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凌晨1点半，86岁的查理林过世了。一代优雅的老上海中又少了一位翘楚，而上海曾经的夜空和午后那份优雅，也随老先生而去了。随先生而去的，还有那份毕生对优雅的执着和逆境中不屈的奋斗。今天重发“老克勒的《怀旧金曲》”一文，和老先生一道音乐听听，点心吃吃，老话讲讲......
查理林与王奕贤二位先生，于1992年创建了东方广播电台“怀旧金曲”节目。林先生的沪语相当标准、悦耳，一句“大家好！我是香港的查理林”，更是至今被上海滩的乐迷们奉为经典。那么，这位老先生是谁？他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要讲“老克勒”查理林，一定要介绍一下现在上海小年轻，已经有点陌生的节目《怀旧金曲》。
伐是我夸张，没听过迭则节目的，枉称“克勒”！没看过查理林的故事，就不会懂啥叫“老克勒”！
《怀旧金曲》开始播于1992年12月20日，一周一期。上面迭张照片，是《怀旧金曲》750期的庆祝活动上拍摄的。真可惜，照片上当年的主持人张培老师、“最懂上海”的女作家程乃珊老师、以及《怀旧金曲》的创办人之一，“老王伯伯”王奕贤，都已经相继过世了...
查理林是福州人，出生在一个很有艺术气息的家庭，父亲林振彬（字吟秋，1896－1976）是上海滩有名的商人，也是中国现代广告业的开拓者和代表人物，终身从事广告业，有 “中国广告之父”的崇高荣誉。
现在各地很多艺术院校，凡是涉及广告学的教材，只要谈起中国现代广告业的起源，总是无例外地谈到林振彬；上世纪30年代，正广和公司、商务印书馆、可口可乐公司、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福特汽车、克林奶粉（KLIM）等公司都是他的长期客户——“可口可乐”中文商标的翻译者，就是林振彬。
林振彬的儿子原名叫林秉森，也就是现在的查理林。林秉森之所以后来变成了“查理林”，和他老爸的一位固定客户有关，这就是沙利文饼干公司的老板。
林振彬本人是沙利文的股东，沙利文老板名叫查理，他很喜欢林振彬的大儿子林秉森，因他长得胖墩墩的，脑袋像个小面包。老板常把“小面包”带到自己的面包房里，指着玻璃柜台中的各式点心说：“快看呀，哪个好吃就自己拿呀！”后来干脆把“小面包”收为自己的干儿子，于是就有了查理林，这个中西结合的名字。
（图：40年代，查理林年轻时候养的一匹白马）
说句玩笑话，查理林的胖是“有道理”的，他能连续灌下十几瓶可乐，而且每天都是瓶不离手，几十年间大致都是这样。他自称一生有两样东西是万万不能离身的：一是“万宝路”，二是“可口可乐”。
查理林受家庭和时代的影响，从小喜欢西洋音乐，这种兴趣的养成，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无线电收音机和广播电台。查理林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泡”无线电。那时上海有很多民营广播电台，而且都有音乐节目，很受市民，尤其是“小开”们的欢迎，查理林每天要听到十点钟才关机睡觉。
当时租界里的青年人对西方音乐，尤其是爵士乐的痴狂，绝不亚于如今追星的粉丝团，他们的周日常常是在唱片商店里度过的。他们动辄会掏出一个月的零花钱（查理林每月20元零花钱），去买一张流行的原版唱片，最好的唱片要一百多元一张。
后来，怎么听也不过瘾了，手痒了，要动手摆弄乐器了。于是查理林开始拜师学钢琴。他的老师是俄罗斯爵士乐界的“NO.1”——龙司登（当时在上海任百乐门乐队的领班）。查理林学了一年多，直到他1947年离开上海。
1948年，查理林的父亲因事去了美国。不久大陆解放了，很多有钱人家都往香港跑。一直与林家有生意联系的美国泛美航空公司，送来了十张飞机票，安排他们全家飞香港。初到香港人生地不熟，生存环境比较“生硬”，又缺乏音乐气息的滋润，整天无所事事，查理林感觉不适应，不久又返回上海。
1950年代上半期，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不能总是从父亲的口袋里掏钱，但是他能干什么呢？他最擅长的是放唱片、弹钢琴，于是就到仙乐斯、百乐门等舞厅里弹琴打工，自食其力。原先只是用来消遣的玩意儿，这回要靠它吃饭了。查理林一点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坍台，他干得很卖力。
谁知好景不长，1954年有一天，有关部门前来宣布，全市的舞厅一律关闭，不许跳舞了，有的舞厅要改作书场。这下查理林没辙了，音乐不能当饭吃了，他的饭碗没有了！于是穷则思变，他和上海滩另外一位“小开”彭国裕（盛宣怀的外孙、他的母亲是盛宣怀的八小姐），仿照弄堂里的一户人家，办个小型锁厂——就这样，“小开”变成了铜匠。
这样干了两年，生意还不错。到1956年公私合营时，他们的厂子与其他厂合并为中心厂，查理林又成为中心厂的采购员，仍是干采购铜料的活儿。可是一旦离开了西洋音乐，日子久了，他还是浑身不舒服。加之从1957年开始，国内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查理林觉得自己这样出身的人，迟早要被革命“革”掉的，于是打报告申请去香港，理由是妹妹在香港，要结婚了，要他这个大哥前去当证婚人。
1957年，查理林到了香港。在香港考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丽的呼声”广播电台放唱片。这个工作太对他胃口了，一天到晚放唱片。然而这个工作好是好，就是钞票太少，不足以养家。两年后，他进入香港新都城饭店，在该饭店的舞厅里当乐队领班。
1963年，他的父亲林振彬去世了。查理的弟弟林秉宽首先挑起了家族事业的大梁，继承了华商广告公司的事业，干得很出色，很快把华商广告公司办成了全港最大的广告公司。查理林在其中分管电影广告，把全港五十多家电影院（香港人叫戏园）的银幕广告全包下来了。公司一个月的营业额达500万元——这是查理林在香港的一段黄金岁月。
八十年代，他还与日本影视界建立了联系，著名的连续剧《姿三四郎》，就是他从日本引进香港的，后来又引进了上海，引起了意想不到的轰动。但是，相比香港，当时的上海，不少老人仍旧保持了多年来听无线电的习惯。改革开放以后，一位老克勒曾感慨说：
“我中学时代就喜欢听无线电，主要是听那些优美的美国乡村歌曲。解放后没得听了，时间久了，听歌的神经也麻木了。一个偶尔的机会，突然无线电里又流出了我们年轻时代的音乐，真是喜从天降，听得眼泪水哒哒滴……”
这就是“怀旧金曲”初创时期许多老上海的心声。
九十年代初，上海怀旧之风已经十分闹猛。说来也巧，查理的老朋友王奕贤先生，从美国探亲回来路过香港，前去看望老朋友，发现他家里竟然还保存了五六千张原版的胶木唱片，还有数千盘好莱坞电影的录像带，被盘在铝制圆筒中的原始电影拷贝，也还有很多，近些年出版的光碟就更多了。
王老先生问他，可不可以贡献一部分出来，放给上海的听众听听？查理：当然可以！求之不得！从此查理的生活中多了一层使命，他必须整天在他那高山峡谷般的音像资料中穿行，构思最佳的乐曲组合，然后按照一定的专题编成“怀旧金曲”节目，用录音带一首一首地录下，装盒备用，装满了，就送到上海去，供东方广播电台每周播放。
如此用自己六十多年来积累的宝贝唱片，义务为大众服务，一直服务到了今朝。
说实话，勾起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是这张王勇博士几年前和查理林在香港的合影。此时，查理林的太太已去世，数年前，又经历了一场投资失败。他的居室更小了，沿墙顶天立地的，还是他所钟爱的老唱片，好像这房子就是用唱片砌成的。查理林的待客之道，还是旧时上海人家必备点心待客的传统。
“……喏，阿拉音乐听听，点心吃吃，老话讲讲……交关乐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