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卢作孚（1893－1952），重庆市合川人。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乡村建设先驱和社会改革家。
他创办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民国时期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在抗战中做出了彪炳史册的重要贡献。
他主持的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现代化乡村建设，是“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最完整的历史记录”。
他关于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思想理论和成功实践，对当今现代化建设仍具参考价值。
他毕生从事学校教育、职业教育、民众教育，其成果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充分肯定。
他“大公无私，为而不有”，为中国企业家赢得了良好声誉。
1952年他在重庆服安眠药辞世。
卢家的精神财富
文|余世存
我们当代中国人对现代历史有诸多想当然的理解，比如现代历史有一种混乱的自由，因此个人创业较现在容易得多，那是“冒险家的乐园”、投机投资的天堂，好像人们白手起家即可轻松地发家致富；还比如人们误解前贤即民国人物不善于不懂得生活，似乎他们都是清教徒式的人物；又比如人们承认民国人物的精神风貌较当代要向上一些，但究竟民国人物的生命完善达到什么程度，今人是很难想象，也不愿相信的。从宗教界如佛教的四大高僧，到文化界的梁启超、傅斯年们，到纠纠武夫蔡锷、蒋百里们，那种人格和生命的完善境界完全在我们当代人的想象力之外。这些想当然，集中在卢作孚身上，最为典型。
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卢作孚出生在四川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自学成才，20来岁开始办报，31岁时在军阀杨森的支持下创立四川通俗教育馆，32岁时转向实业。卢作孚以八千元开始创办民生轮船公司，但这种创业绝非我们现在以为的那样容易。在当时长江上的航运是由外国人瓜分的，外资财大气粗。卢作孚靠乡亲、朋友、地方绅士的支持，才募集了一点资金购置了一条仅七十余吨的小客船。这种艰难的起步或说夹缝里的生存大概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但我们想象不出的是卢作孚坚持下来，而且成功了。几年后，卢作孚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企退出长江上游。十年后，相继在上海、南京、武汉、宜昌等地设立分公司。他从只有一艘七十余吨的客船发展到拥有一百三十多艘的三万六千余吨的船队，职工则有七千余人，成为名副其实的“船王”。
卢作孚又确实是清廉的，他几乎是清教徒人格的典范。他克勤克俭，严于律己，虽身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其股份却只有一股，全家仅靠工资度日，其夫人子女乘坐民生公司轮船一律按规定买票。他也从不求田问舍，他兼职所得的车马费、津贴费，全都捐了出去。他的孩子回忆说，他担任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多年来只靠一份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职收入都捐给了北碚的公益事业，家中的经济状况一直是相当紧张的。1944年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曾经谈到卢作孚的家居环境：“在他的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霍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陶瓷，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家里的设施近乎贫寒，“家里唯一一件‘高级’用具，是一把三十年代初期买的小电扇，漆都褪尽了，破旧不堪，毛病不少”。甚至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卢作孚的夫人亲手缝制，“为了节省，我们全家人的衣服，绝大部分是我的母亲自己缝的；我们的鞋子，几乎全都是我的母亲一针一线地做的”。抗战时，他有一次病倒，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却无钱作罢。
他担任交通部长时，在交通部领工资，就停了自己在民生公司的工资；兼任全国粮食局局长时，也不领全国粮食局长的工资。任何时候，都只领一份工资，绝不多领。这么一个不折不扣的清教徒懂生活吗？显然他是懂得的，他的享受之一就是从一个自学成才者获得了语言的能力，他在我们母语——汉语里登堂入室，语言是存在的家，他的居家享受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有人曾集卢作孚的名言，那些名言可圈可点。在民生公司船舱和职工宿舍的床单上印着他的一副联句：“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比如他对享受回报的理解是：“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它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它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
2003年重庆推选“十大历史文化名人”的评语说，卢作孚留下的“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文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我们能从他的勤奋节俭出发，断言他不会生活吗？
卢作孚的能力超群，知交遍天下，以至张群说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实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被西方人称为伟人的晏阳初先生则称赞卢作孚先生是一位“完人”：“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唯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梁漱溟先生誉为：“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可比之于古之圣贤。”因为卢作孚没有私心，他说：“但愿人人都为园艺师，把社会布置成花园一样美丽；人人都为建筑家，把社会一切事业都建筑完成。”他率先提出乡村现代化的思想：“中国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
这样的完人，可以用安·兰德的话来说：“每一代人中，只有少数人能完全理解和完全实现人类的才能，而其余的人都背叛了它。不过这并不重要。正是这极少数人将人类推向前进，而且使生命具有了意义。”
一个接近完人的人
这样的完人在今天是难以想象了。但作家潘婧感叹，她以前也不相信这世上有完人，见过卢作孚的孙女卢晓蓉之后，她承认完人是存在的。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完人。
卢作孚的命运在1949年后发生了改变，虽然毛泽东、周恩来都关心过他，但他还是在1952年年初选择了自杀。这一结局虽然使他逃过了后来的历次运动，却使得他从整整几代中国人心中消失了，使他跟当代中国人之间发生了深刻的断裂，以至今天的新闻记者也老实承认：“在记者的采访中，没有一个人相信世界上有完人。”甚至卢作孚的小儿子卢国纶也说：“他只是接近完人。”“如果说他有弱点，那就是自尊心太强了。如果他自尊心不强，不会发生1952年那件事。”
卢国纶难以理解的是，完人有着极为珍贵的自由。我曾经谈及这种自由：“拒绝流亡的历史人物，卢作孚和陈寅恪，也多为人曲解了。他们的人生经验和智慧显然为外人望尘莫及。”“卢作孚和陈寅恪有远大于他们个人并由他们个人自由选择的文明能力：自由。一旦他们发现社会都不能容忍这种自由，他们仍能够选择沉默或死亡。”
要使卢作孚这样的人回到我们社会中来显然是困难的，但这个工作几乎是由一个弱女子出色地完成了，卢晓蓉的长辈和兄弟们都忙于工作事业，无暇顾及宣传卢作孚的人生事迹。卢晓蓉自觉承担起了这一任务。
事实上，卢晓蓉自己从商从文，也忙得不可开交。这样一个“文革”中被耽误的一代人，居然在经商之余写起散文来，并以《水咬人》《人生的万花筒》等作品行世，获得过冰心奖。至于她的牛刀小试般地挣生活费，也是年龄相近的潘婧佩服的。潘婧感慨，卢晓蓉的能力大概来自遗传。
潘婧了解卢晓蓉生活的繁杂事务，她上有老下有小，要照顾80多岁的老人，要照顾孩子……她嫁给了著名书虫、北大中文系的严家炎教授，她得照顾丈夫的生活和读书写作……但这一切工作，卢晓蓉都做得尽善尽美。
最重要的是，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卢晓蓉为把卢作孚推向社会费尽了心血。在卢晓蓉那里，卢作孚不仅是她的祖父，也是全社会的财富。因此，她为一切愿意研究卢作孚的人提供便利，尽一切努力出版有关卢作孚的书籍：文集、年谱、画传、小说、剧本……
当然，作为卢作孚的长孙女，意识到卢作孚这一历史人物存在之意义的人，卢晓蓉可以说是最为准确把握了卢家的家风家教。她说：“卢家没有出败家的人，也是因为无家可败。我们家族的继承不是财富上的，是精神上的。”
从现有的材料看，卢作孚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走向社会，几乎是异军突起。在他的身上有传统的孝悌之伦。母亲去世，他致电南京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决定放弃欧洲之行。父亲病危，卢作孚急由成都赶回，父亲故世后，他写下了《先考事略》祭悼父亲。不用说，卢作孚对大哥大嫂也是极为爱戴的，哥嫂无子，他把自己的孩子过继给哥嫂。对弟弟的生活事业更是照顾有加，四弟卢魁群（字子英）在成都念书时，卢作孚除了负担他的学费和在生活上照顾他之外，周末还让他常到少城公园的通俗教育馆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的三弟卢魁甲在晚年回忆他时感叹：“他童年在家总是天天抽空替父母砍柴、抬水、抹屋、扫地、买取物品，减轻大人负担”，“他本人极节约，日夜刻苦求学，很体贴父母和大哥的劳苦身心” 。
这样一个农家子弟在自己有限的人生中不仅贡献服务于社会，也提升了一个家族。他对家人最重要的示范是做社会有用之人，靠“知识和劳动的本领”自立于世。他对家人最重要的传授是投身到社会建设中来。抗战时期，卢子英本来有机会像他的黄埔同学一样做一个中将，但卢作孚的意见是：“中国现有一、两百个中将，但只有一个北碚管理局。”世人皆知，卢作孚是北碚的开拓者，而卢作孚为北碚所设计的蓝图，大都是通过卢子英之手来实现的。因此，卢子英当之无愧是北碚的奠基人。这一建设功德确实惠及无量。
一个世代传承的家族
在卢家的家风中，除了学习服务社会的本领等精神财富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发愿。这种发愿使得卢作孚能够在不到六十年的人生中成就那么多的事业，能够让卢子英把一个落后、野蛮的北碚建设成为花园般的文化重镇，能够让卢晓蓉在当代推介祖父不遗余力……
据说，卢氏家族算得上是中国民族实业家族传承的一个完整样本。卢作孚当初对民生没有所有权，也并不鼓励子女接班，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几乎都学了理工，而不是管理；他的孙儿孙女也成长各异。但是，卢作孚的子孙多是发展全面的人才。
以卢铿为例，从事房地产业十七年，有百余万字的著述，被誉为地产界的“思想者”。他在1999年首倡的“新住宅运动”在全国产生了超越房地产范畴的广泛影响，被誉称为“以住宅产业为载体的一次意义深远的文化创新运动”。卢铿的思想，其源头仍是卢作孚。
卢铿文化经营地产的理念得到海尔集团张瑞敏的认同，2007年，张瑞敏邀请卢铿加盟运作海尔地产。据说，在与张瑞敏首次见面时，令卢铿惊奇的是，张瑞敏能悉数其祖父卢作孚的往事，张不但能讲出许多连卢铿本人也未知晓的祖父事迹，还能信口说出卢作孚的许多语录。
这样尽善尽美地服务社会的愿心在卢作孚的长子卢国维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或者说表现得可歌可泣。作为卢作孚的长子，卢国维的人生所承受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在他十一二岁时，卢作孚的一位好友就半是开玩笑半是语重心长地告诫他：“卢作孚的长子不好当啊！”卢国维的校友、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钱谷融先生告诉卢晓蓉说：“你祖父当年很有名，我们听说他的大公子也在中大念书，都争着去看，可你父亲却特别谦虚朴实，令我很有些意外。”
因此卢国维从青少年时期就走上了一条报效国家的道路，他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受尽磨难。抗战结束，卢国维考进父亲的民生公司做技术员。在公司里，他以更加勤勉、更加谦虚、更加自律的心态赢得了尊重。在父亲自杀后，他毅然从香港回到国内，并放弃了在机关或研究院工作的机会，带着全家来到位于重庆郊区的民生机器厂落户，一待就是28年。
他最好的人生岁月都在社会动乱年代里耗掉了，卢晓蓉回忆说，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个“现代完人”的长子其实职尽天伦，在为父亲和这个社会守望着一种人的精神。这是一个大愿：卢作孚死了，他得活着，他得证实现代中国人格的某种完善境界。
卢晓蓉写道：“文革”中，大婆婆被赶出家门，没有了生活来源。我父亲不顾自己蹲“牛棚”、扣工资、三个子女都在农村的困难，每月坚持给她寄生活费从不间断……同时得到父亲资助的还有他的三叔、三婶等。父亲年逾九十的四婶在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如闻“一声惊雷”，泣赞他“至尊至孝”。
这个愿心确实得到证实了。“文革”结束时，四川省委统战部的一位干部曾对卢国维说：“您的档案是我见过的知识分子档案中，最清白干净的。”
这个愿心确实得到证实了。改革伊始，全社会对商业、市场经济都很陌生，国家想到了当年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民营企业家的后人。政府出面做工作，希望年近花甲的卢国维能招商引资。这个一辈子做技术的人开始展示他的才能。1980年，他被调到武汉的长江航运管理局，担任了高级工程师，负责欧洲船机的引进及涉外谈判工作。1984年，他发起成立大通实业公司。1985年，他引进500万美元为武汉市创建了第一家国际租赁公司。
这个愿心确实得到证实了。为了更好地促进内地的“三引进”、两岸的“三通”和香港的回归，1990年，卢国维举家重返香港住了12个春秋。他多次接待海外友人，动员他们到中国发展，并将他们的宝贵建议转呈给中央有关部门。通过卢国维的关系引进的外资，达上亿美元，创建的项目有数十个之多，但卢国维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的回报。
跟父亲大起大落的一生不同，卢国维的一生显得平淡一些，但这个人跟卢作孚一样怀着菩萨心肠。卢作孚有一篇文章，《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其实用于卢作孚、卢国维、卢晓蓉三代人身上都是恰当的。他们的人生即是报世，在发愿中建设，在发愿中承担一切痛苦。这是完人的事业，是菩萨的命运，即把众生之业力担荷于一身。卢作孚承认：“我自从事这桩事业以来，时时感觉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但他们仍去做了，而且自觉，而且建立起令人景仰的现代人格。
卢作孚说过这样的话：“人生的快慰不是享受幸福，而是创造幸福，不在创造个人的幸福，供给个人欣赏，而在创造公众幸福，与公众一同享受。最快慰的是且创造，且欣赏，且看公众欣赏。这种滋味不去经验，不能尝到。平常人以为替自己培植一个花园或建筑一间房子，自己享受是快乐的，不知道替公众培植一个花园或建筑一间房子，看着公众很快乐地去享受，或自己亦在其中，更快乐。”他的儿孙们多这样实践了，卢国维辞世时，他的朋友、同事多有撰文纪念，真挚感人。朋友们为他写下了挽诗：“欣任译员赴国难，奋拼余热创宏基。离亭芳草连天碧，寥落晨星动远思。”还有挽联：“丧乱曾经，青春作远征，一生清朗入江魂；孝慈共同，耄耋成苍穹，千秋气节映高松。”
这样一个福泽绵延至当代的家族，用卢晓蓉对祖父的理解，确实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
在澳洲学界，昆士兰大学历史系的黎志刚教授对民生公司有很好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