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日的级别：从高校去行政化说起

  鄙人孤陋，总是赶不上节奏，今天才听说中国高校要去行政化，而且我母校的校长祸从口出，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我对中国的行政体制没有研究，对高校是怎样行政化的，也了解不多。但既然提到了这个话题，我也想顺便说说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
 
  去行政化很好，拿高校来开刀似乎有柿子拈软的捏的嫌疑。攻城要从敌人防守最薄弱的地方打开缺口，“老九”排行最末，自然最容易拿下。我以为，最应该去行政化的倒应该是那些“垄断大亨”，他们安享着行政级别的荣耀和权利，又不承担任何风险就分享高额垄断利润。不过这些利益集团都是老虎屁股，一般人是不敢摸的，不像大学校长，多少还讲究点儿“斯文”。
  
   将心比心，打球能打成将军，唱歌能唱到享受军级（即省部级）待遇，高校的校长们至少有十年寒窗苦至少还要十年冷板凳，学术上至少也得混成个领头人，这么一去行政化，风光无限的光环没有了，优厚的福利待遇没了保障，的确是够委屈的。
  
   最早听说高校行政化而且直指其弊端，大概是在1986年。几个干记者的学哥学姐回母校蹲了几个月，撰出一篇报告文学，题为《倾斜的金字塔》，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那时我才明白，我们的校长是部级，我们的系主任只相当于处级，中间缺了个司局级。而且还得知，学校的处和处也是不一样的，有处级处，如学生处后勤处；有科级处，如绿化处（归后勤处管）；还有什么级别都靠不上的处，如存车处。文章分析了高校行政化的弊端，揭露了高校里机构庞杂人事混乱的现象。据说校领导看到这篇文章后，大发雷霆，给报社施加压力，把这几个学哥学姐发配到了边远省份。
  
   今年初回国时，见到了大学时的一位好友。我知道他前几年就评上了高级职称，去年又提了副司。我向他祝贺，他自嘲道，行政级别提了，工资降了。据他解释，副司以上的高干，工资按行政级别算，不论其业务职称；而副司的工资水平要稍低于教授。我说：这是特殊的个案，还是制度不合理？至少在工资水平上，应该综合考虑，就高不就低，对你这种年富力强的骨干来讲，没有降工资的道理。他回答道：副司的工资也低不了多少，但和副司挂钩的其它各方面的待遇，都是教授根本享受不到的。他最后说，总不能让谁把好事都占尽吧！



   在老家的县城里，几位儿时的玩伴都说某某人发迹了，近来官运亨通，混成了局级干部。我闻之愕然。想在北京为官的那位同学，又是攻博又是出洋，兢兢业业，才捞了个副局。县城的这位老兄只是个中专毕业（工作后好像又拿了个什么更高级的文凭），怎么这么容易就直上正局啦？况且，县长大人也就是个处级干部，难道这里还有比县太爷大那么多的官？继续听下去，我明白了，某某人现在官拜县招商局局长，在县里面的人看来，那是名正言顺的正局级干部。但按正规的行政级别来算，此局应为科级局，此公属科级干部，是科长级的局长。听起来实在绕口，但非得如此不可，才解释得清楚。

   几位老友都主张当晚去叨扰局长大人，让他做东。我通过电话向他报到问好，并告诉他大伙儿的意思。他听后哈哈大笑，非常爽快地说：你是侨商，也属我工作管辖的范围，为你接风洗尘是我的职责。 那天晚上，我们七八个儿释一起长大的伙伴在县城最豪华的酒店又吃又喝，又唱又叫，折腾得筋疲力尽，一醉方休。残局是由局长大人的两位部下收拾的，包括签单，包括把我们每个人送回住地。
  
   在经北京出境前，另一位大学同学为我饯行。他在国家某部门任处级主任。我们坐在簋街一家很有特色的烤鱼店里喝酒聊天。
  
   我讲述了在县城的见闻和那位局长朋友，顺便问道：你们单位的科级干部是什么待遇？他瞪大眼睛，用筷子敲着烤鱼的铁板，说：你真是老外呀，科级也能叫干部？那是办事员！我这个级别就是我们单位最小的官。要放到县城去，那就是县太爷。

   我又提到那位副局的工资和待遇问题。他告诉我：别看副司和处级就差那么半格，待遇却有天壤之别。给你一个最实在最通俗的解释，那就是副司出门有专车，请客吃饭能签单。你老哥我今天请你，就只能掏自己的腰包。

   他端着酒杯，斜着眼问我：你知道我们这届同学里谁最早提的副司吗？我摇摇头。他说了一个女同学的名字。我差点儿叫起来：不可能，别开玩笑啦！我知道，这位女同学工作后就忙着结婚生孩子养孩子，接着又忙着生病养病，正经上班的时候好像不多。而且，她也不是长袖善舞之辈。处座先生解释说：她毕业分配在人大常委会的某机关，那是个副部级单位，整个编制就三十几号人，局级副局级职位多得是，只要不犯什么错误，升副局比那个部门都容易。我似懂非懂，敷衍道：怎么会这样！

   我们出了烤鱼店，边走边聊，准备坐地铁各奔东西。我们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踩着一级一级的台阶往下走。不知怎的，他一脚没踏实在，打了个趔趄，我赶紧从后面拽住他。然后听见他恶狠狠地骂道：“狗日的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