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战俘系列之二：甄别与反甄别(１)

志愿军战俘系列之二：甄别与反甄别(１)

穆正新
前言 最简单的事实遭到最严密的封锁
志愿军战俘甄别过程很简单。就是问战俘一到七个有关遣返的问题，根据战俘的回答把他们分开关押。
但中共把这个最简单事实封锁了５０多年。中共的宣传刻意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向甄别之前发生的暴力事件。力图误导民众将甄别前的暴力事件当作甄别本身。以至于一提起“志愿军战俘甄别”，多数中国人只有恐怖的印象：严刑拷打、强迫刺字、零刀碎剐、破腹挖心等等。真正的甄别过程，倒没有人知道。

志愿军战俘系列之二：甄别与反甄别(１)

这张当年在甄别现场拍下的照片让我们看到了被中共封锁了几十年的真相。甄别就是如此简单：询问棚搭建在营区的空地上，战俘们排好队一个一个上前接受询问。后面的战俘可以看见询问棚里面问答的情形，但听不到谈话声。完成一个战俘的甄别仅用几秒到几十秒。联合国军曾邀请国际红十字会和若干中立国代表到现场观察。也曾提议由国际红十字会主持甄别。无论是频繁巡视战俘营区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还是常年在釜山、巨济岛战俘营区采访的各国记者，均未报告过甄别过程中的任何暴力事件。
中共为什么要封锁这个简单的事实？因为不封锁的话中共强烈的“反甄别”态度就显得无理了。要“反甄别”就必须让人民相信甄别很坏，充满“血腥、恐怖”，不反不行。要达到这个目的当然不能让中国人民看到现场真相。否则国人一看现场情景，一点恐怖迹象也没有。自然会质疑共产党的“反甄别”的动机：不就是问几句话么？为什么要如此强烈地反对它？党究竟怕什么？

封锁真相的行为即已说明了共产党心中有鬼。鬼在哪里？在于他们害怕战俘有了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的机会，害怕手中的战俘“失控”逃掉。他们费了很大功夫把几千志愿军战俘控制在自己地盘里了。他们清楚其中很多战俘并不情愿被控制，时刻想着逃跑。而甄别无疑提供了让他们逃走的最佳机会。为了不让这些“动摇分子”逃走，就不能让本营区接受甄别，不给战俘可能逃离的机会。
共党领导人总是对联军说：我们这个营区的战俘百分之百要回祖国，不需要甄别！联军说：你不能代表别人。让我们进去问问每个人，让他们自己表明态度。共党领导人就说：你强行进来我们就抵抗。暴力冲突往往这样发生。一旦发生冲突伤亡，共产党就大叫说联军搞“强迫甄别”和“血腥甄别”。倒果为因，这就是共产党的鬼把戏。如果共党顺顺当当地让大家去回答询问，想走的走想留的留，哪会有暴力呢？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有个别共产党控制的营区没有抗拒甄别，这些营区就没有出现暴力冲突事件。例如门培英高攀等控制的７０号志愿军战俘营区。从他们的回忆来看，他们营区战俘确实有较高的回国意愿。他们比较有信心，就放战俘去接受甄别。结果该营区近１５００名战俘只用两个小时就完成甄别。１２００多人表示愿意回国或者至少不想拼死反对回国，他们都留下来。而大约２００人表示强烈抗拒遣返回国，他们去了反共阵营。整个营区顺利地实现了战俘分离。其间没有任何暴力事件发生。
但战俘营里的其他共产党控制的营区并不都愿意这样顺利地完成甄别。多数共产党控制的营区一面用血腥恐怖手段对内部进行严厉压制，同时以强硬态度抗拒甄别。结果导致了大量战俘的伤亡。共产党组织这些行径充分说明他们对自己所标榜的“众志成城”的“红色堡垒”或“小延安”等并没有自信。他们不能信赖被控制的战俘。就如同中共政权决不能信赖中国人民一样。
对比起来，反共志愿军战俘们比共党分子们潇洒得多。所有反共战俘控制的营区全都毫无困难地接受甄别。许多反共营区还不止一次地接受甄别。从１９５１年秋天起到停战协定签字，有的反共战俘营前后经过四到五次的甄别。反共战俘营领导人们的自信程度显然使共产党领导们望尘莫及。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并不担心自己营内的亲共战俘们跑掉。实际上，他们更希望亲共战俘早点离去，省得在自己的营区内闹事捣乱。为此目的他们一直努力去发现潜伏的亲共战俘，把他们挑出来赶走。
被中共封锁了几十年的有关于志愿军战俘甄别的重要事实有：
１、甄别是朝鲜停战谈判的中朝方同意进行的。实际上是中方代表柴成文提议暂停原则讨论而先进行“校正名单”。美方接受中方提议后开始甄别。中朝方专门为甄别准备了文件（即“四六声明”），供联军在甄别前宣传。由于共产党不得人心，在甄别中表示不惜以死抗拒遣返的战俘人数大幅超出中朝共方的预期（也超出联军的预期）。共方恼羞成怒，于是翻脸大骂甄别，继而编造谎言以掩盖自己的失败。
２、甄别的目的是隔离亲共与反共战俘。而不是什么“逼迫战俘去台湾”。如果硬要说甄别含有“逼迫”成分的话，那就是联军当局想把志愿军战俘逼回中国而不是去台湾。联合国的文件表明联合国军在甄别中明确鼓励战俘回归中朝共方，却以冷峻苛刻的态度刁难想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联军甄别的筛选标准竟把很多不愿意遣返但态度不够坚决的战俘一律当作“愿意接受遣返”来处理。这项出卖性的政策使得数千名有心逃离中共的志愿军战俘最终被共产党裹挟回国而遭受迫害。
３、所谓“大批志愿军战俘被强迫刺字”的说法是谎言。事实是，大批志愿军战俘主动参加刺字，其中也包括一些共产党分子在内。但这些共产党分子的动机是伪装反共以便留在反共营区里。反共志愿军战俘们发现亲共战俘也参加刺字后即针对性地采取了防伪打假措施。战俘营中“国共”双方的斗殴与仇杀情形十分严重。在同亲共战俘争斗过程中，反共战俘们的确毒打和杀害过共产党潜伏分子。但共产党组织私设“人民法庭”，进行“惩叛”等酷刑凶杀活动杀害的志愿军战俘更多。
４、共产党组织控制的战俘营实行残忍血腥的“反甄别”。共产党组织始终用恐怖暴力手段控制自己的势力范围。折磨和追杀每一个企图逃离的战俘。由于甄别程序给受控制受迫害的战俘提供了一次难得的逃离机会，于是共产党组织强硬地抗拒甄别。当联军以武力强行进入时，共产党骨干们就抢先将“动摇分子”或“叛徒”们杀死。
这些事实当年被各国媒体公开报道，对中国以外的世界并非秘密。而中国人却一直被蒙在鼓里。中共在志愿军战俘甄别一事上成功地蒙骗几亿中国人民达几十年。从技术上讲，在亿人规模上蒙人并不难。无非是卡死真相，同时动用国家资源大力宣传假象就行了。决定性的因素不在于物质技术，仅在于统治者有没有足够卑鄙的意志。统治者越卑鄙，越是强力封锁真相，越是敢动用国家资源去造假行骗，蒙骗人民的效果越辉煌。
但是纸终归包不住火。信息革命时代也是谎言破灭的时代。中共维持了几十年的关于志愿军战俘的种种谎言，也到了曝光的时候了。
（关于志愿军战俘系列文章的简短说明：本人写志愿军战俘系列时，按照主题而没有按照年代序列组织。这可能给不熟悉志愿军战俘事务演变过程的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因此在这里简要说明一下志愿军战俘演变过程（已经了解这个过程的读者请忽略这一段）：朝鲜战争时期中朝战俘总数约十七万人，其中志愿军战俘约两万一千人。开始时战俘都被关押在釜山和巨济岛。且亲共与反共战俘混合关押在一起。由于两派间的争斗导致伤亡，联军即开始进行甄别并隔离两派战俘。到１９５２年夏天时，甄别与隔离管理基本完成。此后志愿军战俘被移送到济州岛，两派战俘分开关押。１９５３年４月起志愿军战俘中的亲共（回大陆）派人员开始被遣回共方，到１９５３年９月共有６６７０人被遣返。而反共（去台湾）派１４７００余人则于１９５３年９月被移入中立区接受志愿军代表的解释。在１２０天的解释与观察期间，有４４０名志愿军战俘要求返回大陆。余下１４３００余人于１９５４年１月被释放去了台湾。本系列文章的第一部分（红色滑铁卢）以一万四千多名反共志愿军战俘从１９５３年９月至次年１月在中立区接受“解释”的各种事件为主题。这一部分，即第二部分（甄别与反甄别）所叙述的事件比较早些。是１９５１年秋至１９５２年夏围绕战俘甄别而发生的各种事件。这时志愿军战俘被关押在巨济岛与釜山等地。亲共战俘和反共战俘尚未被完全隔离开。）
第一章 甄别是经过中朝方同意的
板门店谈判中，联军方面根据战俘营中大批战俘抗拒遣返的现实情况，提出必须根据战俘的意愿决定是否遣返。但共产党不同意。在共产党眼里，党的军队里所有官兵都是党的“螺丝钉”或者枪子儿。党的志愿就是全体官兵的志愿。志愿军战俘们没有为党战斗到死而被俘，已经构成对党的严重不忠，早就该惩处。党要把他们弄回去关起门来处理，该罚的罚该毙的毙。哪能允许他们有什么“志愿”？因此中朝共方拒不承认战俘的志愿。谈判双方遂在此议题上陷入僵局。
联合国军受到各国舆论的压力必须坚守“不强迫遣返（即志/自愿遣返）”的底线。但也为了争取中朝方在遣俘事务上的配合而努力地去照顾共方的利益。当时联军虽然知道很多战俘抗拒遣返，却没有准确的数字。因为一些被共产党组织控制的营区完全禁止联军人员入内。共产党组织一旦掌握一个营区的控制权，立刻把它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他们在里面修工事、挖地道、打造囤积武器并禁止监管当局入营检查。一段时期里，巨济岛上出现了联军战俘营监管人员只能向这些战俘营区提供食品和生活学习物资，却无法进入点名检查的怪事。联军若以武力强行进入，即导致流血伤亡事件。因此联军一直未能进行全面了解战俘们对遣返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军只能粗略估计（实际上是猜测）死硬抗拒遣返者的人数。不幸的是联军方面严重低估了拼死抗拒遣返者的人数。他们虽然知道大多数战俘厌恶共产党。但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战俘的家毕竟在本国，对家庭亲人的强烈思念将使大批战俘不顾政治上的麻烦而选择回归。他们估计拼死抗拒遣返者不会超过四分之一，算起来该有十一万左右的战俘愿意被遣返。他们觉得这数字足够保全共方的面子，有望获得共方的配合。
１９５２年４月１日，联军代表希克曼向中方代表柴成文表示，联军一直不愿意进行全面调查，无法取得正确数字。但估计起来应该有十一万六千多战俘愿意被遣返。这个估计数字果然令中朝方满意。柴成文于４月２日提议“双方立即展开核查名单的工作（后来人民日报用的是“进入名单的校正工作”），此项工作完成前暂停原则性辩论”。“核查”或者“校正”名单，其实就是甄别。不管当时柴成文用了什么词汇，他就是要求联军把愿意遣返者的人数查清楚。而联军不询问战俘就无法知道战俘的态度。中朝方对此当然清楚。４月４日希克曼回复柴成文表示联军同意他的提议，将进行甄别。希克曼并问柴成文，共产党方面能否先发表一篇声明，赦免那些曾经刺字写血书抗拒遣返的战俘？联军提出这个建议的用意是帮助共方争取战俘人心。柴成文当时严词回绝了。但这样的声明对共方显然有利。它能够帮助共方在甄别时劝说（其实是蒙骗）更多的战俘回国。因此中朝方很快改变态度，赶在甄别开始前于４月６日向联军提供了《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声明》（即“四六声明”），全文如下：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向主张在积极的敌对行为停止后，交战双方应迅速释放并遣返各自收容的全部战俘。这种合理主张，绝不因我方被俘人员在拘留期间，曾有一部分人在臂上刺字，或写下某种文件，或作其他类似的行为而有所改变。我们深知这些行为绝非出于他们的自愿，不应由他们负责。我们完全欢迎我方全体被俘人员回到祖国的怀抱。我们并已在与对方的协议中，保证全部被俘人员在遣返后与其家人团聚，参加和平建设事业，并过和平生活。”
联军于４月７、８两日在巨济岛战俘营区把这个声明反复广播了两天。
这份声明的确帮了共产党的大忙。令战俘营里的共产党组织异常兴奋。平日百般阻挠联军人员进入自己营区的共产党领导人这次竟主动要求美军广播车开进营区进行广播。以下是归国志愿军战俘门培英、张光普的回忆：
“８日上午，美军开来一辆广播车，在“７０”联队门外反复广播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发言人对遣返问题发表的声明(即四六声明)。张光普对门卫美军士兵边讲英语边打手势，让广播车开进营场内，使全体被俘人员都能听清广播的内容。”（《 考验：志愿军战俘美军集中营亲历记》第１４６页）
如果美军真想“强迫战俘去台湾”的话，何必主动帮助中朝共方出主意？又何必将这份有利于共方的声明反复广播达两天之久？
但甄别的结果完全超出各方预料，受甄别的战俘们压倒性的表示了抗拒遣返的意愿。联军不得不于４月１９日将已获得的甄别结果告诉中朝方：只有七万多愿意接受遣返。这还是联军硬把那些虽然不愿意回国但也不想拼死抗拒遣返的战俘都算成“愿意遣返”的结果。根据日本陆战争史研究普及会所编写的《朝鲜战争(下册) 》一书描述，当时中朝方代表听到此一数字后目瞪口呆，许久说不出话来。然后匆忙离开。此后中朝方即对甄别展开了空前猛烈的讨伐。
中方并矢口否认柴成文所提“校正名单”与甄别有任何联系。硬说美方捏造谎言。但中方中方提议“校正名单”时，难道不清楚要对方做什么吗？不询问战俘怎么能知道战俘的态度？而不知道战俘的态度又怎能“校正名单”？中方有没有不经询问战俘就把他们归入愿意/不愿意回国的名单里去的好办法？是不是要求联军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把名单划来划去才叫做“校正名单”？中方也避而不谈联军于４月４日事先告知中朝方即将开始甄别，并提议共方发表赦免声明一节。如果共方果真“坚决反对”甄别的话，为何不在４月４日当面反对？又为何要根据美方的提议提供文件以配合甄别？
联军谈判代表一针见血地指出共方耍赖的真正原因：共方反对的不是甄别而是甄别的结果。当初共方听说可能有多达十一万多战俘愿意回国时就兴奋起来。柴成文自己也承认他提议“校正名单”是为了便于联军“在十三万二千和十一万六千之间求得一合理的折衷数字，并由此打开会议的僵局”。也就是说，如果联军甄别的结果刚好是上述的一个“合理的折衷数字”的话，“会议的僵局”就会打开了。由此可见他们在乎的就是数字，哪里是什么“原则”。
中方还强调说他们坚决反对“志愿遣返战俘（即不强迫遣返）”的原则，一贯主张“全部遣返”，所以不会同意美方搞什么甄别。一年多后的事实表明他们的这个立场并不坚硬。当彭德怀在停战协议上签名的时候，共方当着全世界的面放弃了自己重申过Ｎ遍的“坚定不可动摇的”原则，接受了联军方面的“不强迫遣返战俘”的原则。此后中共对战俘进行“解释”就是对“志愿遣返战俘”原则的具体实施。如果中共“坚决反对”这个原则的话，就不会派代表去搞什么“解释”了。横竖遣返不必考虑战俘的意愿，那又何必费口舌去“解释”？
联合国军后来觉得４月１日希克曼告诉柴成文估计有十一万六千多战俘愿意被遣返这件事是个错误。他们自己过高地估计（其实是草率猜测）了希望遣返的战俘的数字，并把这个数字告诉中朝共方。致使共方以为真的会有那么多的战俘会被遣返，因此对甄别采取了“乐观其成”的态度。当甄别结果大出各方预料后，也难免使得共方感觉受了骗。
而联军草率猜测愿意遣返者的数字，也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联军很早就开始甄别，希望把不同政治态度的战俘分开关押，以避免流血冲突。如果营区中的共产党组织不加以阻挠的话，甄别很早就可以完成，联军自然不必再猜测数字。而在猜测数字时，联军对战俘们厌恶共产党的程度也估计不足。虽然他们知道很多战俘强烈反共，但仍免不了以西方政治思维来看待中国的政治斗争。在西方，政治派别的分歧很少导致个人遭迫害。从没有听说美国人对执政党的“反党”态度会致使他不敢回美国。拥护不同政党的风险那样低，和家庭亲情相比根本不算一回事。西方人也决不会想到自己对执政党的“反党”态度还会导致家庭“受牵连”。“反党”与否，决不会妨碍也决不应该妨碍美国人回家与亲人团聚。因此联军多少有些想当然地以为志愿军战俘们也很难过“家庭关”。他们觉得，别看战俘们整天喊着誓死不回国的口号，一旦把“永远见不到亲人”这样的后果认真提出来考虑的话，还是会有很多战俘发生动摇的。他们并不理解志愿军战俘们一旦归国，不但不能给家庭带来喜悦，反而可能造成家庭长久受牵连遭迫害的后果。因此也难以理解战俘们那种宁可“永远见不到亲人”也不想再受共产党统治的心情。
联军还注意到，共方一方面提供文件给联军在甄别前宣读，另一方面又秘密指示战俘营中的共党组织继续抗拒甄别的做法。这显示共产党在同意联军进行甄别的同时还想利用甄别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朝中共方显然希望借助甄别达到遣返回国的人数“只增不减”的效果。因为联军如果不能进入共党组织控制的营区甄别的话，最终就不得不把该营区的全体战俘都当作“愿意回国者”遣返。而反共战俘营中的战俘经过甄别总会有一些人转入共党控制的营区。这样看来，甄别对共方的确有可利用的一面。所以共方能够一度“乐观其成”。但共方没有想到（联军也没有想到），即便在如此有利的情况下，愿意归国的人数依然那样少。中共当然会觉得非常难堪进而非常愤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