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贫农的女儿高喊“打倒毛泽东”的标语牌闯中南海

1960 年6 月10 日至18 日，这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主要讨
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1960 至1962）的补充计划问题。
18 日下午，毛泽东以《十年总结》为题目，羞答答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1956 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
的路线。1957 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
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1958 年5 月党大会制定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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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1958 年的大跃进。是年8 月发现人民公社
是可行的、赫然挂着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
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
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嵖岈山乡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卫星人民公
社章程。这个章程是基本正确的。8 月底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9 月
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
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11 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
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
产、生活两样抓。12 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集
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限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
的界限问题，但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1958 年8 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3000
万吨钢在1959 年一年完成的问题，1958 年12 月武昌会议降至2000 万吨，1959 年北京
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
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1959 年4 月上海会议规定了一个1650 万吨
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始之前两
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
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
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1300 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马鞍形。七八两月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
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
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1959 年夏季庐
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
击，获得胜利。1960 年6 月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
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
得。1956 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给我们留了
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致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
在今年7 月的党代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
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
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
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
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
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
队的同志们。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
同意1959 年完成3000 万吨钢；12 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 万吨，又在上海会议
同意了1650 万吨。例如，1959 年3 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的账可以不
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看
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
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
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
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
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
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10 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不少的东西了。但是
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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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
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
对整个世界也应如此。
这篇讲话，据毛泽东自己说是用了2 个多小时写成文字的讲稿，问题的提法、分寸
到都是经过斟酌的。这是大跃进失败以来，毛泽东第一次承认自己有错误。这次毛泽东
没再批评周恩来“反冒进”的所谓错误，而是充满感情地说：“1956 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
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二五”计划是
周恩来在八大提出来的，会后不久就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被认为是“右倾保守”，“消极
平衡”，不符合“两本账”的工作方法。如今承认“二五”计划是好的，是间接地、迂回
地撤销了原来的批评。毛泽东对1958 年8 月以来大炼钢铁问题上的失误所作的回顾和检
讨，是避重就轻的“杰作”。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错误2 是坚持要在1958 年实现钢铁
产量翻一番，完成1070 万吨钢；他不提1070 万吨，大谈不该提出1959 年完成3000 万
吨，而后又一次次递减，直减到1300 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如此
说来，在大炼钢铁问题上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他批评下边，“管农业的”，“管工业的”，“管
商业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批评“县、社、队的同志”，不懂
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还是把自己摆在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列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的一贯正确的位置上，强调“我们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
基本上做得好的。”这种说法下边是很难心服的。
开完上海会议，7 月3 日毛泽东到了避暑胜地北戴河。他在继续思考怎样既转好弯子，
又保住面子，这时候，中南海北门外面发生了一件惊天大案，使他的面子扫地以尽。
一天上午，中南海北门外铁灰色的宫墙下，站着一名身着蓝色工装的青年女子，双
手各举着一块硬纸牌，一块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
一块上写着“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
中南海北墙外地那条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经过，但不设站。
那天只有少数过路人看到这名青年女子双手高举着的反革命标语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宫
墙外的便衣警察发现，拎小鸡一般拎进北门去，在接待室给她铐上手拷，做了简单的询
问，口供笔录如下：
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成分？职业？要老实回答！
答：我叫刘桂阳，湖南衡南县人，祖宗三代贫雇农。我本人是共青团员，鲤鱼江火
力发电厂运煤车间工人。
问：你来北京，有没有单位证明信？
答：没有，但我有工作证，说明有照片
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等。你们搜出来看，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工厂去查对。
问：你的同伙呢？他们在哪里？
答：没有同伙，就我一个人，连我爱人都没告诉，凭天地良心来告状。
问：你这叫告状？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答：随你们怎么讲，我反映的是真实情况。
问：你既然是贫雇农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团员，为什么要跑到党中央、国务
院的门口来干这种不要命的反革命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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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同志呀，天爷呀！你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
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一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
一家六口都饿死。。。。。。同志呀，天爷呀，我从小没有父母，叔叔婶婶把我养大，送我读
初中，1956 年进电厂当学徒，三年没回老家。心想大跃进、吃公共食堂，他们生活过得
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听讲乡下没吃的，我还不相信，大半年也没有写信。今年5
月请假探亲，回老家看望叔叔、婶婶、兄弟姐妹，没想到都得水肿病，吃观音土吃死了
呀。。。。。（呜呜呜），新社会，饿死贫雇农造的什么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饿死30 几口。。。。。
我找到一个堂叔，两个堂妹，他们还没有死，只是偎在火塘边，剩下一口气。堂叔告诉
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连张裹尸的席子都没有。。。。。
堂叔破衣烂衫，和我讲话。只是蹲在地上不起身，我的两个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
叔说，妹子你带有吃的，就留下一点，一家三口动不得，去山上挖观音土都没有力气。。。。。
我们也出不得门，没有东西遮下体呀，（呜呜呜）。。。。同志哥，老天爷!你们要关我、杀
我、枪毙打靶，也有听我把话讲完，把话讲完。。。。。。我带回去四包高价饼干，只好给了
堂叔、堂妹。他们接了饼干，就当了我的面没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饼干，共是六斤，
一口气吃光。。。。。。边吃边灌水。第二天一早，要我去辞行。你们猜哪样了？堂叔和两个
堂妹久饿猛吃猛灌水，都胀死了！（呜呜呜）我造的哪样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杀人凶
手呀。。。。。。我回到工厂，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
就是反革命。（呜呜呜）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
一个村就饿死30 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呜呜呜）我一个贫雇农的
后代想不通！一个共青团员想不通！一个电厂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我
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万万岁！
在中南海北门接待室，青年女工又哭又闹，戴着手铐还在地下打滚。只好用抹布堵
上她的嘴，给她加上脚镣，交北京市公安局去收押。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国开国以来首宗平民女子大闹中南海的恶性案件，北
门值班室人员不敢隐瞒，将口供誊写清楚，作为急件送北戴河，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邓小平于百忙中看过，写下六个字：“请少奇同志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看了
“口供笔录”，脸色铁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
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
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载有这份“口供笔录”的会议简报，政治局常委会秘书田家英没有呈送病中的毛泽
东主席。那不是打老人家的脸吗。自有更“体己”的人拿给他看，并密奏刘少奇批发这
份简报是别有用心。1960 年整个上半年毛泽东扔在号召“继续跃进”，“全党为1800 万吨
钢、6000 亿斤粮食而奋斗”。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他才勉强承认了全国出现大饥
荒的事实。真的死人了吗？全国29 个省市自治区都粮食紧张吗？死了一些人，值得这么
大惊小怪吗？但政治局委员的绝大多数，都明确肯定地向他汇报：有统计数字，各省区
的农村人口在成千上万、成十万、成百万的减少，再不是个别地区的个别情况了。这个
湖南辣妹子使他彻底清醒了。一叶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已跌至
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难扳回这一局了。之后，毛泽东的健康情况转差，他很少下海
游泳，常常一个人独坐不语。经过深思之后，他向中央请假治疗，并说自己已经进入迟
暮之年，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并多次委托田家英向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在他生病休
息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党主席职务。他决定暂时离开第一线，修养思考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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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说服毛泽东，同意为100 多万在反右倾运动被划成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根本甄别平反，其中包括恢复邓子恢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
工作部部长职务。在一次常委碰头会上，朱德还提出为彭德怀平反。毛泽东再不肯退让，
他说：“把彭德怀请回来，庐山的事一风吹，三面红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
养病，把北京交给你们。”刘少奇只好在总司令和毛主席之间打圆场：“彭老总的事，放
后一步吧，先过了眼前的大难再讲。”
此次中央全会（1960 年7 月5 日-8 月10 日北戴河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月，确定
了“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在最后一天的闭幕会上，毛泽东
一脸病容，可怜兮兮，心情沉重地作了检讨，承认自己不懂经济，闯了大祸，发生这么
大的饥荒，饿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难逃责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
委员、省市第一书记，也都难脱责任。责任人人一份。他宣布，这次全会之后，他要真
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党务，不再指挥工农业生产；只和林彪两人管管军事和国际
共运。还有就是读书、养病，研究些理论问题。他并再次提议全会正式通过党内文件，
在他养病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行党主席职务。
总书记邓小平在7 月31 日会议上宣布：“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
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
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日常工作归我们处理了。”邓宣布后，毛说：“我赞成，休息
一个时期。”
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代不代理不要紧，要紧的是全国救灾救人，承认血
淋淋的现实，立即调整政策，发放救济粮款，分给社员自留地，允许农民种粮种菜，搞
小自由，开放农村集市，生产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条条框框先放一放吧，谁的面子也顾
不上了。既然一名贫雇农的女儿、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门口来喊冤，老百姓面对饥荒
死亡，还怕你关他班房杀他头？你不让人活，人会让你活？逻辑就这么简单。全党同志
立即行动，同心同德，千方百计渡过饥荒，等到出了黄巢、李自成再来补救，就晚了。”
此次，毛泽东退居二线（但绝对不是放权），开始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
整顿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邓子恢、
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分头下各地农村调查研究，就地处理灾情。只有毛泽东、
林彪两人没有下去。毛泽东去了杭州疗养，林彪常住苏州养病。
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非正式地给周恩来“反冒进”的问题平反，恢复名誉，似乎
是让他放手整顿百孔千疮的国民经济的一个信号。
周恩来机敏地接受了毛泽东的信号。在8 月国家计委讨论编制1961 年的国民经济控
制数字时，李富春提出：“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应以调整、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
产能力为辅。8 月底，李富春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同意计委的意见，并增加了“充实”
二字，变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其适用范围则由计划部门个工作方
针变成党和政府调整整个国民经济的方针，1960 年9 月30 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的
报告时肯定了八字方针，这标志着大跃进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