家不得不面对更根本的任务，为数学找到新的理论基础，能让它自身虽有重重危机、矛盾以及表面的不可能性，但仍然还是“确定的泉源”，就像他们对数学一直渴望和自信的那样，是绝对的真理同义词。为此，至少要证明数学的相容，也就是不含任何潜在的矛盾；同时还要证明数学的完备，也就是让它足以解答任何可能来自内部的问题。

 

    当时，形式逻辑特别数学是被当作预测性科学学科来对待的，因此几乎被视作万能钥匙。这与1850年至1910年之间的科学哲学的繁盛，以及1929年维也纳小组发布的《维也纳小组：科学的世界观》所续接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出现属于同期。

 

    1926年，年仅19岁的维也纳大学学生哥德尔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逻辑实证主义所谓的检验原则，主张一种论点若要有意义，就必须能经由感官得到检验，一个概念若不能追本溯源至看得到、听得见、或摸得着的东西，则此概念就不具效力，也就是没有意义了。而在这个原则下，第一个得到扬弃的，自然是神的概念，因为他们认为神说穿了只是形而上学的虚空罢了。”
对此，哥德尔并不苟同。

 

    1928年，21岁的哥德尔了解了希尔伯特提出的数学纲领问题。三年后，也即1931年便发表了名为《〈数学原理〉与其相关系统中形式上不可决定的命题》的论文（具体发布时间是在1930年9月7日），该论文的结论被后人称为“哥氏灾难”。他一语道破：“数学并不如希氏等人所言是包罗万象、全知全能的系统；相反，他说希氏的计划其实是没有指望的，因为有些源于数学系统的潜在问题，是系统本身无力解决的。换句话说，终究还是有些不可知的难题。”解释一下，就是法官告诉罪犯，你除非出示具有绝对客观性的旁证不可，否则无法证明自己无罪。

 

    该证明的基本原理是，先设计一个命题，让它在整个系统中合法，然后证明该命题无法被证明为真。这个不可决定的命题相当于用数学语言表述为“本叙述不可证明”。

 

    于是矛盾发生，既然本命题确实无法证明，它却在逻辑上结果为“真”：“这是一个为真，但是却无法证明它为真的命题。”这似乎应了罗素自己对数学的那个评价：“所谓的纯数学，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所言为何，也不知道所言是否为真。”数学家希望的发展一个适用于所有数学的纯语法架构的梦想被哥德尔一次性地粉碎了。

 

    哥德尔定理通常表述为：“对任何声称能确证（也就是证明或否证）所有算术陈述的一致性形式系统F而言，存在一个既不能在此系统中证明也不能否证的算术命题。因此，形式系统F是不完备的。”

 

    哥德尔虽然从数学立场出发，但最终的哥德尔定理却并非仅仅针对数学逻辑，而是统摄了整个形式逻辑系统，从而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哲学层面，哥德尔的研究成果除了不完备性的深奥哲学结论，及其在知识论和人类认知极限上所衍生的影响，还对思想与计算机机械化的问题有重大启示。它划定了人类逻辑（思维/意识）认知世界的界域——人类对世界的逻辑认知是有限的，这也同时告诉世人，知识的局限性、科学的局限性以及各类学科的局限性所在。它是个时空似的界限，只要存在于这个时空之内，对这个时空本身的认知就必然受到局限。

 

    哥德尔定理事实上给人类下了几项最后“通牒”：不可能制造出大于甚至仅仅是等于人类自身智力水平的机器人（可笑的是，人们竟以为人体只是一种机器，从而忘记了生命的超越形式的实在）；也不可能完全人工地合成出生命。事实上，哥德尔定理本身对西方物理学家的那些渴望早早做出了警告和否定，同时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对人类灵魂问题必须重新思考的警示。

（转者注：对这一段的结论持保留态度，作者或许抱有一种人的思想能力来自于灵魂的认识，但显然我们并没有足够的依据做出这样的断言。）

 

    分析到这里，不妨提出一个与本题貌似稍远的问题：区分人类心灵（或人类灵性）与人类思维/意识乃至人类感觉、直觉、心理等概念的本质，是我们一直忽视却根本无法忽视的客观问题。而对该问题的回避或漠视，只能意味着我们的不负责任或巨大而卑鄙的功利心的存在。

 

    现在，让我们回到形式逻辑的本质问题上来。哥德尔定理对形式逻辑局限性本质的揭示在哲学方面产生的影响似乎始终为现当代哲学界所漠视，相反却在（西方）自然科学界引起了高度重视。而伴随哲学本质上的退落和形式逻辑的繁盛，西方世界一个及其危害的思潮应运而生，即最终还是绊倒了哥德尔的科学主义。

 

 

三．科学主义观念的本质

 

    能让哥德尔这样的人“自毙”的科学主义观念，其力量之大可想而知。那么，到底什么是科学主义，现在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形式逻辑牵扯问题之多难以悉数，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发生便是夸大形式逻辑本质的结果之一。这也是逻辑错误中最常见的一类——利用影响力来干扰人的思维从而达到将错误观念推行的目的，即所谓迷信。将科学主义思潮归为一种科学迷信是恰当的。下面，就科学主义的发生过程、本质和危害等问题进行简要梳理。

 

1. 科学主义的概念

    对科学主义（Scientism）的定义，西方虽有许多，但基本解释都强调一点，对科学作用的过度夸张。各种解释之间的差异仅在于对这一夸张程度反应的不同而没有本质上的矛盾。这也是西方少有人公然自诩为“科学主义者”的原因，或者说，它完全是反对科学霸权主义的人总结和归纳出来的一种具有危害性的思想，并对它加以反对和否定。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主义并不是自指，而是他指；不是褒义，而是贬义。肯定地说，科学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语境中都是该受批判的对象。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对该思潮进行批判同时，人们又欣然延续其思想对人思维/意识的奴役。这种甘愿被奴役的现实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科学主义观念的发生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和相当平滑的时期。

 

    有一个结论世人无法否认，即科学主义现象的发生是人们对科学含义本身有意或无意曲解的结果。更本质地说，是由于人类对自身存在认知能力了解的局限性造成的。由这一点来说，科学主义思潮是伴随整个人类过程的一个自我认知局限的见证。对此，可以通过历史以及哲学发展史获得证实。其中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科学的哲学化与哲学的文化化两种现象。

 

    随着学科的专业化，自然科学的逐渐强势和哲学研究由本体性向实证性方向的沉沦，即哲学研究由追求本质到追求形式的退化，让科学在人类认知世界的整个问题上呈现出了形式化的主导地位。上节提到过的1850年至1910年之间科学哲学的繁盛以及1929年维也纳小组发布《维也纳小组：科学的世界观》文章中体现的逻辑实证主义，无疑正是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一种体现。这个思潮的致命处即人们对哲学本质的无知。

 

2． 科学主义的历程

    西方科学的发生常被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毕竟他留下的浩繁著作中存在名称上的明确分类。但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其他的希腊人，都不曾在科学的思辨和哲学的思辨之间做出明晰的区分。而且他很多学科的内容差不多都是错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更多被视为“科学的背景”。比较之下，倒是稍后于他的欧几里得的研究或可称为科学。其实，该观点本身就是对科学相对性本质的一种揭示，科学结论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的或仅仅是适用性的。因此，对经验的关注，是科学形成的根源之一。

 

    科学主义的萌芽可溯源到17世纪，两位代表人物是培根和笛卡尔。前者的科学统一观念是以经验和归纳为基础，后者则以演绎为内容，他们的思想为科学主义的发生、延续提供了资源。“随着近代科学革命大功告成，牛顿崇拜的社会思潮兴起，法国百科全书派致力于知识统一梦想，这种认识论的科学主义具有现象主义还原的特点。”他们的共同特点即强调知识或经验的重要性。不过培根的观念依然属于哲学性的，强调的只是观念。

 

    培根提出了《伟大的复兴》计划，他要在这个计划中清除一切成见，从而以崭新的方式为科学奠定基础。具体方法是从研究事物本身着手。培根和笛卡尔之后，莱布尼兹提出了他的百科全书计划，然后是霍布斯的物理主义。他们以强调科学方法为中心。这时的科学方法还无法产生社会影响，科学崇拜尚未引发。只有当科学显示出它的令人惊叹的解释能力和为社会造福的应用能力时，对科学方法的信赖才会发展成越来越膨胀的科学和科学方法万能的信念，科学主义则随之发生。

 

    虽然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1687年已经出版，但牛顿引起的科学崇拜却延迟到18世纪才发生。法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本质，其中的科学化倾向、百科全书运动的科学主义以及孔多塞的道德科学均在这个期间出笼，从而完成了走向19世纪非系统性观念的科学主义的准备工作。随之涌现的则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化大潮。

 

    圣西门和孔德的科学主义观念，特别是后者的实证哲学都为发生于1850年到1910年期间的科学哲学化大潮奠定了基础。哲学开始对科学的一些流行观点进行广泛的修正，这些观点主要是从培根的见解发展起来的。修正的制约条件是要更忠实于科学家实际工作的方法，并对现存理论作更仔细的考察。该现象发生的部分原因是科学家被他们本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所吸引，以及他们越来越不愿意把这些哲学问题交付给科学上无知的哲学家来解决。该问题的责任由哲学家单方面承担并不为过。或者，这时的哲学家已经自觉地以科学为基础来重新构建他们的哲学观念了。

 

    以孔德、穆勒和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认为自己是“科学的哲学家”，强调科学仅对“实证的事实”即经验事实进行描述，完全是形式的。科学不管本质与客观规律，超乎感觉经验之外的事实本质，无法认识，也不必认识。在他们眼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形而上学，所以他们拒斥形而上学。实证主义在发展中又出现过两种后续形式，经验批判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

 

    前面已经提到，科学主义思潮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以“科学哲学”的面孔盛行于现代西方。其代表人物有奥地利的马赫，德国的鲁道夫·
赫兹，法国的彭加勒和杜恒等，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以科学标准衡定人思想的观念。而与科学主义对立的人本主义的发生可追溯到14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到了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存在主义以同样强调人本存在的理念与科学主义形成对峙。将人本主义看作始终对科学主义进行批判的思想至少在表面上是合理的。

 

    通过以上简单回述会发现，人类在自身繁衍过程中的思想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无论是人本主义还是科学主义，都在强调“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无论是那种观点，都脱离不开人对世界的看法乃至人对自身的看法这一根本，重心落在人的态度一方。

 

    这种过度强调人的态度的观念，结果却从人本主义彻底走向了它的反面——科学主义思想上来：是人将自己受制于科学之下，科学却又是人通过自己的思维/意识对客观世界的相对反映。但人何以能够依赖这种自身思维/意识对客观世界进行相对的反映呢？其关键在于逻辑的应用。我们可以尝试着将人本主义以人为本强调感官经验的思想依据视为“感官逻辑”或“感性逻辑”，将科学主义强调科学经验的思想依据视为“思辨逻辑”或“理性逻辑”。

 

     “逻辑”的发祥，可追述至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等地，从柏拉图的现有遗著中我们也可以清楚了解他那个时候的“逻辑”常常等同于“诡辩”的事实，从而说明了“逻辑”的主观性，也即相对性（局限性）的本质。即便如此，18世纪的康德和19世纪的黑格尔，依然将逻辑向形式主义化方向高度上扬。“形式逻辑”这个词就首次出现在康德的思想中。到了20世纪，数理逻辑这一极端形式得到迅速壮大。

 

    科学主义也好，人本主义也好，同样只是形式逻辑不同程度下的思潮。换言之，科学主义思潮的根本依然是形式逻辑，而且是形式逻辑的极度化结果。

 

    科学主义，特别是西方的科学主义，从一开始就在努力以“形式逻辑”的内容介入非自然科学领域并控制人们的思想观念。更直白地说，西方科学主义者所倡导的万能“科学方法”，本质上就是形式逻辑为主体的思潮。当今的英国天体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可谓极端科学主义论的一个代表。他在《时间简史》和《果壳中的宇宙》等畅销书中就充分标榜了这一观念。

 

    由哥德尔定理可知，让科学主义所自傲的“科学方法”并非万能。对此，爱因斯坦有过透彻表述：“科学不能创造目的，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科学至多只能达到为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却是由那些具有崇高伦理理想的人构想出来的。……由于这些理由，在涉及人类的问题时，我们就应当注意不要过高地估计科学和科学方法；我们也不应当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力对影响社会组织的问题发表意见。”同时，他对数学这门形式逻辑学科也有一句评价：“只要数学涉及实在，它就是不确定的；如果它是确定的，那就与实在无关。”

 

    《物理学之道》的作者卡普拉也对物理学的相对性评价说：“而在物理学中，对实验的解释称为模型或理论，它们都是近似的。”“物理学家懂得，用他们的分析方法与逻辑推理，是无法同时解释全部自然现象的，因此他们挑出一组现象并建立一种模型去描述这一组现象。这时他们就忽略了其他现象，而这种模型也就无法给出关于实在的完整描述。”

 

    但现实比“逻辑”更残酷，即使人人都明白的道理，还是能被人的主观观念所拒认，聪明一时的哥德尔就是这未能逃脱形式逻辑怪圈的众多现实中的一例，他转身又糊涂地陷入了科学主义的狭隘观念之中。

 

    据说，他本人在数学哲学观念上是个坚定不移的柏拉图主义者，他假定数学对象存在于超乎时空之外的某种境域中，但这些对象并不因此变得不真实：“我们对量化理论的对象有确定的知觉，我们也依据直接所予形成我们对这些对象的观念。”其实，哥德尔本人依然没有被自己“定理”所揭示的现实性所击醒：在他身上，我们也发现一种典型的柏拉图式的缠夹难分——客观的实在概念缠夹着抽象柏拉图式观念的某种超感官知觉。“柏拉图”这个符号已经成了他无法超越的“时空”，让他对科学依然抱有精神性幻想，从而陷入“对超感官知觉、轮回和各种形态的神秘学”的兴趣之中，他至死都陷入对“形式”却非本质的问题而不拔，尽管他“对人类心灵不受限制之天性”还有一定的认知，认为“人类灵性不能将其所有数学直观表为公式（或机械程序）。也就是说，当其成功将一部分的直观表为公式，正因有此事实，需要一种新的直觉知识，譬如此一形式系统的一致性”——还是念念不忘“形式系统”这个牢笼[46]。哥德尔至死都没弄明白，以形式的定量角度去猜度本质的定性“内容”本身就违反了哥德尔定理所揭示的结论，哥德尔定理无论对科学至上主义者来说还是对他本人而言，都是一个残酷的结论。

 

3． 科学主义的危害

    仅就科学主义对“形而上学”本身的拒斥，或者谈不上危害。科学主义对“形而上学”破坏导致结果所产生的危害才可真正称得上危害。

 

    由于科学主义的泛滥，在更多时候哲学已经被当作是一门学科。这无疑是人类对哲学本质认知的退败。哲学本质从远古人对智慧的渴求到现代以人为主宰的科学附庸的衰退，也被20世纪的德国人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做了泛性预言。在他看来，世界历史不过是各种文化的“集体传记”，就如同生命是一个有机体，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愿望和情感以及死亡。所以，世界上不只有一种雕刻、一种绘画、一种数学、一种物理，而是多种，在本质的最深处，它们各不相同，各有寿命的期限，但它们却“同源”。即人之主观认知上的相对性。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首版序言中狂称，他的哲学决非学院里以概念进行逻辑推导的东西，而是关于“我们时代”的哲学。是他根植于时代及历史之脉动的领悟。虽然他的预言广泛，但局限性显然。

 

    这部被当时斥之为“历史的占卜术”和“恶的预言书”，无疑击中了被作者视为未来的今天。我个人甚至认为，某种程度上，斯宾格勒在大历史观念中相对地契合了哥德尔，他道出人类整个历史延续遭遇的必然“逻辑”悖论。他终结的与哥德尔定理所陈述的结论根本上一致，同样是人自身的妄念。哥德尔从思维的形式逻辑角度以形式逻辑的方式证明了人类的自我局限，斯宾格勒从广泛的客观现实立场以逻辑归纳的方式总结了人类逃不出的悲剧怪圈。

 

    在此，我不想过多罗列科学主义思潮对世界的具体危害现象，除了对哲学本质上的伤害外，仅以环境危机一例来呈现其恶果：科学成果的大工业为人类带来欲望的满足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继续生存的危机。科学的快速繁盛，无疑是对人类客观生存可能的一种高速破坏，换言之，如果不对此尽快遏制，人类将毁灭于自身的科学成果。

 

 

[农家苦]

很好的反思。谢谢分享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