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未来的预言（ZT.）

我对中国未来的预言

【按语】本文引自2005年网络上一位叫yao111的文章，该作者对今后国家的几个重大问题发表了很有见地的预言，对照今日中国之现状，深感不安。自从走资派篡夺领导权以来，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政府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为新中国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民心基础，却被这帮败家子折腾成如今这般。诺大一个中国，精英阶层把持朝政，人民声音难以撼动，可见当今中国，百姓穷，穷于精英！民族难，难于精英！精英误国，精英祸国，精英卖国，精英亡国！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精英不除，民无宁日！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精英误国史。

理论的意义在于总结过去，指导现在，预见未来。中国现在实行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现在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同时也带来了其他实行市场经济后发展国家同样的问题，贫富悬殊、失业、犯罪率上升、腐败严重等等问题，总体而言是利大于弊。按现在的道路走下去，中国的未来会如何？我的预言如下：

1、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

2、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3、只要实行“包产到户”，“三农”问题不可能解决；

4、经济会发生衰退；

5、中美之间从合作为主逐步转变为对抗为主；

6、国家必乱

预言中国的未来，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和英明的预见，而是既有前车之鉴，又有非常浅显的道理。中国的一些人认为，不管什么主义，什么道路，只要能过上欧美人的日子就行。有更多的人根本不考虑未来，认为那是中央领导人考虑的事，平民百姓根本不用考虑。考虑也没有用。中国红卫兵造反的后果是自己的“上山下乡”，波兰工人造反的后果是自己的失业。俄罗斯人上街的后果是人均寿命降低5岁，若他们能预见到后果还会上街吗？一位我国电台女播音员访问俄罗斯广播电台，有一位俄罗斯小伙子，当着我们女播音员的面，放声大哭，一个俄罗斯男人，当着一个曾经在广播电台上，与原苏联论战的女播音员大哭，使我感觉到那位俄罗斯男人，内心有多么痛苦。俄罗斯人是个民族自尊心极强的民族，是什么原因让那位俄罗斯小伙子嚎啕大哭？中国人将来也会哭吗？叶利钦说：“中国人哭的时候，还在后面”。我同意他的观点。

预言中国之一：今后一定是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

我国企图同时发挥公有制、市场经济优越性的主观愿望，因为不符合客观规律而终究会事与愿违。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间，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期间的一段时期，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确实体现了一定的优越性，如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功臣是国有企业。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没有发生东欧、原苏联都曾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是因为我国经济一出现困难就靠国有企业解决，非国有企业不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就不错了。经济发展顺利时，让国有企业背着沉重包袱“下海”与非公有制企业“比赛游泳”虽然给了一些国营企业“救生圈——贷款”，但是由于处于非常不公平的竞争中，与不养一个退休、病残人员、闲人，享受许多优惠政策的非公有制企业，和许多不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的劳动密集型私人、乡镇企业的竞争中，与具有优势加优惠的外资企业的竞争中，除国家垄断行业的企业和国家重点扶持的国营企业，大多数国营企业都不可能在竞争中取胜。

二战后，世界各国包括一些发达国家曾经出现过国有化浪潮，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现在又兴起了私有化浪潮，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制比公有制更能适应市场经济。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纷纷抛弃了计划经济，绝大多数国家同时也抛弃了公有制，就是认识到市场经济更适应私有制，国内外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国家垄断行业的企业，公有企业竞争不过私有企业。

我认为确定股份制企业是否是公有制企业的标准，除根据国家投资比例的多少外，还要根据企业的生产目的来区分企业的所有制性质。简单地说是企业根据社会合理需求进行生产，还是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进行生产。打个比喻：若国家允许生产毒品，即使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为了利润去生产毒品，这个企业就不是公有制企业。因此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股份制企业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属公有制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企业利润为生产目的的股份制企业、集体企业属私有制企业。以此标准判断，我国现在已经是私有制占主体的市场经济。从现在国内非公有制企业发展速度一直高于公有制企业，和外资企业迅速增加的事实，可以断定我国私有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竞争之上，竞争是建立在个人主义思想之上，个人主义是私有制的产物，因此私有制——个人主义——竞争——市场经济是一个相互适应的系统。计划经济是建立在协作之上，协作建立在集体主义思想之上，集体主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公有制——集体主义——协作——计划经济是一个相互适应的系统。由於在几千年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个人主义思想，是社会大多数人的思想主流，因此虽然许多国家实行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但是让个人主义者去管理公有财产，如同让狼管理羊。狼只会把羊吃掉，而不会把羊养肥。一些人利用公有财产发私人的财，比一些人用私有财产发私人的财更让人痛恨，因此私有化成为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

中国的公有制企业自从实行抓大放小以后，数量、人数都在迅速减少，1996---2000年国企户数从10.2万户下降到4.7万户，人数减少3159万人。温州的民营企业占GDP的80%，税收的80%，工业产值的99%。温州模式是国家提倡的模式。我国现在又提出“国退民进”，实际是私有化的委婉说法。我国为了区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但也承认民营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更有活力，因此才会出现说和做不一致的现象。

2005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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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中国之二：贫富将更加悬殊

我国闹革命、搞改革的目的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也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但市场经济的规律决定了，贫富悬殊不可避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希望消除贫困，也不希望贫富悬殊导致社会动乱，因此当不能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消除贫困和贫富悬殊时，他们就用政府这只看的见的手，实行高税收、高福利，实现减少贫困和缩小贫富差距，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根据我在美国的观察，高税收、高福利的方针，确实减少了贫困人口，缓解了社会矛盾，但并没有解决财富向个别人集中的趋势，美国穷人与极少数富豪之间的贫富悬殊仍然越来越严重。

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计算就可以知道，在私有制社会根本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一个十亿富翁，只要把钱存在银行里，按年息4%(美国的银行平均利息是4%)计算，一年仅利息收入就是4000万美元，税后收入超过2000万美元，更何况富豪把资金做为投资、贷款获得的收益要高于存款获得的收益。我不知道美国如何缩小年收入超过2000万美元的人，与失业人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做不到，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不实行高税收、高福利，就更做不到。因此自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离共同富裕的目标越来越远。一些专家、学者说，后发展国家有个贫富差距从小到大，从大到小的变化过程，并以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小于许多后发展国家为例，证明他们的说法。美国贫困人口比例比后发展国家低是事实，但是说美国的贫富差距缩小不是事实。因为美国富人财富的增加比穷人收入增加的速度快的多。过去美国把最有钱的人称为百万富翁，现在称亿万富翁，货币贬值是个因素，但美国现在有270多个10亿美元以上财富的富人，最有钱的比尔.盖茨有几百亿美元，就不是用货币贬值可以解释的现象。美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完全可以满足除炫耀性消费以外的消费，可以实现基本需求的各取所需。但是由於1%的人，占有了美国社会财富的37%。因此美国仍有12%左右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1995年德国人纳的税占工资的48%，1989年西德政府用于福利和健康方面的开支占财政支出的67.2%。即使这样1989年西德有1.5%、3%、19%的贫困家庭买不起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1989年东德虽然没有西德富裕，却是每百户分别有有电视机129台、洗衣机110台、电冰箱167台，没有一户买不起三大件的贫困家庭，因为东德没有失业人员。

国内外一些学者为了削弱广大群众对贫富悬殊的不满，制造出“公平效率矛盾论”、“剥削不可避免论”，他们说：要效率就必须牺牲公平。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容忍剥削。还有玩弄文字游戏的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不存在两极分化，只存在贫富差距；不承认存在剥削，只存在非劳动收入；他们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公平和效率是一对矛盾，我同样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公平和效率不是一对矛盾。从总体看，封建社会效率比资本主义制度低，封建社会却并不比资本主义更公平，拉美国家的贫富差距比美国大，比美国更不公平，他们的效率却并不比美国高。旧中国比新中国效率低，旧中国比新中国更不公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实行累进税制，遗产税、实行高税率、高福利，就是为了减小不公平导致社会动乱的可能。西方发达国家总结了上百年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不照顾穷人的利益，富人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才无一例外地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使社会长期比较稳定，经济能持续发展。不知什么原因，我国的一些专家、学者闭眼不看事实，硬把公平和效率说成是一对矛盾。在市场经济社会，对微观效率而言公平与效率有矛盾是事实，对宏观效率而言，公平与效率未必一定矛盾。

以中国为例，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期，没有资本家，不存在普遍的雇工剥削，不仅发展了生产力，而且比国情相似、经济起点相近，有剥削、更不公平的国家（人口过亿，二战后独立建国的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日利亚），经济发展的最快，民众得到的实惠最多。

因为有那么多为不公平、剥削叫好的舆论和政策，中国现在差不多是资本家的天堂。据我所知，非公有制企业少有不偷、漏税的，少有完全执行劳动法、劳动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知识产权保护法的，少有不请客送礼、行贿以勾结官方谋取好处的，少有不送红包给回扣的，经营进口商品少有不走私、贩私的，一无资金、二无技术起家的企业少有不偷工减料、不搞假冒伪劣，制假、贩假的......总之我不知道在我国这个极不规范、极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在法制不健全、法制意识淡薄、社会风气败坏、党风不正、腐败严重的中国，有多少人，是只靠自己诚实劳动迅速致富的？！

中国现在的工会，不能像许多国家的工会一样，成为保护企业职工利益，制约资方为所欲为的一种力量。我国又是一个劳动力及其富裕的国家，因此作家们到非公有制企业，尤其是以简单劳动为主的乡镇企业、私人企业、“三资”企业、煤矿去采访，一定能写出一个比“悲惨世界”还悲惨的世界。

美国杂志公布的中国100名最富的人排行榜。第100名富豪的资产为：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0.5亿美元 4亿美元 5亿美元

我国的第100名富豪，两年时间增值10倍！被舆论称赞的亿万富翁李海仓，从事非暴利的焦炭、钢铁行业，15年资产增值12500倍。绝对创造了世界少有的奇迹，其中的诀窍一定有不可公开的秘密。

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时间长，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由于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方针，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方法，贫富差距显得小。日本、韩国、台湾的贫富差距小，是由于可以走花钱买粮食的路，迅速减少农民(农业劳动力不超过10％)。中国十三亿人口，不可能走日本、韩国、台湾的路。中国又没有条件学以美国为代表的农业土地规模型经济。因此我国的农业人口比例不可能迅速、大幅度的降低，而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使我国非常可能出现与拉美国家一样的贫富严重悬殊问题。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能包括农民，将加速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自从世界经济一体化以来，财富从穷国向富国集中，富国的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的速度加快，穷国、富国之间的贫富差距，极少数富人与多数穷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我国加入WTO之后，更没有可能改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不能证明实行市场经济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到是可以充分证明，极少数富人与最穷的人之间贫富差距只会越来越悬殊。

2005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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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中国之三：解决不了“三农”问题

美国耕地面积大约是我国的1.5倍。却不到200万个农场，平均每个农场1500多亩地。中国实行“包产到户”，把耕地分给二亿多个家庭经营，平均每户不到10亩地。若用来种植粮食，年纯收入不会超过一万元。人均收入不超过3000元。而中国又只能把耕地的绝大部分用在种植粮食上。粮食生产效率低，是造成“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我国现在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许多措施，都对会有效果，但粮食生产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不解决，“三农”问题就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全世界解决吃饭问题的办法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以大规模种植粮食为主的土地规模型农业；一类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以种植土地报酬率高的非粮食作物为主的，土地效益型农业(日本1993年进口的谷物占消费量77%)。一类是以以色列为代表的集体农业。以色列人口密度几乎是我国的1.4倍，沙漠占国土面积的70%，全年降水量只和我国宁夏相当。但是他们只用了三十年时间就在沙漠上建成了“沙漠上的花园”，他们针对缺水的问题，发展节水农业，充分利用光照时间长的优势发展“阳光农业”，只用5%的人口，不仅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粮食自给率90%以上)，而且还大量出口农副产品，被誉为“欧洲冬季的厨房”。显然土地规模型、土地效益型农业都不适合我国国情，只有以色列模式最值得我国学习。但以色列的农业生产组织，主要是比我国当年人民公社还人民公社的“基布兹”，和相当于我国农业合作社的“莫沙夫”。以色列的农民素质比我国农民高的多，没有小农经济的传统，也没有大量的小生产者——愚昧个人主义者，我国则正相反，因此我国不具备普遍推广以色列模式的条件。

过去我国和其他原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农业集体经济，除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家外，多数不很成功。我国实行“包产到户”是对我国农民认识水平的适应和妥协。从短期看确实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包产到户”在把农民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后，就成了进一步发展农业，尤其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障碍。“包产到户”这种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的小农经济，没有土地规模、没有资金集中、不能预测市场供需，根本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

现在我国最富的农村都是坚持集体经济的农村，但都不是靠粮食生产致富的农村，这种模式没有在中国农村普遍推广的意义。一是中国农村不是都有既有带领农民集体致富思想，又有带领农民集体致富本领的带头人，二是最富的农村都不是商品粮供应基地，若我国多数农村不能提供商品粮，几亿非粮食生产者吃什么？我国无论怎么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也必须以种植粮食为主，除非我国能够推行一些高产的代替粮食做饲料的植物（日本进口的主要是饲料粮），我国若能在非平原地区大力推广种植饲料，大力发展规模养殖业提供肉、蛋、奶，在平原地区发展粮食规模种植农业，在水、肥、气候条件好、交通便利地区，发展出口创汇农业、土地效益农业。其中最大难点在于，如何在占国土面积绝大部分的非平原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我国最贫穷、最落后、农民素质最低的地区，基本都在占我国国土面积70％的山区。如何实现山区农业现代化是世界性难题，却是我国必须解决的问题，“包产到户”的小农经济，包括家庭农场绝对没有实现山区农业现代化的可能性。因为任何家庭农场也修不了农场范围内的山区公路。

统计数据表明，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我国的经济实力，农村的经济实力比前三十年有很大提高，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田受灾率、成灾率却高于改革开放前。如1952---1978年(其中缺1967、1968、1969年)受灾面积平均为40.7%，成灾面积平均为38.6%。1979---1998年受灾面积平均为45.6%，成灾面积平均为49.3%。一方面说明我国在农田水利方面的投入偏少，如我国1952年---1978年灌溉面积增长125%，1978---1998年灌溉面积只增长了16%。另一方面说明“包产到户”的农户抗灾能力低，对农田水利建设无能为力。

在“包产到户”的政策下，土地只能通过转包、出租方式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一大致命弱点，因为它不利于调动投资农田基本建设的积极性，会造成只注重短期效益，对耕地实行掠夺式经营，严重影响农业的持续发展。而且会增加耕种土地的成本，不利于调动农民规模经营的积极性。不利于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合理流动。但是若我国实行土地私有化，无非是和拉丁美洲国家、印度、印尼等等土地私有的发展中国家和旧中国一样，会出现大批无地农民，后果只会比我国现在更差而不会更好。

日本、韩国、台湾的农业人口转移到二、三产业后，可以生产产品出口创汇，再用获得的外汇，进口粮食等农产品。中国劳动力比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还要多，中国的劳动力如果像发达国家或韩国、台湾一样大部分在二三产业，我国生产的产品就必须有非常大的国际市场，这个国际市场谁会让给我们？实践证明在“四小龙”行之有效的“两头在外”战略，不适合我国国情。

把我国农村富裕劳动力全部转到治水、治山、治沙、治荒漠方面都不嫌多，但是我国不可能有那么多资金投入到不能尽快见效益的方面。国家也不太可能宁肯影响经济增长率，也要把投资的重点转移到治水、治山、治沙、治荒漠方面，虽然这是一项有利于消除贫困、改善环境、增加资源、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减少农业人口等一举多得的好事。

现代化农业，是高投入，高效率、高效益农业，“包产到户”的另一大致命弱点是做不到普遍的高投入，和农民不都是高素质的人，不能避免高投入的高风险。因为人的能力有很大差异，优秀人才毕竟是少数，小农经济保障家庭温饱尚可，进行大规模商品生产就不是绝大多数农民能够胜任的工作。如不受土地资源制约的规模养殖业，即使有足够的资金贷给农民，绝大多数农民也不可能取得不受土地资源制约的规模养殖业的成功。只有农民中的佼佼者才可能取得成功。

没有稳定的土地政策就不能稳定农民的心，农民就没有投资农田水利的积极性，不利于农业发展；实行“包产到户”政策，会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三农”问题的解决，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任何操之过急的改变都会适得其反，只能在维持现有政策的前提下，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素质，在渐变中不断微调农村政策，从政策上鼓励、吸引农民自愿组织起来，逐步实现规模经营。我在60年代曾问农民：“你们认为什么时期最好？”，农民一致回答：“互助组时期。”，可见农民既不拥护解放前的单干，也不满意合作社、人民公社，而是对家庭独立核算，又互相帮助的互助组情有独衷。现在农业机械越来越普及，提倡农业互助组的条件越来越具备，我国能否在政策上再加以促进？

2005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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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中国之四：经济会发生衰退

我们不能创造规律，只能发现规律，我们不能改变规律，只能利用规律。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证明市场经济一定会发生周期性经济衰退，而且据我所知，世界上没有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经济能持续三十年高速增长。我国从1978年开始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到2008年恰好三十年，若以我国1984年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算，到2014年恰好30年，即按市场经济一定会发生周期性衰退的规律，我国最迟在3－9年内会发生经济衰退。

经济学家发现，一个国家的人均产值超过4000美元时的经济增长率，将低于人均产值800---4000美元时期的增长率。按比较符合我国实际的购买力评价法计算，我国现在已经超过了人均4000美元，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率今后不会长期保持在7％以上（即10年翻一番的速度）。邓小平提出我国经济分两步走的设想，也考虑到了这点，因此提出2000年前用20年时间产值翻两番，人均产值超过800美元。2050年人均产值达到现在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人均产值增长7倍左右，平均年增长率只需达到4％。

我国2001年底加入了WTO后，有五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我国经济还可以得到一定的保护，过渡期后会是我国经济的阵痛期，失去关税保护后我国的汽车、钢铁、石油、化工、大田作物......将会受到严重冲击，那时肯定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和加入WTO对我国的影响，不难预料2007年以后，我国发生经济衰退或经济停滞的可能性明显增大。

由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我国的经济受国际经济的影响会越来越大，那时将难以再现我国经济一支独秀的风光，因为我国已经不能完全主宰自己经济发展的快慢、兴衰。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一般在3％左右，不能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率。

我国目前商品少有不供过于求的，成熟的市场经济增长率主要取决于需求的增长，我国当前采取借债加大投资，刺激需求，以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办法不能长期使用，因为总有一天不仅会失效，而且会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墨西哥、巴西、泰国、印尼、阿根廷等国的金融危机都与高负债率有关。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中，也曾出现过通货膨胀、经济过热、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等问题，但是我国依靠国有企业，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使经济没有发生大问题。如我国为了防止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国家规定许多国有企业原材料涨价，出厂产品不能涨价，当时虽然煤矿使用的木材涨了价，但国有煤矿卖的煤不能涨价；收购的农产品涨了价，国有粮店出售的米、面、油不能涨价，实际是以牺牲国有企业、职工的局部利益，保障了国家的全局利益。今后我国再出现经济问题，根据WTO的规则，政府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了，我国任何企业失去了国家的支持，都不可能在与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取胜，我国企业将从“国退民进”，进一步变化为“内（资企业）退外（资企业）进”。被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匈牙利剧变后的经济，实际是外资在起主要作用，匈牙利剧变后10年共引进外资230亿美元，人均超过2000美元（我国20多年引进的外资，人均只有500美元左右），现在匈牙GDP的50％、出口额的80％是外资创造的，国内100家最大的企业，有70家由外资控股，因此在匈牙利有“Tank（坦克）走了，Bank（银行）来了”之说。

国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竞争不过不遵守劳动法、劳动保护法……等等法律的私人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国有的高科技、高资本密集型企业，竞争不过优势加优惠（政策）的外资大企业，将来我国经济一旦出现危机，再想靠国有企业为国家排忧解难，作用已经十分有限了，而那时外资企业、私人企业不趁火打劫就算不错了。

我国改革开放后大量引进外资，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外资的大量引进是一把双刃剑，在引进外资金额大於还本付息金额的条件下，是利大于弊，一旦发生引进外资额小于还本付息额，而国家又没有足够的还债能力时，就会变成弊大于利。（ＬＳ评：急不可待强推上海自贸区，即如此！）

我国能吸引外资的主要条件，一是有技能/工资比很高的劳动力，二是有广大的市场，但这两个条件是会发生变化的。我国劳动力便宜的优势随着经济的发展，职工工资的提高、福利制度的完善，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逐渐丧失。二十年前我国工人一个月三、四十元到现在几百、上千元，工资增长了十几倍，我国工资与发达国家工资的差距在迅速缩小。相对其他后发展国家，劳动力技能/工资比高的比较优势在逐渐丧失。

我国实行以市场换国外资金、技术的方针，国外又特别看好中国这个最有潜力的市场，因此现在外资纷纷涌入我国，2002年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从短期看大量引进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是利大于弊，但若我国的市场扩张速度明显低于外资企业占领我国市场的速度，外资企业会越来越多地把国内企业挤出市场，导致内资企业大批破产、倒闭，如过去在北京占据饮料市场统治地位的“北冰洋”汽水，现在就被洋品牌饮料取代了。过去是私人、乡镇劳动密集型企业把国有劳动密集型企业挤垮了，以后失去了关税的保护，国家的支持，我国将有许多企业被外资企业挤垮。外资对国家的政局非常敏感，而且外资总是扮演对不驯服的国家政府雪上加霜、落井下石的角色，拉丁美洲国家吃够了这方面的苦头。

2005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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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中国之六：国家必乱

国外一些学者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是因为经济发展速度快，而是社会稳定时间长。我认为最典型的例子是瑞士。瑞士是一个被称为“欧洲屋脊”的多山内陆国家，既没有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也没有创造过什么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但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瑞士发展的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其最与众不同之处是瑞士自1648年独立建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内战。反观我国自1840－1949年间我国没有大的战乱时间，累计不超过10年。在一个社会动荡的国家，根本没有可能进行建设，中国就是由于长期战乱而越来越落后了。新中国的50多年没有发生政府不可控制的大战乱，因此国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在不久的将来非常可能重蹈苏联东欧的覆辙，后果会比苏联、东欧更严重。

国家的稳定靠权威，西方发达国家靠法律的权威；以中国封建社会为代表的人治国家靠皇帝个人的权威，政教合一的国家靠信仰的权威，社会主义国家靠政党的权威。我国法律的权威没有确立，个人的权威已经破除，宗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成为全社会的权威，一旦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权威，中国又没有产生能够代替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中国必乱！

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

工人利益 4%

全体人民利益 7%

党员利益 11%

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85%

1987年12月波兰报刊公布一项民意调查“在波兰谁最值得信任”：

波兰罗马天主教会 78.8%

军队 75%

议会 70%

政府 63%

波兰统一工人党(执政党) 40%

1988年12月又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问题是：“在波兰谁的活动最符合社会的利益”，结果与一年前的结果几乎完全一样。

可以说东欧、原苏联的执政党下台，最主要原因是执政党从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蜕变为一个结党营私的党，群众抛弃他们是必然的。有人说是因为经济没有搞好，我认为这不是根本原因。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决定了，一定会发生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最先进入资本主义的一些国家发生过那么多次的经济衰退，政权都没有崩溃，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不景气就会改变颜色？显然主要原因不在经济而在政治上。东欧、原苏联发生剧变时的经济状况，比1929年的美国、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好的多，美国、中国都没有发生剧变，东、苏却发生了。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执政党都学苏联实行高官厚禄(待遇)的制度，造成许多想升官发财的人混入党内并掌握了一些权力，一些领导干部物质生活上脱离了群众，思想、感情也会逐渐脱离群众而蜕化变质。在计划经济国家，要想荣华富贵，只有升官一条路。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实现荣华富贵的路不只一条，原来不同身份的人，都有致富的，但总体上看，最先富起来的人中，仍然是原来的官员最多。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计表明，私人企业主开业前的职业：

干部31.1%

个体工商业主30%

农民15.2%

工人14.9%

其他8.8%

私人业主中党员占18.1%

由于许多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国退民进”的结果，2002年私人企业主中，干部占63.1％，共产党员占1/3。我国干部的人数比工人、农民、个体工商业主少，却是先富起来的人最多，富人中的党员比例最高，再考虑到干部的亲属多在收入最高的地区、行业、部门、岗位，及一些干部的灰色、黑色收入，和白色待遇，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仍然是党员干部。无论共产党执政后主观上是怎么想的，怎么说的，客观实际是共产党执政后的最大受益者是共产党的干部。只要不改变共产党执政后实行的“高官厚禄(待遇)”制度，要想让唯利是图之辈，不千方百计往执政党钻，就如同不让水往低处流一样的不可能。共产党下台就不可避免。而中国共产党下台之日，就是中国大乱之时。

东欧、原苏联剧变时，他们的人均粮食产量（粮食产量/人口数）都超过600公斤。所有国家劳动力都紧缺，没有失业问题，国民素质普遍高于我国，但是他们发生剧变后，都出现经济大幅下降，大量人员失业，犯罪率大幅上升。我国现在人均粮食产量，一直徘徊在400公斤左右。我国当前城镇失业人员，加上农村无地可种、无活可干的富裕劳动力，实际失业率大约在20%左右。我国比东欧、原苏联穷，又有上亿人无活干，许多中国人又不知道，不善于用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当一些人用合法手段吃不上饭时，就会用非法手段抢饭吃。我国解放前几千年都没有肃清过土匪，中国的农民起义可能是世界上次数最多的，就是因为旧中国存在许多用合法手段吃不上饭的人。贫富悬殊会造成仇恨，这种仇恨在无政府状态，就很可能以暴力的方式发泄出来。有一位下岗女工对我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先把厂长杀了。”，一位农民工对我说：“我就希望(中国)乱，乱了我还可能捞点什么，就是捞不着也失去不了什么，反正还是穷，我们一点希望也没有。”有这些思想的工人、农民有多少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不会是个别人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多年，干了非常多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错误，不干事的只会犯一条错误——不干事，只要干事就会犯错误，而且干的事情越多，干工作的时间越长，犯的错误就越多，因为犯错误伤害的人就越多，虽然每次伤害的人只占很小一部分，但日积月累几十年下来被伤害人及亲属的数量就不是一个小数目。

人的一般心态是：对预期得到的好处，印象远不如对受到的伤害深，记忆时间长。对与大家一起得到的好处没有多少感激之情，对只有自己受到的伤害则刻骨铭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实行共同富裕，因此人们对共同得到的利益少有感激之情，但对受到的伤害会记忆犹新，虽然被伤害的本人可能已经去世了，但对他们的后代仍然有很大影响。我们现在的改革，又会使一些人对当时认为是正确的事，现在认为是错误的。如承认私有财产应该受到保护后，就已经有人认为土地改革、公私合营是错误的。使对共产党不满的人又会有所增加。

美国对因执行公务犯错误造成对个人的伤害，实行巨额赔偿制度。如美国洛杉矶一位监外执行的有犯罪前科的黑人，因为交通违章不按警察要求停车，在警车追上他的车，迫使他停车后，他还先动手打警察，被激怒了的警察打了一顿，这件事被人录了像，并且在电视台只播放删去了黑人先打警察画面的录像片，由此引发了洛杉矶黑人暴乱，最后以政府赔偿被打黑人1300万美元了事。我国则是长期以来只纠错，不赔偿，建国以后对那么多冤假错案，基本都是纠正错误、赔礼道歉，经济上没有任何赔偿（也赔偿不起），使被错误处理的人，及受到牵连的亲属一直耿耿于怀而得不到缓释，对本人及亲属不的不承受别人犯错误造成的恶果，而犯错误的人到往往毫发无损，甚至官运亨通。一些受到伤害的人及亲属的能量远远超过他们的人数，他们往往比普通人更愿意、善于讲述自己的不幸和控诉他人的罪行。

我国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我国农业集体化、城乡二元结构伤害了农民，改革开放后的下岗、失业，及失去了过去曾有的福利伤害了工人，可以说我们党得罪了自己的主要社会基础，历次政治运动又主要得罪的是集中了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我国一旦有政治风波，还会有多少人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总是有感情的，大多数人都难免凭感情用事，那么多人，那么长时间积累的积怨一旦爆发出来，不可能不出现非理智的行为，若出现以非理智对非理智，中国一定会天下大乱，到那时中国没有赢者（包括现在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差异就是矛盾”，贫富悬殊就是一个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发达国家由于认识到“不照顾穷人的利益，富人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的道理，实行高税收、高福利，通过二次分配缓解贫富悬殊的矛盾，使一部分富人与一部分穷人之间的贫富悬殊，转变为对社会危害较小的极个别富人与一部分穷人之间的贫富悬殊。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根本看不见极少数的富豪，只是在媒体上看见那些富豪，对人们没有太大刺激。

我看到一些数字：美国一年的捐款高达6000亿美元（美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2万多亿美元），美国大约有6万种奖学金，数字虽未必准确，但美国人捐款到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我在美国就经常收到要求捐款的信，美国政府为了鼓励捐款实行捐款抵税制度。美国人肯捐款可能与美国信教的人多有关，他们的宗教都是靠捐款维持的，教徒捐款成了一种习惯。宗教不提倡竞争，而且基本是劝善，而富人的巨额捐款又起到了缓解“仇富”心里的作用，因此美国的宗教、捐款都有缓解贫富悬殊、提倡竞争带来的负作用。

我国自古就有“为富不仁”、“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的说法，也确实存在“恨人有，笑人无”的恶俗。再加上在我国这个腐败横行、极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富人又多是靠充满血腥味的原始积累致富，人们有“仇富”心理是必然的，再加上暴富的一些大款一抛万金的炫耀性挥霍，他们又缺乏多捐款行善积德意识，社会形象不佳，导致贫富悬殊矛盾比发达国家激化，这也是导致我国发生动乱的重要原因。非洲卢旺达大屠杀的重要原因是国内两个主要部族贫富差距太大。中国历史上就发生过“吃大户”现象，因此我国的贫富悬殊比发达国家的贫富悬殊更具危险性。

腐败对任何政权都是腐蚀剂，没有不反对别人搞腐败的人，也没有不反对腐败的政府。但是少有一个腐败的政府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腐败问题。经常是靠政权的更迭解决旧政府的腐败。我党从1980年就开始反腐败，到现在二十多年时间，腐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严重。有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久治不愈，腐败不可怕，可怕的是久反不减。我们党对反腐败不是不重视，也不是没有采取措施，只是靠自己挖掉自己身上的腐肉，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党的腐败已经不是个别人的问题，靠罢一批，杀一批贪官已经不能有效遏制党的腐败。就像国民党垮台前，国民党的许多人已经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将使他们垮台，但以蒋经国为代表的真心反腐败的国民党要员，还是以失败告终（ＬＳ注：ＢＸＬ就是）。我虽然对解决我国的腐败问题提出不实行“高官厚禄(待遇)”的建议，但我知道因不符合当前的国情、党情，可行性不高。我国解决不了腐败问题，发生动乱只是个时间问题。

[环绕自然]

这种2005年幻想出的胡言乱语，现在2013年登出来，太浪费读者们的时间了。Spare us, ple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