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奸”和“忘祖现象”

　·胡果威· 拙文《上海人的“门槛”》贴出仅两天，点击逾千，为老朽所有博文中最火爆的一篇，我砖尔玉，不亦乐乎。然而在众玉之中亦不乏上海老乡们的“拍砖”，概括起来无非是指责我数典忘祖，背叛了上海对我的养育之恩，有的上海人甚至看了拙文几乎要吐。用东北话来说，“这事儿可整大扯了”，“这扯不扯？”因为拙文引起众多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公愤，同时又引起众多上海人对老朽的公愤，本欲封博免战，然欲罢不能，意犹未尽，不想憋在心里。且“门槛”可能不够全面，此次或能客观一些，故再写一篇，一吐为快。 抗战时有“汉奸”，窃以为“华奸”似乎更为贴切，因为除汉族之外，我中华民族尚包括数十少数民族，汉奸中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应是“华奸”。 然而老朽背叛的是中国的精英上海人，故决定自冠“沪奸”，聊以平“民”愤，此处之“民”，并非影射“上海小市民”，幸勿对号入座。 顾名思义，“沪奸”就是上海人中的败类，或是比较“推板”（差劲）的上海人，老朽即是。“汉奸”与“沪奸”的区别在于，汉奸背叛中华民族，为日本人效劳，而“沪奸”并没有背叛中华民族，也没有为外族效劳，只是跳出了了上海的地域，所以虽大煞风景，尚不可耻。另外的区别，许多“汉奸”是被日本人逼迫而失节的，而老朽沦为“沪奸”完全是自愿的，所以更为可恨、可恶。 在上海人的眼中，讲“江北话”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原罪”。儿时在上海被邻里的玩伴乃至他们的家长指着鼻子骂“江北猪猡”，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其实玩伴骂我，乃是受他们家长的唆使和纵容而为之。那已不是简单的“边缘化”问题，而是赤裸裸的“妖魔化”了。上学后我非常不愿意带同学到家来玩，也不愿意母亲到学校去开家长会，就是怕同学知道我们家是“江北猪猡”而嘲笑、谩骂我。为了维护尊严，我居然还曾与骂人者争论，镇江是在江南，而非江北，以正视听，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可笑，当年居然会跟那些无知的小市民一般见识。先母的丁家是镇江出名的书香门第，不信可百度一下： 据《京江丁氏族谱》所记，京口丁氏一世祖丁顗五代自河南清河徙居祥符，北宋末靖康之难，金人掳走徽宗、钦宗及大批官员，6世丁略也在其内。其子7世丁素则随高宗渡江寓居金陵，后因故死葬镇江。丁素孙、9世丁煜于南宋后期权知镇江府事历，又因祖茔在镇江，离任后“遂卜宅城东而家焉”，是为丁氏镇江始迁祖。其后丁氏支系衍增，族丁兴旺。南迁江左前丁氏就是官宦世家，南迁后子第也多以习儒从政为出道，中举或中进士者历朝不绝。以明清两朝为例，16世丁玑、丁瓒分别为明中叶成化、正德进士，26世丁绍周及27世丁立干、丁立瀛俱为同治朝进士。光绪间，丹徒丁立钧，丁立瀛，丁立干，以适堂兄弟三人同时入词馆（翰林院），在镇江传为美谈。丁氏族谱按“绍、立、传、家、永；贤、良、衍、庆、常”排序，至清末民初著名学者藏书家丁传靖时已是第28代了。 北洋时期，袁世凯称帝失败，丁传靖随冯国璋到北京任总统府秘书，替总统撰写书札、联额、祭吊文、褒勋词及题画、序书等文字。丁传靖之子丁瑗是我的三公公，废除科举后，1920年在北京参加民国第一届全国普通文官考试，获最优等第一名，相当于科举的状元。丁传靖父子捐献了数万册书籍和数百件文物给镇江图书馆和博物馆，镇江市政府为他们在南山风景区树碑纪念。又如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原名丁永安，与先母同辈。不幸的是，上海人可不理那茬儿，方言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儿时上海有一首童谣：“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不来，米西米西炒咸菜”。尽管我的母系家族是儒雅世家，但因为先母“上海闲话讲不来”，居然被邻居（其中不乏文盲和半文盲）当面或背后骂了五十七年的“江北猪猡”。 更可笑的是，将我带大的阿姨是清朝宰相阮元的第五代嫡系玄孙女，居然也被上海邻居骂成“江北猪猡“。阮元是扬州人，当时人称阮元为“太傅”，有“一代名儒、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之美誉。据说有一次上朝，皇上让太傅用“阮元”对对子，他立即回答“伊尹”，堪为绝对。扬州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城，“扬州八怪”出名的时候，上海还是一片滩涂。扬州人看上海人，就像欧洲人看美国人，一个两百来年历史的暴发户，毫无文化底蕴可言。阮阿姨从小在扬州的“太傅街”（今毓贤街）相府长大，享尽了荣华富贵。不幸后来嫁给一个不学好的富二代，因为抽大烟，将家财挥霍贻尽，最后路倒而亡，阮阿姨便屈尊来上海帮忙。在镇、扬方言中，“那里”为“那块”，于是除“江北猪猡”外，邻居还叫她“那块阿姨”。其实当年伺候阮阿姨的丫鬟，有如袭人、晴雯，甚至梳头老妈子和跑腿听差的，都远比那些上海邻居见多识广。而那些上海邻居，安于天天早上“萝卜干过泡饭”的小康“日脚”，我想连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机会都不曾有过，给阮阿姨提鞋，恐怕都“头子不够活络”（不够机灵）。有道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幸好阮阿姨出自名门，宰相之后，肚里亦能“撑船”，一笑置之。 除了骂“江北猪猡”之外，从外地移民到上海的“上海人”，居然对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本地人也照骂不误。儿时在上海，夜间和清早常见到上海周边川沙、南汇、奉贤、青浦等郊区的农民，无论刮风下雨，蹬着黄鱼车到上海送菜，或挑着一些时鲜的菜蔬、鱼虾、刚摘下来的“珍珠米”之类到弄堂里叫卖。上海的城里人对本地的农民非常不礼貌，开口就是“阿乡”，讥笑他们讲“今朝轰大来窝”（今天风好大）。上海人买东西挑肥拣瘦，斤斤计较，钱都付了，还要再从担子里抓一把“鸡毛菜”放在自己的“小菜篮头里厢”才罢休。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父母，当年曾提着包袱，夹着油纸伞，从宁波乡下到上海来学生意。 其实我所接触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并不歧视外地人。初中时与我烧香、磕头、换帖的拜把子兄弟，就是肇家浜南面“唐家宅”的本地人。上海大凡以百家姓命名的地方，如“卢家湾”、“董家渡”、“张家花园”、“陆家浜”等，都是当地极其殷实的大户人家。唐大哥的父亲是上海港务局的调度，母亲是一师附小的特级教师，待人真诚，温文尔雅，毫无优越感，更没有看不起我这个“江北猪猡”。 俱往矣。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我少小离家插队时，还是被人鄙视的“江北猪猡”，四十多岁老大回已是美国的律师，邻里对我自然刮目相看。宴客时让我坐主桌，贵为上宾，还有要将孩子过继给我的，将来好出国。见到先母，也唯恐恭维不周：“胡师母，儿子嘎争气，侬个福气好得来。”至于他们背后作何感想？我不敢往好处猜想。以母亲上街购物为例，遇到不知就里的服务员，仍是摆出一副不愿意伺候“江北猪猡”的嘴脸。为何母亲能从“江北猪猡”摇身一变，成为“胡师母”？道理很简单，势利。 战国策中记载苏秦的故事，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归至家，妻不下紝，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后来苏秦佩六国相印，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宮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当然，苏秦的父母、妻、嫂都是河南人，并非上海人。我只是借用典故说明世态炎凉，希望河南人不要对号入座而生我的气，更希望上海人不要硬往自己身上揽。 在我的同龄人中，许多人觉得上山下乡的那段经历不堪回首。我却觉得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就是我到东北插队、务工和上大学的十三年。从小在上海长大，留给我的印象是，上海人认为上海的月亮都比外地圆，情愿在上海扫大街，也不能到外地去发展。然而一旦走出上海，到了外地才知道中国之大，才知道上海的弄堂之狭窄，才知道外地人对上海和上海人的看法之复杂。 其实外地人对上海（人）的看法很难一言蔽之，我是学英语的，或许可以用一句英语来描绘，外地人对上海人是“love to hate, and hate to love”。换言之，他们对上海（人）是既爱又恨。 凭良心说，上海人在中国的教育、工程技术、科研、文化、经济等领域所做的贡献是无法磨灭的。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为例，1950年代建厂时，所有的业务骨干力量，从工程师、技术员到车间主任、工段长乃至技工等，几乎都是从上海调过去的。1972年我抽调到长春拖拉机厂，当时厂里有几十个文革以前大学毕业的“老上海”，还有三百多个知青进厂的“小上海”，其中不乏业务骨干。文革结束后，我是第一个被“以工代干”，调到“子弟校”教英语的上海人，此后至少又有六、七个上海人到子弟校教过英文。又如我的母校吉林大学校长唐敖庆，是上海附近的江苏宜兴人。我在吉林大学外文系读书时，因为英语考分高，有幸被分配在“快班”，教快班英语的许老师和罗老师都是广义的上海人。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昆明教英语，凡是到与文化沾边的地方，几乎都能听到带江浙口音的云南话和普通话。当然这些广义的上海人大部分并非上海本地人，而是上海附近的江、浙人，有些是生在上海，在上海受过教育，或是在上海学过生意。这些江、浙人到了外地之后，在外地人眼中都成了“上海人”，有些人即使没有到过上海，到了外地之后其中也有以“上海人”自居的。 尽管上海人的业务能力强，是技术骨干，上海人在外地受排挤也是不争的事实。首先，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胖，业务能力强，又不会装低调，难免会被同事嫉妒。此外，长春拖拉机厂的上海人里有许多是像我这样成分高的。小子，你不是业务能力强吗？走着瞧，每次运动一来，现成的一顶“走白专道路”的帽子扣在你头上，你往哪儿跑？此外许多上海人以懂生活情调而自鸣得意，穿着光鲜，颇得外地姑娘的青睐，当地的小伙子自然不爽，所以只要有机会，便会被外地同事顺手扣上“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贪图资产阶级享受”的帽子。为此许多上海人在政治上被外地人“弄怂”，即上海话里的“捉弄”，说重一点便是“迫害”，因为当时政治挂帅，通过政治整人是“勿好打棒咯”（不能闹着玩的）。我到东北后，从“江北猪猡”变成“小上海”，就吃过这样的苦头。 在经济上，上海曾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1936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51%。1950年到1976年，国民收入占全国六分之一，钢材，机床，棉纱生产量占四分之一，缝纫机三分之二，手表十分之九。1959年到1978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15.4%，而财政支出只占全国1.65%，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从1950年到1980年的三十年里，上海向全国所提供的积累相当于全市固定资产净值的25倍，几乎是一年上缴一个上海，而国家拨回给上海的基建投资，仅占上海上缴国家数目的7.38%。 此外上海还曾是中国名牌的产地，如：上海牌手表，永久、凤凰牌自行车，蜜蜂、无敌牌缝纫机，红灯牌收音机，九寸黑白电视机，都是外地人渴望得到的大件。此外，大到涤卡中山装、的确良衬衫，小到的确良“假领”，都是上海的质优式样好。还记得每次回上海探亲，厂里的师傅都往我怀里揣钱，让我捎这带那的，光是购物单就是好几页。怪不得外地人对上海（人）是既爱又恨。这种复杂的感情，有点像时下国人看待日本货，大家讨厌日本人，却又觉得日本货质优且性价比高，于是买日货而不买国货。 上海人对国民经济做出如此大的贡献，城市建设在改革开放前却几乎停滞，住房拥挤不堪，几代同堂，弄堂里对着墙小便，背后的行人插身而过。每天早上听到的第一声吼就是“马桶拎出来！”此后便是竹刷子刷马桶的交响乐。我小学之前家住南市区，就曾有过这样的经验。上海的财政收入，大部分进贡到北京，北京人非但不领情，反而恩将仇报，反唇相讥上海人的马桶文化，得了便宜还卖乖，这未免欠厚道了吧？ 然而上海人自有惹人讨厌的地方。几个上海人扎堆，一定是说上海话，说着说着冒出一个“老张”、“小王”之类的，其实言者并没有说人坏话，听者却只能断章取义地揣测。我在国外生活了二十多年，见到中国人自然说中文。遇到停顿时常会说“那个、那个”来过门。旁边若有黑人，很可能会误解成“nigger, nigger（黑鬼、黑鬼）”。如果入乡随俗，在当地人面前说当地的话，就不会产生那样的误解了。顺便提一句，“江北猪猡”和“黑鬼”，侮辱人的程度相同。 此外，许多上海人不尊重外地人的生活习惯，嫌外地人脏、臭。周立波的清口讥讽北方人吃大蒜，自诩上海人是“喫咖啡”的：“吃大蒜只管自己吃得香，不管别人闻得臭；喝咖啡是把苦自己吞下，把芳香洒向人间”。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东北馆子，我最喜欢去怀旧，猪肉炖粉条子，小鸡炖蘑菇，外加三两饺子，但不要蒜泥，关照店小二给一头大蒜，自己边剥边“牙捣”，那才叫够味，自然也就跟店主近乎起来，转眼便成了“半拉老乡”。其实只要上海人放下架子，不就是几瓣儿大蒜吗？有什么了不起，你吃我也吃，那不是就谁也闻不出味儿来了吗？再说了，上海宁波馆子里的特色菜“臭冬瓜”比大蒜的杀伤力强多了，为什么就没有人取笑呢？ 说起咖啡，出国二十多年，我极少喝咖啡，主要还是喝中国茶。然而这并不影响我的语言能力，照样可以出口成章地援引《独立宣言》和莎翁戏剧。尽管周立波是典型的上海人，他也照样拿上海人开涮，如一杯咖啡能“喫”上好几个钟头的“老克勒”，还有换外汇的“打桩模子”。尽管咖啡和外汇都与外国有关，其实他们并不一定懂英文，开口无非是“骚卵、骚卵”（sorry）而已。我是在中苏交恶后最后一届清一色读俄文的中学生，后来低年级开始有英文，我便是反复摹仿“骚卵”的谐音而学会了sorry，幸勿见笑，真的。 在生物学里有“返祖现象”，如有的人长尾巴或毛发极多者便是。我发现在社会学和人文学里则有“忘祖现象”。根据我的观察，许多外地人到上海的第一代就尽力融入上海社会，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祖籍，第二代则绝大多数以上海人自居，既不愿意与自己的父母讲家乡话，更不愿意让外人知道自己的祖籍。可悲的是，这种“忘祖现象”，在祖籍是“江北人”的上海人中特别普遍。许多从扬州、高邮、泰州、宝应甚至南京等地到上海的人，都喜欢说自己是“江苏人”，对自己祖籍确切的地理位置讳莫如深。因为镇江话确实就是苏北方言的一个分支，非常相似，我与他们讲家乡话，他们都不愿意用母语跟我交谈。 以我在上海的同辈为例，无论亲、堂、表兄弟姐妹，没有一人愿意跟我说镇江话的，开口都是上海话。我三叔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我还修过他的课，在胡家所有的亲戚中，他是唯一的一个愿意跟我说镇江话的长辈。甚至连我的四叔和小姑，都是一口京片子，从不跟我讲镇江话，遑论同辈？南京还有一些丁家的母党，只有少数几个愿意跟我讲南京话，多数都是我镇江话说过去，他们普通话回过来。在美国的堂、表兄弟姐妹，都是祖籍镇江，也没有一个说镇江话的，至于在美国长大的两位堂兄，更是连中国话都不肯说了。 无论在家中还是公开场合，包括在上海，我与三叔在一起讲镇江话是最大的乐趣和享受。一个人要克服方言自卑，最重要的是自尊和自强。堂堂哥伦比亚大学的终生教授，学贯中西，底气自然就足了，说起话来旁征博引，演高级知识分子都不用化妆，无论多大的场面，都能镇得住，所以无论说什么方言，都没人敢当面骂他“江北猪猡”。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不讲普通话，谁敢放个屁？憋一口带口音的普通话，远不如字正腔圆的方言悦耳。 从表面上来看，我不愿以上海人自居，有人则不愿暴露自己是镇江人或江北人，两者之间并无质的不同。然而镇江是我的祖籍，上海并非我的祖籍，只是出生地而已，所以我还没有到“数典忘祖”的地步。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尽管先母在上海被骂成“江北猪猡”凡五十七载，我绝不会感到丢人，跌份的是那些骂人的市侩。我固然是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但是因为我们家在上海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所以上海对我来说至多是“蛮娘”（后妈）。试想如果后妈既丑，还虐待孩子，孩子长大了，一旦出走，看到了外面的广阔天地，义无反顾，何过之有？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的讲演中曾说：“我梦想我的四个孩子有一天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中，人们将不以他们的肤色取人，而是以他们的人品取人。（I have a dream that my four little children will one day live in a nation where they will not be judged by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but by the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今天我也有一个梦。我梦想上海人将不再以方言取人，而是以人品取人。 没想到拙文《上海人的“门槛”》“一石激起千重浪”，砖玉混战，已经天昏地暗。而我仍不鸣金，宁愿冒上海天下之大不韪，自然是当定了“沪奸”。然而只要不动粗口，欢迎笔伐。若有反面意见之评论，最好不要匿名。上海人固然是精英中之佼佼者，但精英永远是少数，我则是少数之中之极少数另类、败类。惟望战幕落下、尘埃消散之后，是非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