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三月的一天,我累得连电话都不想听就睡了。第二天早上留言里弟弟急切地告诉我:父亲中风住院了!
我的心沉了下去。老家在四川的一个小镇上,最好的医院是县医院。虽然我离家很多年了, 我对当地的医疗现状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幸运的是我能在电话上和他的主治医师交流治疗方案,而且这位医生还是我高中一位好朋友的堂弟。 我仔细地告诉他关于父亲的治疗程序。 在请教了有名的神经外科和神经内科同事后, 踏上了漫漫回家路。
到家时已经是父亲生病后的第七天。父亲老了至少二十岁, 见了我老泪纵横。我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仔细询问了他的病情,知道他相对比较稳定我的心才稍微安定了一些。他的病房简单而清冷,没有任何我习惯了的监护设施,没有来来去去的医务人员, 据母亲说,护士只来发药打针,其余的一切都得家属负担。 相对于几乎不存在的护理,医院在仪器设备上倒是很先进,不但有CT, 还有核磁共振。 父亲甚至还有神经外科医生会诊(在美国一般的偏僻小医院是不可能有脑外科医生的)。
父亲虽然相对比较稳定,但他的情况并不乐观。那时候他的脑溢血是控制住了,但由于用了太久的甘露醇(一种强力脱水剂,常常用于脑水肿),他处于严重的脱水状态, 已经有两天没有小便,一动就头晕,饭也吃不下。 他的整体状态实际上是越来越差。
我对他的医生说,“我要我父亲立即出院”。
那医生吃惊的看着我:“像他这种病人至少要在医院住三个星期(其实不需要),再说甘露醇还没输完呢”。
甘露醇,如果不马上停止的话,正是甘露醇有可能要了他的命。但我并没有说出来,我不想开始一场学术辩论。
“那我们自己签出院吧”。没想到我有一天也会AMA(Against Medical Advice)。
在离开之前,我要求查父亲的肾脏功能。 一位年轻的护士走了进来,她穿着几乎是崭新的护士服,带着护士帽,不像是在工作却像是在拍电影, 和简陋的病房极不相称。但她的技术和她的打扮相差太远。在她扎了两针都没见血后,我只好自己动手。 虽然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抽过血了,我仍然一针见血,自己心里有一点小小的得意。
医院离家还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正准备问弟弟关于车的事,突然发现首先要解决下楼的问题。电梯是有的,但不能用。 在电梯旁又修了旋转型的坡道,但可能是为了不让下楼的病床打滑,一点也不平坦。我不敢想象让父亲一路抖下去。最后妹夫将父亲背下了三楼。
在车里,父亲看起来很难受,但他的精神是好的。我的归来让全家的人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而我呢,那时已经开始设计父亲的康复方案了。
到家后,我给了父亲两颗Tylenol PM。 告诉他好好睡一觉,从明天起你会很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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