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的门槛

　·胡果威·

评论上海人之前，我首先得为自己定位。上海是中国人口最多、最密集的城市，但是真正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却少之又少。以我为例，虽然生在上海，父母都是镇江人，抗战胜利后才从重庆到上海。我的母语是镇江话，上海话只是我的“出生地语”。因为先母讲镇江话，所以邻居就骂我们家“江北猪猡”，到东北插队，又成了“小上海”，这对我是抬举，还是贬低？其实那些邻居中并无真正的上海本地人，都是移民到上海的江浙人，许多是腋下夹着一把油纸伞，拎着一个小包袱到上海来“学生意”的宁波人，讲起“闲话”来比苏州人“寻相骂”还要难听。对了，大概因为上海人话多，故称自己的方言为“上海闲话”。

上海人的“门槛”，其实与门前的那道“槛儿”风马牛不相及，而是用来衡量一个人的城府和精明程度的标尺，如果一个人的“门槛精”，则说明此人精明能干，且懂得生活情趣。用另一种说法，此人“拎得清”，如果“门槛交关精”，则是“拎得煞清”。至于拎啥物事？就无从而知了。反之，如果某人“门槛不精”、“拎勿清爽”，那便是“屈死”、“冲头”、“憨大”、“瘟生”或“阿木林”，当然前面还要加上修饰词，如“外地”或“乡下”。我非常欣赏上海人的直爽，他们非但不忌讳让人家知道自己“门槛精”，而且还会因“门槛精”引以为荣。

还记得1983年刚到美国留学，因为去晚了，第一学期没有住进学生宿舍，便向先去的一个留学生分租一件房间。那位二房东是上海人，学理科的，能进哥伦比亚大学，当然是绝顶聪明。一房一厅的公寓，房、厅面积相同，我和表弟二人住没有门的客厅，他住有门的卧室，420美元一个月的房租，我们二人出280，他出140。当然那是一个愿打，两个愿挨，所以我们并无怨言。

上海的男人以能做家务而著称，二房东“烧小菜”的本事当然是没得比的，随手就能做出一桌丰盛的筵席，若干道冷盘、热炒自不必说，外加蟹粉小笼汤包、油炸春卷和“黑洋酥糯米汤团”的点心，饭后还要来一碗蛇羹，所以家里老是门庭若市，女宾不断。因为他每天都“开油镬”，厨房油腻不堪，还有就是每天早上一定要将小分头吹得像周立波那样“头路煞清”，所以他一进厕所，我们至少要等半小时，就这两点有些“吃伊不消”，此外倒也相安无事。

我和表弟住进去之后，二房东便买了一根电话线，将他卧室里的电话拉到客厅，三个人合用，月费当然是我们承担三分之二，这也是公平合理的。一个学期一晃而过，我排队很快就得到了自己的学生宿舍。搬家前一天的晚上，他非常严肃地来找我谈话，说为了我们方便，他花了3美元买了一根电话线，现在我们要搬走，必须付2美元的“折旧费”。因为是寒假，闲着无事，我便想逗他一把。我说那还不好办？我付你3美元，你付我1美元的折旧费，线我拿走不就结了？他急忙解释道，我不是那个意思，下一个房客进来我还要用，线得留下，你拿走我就吃亏了。我说那好，你也不用付我折旧费，我给你3美元，线我拿走，如果有新房客来，你买一根全新的，那不也就结了？没想到他还是急，说你听了半天怎么还是不明白？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付我2美元折旧费就行，但是无论如何你得把线留下。就这样絮絮叨叨地说了两、三个小时，反复阐述他的意思。最后我实在困了，给他2美元，问题便圆满解决。表弟是北方人，不懂上海话，只是听他每隔两三句话便要说“我吃蛆”，事后表弟问我那是什么意思，我说那就是上海方言里的“吃亏”。

上海人的精打细算全国闻名，这在上海方言里叫“做人家”。于是外地人便挖苦上海人（一说是天津人），说是到肉店买一毛钱肉，还要关照“一半精肉，一半油肉”，这当然是夸张了。但是上海人常吃炒肉丝，讲究刀工，一定要切得细，北方人则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我去过北方，这倒是真的。

上海曾是半殖民地，有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上海人对全国所有的外地人都趾高气昂，不屑一顾，但对洋人比较谦虚，有自知之明，称自己吃的中餐为“小菜”，西餐则尊称为“大菜”，如红房子的“法国大菜”和淮海路上白俄做的“罗宋大菜”。上海人懂得生活是不争的事实，遇到老乡必然要交流厨艺，说到得意之处难免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以“罗宋汤”为例：“油镬要烧得热，先摆两只番茄下去煸，要煸到伊红油出来，再摆洋葱、牛肉。牛肉顶好是带筋的腿肉，价钿犟，老格算咯，吃口也好。牛肉烧到八分烂，再摆卷心菜、胡萝卜，洋山芋要腊末摆。上台子前头再摆两勺面粉着粘，这叫浓汤，阿拉两个小人老欢喜吃咯，老大一镬子，一顿头全吃脱。”上海闲话里的“吃”念古音“喫”，入声，抽烟为“喫香烟”，喝茶为“喫茶”，吃屎则为“喫污”。

上海男人会“烧小菜”，女人更是会“过日脚”。若在马路上看见别人穿一件新奇的“绒线衫”，一定会打听什么部位多少针，“双元宝”还是“单元宝”，过几天自己也织一件穿上。若是看见一件式样别致的衣服，一定会打听清楚：“师傅，侬格件衣裳勒啥地方买咯？”若是别人自己做的，则一定会追根问底，几尺布头，哪能套裁。1980年代中我回国，就曾多次在上海被人拦下问我的衣服是在哪儿买的。

全国各地大量地接触上海人，应始于文革时的上山下乡，许多上海人也因此长了见识。不久前在纽约华人聚居的法拉盛听见一个当年的上海知青讲她下乡插队的往事。我自己是知青，当然格外留神：“伊个辰光一片红，一开始伊拉动员我到东北、安徽、云南、贵州，这排地方哪能好去啊？东北一日到夜喫杂粮，安徽喫山芋干，云南、贵州穷得来一塌糊涂，格勿来事咯。伊拉天天来动员，我硬劲顶牢勿去，阿拉娘也勿舍得我去，情愿养我勒屋里蠟喫老米饭，弄得伊拉没办法，后手来只好拿我分到江西去插队，就靠近南昌格搭，还算好，有得大米喫，到上海乘火车也邪气便当。后来乡下头蹲了两年看看也没啥苗头，我就办病退，户口迁回上海，分到生产组里厢。我有几个同学就留在外地了，老作孽咯。”看着她说话的神情，既同情，又佩服她“拎得清爽”。

当然上海人里比那位女士“门槛”更精的大有人在：“叫我下乡？拆那（我操），谈也不要谈，我就装毛病。横竖阿拉屋里厢有得侨汇咯，怕啥物事？我就蹲勒上海，拿我哪能？伊拉去下乡格人憨脱了。口口声声长见识、长见识，长啥个见识？长卵个见识，啥个代价？拆那！”与他相比，我这个傻帽居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东北插队，实在是个“屈死”、“冲头”。我虽生在上海，却不具备上海人的素质，这都得归咎于我的镇江基因。

因为我是上海的“江北人”，如果上海人认为我的评论有偏见，不要与我一般见识，权怪我泄私愤、报私仇，幸勿见责。江泽民是扬州人，在上海主政期间，算是为上海的江北人出了一口鸟气，但遗憾的是，彼时我已出国，没有机会看到上海人在江书记领导下当子民的情景。不过我想上海人“门槛精”，“拎得清”，绝不敢在江书记面前指桑骂槐，而“喫眼前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