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回家

·汤　凯·

　　自从几年前过了“四十五”这个所谓中年人的坎后，我就时不时地对路上那些看上去比我大上几岁的陌生男人多瞧上几眼，在心里面无端端地揣测这男人——他是干什么的，结婚了吗，婚姻幸福吗，有情人吗，是不是为他那男人魅力的下降而烦恼，嫉妒比他年轻的男人吗，开始有“老之将至”的恐惧吗，诸如此类的。我正经历着每个中年男人都要熬过的所谓中年危机，总想知道别的人是如何度过此关的，尤其是比我老的男人，下意识地，我甚至有点同情他们，尽管这种同情也许包含着几许晦涩和阴暗。

　　比如现在，坐在我对面的这位看上去大约五十四、五岁左右的美国男士。出于礼貌，当我打量他以及他身旁的看来是他的妻子时，我故意表现出一种随意的神情，好像我的目光是在不经意间才偶然落在他们的身上。我料定他们是美国人，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东京机场的候机厅里，正在等待登机的是飞往底特律的飞机，而从他们相互间的谈话中我能听出我所熟悉的那种美国中西部特有的标准美式英语，断续间还听到他们数次提到“克利夫兰”。好像这次他们去的是克利夫兰，但不在底特律机场转机，而是由他们的女儿到底特律机场接他们，再一同驱车前往克市。男人个子很高，估计是克林顿的个头，甚至连他的相貌也有点像这位美国总统，是一副娃娃脸。不过，若仔细观察，他还是比克林顿漂亮。他很消瘦，尤其是脸面，这就使得他的那双原本就很大的眼睛显得更大和深邃。眼睛是深蓝色的，那种典型的北欧人的眼睛。平我的直觉，这是一双直率和友好的眼睛，曾经应该是光芒四射；可眼下，却显得疲惫，给人一种忧郁的感觉。他戴着一顶标有“印第安人队”的棒球帽子，帽边下面露出了稀疏的头发，已经发白，是那种沙色白，那种只有原本是金发才能变成的白色。他大概是怕冷，整个身体裹在一件黑呢大衣里。即便如此，当他偶尔站起时，却仍显得挺拔，令我不由得猜测这个人年轻时一定是个运动型的男人。再看他身旁的女人，看上去虽是已过五十，两鬓见白，却是风韵犹存，小巧钎细，自始至终都是握着男人的手。他们是原配吗？三十年前走在大街上一定是羡煞了不知多少人吧？我揣摩。

　　我在那里胡思乱想，借以消磨时间。隐约间，怎么感到那位女士也在注视我。有两次四目相碰，彼此礼貌地点点头。奇怪的是，她依旧在瞧我。终于，就在我有点左右不是之即，她开口说话了：

　　“Ｈｅｌｌｏ，是去Ｔｒｏｙ吗？”

　　“是啊，”我颇为诧异。Ｔｒｏｙ是我的家所在的城市，离着底特律机场四十分钟的路程。可底特律附近这么多的城市，她怎么知道我住在Ｔｒｏｙ？我不由得开始仔细打量她。女士则显得有点兴奋，又加了句：

　　“您是在北京工作？北京ｘｘ汽车研究院的副院长，研究汽车底盘的？”

　　“你是……，”我有点张嘴结舌，愣愣地望着她那双既富有善意却又忽闪着某种审视的冷峻的眼睛。

　　“真是太巧了。忘了，汤先生，四年前，就在这驾飞机上？”她开心地笑起来，向我伸出了手。

　　想起来了。我站立起来，紧紧地和她握手：“琳达，见到你实在是太高兴了。”

　　四年前，也是在这个圣诞除夕，也是在这架从东京飞往底特律的飞机上，我结识了我的邻座琳达，一位美国女士。我们先是客气地点点头。相互自报姓名后，我告诉她，我原在Ｆｏｒｄ工作，但两年前去了中国的一家汽车公司，现在是北京ｘｘ汽车研究院的副院长，从事汽车底盘的研发工作，而太太和两个孩子则仍留在Ｔｒｏｙ市，每年的圣诞假期我都要回去，过着“候鸟”般的生活。她认真地看了我一眼，继而露出半惊讶半兴奋的神情，说想不到原来也有人像她一样两地分居这么久的。见我有所不解，她解释说她和她丈夫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就是这样；他是个石油勘探数据分析工程师，常常要到处跑，现在在韩国工作。“哦，你是刚去看望他后回家的吧，”我似问实答。她却没有立即回应，而是将目光移开我，紧盯着前排的椅背，若有所思。总也有近十秒吧，她卒回过脸来。“不，”她说，“我是去与别人争我的丈夫的（‘Ｉ　ｗ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ｆｏｒ　ｍｙ　ｈｕｓｂａｎｄ’）。”

　　我顿住了，一时不知作何应答，但她看上去不像是在开玩笑。旅途中的邂逅，大多是短暂的，也是表浅的，通常是一段不及皮毛的对话，真真假假，间杂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谈笑间两个陌生人也就打发了孤独的时间。她却一上来就如此开诚，且是涉及她的家庭隐私之事，我仿佛感到那条无形和巨大的沟壑在我和她之间瞬间消失。人，究其本，都是孤独的，渴望着旁人的理解和安抚。

　　琳达告诉我，她和大卫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中西部的白人。她来自克里夫兰市的一个中产家庭，母亲是家庭主妇，父亲一生都在一所中学教书；大卫则来自克市近郊的一所小镇，是一位牧师和幼儿园老师的孩子。他们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读书时认识的。“那真是段好时光，无忧无虑，每天起来总觉得天是特别的蓝，因为我知道他一定在想我，”琳达说。她从皮夹子里抽出一张照片。照片已经发黄，可反倒更加突出了它里面人物的感染力——那是一位长着一头漂亮的金色卷发的高个子阳光青年，右手握着副网球拍，左手则呵拥着一位娇小的有着火鸡鸡冠般红发的女孩。无需猜，他们就是当年的琳达和大卫。

　　“我进校时，他已经读三年级，有一次观看我们学校和邻校的网球比赛，不知怎的，四场比赛，可我的眼睛只往一个场子上转，好像是被什么磁铁吸着似的，更确切点，是被那个我校的队员吸引住了。每打了一个好球，他都要用手撩一下他那厚厚的卷发，那样子优美极了。晚上回来后，我在床上辗转了一夜，说不上什么不适，就是无法入睡。你知道的，这就是爱情。是我主动约他的。那时还有几个女孩子追他，可他自从见了我，只是约会了几次，就说就这样了，他不想再折腾了，我是他的，他也是我的了。他称我是他的郝本，尽管我一再向他抗议说我不如郝本那么漂亮。他说他特别欣赏我的快乐的性格，诚实和率直，这一点我倒是不否认。他呢？除了那漂亮的卷发，那双有点忧郁的蓝眼睛，我还特喜欢他身上不经意流出的那种来自小镇的淳朴，甚至有点野性。知道吗，他长得真的有一点像那位拉丁情歌王子Ｊｕｌｉｏ　Ｉｇｌｅｓｉａｓ。他等了我快四年，我一毕业我们就结婚了。”

　　“后来呢？”

　　“我们婚后次年就生了大女儿，”琳达继续着。“第三年又有了小女儿。我们都不想离开各自的父母和亲戚，所以就在克里夫兰安置下来。大卫在大学学的是化工，正好附近有一家大的炼油公司，他就在那儿做了位工程师。我呢，则很快就在一家体能康复中心找到了不错的工作，非常对口我大学的专业，护理。我们买了座房子，不大，却是精巧别致，淡绿色的屋顶，还有个很大的后院，每到周末，大卫都在那儿忙个不停，割草，种树，还抱着两个女儿在草地上摘蒲公英，打滚滚，星期天一家又打扮得整整齐齐去教堂。总之，那时的日子，怎么说呢，就像是现在我们这飞机一样，平稳，安然。”

　　飞机微微颤动了一下，接着是几下明显的颠簸，是碰到气流了。我和她面面相视——人生不也是如此？

　　“这些年下来，大卫和我之间当然免不了这样那样的波漪，可天底下哪对夫妇没有？我和他真心相爱，彼此欣赏，一直过得很满足。我们遇到首次大的颠簸，大约是在我们的大女儿离家进了大学的那一年。虽然我俩都有失落感，但我很快就过去了，大卫则不然。很长一段时间，他每晚都要翻看过去的相册，他和我及两个女儿十多年前的照片，自言自语，说那时我们是多么的年轻，快乐。路上看到牵着小孩子手的年轻夫妇，他都要多看几眼，脸上流露出一种说不上是羡慕还是失落的神情。我知道，我们已经不年轻了，他那年四十五岁。但我对他说，ＣＯＭＥ　ＯＮ，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一茬的，我们有彼此，又秉上帝的慈爱，应该快乐。他也好了一阵子，可是不长。他在公司里是搞技术的，过去一直兢兢业业，非常爱好他的工作。可近来却常常有所微言，说像他那样的工程师在公司里总是被一面玻璃墙盖着。有一天他下班回来，脸色铁青。原来他的部门新调来一位经理，只有三十出头一点，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晚上看电视，他独自缩在沙发的一角，自言自语，说他是不是不行了，老了，没有机会了。电视里闪现出一位年轻的主持人，看上去有点春风得意，大卫把头拗到一边；他不说话，但我知道，他心里又受到了刺激。这样持续了近一年光景。我听朋友说，她们的丈夫也有类似的境况，中年危机。也有的建议最好是男人动一动，换换工作什么的。正巧大卫的公司在委内瑞拉刚开张了一个项目，需要人去负责技术。我对他说，你就去吧。他有点心动，两眼中忽闪出于我曾经是那样熟悉的光彩。可他又犹豫，不愿离开我。我说没关系，我能忍，不就是三年嘛，他还有每年三次的探亲假。我爱他，我希望他快乐。

　　“他走后最初的那几个月，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的孤独。小女儿也离家上大学了。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大学的时光，天天都在渴望着彼此的电话和ＥＭＡＩＬ。四个月后他第一次回家探亲。哦，你不知道，他完完全全地换了个人，红光满面，神采飞扬。接下来的那一个星期，我们犹如在度蜜月——不，当初的蜜月也比不上那一个星期。说实话，欢愉之外，我更为大卫高兴，因为他又重新找到了自己。这样下来两年了；除了他的三次探亲假，我也去过委内瑞拉两三次。有朋友提醒我，说夜长梦多，还是叫大卫回来吧。可我却不担心。我相信我的大卫。”

　　她停顿了一下。我想到了那句老话，“妻子总是最后一个知道”。

　　“可是，事情还是发生了。有次他回来探亲，我偶然在他的公文包的夹层里发现了一个姑娘的照片。那真是位委内瑞拉的美女，长发飘飘，一双那么迷人的眼睛，还有那身材，完全像个模特儿似的，浑身散发着一种只有那个年纪的女孩子才具有的盎然朝气；我猜她最多只有二十岁。我质问大卫怎么回事。他说那是公司的一个秘书，只是朋友而已。可我不大相信。他走后一星期，我心里是七上八下，越想越不放心，就暗自飞到他那里。从机场径直奔到他的公寓，那看门的老头认识我，所以没有通告。可我看他的眼神就有了预感。果然，她在他的屋里。什么都不用解释了。那女孩倏地就跑掉了。我也拎起手提箱冲出了屋。大卫在后面追，我不睬。叫了辆的士，也不知道去哪儿，因为回美国的飞机第二天才有，就叫司机在市里面转，满脑子一片漆黑。在次日回美国的飞机上，我看见了大卫。我想我们俩都不愿让外人看笑话，所以一路上也没说话。他的座位在我的前边；时不时的他就回过头来看我。我望着他的后脑勺，突然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怜悯，没有了丝毫的怨恨。那个当年的阳光男孩早已经变成了一位头发花白的中年男人，满脸的倦色。我环顾四周，怎么觉得所有的人都比他年轻。我忽然意识到，差四个月就是他的五十岁生日了。

　　“那天晚上，我们交谈了一夜，就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黑着灯，各自就着沙发的一头。我们谈得很坦率，我们之间向来都是这样。我问他是不是不爱我了，他坚决地摇摇头。作为一个女人，我已经引不起他的兴趣了？我又追问他。他沉默无语。我看不清他的脸，但黑暗中似乎能够窥见到他那双充满痛苦和忏悔的眼睛。他说他现在就如同是被两个不同的人控制着，一个管着他的心，另外一个则是操纵着他的身体。他的心依然如旧，甚至更爱他的妻子，更珍惜她。可是他的身体近几年来却总是烦躁不定，仿佛一直在渴求什么。和那位十九岁的委内瑞拉女孩在一起，他的心痛苦，但是他的身体却感到了一种释放，得以平静。那女孩让他回忆起了他和我当初在校园里时的情景，让他忘记了自己的白发，忘记了即将而至的五十岁的生日。他的心痛恨他的身体，可是他的身体却是毫无理睬他的心。这两个‘他’一直在搏斗。说到这里，他走过来，跪在我的面前，拉起我的手，请求我原谅他，或者说是他的那个身体的‘他’，向我保证，他的心一定能够战胜这个‘他’。我原谅了他。我提起了圣经里所说的窄门，提醒他当初我们在婚礼上曾经互相保证忠诚彼此，抵制各种诱惑，一同携手走过这道窄门，直到永生。之后，我们紧紧地相拥，直到拂晓。”

　　噢，窄门，这人人都想跨过的通往天堂的窄门。

　　很显然地，大卫的心最终还是输给了他的身体，否则的话我现在身旁的旅客就不会是琳达了。

　　“大卫回去后，就向上级请求调动工作。原打算只是在委内瑞拉换个地方（他的公司在委国不止一个城市都有工作站），和那女孩分开。恰好在这个时候，在韩国的近海发现了石油，他的公司亟需派人到首尔工作，大卫征得我同意，就申请去了韩国。我知道他的意思——他想离开那女孩远远的，以免再起波澜。这是一年多前的事了。”

　　琳达沉默了一阵，我也没有说话。她忽然转过脸来，直视着我，问了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问题：“请问，你在北京有女朋友吗？我指的是女朋友，不单单是女性朋友，你知道的。”

　　“没有，我不会的，”我回答得干脆利落。

　　她认真地看着我，赞许般的微微一笑。

　　“我们计划好了，他在韩国就干上两年，然后回国。我当然清楚，这样不正常，男人不能没有女人。可是当初我们决定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他，为了他那颗不安定的心，为了他的中年危机。我想现在他已经过了五十了，这危机的坎也该过了，心也许就会静下来。可谁能料到，他的那个‘他’有多么的顽固。”

　　“还是那位委内瑞拉女孩？”我问。

　　“不是。他真的是下了决心，要和那女孩一刀两断。只是，这南美女孩走了，亚洲女孩又来了。这次我多了颗心，暗自托他的一个同事帮我注意他。才半年，那边就有消息传来，说是有个韩国女孩和大卫走得很近，但他一口否认，要我放心，说他的心百分之百的都搁在我这家里，他每月的工资也是全部立即汇到我们的户头上。可是，俗话里怎么说的，无风不起浪，他的那个同事是我俩的好朋友，只图我们好，怎么会诬陷他？我本想圣诞节再去他那儿，耐不住心急火燎，十天前就去了首尔。面对我的当面质问，他叫我不要疑神疑鬼，说他有的仅仅是女性朋友，不是女朋友，而我又不能抖出我们的那位朋友。说实话，我还真的希望这次只是我瞎疑心，捕风捉影而已。后来，也就是两天前，我们的那位朋友组织了一次爬山活动，十来个人，除了他，大卫和我，其余的都是韩国人，他们公司的同事，其中有两个女孩。朋友寻空偷偷给我暗示，示意我注意其中的那位高挑姑娘。难道她就是大卫的那位‘女性朋友’？她真年轻，恐怕大学刚毕业，人也长得漂亮，讨喜的那种。”

　　“那是整容的，现在韩国女孩都做那个，”我插嘴。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她似乎不大相信。“不管怎样，我开始暗自仔细观察大卫和那女孩，尤其是当他俩在一起的时候。有些事情很微妙，可我对大卫太了解了。我发现当他有她在身旁时，就显得十分兴奋，话也多，好像年轻了十来岁。那女孩娇滴滴的，山路一陡，就要拉别人的手，而这只手往往都是大卫的——他是英雄救美。什么美，那两个女孩子比我的小女儿还小，可是体力还不如我的一半，简直就是靠着别人的肩膀上的山。我背着重重的背包，却是第一个登上了山顶，等了半天才见他们一伙姗姗而至。我看见那女孩满脸泛红，额头上沁着晶莹的汗珠，双眼因疲累而半眯着，一副孱女令人悯的模样，我这个年龄即或累瘫了也不会是那样的。目睹一旁扶着她胳膊的大卫，我猛然间感到很伤感，我觉得自己真是老了。当年我和大卫在大学时去密执安北部的森林里跋涉露宿，他就常常突然间止步，回头看着我，说他特别喜欢我累的时候那种孱弱的表情，像个小孩子似的，真美，好可爱。而如今，他看那女孩的眼神，凭我的直觉，就是他当年回头看我时的那种。下山后，年轻人要去卡拉ＯＫ，两个女孩子拉住大卫，大卫看着我，我说，你去吧，我要回去静一下，要休息了。”

　　琳达没有告诉我那天晚上大卫回去后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之间的争吵（我猜那是肯定的）是否如火山爆发那样般的激烈，这是否就是她竟然在圣诞除夕离开大卫返国的原因。她跟我说的已经是太多了，认我这个旅途上的陌生人为倾诉挚友。我为她的真诚所动，斟字酌词，好不容易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

　　“男人大都是一样的，由着两个‘他’控制着，互相争夺，想想也是挺可怜的。大卫一定还爱着你。”

　　她感激地对我点点头。飞机临近底特律时，她站起身来，走到过道里，举臂伸腿，活动一下筋骨。回到座位，她对我说，更像是对她自己：“变老有什么错？我不用向任何人道歉。”她告诉我，她已经拟定了一个半年的活动计划：每天她要跑四千米；她有一个姐妹圈子，要每周定期活动爬山，还要讨论男女问题，尤其是中老年男女们的烦恼；她有教会的活动，有义工的活儿，还有她在康复中心的工作。我要好好地活着，她说，为自己，也为了把他争回家，在半年内。

　　这是四年前的事儿。很快的，我就把它给忘得一干二净。我虽然是毫无犹豫地回答了琳达的提问，其实内心里，我对自己也是毫无把握。像绝大多数的中国留学生一样，我在美国过去的十几年的生活可以用两个字来描述，单调，也许还应该加上另外两个，乏味。也就是八点钟开车上高速，听上二十分钟Ｒｕｓｈ　Ｌｉｍｂａｕｇｈ的右派宣言，然后是八个小时的对我来说已经是毫无兴趣的汽车质量管理工程师的工作，通常是坐在计算机前无所事事，要么就是和老中同事们聊上一些刺人的新闻，什么公司里又有一位某某某老中做了海归了，官拜国内什么汽车公司研究院的副院长，他在这儿的级别还不如我们呢，诸如此类的，大家心里不平一番。晚上嘛，也就是看电视，看电视，还是看电视。周末呢，照例是二“陪”曲——陪太太逛超市ｓｈｏｐｐｉｎｇ和陪两个孩子去中文学校上课，偶尔也搞个ＢＢＱ，和小区的老中邻居们打上几局八十分，发一番对华尔街骗子们的牢骚。到了星期一，一切又照旧重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怎么感觉自己的生活就好像是在绕着田径场的四百米跑道转圈子，虽是不知要跑多远，但却笃定终点在哪儿，因为我在不停地和重复地经过它。甚至连那夫妻之事，我怎么也有这种感觉。有一天晚上，那是在我刚刚过了四十四岁的生日不久，关了电视正要入睡，太太微微睥睨我一下，鼻子里慢慢地哼出四个字“有五天了”，原来我们有五天没那个了，破了我们一周两次的约定。我和她正在那个，怎么脑子里突然出现了小时候家里腌雪里蕻的情景——每年都要腌，一律是在入冬之前。我现在和太太那个，不就有点像在腌雪里蕻？该做了，不因为其它，就因为到时间了。

　　也就是在那天晚上，一夜未眠的我，做了海归的决定。我就是那大卫，太太则成了琳达，唯一不同的就是我去的不是南美的美女之国，而是回到了当年我读书的地方，回到了当年和我太太初恋的城市。二十多年前，我拎着个旧皮箱迫不急待地在首都机场向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道声再见，巴不得瞬间就能看到那日夜向往的自由女神像。而如今，成了美国公民的我，又兴冲冲地赶了回来，迫不急待地想融入这个城市。这里的生活实在太精彩——夜夜笙歌，桑拿浴中方松弛，ＫＴＶ房里又亢奋。这里的事业又实在太诱人——北京ｘｘ汽车研究院的副院长，专用的秘书，呼风唤雨的感觉。即便太太最初坚决反对，担心我一如她的不少朋友的海归丈夫，一去不归，成了前夫，可最终为了我的事业，还有我的信誓旦旦的保证（我在美国这么多年可是只有她这么一个女人），她还是作了琳达。

　　六年下来，工作狂的我很快地就把我名片上的那个“副”字抹掉了，手下的人数翻了一倍，当年在Ｆｏｒｄ时那种小人物的自卑和焦虑被一扫而空，代之以一种膨胀的满足感。而最终，我的身体的那个‘他’还是战胜了我的心的那个‘他’，并且是一发不可收拾。睡过的女人嘛，数数也有十几个了，而且都是年轻的女人，她们让我忘掉了这“知命”年的阴影，重生一种眩晕的活力。我觉得我这是在还债，还这世界欠我的男女情爱之债——谁叫我生长在那个禁锢人性的文化大革命时代，一直憋到二十七岁洞房之夜才知道这男欢女爱是哪码子事。不过，有一条我倒是很坚持，就是绝不让彼岸的太太知道自己在此岸的这些事儿，不给她任何蛛丝马迹，因为我不想伤害她。我与我的那些年轻的女朋友们之间很是开诚布公——从第一天起我就会声明，我们这是男欢女爱，绝对不要提婚姻二字，因为我已经有妻子了。常常地，在一阵翻云覆雨般的快感后，我会想起彼岸独守的她，心头不禁漫起一片内疚的阴霭。可是侧头一瞥见身旁的这个年轻的身体，这个二十三岁的女人特有的充满着活力和性感的身体，这对嫩滑的却是丰满沉实的乳房，这块像刀片一样扁平光滑的小腹，还有这两片最不能让我安心的半月形的丰臀，我的那个‘他’此时就会轰然而出，由不得我了。唉，正如我跟琳达说的，男人想想也是挺可怜的，反正我也不想进那窄门了。

　　可是天下偏偏有这么巧的事儿，让我又撞见这位可爱率直的琳达，令我不由得想起了她的大卫的故事，脑海里又冒出窄门这两个字来。

　　琳达和我热烈握手，继而像个小孩子似的拉起夫婿的手臂，介绍我们认识：“嘿，大卫，这位就是我曾经跟你提过的汤先生，瞧，多巧啊，竟然又在飞机上重逢。”你好，他站起身来友好地与我握手，典型的那种磁性的男中声，稍带沙哑。他的手很大，不过却是略显苍白。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不知怎的，从一开始，我就喜欢这个男人。

　　这个时候，大厅里终于响起了登机的通知声，我们一起加入了登机的长列。回克利夫兰度圣诞节吗，我问琳达。噢，是的，大卫率先回答。“不仅如此，”琳达随即加了句，挽住大卫的手臂，“他这次是单程票，不再回韩国了。”啊，我心里顿起涟漪，暗自为他们叫好——浪子回家，琳达，我真为你高兴。原来大卫这次已经辞了他在韩国的工作，彻底地回国了。这后面一定还有一番故事，我从琳达的眼神里可以看的出来。我递上我的名片，希望今后保持联系。她认真地点点头。

　　十二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底特律机场。等候行李时，我和大卫攀谈着，发现他那原是略显苍白的脸变得红润起来，人也显得有些激动。他急着要见他的女儿和外孙子，琳达在一旁轻轻一掠我的衣袖，悄悄地说。等到我们一起过了海关检验，推开那扇门楣上闪着“ＥＸＩＴ”的大门，他已是等不及了。“Ｄａｄ”，人群里扑过来两位年轻的金发女郎，一下子和大卫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又有两位年轻的男士，想必是他的两个女婿，各自领着个两三岁般大的小孩拥了上来。大卫松开女儿，弯下身子，一边一个抱起了他们。我看见他眼里沁着泪水，任凭着两个小家伙左右亲他。其中那个男孩，顽皮地拽开了外公的棒球帽，要戴到自己的头上。Ｅｒｉｃ，琳达突然大叫一声，迅速地从孩子的手中夺过帽子，重新给大卫戴上。可是我已经看到了一切。原来大卫几乎完全没有了头发。不，他不是谢顶，因为在他那秃濯的正顶，依稀塌拉着几根细细的长须。这是典型的化疗特征。我明白了，大卫是个癌症病人，也许已是病入膏肓。我看着踮着脚跟正在给大卫戴帽子的琳达，眼睛不禁一红，悄悄地离开。

　　晚上，圣诞晚餐后，两个孩子一溜烟似的离开了家，也不知是去约会，还是去聚会。十七、十八岁，已经是大人了，可我真希望他们还是孩子。妻子在洗着碗筷，除了水声，屋子里寂静得似乎让我听见了雪花落在玻璃窗上的声音。窗外，白雪皑皑一片。不敢想象，上次离家时，四周还是一派生机盎然的墨绿，而那仅仅是四个月前。人生不也是如此？一丝无名的感伤和惆怅悄然袭来。我望着妻子，忽然发觉和我同年的她近来变化得十分明显；仅仅四个月不见，她好像又老了整整一岁。

　　“等明年儿子也上了大学后，把这房子卖了，你就来北京吧，”鬼使神差，我竟然冒出了这样一句话。

　　我在家里多呆了三天，同时要求已经在外地上大学的女儿也在家里多呆上两天，陪陪我们。她老大的不愿意。可这次我十分坚决，提醒她别忘了这六年来她的妈妈是如何独自一人辛苦带她姐弟俩的，还有她那每年五万美金的学费可是我老爸辛苦赚来的。我又要求两个孩子答应我一件事儿，就是每个星期和我交换一次Ｅｍａｉｌ，一行字也可以。姐弟俩噗嗤一声，连声抗议，说这是哪吗子事儿，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说我可不管你们美国同学们的事儿，这是在我的家里，以后你们就会明白了。

　　回到北京后，我又全心投入到了我的工作中。我很忙，忙到我已经有一段日子没有和我最新交的那位大学刚毕业的女友碰面了，她好像也不是太介意，我甚至怀疑她是否背地里有另外的男朋友，比我小上二十岁的小伙子。她图我什么呢，我最近常常想。暗地里，我甚至高兴这样，因为我想到了在美国时给妻子留下的那句“你就来北京吧”。我还一直在想着大卫和琳达。大卫现在究竟怎样了？琳达不应该忘了我吧？

　　大约是在圣诞节后两个月左右的一天，我终于收到了琳达的信：

　　“亲爱的汤先生，

　　能和您在东京机场巧遇，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不过，我想这也许并不是巧合，而是上帝的安排。祂希望我遇到你，把大卫的故事讲完。

　　大卫是昨天下午走的。所有的人都在他的身旁：我，我们的两个女儿，女婿，我们的两个可爱的外孙，大卫的母亲（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他的两个兄弟，我的父母亲，还有我们的牧师。近来他时常处于昏迷状态，可是唯独昨天他是异常的清醒，两眼灼灼有神。他依次地端视着我们每一个人，嘴角边挂着微笑。他请求牧师朗读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也要我们一起跟着念：‘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念罢，他转过脸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喃喃耳语：‘琳达，我爱你，谢谢你对我的宽恕，我现在可以安心地走了，去见祂了。’看得出来，他走得很安详，没有丝毫的痛苦和遗憾。

　　实际上，自从四年前（就是上次我们在飞机上相遇的那次）我从首尔回来以后，直到这次，我和大卫就一直没有照过面。他很快就和那位高个子韩国女孩同居了，但没有多长时间。后来他又交了好几位韩国女朋友，都是年轻貌美的那种。他拒绝见我，可是又决不同意离婚，定期还是把他工资的大部分寄给我，不过我都没有碰它们，只是把钱存在一个特定的户头里。到最后，我们的两个女儿也拒绝了他，断绝了和他的联系，连我们的外孙出生的事儿也没有告诉他。你讲的很对，男人一生都在挣扎，与他的那个‘他’搏斗。他其实心里很害怕，对衰老和最终死亡的逼近越来越恐惧。他在寻找爱，渴望爱人的抚慰，可是却忘了他的真正的爱人。我怨他，但不恨他。他就像一只迷路的羔羊，我等着他回家。

　　大约三个月前，我们突然接到大卫的一个电话，说他想回来。女儿们坚决要我不要理睬他。我却有了某种预感，赶忙和他在首尔的公司联系。原来大卫在半年前被诊断出了胰腺癌，至今已经化疗五个月了。你赶紧过来吧，他那边的人催促我，他现在就一个人在医院里，他的那个女朋友早就不知去向了。我搭了当夜去首尔的飞机，赶到他的医院。噢，你不知道，当时他那个样子，比我四年前见的他好像老了十岁，可又像个无助的孩子，卷缩在病床上，那双蓝眼睛深深地陷凹在眼眶里，里面充满了说不上是内疚还是感激。在那一瞬间，我知道，我的大卫又回来了，真正地回来了。他含着泪请求我再次原谅他的一个决定，就是立即停止化疗。因为化疗已经把他摧残得不成人形，于病情却是毫无见效。他要好好疗养两个星期，回复他那原本英俊的身形，然后回克利夫兰，去见他久违的亲人。我想他心里也明白，他的病是没有救的；他要把他生命中的最后的日子留给他的家人。

　　大卫走了。昨天晚上，我们一家大小聚集在我那儿，回忆着大卫生前的丝丝缕缕。我的那两个外孙在地毯上快乐地爬着，旁边围着呵护他们的家人。我忽然想，大卫当年不也是这样，依着他的父母亲的呵护和爱长大成人。而在这最后的两个月，他又像是还原成了一个三岁的孩子，脆弱无能，唯有依靠亲人的呵护和爱才能安详地去见祂？他是为了爱而来到这个世上，又是在爱中离开了这个尘世。我想，他现在一定很快乐吧。

　　祝您和您的家人永远彼此相爱，

　　琳达。”

　　读完信，我发现屏幕忽然变得有点模糊不清，原来自己的双眼早已润湿。安定片刻，我打开电子邮箱，给琳达发出了一行电邮：

　　“亲爱的琳达，ｍａｎ　ｈａｓ　ｔｏ　ｃｏｍｅ　ｈｏｍｅ，Ｄａｖｉｄ　ｉｓ　ｈｏｍｅ　ｎｏ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