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1)
2019 (78)
风险管理不是遇到了问题才临时想的对策。 这容易做出Fight or Flight的种种非常不理智的决定。 做出的都是短期逃命，长远丧命的错误决定。
风险的管理，是在危险来到之前就建立的系统。 就拿飓风做例子。 作为飓风危及的地区不是等到飓风来了才去抢购，躲避，乱跑，抓瞎。 而是建立一套根据不同情况做出不同反应的系统。 气象局给飓风标号命名，测定飓风走向， 强度； 政府根据气象局给的数据信息，在什么情况下， 宣布什么样的措施。 什么情况下，建议居家，什么情况下疏散， 都是要提前想好的。 在物质上的准备 ，长期以来就在建筑上下功夫， 物资以及供应链早在飓风来之前就准备好。 就算飓风过后的救灾也是一套一套系统建立起来的。
这并不是说，有备而来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有备而来可以解决90%以上的问题。 而在面临困境与危险时可以把多余的精力用在对付没有准备好的突发情况， 而不是现在把所有精力用在本来危险来之前早就该准备好的事情上。
奥巴马在2014年非洲伊波拉爆发之后就想到了这一层， 所以很有远见地建立了一套风控系统，协调所有的健康卫生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对疫情的反应， 而不是象现在这样一盘散沙， 你干你的，我干我的， 重复运作， 效率低下。 我们虽然步指望这个系统能解决所有问题， 但是象上面说的，应该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相比之下， 中国的相对成功在于其吸取了2013SARS的经验后建立了一套应急系统， 虽然在一开始因地方官员的瞒报在执行上有所欠缺， 但当意识到了问题， 整个应急系统启动， 把疫情有效控制住了。 中国可以继续检讨自己的系统， 哪点做得好，哪点做得不好， 有了继续完善的基础。
结果这个系统被川普上台后一步步给拆了。在拆卸过程中， “Deep State"呼喊着不要拆， 比尔盖兹也一直在给警告， 但是川普不信科学， 不信政府career workers. 详见我根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一文写的：
多谢！
与曾经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三位亚裔人士邝友良（华裔）、竹本松（日裔）和金达尔（Bobby Jindal，印度裔）不同，杨安泽的竞选以对症下药的政治纲领为号召，其影响力不会因为退选而消失，而是颇具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潜能。杨安泽的竞选口号是“不左，不右，向前”（Not Left, Not Right, But Forward），在当今美国政治语境中，他的竞选活动体现了一种富于新意的调和传统左右对立的尝试。
另辟视角：警示新技术革命的冲击
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关键原因，是他以微弱优势赢下了此前在大选中两度支持奥巴马的三个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和宾夕法尼亚。这三个州属于“铁锈带”，当地的蓝领工人近年来面临严重的失业威胁，特朗普承诺将会通过“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右派经济民族主义来解决他们的困境。右派经济民族主义把全球化和外来移民视为导致本土工人失业的罪魁祸首，崇尚关闭边境、增加关税的单边主义。
以桑德斯和沃伦（华伦）为代表的左派也将全球化视为导致美国本土工作流失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们的对策有别于特朗普。他们将全球化视为新自由主义的产物，认为消除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根本途径是通过民主政治抑制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
杨安泽则开辟了新的视角，他认为美国劳动力市场最大的危机来自新技术革命，导致特朗普当选的关键原因是自动化技术在“铁锈带”夺走了400万份传统制造业工作，未来十年，美国将会有7千万人因为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迅速发展而失去工作。卡车司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美国有350万卡车司机，承担了美国七成的货运量，是一份有着中产收入的体面职业。然而无人驾驶技术一旦成熟，这份在美国提供了350万份就业机会的职业就将不复存在。类似的其他职业还有很多。空前规模的失业者的绝望与愤怒势必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拯救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当务之急是应对新技术革命而非全球化。
按照经济学教科书的正统观点，技术进步固然会造成一部分工作机会消失，但同时也会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和社会财富，过渡期的摩擦和阵痛虽然不可避免，但只是暂时的。对新技术革命的恐惧类似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捣毁机器的“卢德主义者”（Luddite）的蒙昧无知。牛津大学经济史学者弗雷（Carl Benedikt Frey）驳斥了上述观点。他在《技术陷阱：自动化年代的资本、劳动与权力》一书中指出，主流经济学家的误区在于其视野囿于20世纪的经验。20世纪的技术进步具有普惠特征，促成了财富的平等分配和中产阶级的涌现，但这是因为20世纪的技术发展主要属于“劳动赋能型”（labour-enabling），例如流水线的发明既增加就业，又减少劳动强度。但是当前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进步，类似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和多轴纺纱机的问世，属于“劳动替代型”（labour-replacing）。第一次工业革命曾经使得三代英国工人陷入失业和低收入的悲惨处境，而在不远的将来，美国有47%的工作将会被机器替代。如果不能通过财富再分配来补贴新技术革命中的输家，结局不堪设想。
从表面上看，和声讨全球化相比，杨安泽把社会危机归咎于新技术革命，似乎是一种中性的、“非政治化”的叙事，但其实不然。
在美国共和党的右派保守主义叙事中，领取社会福利者一向受到污名化。在1976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初选中，里根将一位伪造身份骗取福利的黑人女诈骗犯塑造成具有代表性的“福利女王”形象，借此把领取福利的底层人群定性为既懒惰又狡猾的社会蛀虫。 2011年，曾经担任众议员议长的共和党人金里奇（Newt Gingrich）将奥巴马称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食品券总统”， 通过攻击福利政策抹黑奥巴马。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Mitt Romney）宣称，在所有支持奥巴马的选民中，有47%的人没有缴税，但却自认为有权享受健康保险、食品、住房或是其他服务。罗姆尼表示自己不会“为这些人操心”，因为永远无法说服他们“为照顾自己的生活担起个人责任”。 换言之，穷人是不负责任的懒人，“大政府”是损害那些对自己负责任的正常公民的利益去资助懒人。
杨安泽对于未来的风险警示，令上述保守主义叙事不攻自破。 因为这意味着失业和（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依赖社会福利将会成为美国大批民众无可避免的命运，与个人是否负责任无关。
2018年10月18日早上，市民和游客在纽约市中央车站途上的剪影。摄：Timothy A.Clary/AFP via Getty Images
成功布道：让UBI广为人知。
杨安泽政治纲领的核心是 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即“全民基本收入”），亦即每位18岁至64岁的美国公民每月可以无条件领取1000美元。在他之前，高科技企业家如马斯克、扎克伯格，劳工领袖如斯特恩（Andy Stern，服务业雇员工会国际工会前任主席）等人，都曾经呼吁推行UBI。希拉里在回顾2016年大选的回忆录《怎么了》（What Happens）一书中披露，她本来想把UBI作为一项改善民生的竞选主张，却因为觉得时机未至而作罢。
杨安泽是在总统大选的平台上揭橥UBI大旗的第一人，正是他的竞选活动，才使得这个原本相对边缘化的理念在美国社会广为人知。他是美国第一位成功的UBI布道者。
要评价杨安泽的布道，首先需要了解学术界关于UBI的理论研究。
UBI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理念，可以上溯到欧洲的启蒙运动。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孔多塞（Condorcet ）都认为国家和社会有义务保证其所有公民的生计。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则主张对于所有年满21岁的公民无条件提供一次性赠款，对超过50岁的公民无条件提供退休金。这是一种左派的基于天赋人权立场的UBI理念。20世纪的西方社会又出现了一种基于右派新自由主义立场的UBI理念。哈耶克、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默里（Charles Murray）都主张以UBI取代“大政府”的福利国家制度，因为UBI作为一种财富再分配手段容易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兼容。
比利时学者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和范德鲍特（Yannick Vanderborght）的著作《基本收入：一个关于自由社会与理智经济的激进建议》，在综合前人论述基础上对UBI理念予以精审思辨的著作。该书出版于2017年3月，时值杨安泽宣布参选8个月之前。它和杨安泽在竞选中的相关论辩演说的关系，类似于神学理论著作与牧师布道文之间的关系（虽然杨安泽未必读过此书）。梳理此书的基本观点，有助于为评价杨安泽的政治布道提供一个合理的参照系。
帕里斯和范德鲍特指出，UBI的特征是“个人、普遍、无义务”，“个人”是指将钱直接发给个人而非家庭；“普遍”是指与接受者的收入和资产无关；“无义务”是指不要求接受者参加工作。 UBI的正当性在于，一个社会的技术和产业发展是建立在无数前人的智慧和劳动的基础上，今天的社会总财富是所有成员的共同遗产，每位成员都应当享有平等的红利。和传统福利政策相比，UBI具有若干明显优势：
以个人而非家庭为单位领取UBI，意味着无需出于领取福利的经济动机而结婚，保障了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UBI与接受者的收入和资产无关，意味着可以避免“贫困陷阱”——亦即在收入增加超出一定水平会导致福利减少的情况下，领取者有动机长期从事低技能的低薪工作。UBI不要求接受者参加工作，因为把福利与工作要求挂钩的后果就是迫使领取者从事恶劣而低薪的工作，真正获得补贴的是那些盘剥雇员的雇主。“个人、普遍、无义务”还意味着政府无需为了查验领取福利者的资格而设置庞大的官僚机构。 就具体项目的比较而言，UBI和不少经济学家提倡的“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亦即收入低于一定金额的人从政府获得补助，而非向政府纳税，无工作要求——的效果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但是有一个重要区别：UBI可以按季度、按月甚至按周预付，以解燃眉之急，而“负所得税”必须等到税务年度结束之后才能领取。当前美国范围最广的减贫项目是创设于1975年的“劳动所得税扣抵”（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简称EITC），是一种变相的“负所得税”，但是只有参加工作的个人或家庭才有资格领取。在美国的最低工资制度远远落后于时代要求的情况下，这个项目实际上成为对于那些提供低薪工作的雇主的补贴；而且也无法帮助那些没有工作的人。
值得强调的是，UBI的根本目标不是减少贫困，而是“自由最大化”，增加每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的选择机会。它不是覆盖风险的“安全网”，而是可以让人安全站立的“地板”。有了UBI，民众可以在较少担心的情况下自由选择从事受雇工作或是创造自己的工作。对于在劳动力市场上机会受限制、并在家庭生活中付出较多的女性而言，UBI尤其有意义。
帕里斯和范德鲍特建议，UBI的金额应为人均GDP的四分之一。按照2019年的数据，这意味着美国的UBI应为每月1329美元，而中国的UBI应为每月214美元。
再看杨安泽的政治布道。杨安泽是在“新技术革命造成大批失业”的语境中推出UBI，将其作为拯救社会的诺亚方舟。这种方式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使得他虽然身为政治素人却能脱颖而出，拥有一批铁杆追随者。但是严格地说，“新技术革命造成大规模失业”既不是UBI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前文提到的经济史学家弗雷支持杨安泽对新技术革命的判断，但却并不认为UBI是合适的药方。多数UBI的支持者并没有把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当成实施UBI的理由。
杨安泽将UBI命名为“自由红利”（Free Dividend），既道破了UBI的根本目标——“自由最大化”，也阐明了UBI的正当性——今天的社会总财富是所有成员的共同遗产，每位成员都应当享有平等的红利。
大多数人追求好工作的动机只是出于对失败的恐惧，而不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他们被体制榨干，而不是成为完满的人。
杨安泽相信，资本主义体制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他在《对普通人的战争》（The War on Normal People）一书中写道：“市场奖赏那些提高效率的商业领袖，但是效率不爱普通人”。他从普通人的立场出发，提倡“人性至上”，主张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
落实“人性至上”的关键在于否定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在美国右派的保守主义叙事中，工作挣钱、谋求职场升迁乃是神圣的宗教伦理。杨安泽敏锐地指出，大多数人追求“好工作”的动机只是出于对失败的恐惧，而不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这使得体制成为大多数人的陷阱，他们被体制榨干，而不是成为完满的人。这个观点非常接近马克思对于“异化”的批判。
UBI的“无义务”特征——亦即不要求接受者参加工作——是在制度层面消解“工作伦理”的利器。如前所述，美国现行的包含工作要求的福利政策其实最终补贴了盘剥雇员的雇主，在整体上巩固了资本相对于劳动的话语权。UBI则能够通过扩大劳动者的选择自由来强化劳动相对于资本的话语权。这是一种符合左派立场的资本主义改良运动。 另一方面，杨安泽又表现出和右派新自由主义的一致性。他强调UBI是一种直接发放给公民个人的转移支付，接受者可以自由支配，不受“大政府”的官僚机构的干涉和浪费。 虽然杨安泽并不像哈耶克、弗里德曼和默里那样主张以UBI取代福利国家制度，但是他的方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社会安全网的资源挤占。专栏作家路特曼（Sara Luterman）认为杨安泽对于医保体系的运作并没有做好功课。美国左派政治明星、国会众议员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简称A.O.C.）公开宣称“自由红利”是损害社会安全网的“特洛伊木马”。
UBI的钱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呈现了杨安泽和民主党左派参选人桑德斯、沃伦的关键区别。桑德斯和沃伦主张对富豪阶层的存量资产征收“财富税” ，杨安泽对此表示反对。杨安泽提出对亚马逊等高科技公司征税，对华尔街征收金融交易税，但是他所设想的的主要募资手段是增值税。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被许多国家采用，例如法国政府有45%的收入来自增值税，但是这一税种在美国一直没有开征。
2019年11月28日美国纽约黑色星期五，顾客在梅西百货携带购物车准备购物。摄：Kena Betancur/Getty Images
增值税可以提供稳定的税源，但是经济学界的研究表明，这项税负主要由终端消费者承担。由于低收入家庭会把大部分收入花在购买基本消费品上，故而增值税是一种“累退税”，低收入家庭要比高收入家庭承担更高的税率。对此，杨安泽表示将会避免对日常生活用品征收增值税，以减少低收入家庭的负担，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增值税的累退属性。 UBI会不会导致通胀？杨安泽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法。他宣称，通过UBI增加美国民众的购买力，可以让高价的商品和劳务降价。这个说法背后的逻辑是，买家增多可以扩大商品和劳务的市场规模，从而降低成本和价格。
通胀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的核心议题。新自由主义把通胀界定为最主要的经济风险，主张通过财政紧缩和减少货币供应来治理通胀，即使这意味着注定会增加失业率。新自由主义的信条是，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会使得失业率在经济恢复之后自然减少，政府无须干预。
民主党左派参选人桑德斯的智囊团则服膺“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简称MMT），该理论认为通胀并不总是表明经济过热。通胀的来源可能相对集中，与商业周期无关，因此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应当是加强监管，而非财政紧缩。事实上，桑德斯必须依靠政府发债和赤字，才能筹措足够的资金来实现其扩大就业和“绿色新政”的政治纲领。
杨安泽缺少明确的反通胀政策，一方面反映他的团队政治功力尚嫌不足，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游走于左右之间的模糊地带。
见招拆招：转化弥合“身份政治”
2016年11月，特朗普当选之后不久，思想史学者里拉（Mark Lilla）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身份自由主义的终结》，将民主党败选的原因归咎于“身份政治”。 2017年，他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出版了一本书《曾经与未来的自由主义：身份政治之后》，在美国知识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身份政治”是指围绕种族、性别、性倾向等身份特征针对相关群体所进行的政治动员。里拉指出，正是在身份政治的推动下，今日美国远比五十年前宽容、公正和多元，女性、黑人、少数族裔、LGBT人群的权利都得到了伸张和保障。但是身份政治也把自由派和民主党引入了误区。自由派执著于为各种此前被边缘化的小群体发声，反抗在种族、性别和性倾向等方面的歧视，却失去了共同发展国民福祉的政治意识，导致白人劳工阶层疏远民主党，转而和共和党结盟，成为特朗普得以入主白宫的关键原因。
回顾历史，在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新政”时代，自由派曾经致力于发展美国社会的共同福祉，并建立了广泛的选民联盟。在经济大萧条的危机面前，罗斯福提出了“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从而给社会提供了“政治配方”。这种政治配方蕴含了一种公民愿景，使美国民众意识到他们拥有共同的发展目标，需要以民主的方式相互合作，不能让任何人落后于社会发展。“新政”时代有很多问题，南方各州依然处在种族隔离状态，但正是从“新政”的公民愿景中孕育出了追求种族平等的民权运动，最终克服了“新政”自身的弊端。
然而，二战以后，随着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美国人渐渐抛弃了上述共同的公民愿景，沉迷于自我。新左派陷入了政治个人主义，而以里根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右派则陷入了经济个人主义。与罗斯福相反，里根提供了美国社会的“去政治配方”，包括四大教义：自我依赖的伦理；发展优先于再分配；自由市场充分有效；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1990年以后，共和党成为逢政府干预必反的政党，而民主党则全神贯注于特定小群体的身份政治，双方都漠视了美国社会的共同福祉。特朗普凭借2016年大选的胜利对共和党“毁党造党”，民主党也因为在总统和国会两院的选战中失利而遭受重创。
里拉建议自由派和民主党重建“政治配方”，其要义在于“介入体制胜过社会运动”、“民主劝说胜过自我表现”、“公民权利胜过个人身份”、“在一个日益个人化和原子化的国家迫切需要公民教育”。简言之，在里拉看来，“身份政治之后”关键词是“公民”。
里拉的致命局限在于忽略了白人的身份政治。长期以来，“身份政治”被普遍认为是关于黑人、少数族裔、LGBT人群等边缘化群体的政治，是对这些群体所蒙受的不公正待遇的反抗。而对于那些处于统治地位的群体来说，他们的身份不会受到威胁，因此不必在意。然而，1990年代以来，随着大量新移民进入美国，美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到21世纪中叶，白人将不再在美国中占多数。2008年奥巴马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使许多白人蓦然惊觉自己不再具有此前自认为理所当然的身份优势。白人身份政治因此兴起。
政治学者贾迪纳（Ashley Jardina）在2019年出版的《白人身份政治》一书中分析了美国白人身份政治的现状。她指出，美国有大约30%到40%的白人在政治意义上理解自身的白人身份，希望保护白人群体的利益，维护白人群体的社会地位。这些人有别于白人种族主义者，在理念和心态上并不认同白人至上，并不歧视或仇恨其他族裔，但是他们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常常具有和白人种族主义者同样的诉求，通过显性或隐性地牺牲其他族裔的权利来为白人谋利益。
2019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签署了《 2018年农业改善法案》后发表讲话。 摄：Brendan Smialowski/AFP via Getty Images
特朗普正是同时对白人种族主义和白人身份政治进行动员。他一方面采用所谓“狗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向白人种族主义者释放彼此心领神会的信息，利用他们充当打手；另一方面又通过白人身份政治来巩固战果，将反移民、反穆斯林等歧视性政策“正常化”。
在未来几十年内，美国最大的对手是中国，这使得华人或是外貌像华人的人群易于成为仇恨和施暴对象。
在2016年总统大选过程中，美国的白人身份政治在特朗普的煽动下达到了顶峰。而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一部分原先的白人支持者因为日渐厌恶他的倒行逆施而疏离了白人身份政治。但是总体而言，特朗普的大多数白人支持者依然基于白人身份政治的立场对他表示满意和拥戴。白人身份政治的基本盘使特朗普可以肆无忌惮地吹响白人种族主义的狗哨。
作为出身于台湾移民家庭的亚裔美国人，杨安泽对于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具有很强的危机意识。他在面向美国华人社区的演讲中指出，从历史上看，在人口结构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群体很少和平地让渡权力；而在未来几十年内，美国最大的对手是中国，这使得华人或是外貌像华人的人群易于成为仇恨和施暴对象；现在距离黄皮肤的亚裔美国人被枪杀其实只有一代人的时间。
虽然自由派和民主党讲了很多年身份政治，但是“亚裔美国人”的身份在美国社会只有很少的政治价值。迄今为止，黄皮肤的亚裔美国人是在美国政治中最沉默、最孤立、最形成刻板印象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心态或是“难得糊涂”，不参与公共领域，埋头挣钱；或是内部相互鄙视倾轧，争相趋附美国社会的权势人群。这个群体从未作为一个集体在美国社会具有政治上的动员力和凝聚力。
虽然美国有过长期的排华和残酷压榨华人劳工的历史，但是美国自由派白人对于印第安原住民和黑人的负罪感从未延伸到华人群体。相反，自由派和保守派政客都对中国充满疑虑和敌意，而且无意于区分中国人、中国之外的华人和华裔美国人。美国政界对中国威胁论的渲染必然会给美国华人乃至黄皮肤的亚裔美国人的未来命运投下浓重的阴影。
这也是促使杨安泽以竞选总统的方式积极参与美国政治的原因。唯有主动参与政治，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拥有话语权，避免极有可能降临到黄皮肤亚裔美国人群体身上的厄运。
前文提到，白人身份政治在理念和心态上有别于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并不歧视或仇恨其他族裔，但是在实践上却易于导致和白人种族主义同样的恶果。杨安泽的处理方式，就是把白人身份政治的诉求转化成对于“人性至上”的诉求，具体途径正是他在竞选中主打的政治纲领——UBI。
本文提到，杨安泽将UBI命名为“自由红利”（Free Dividend），既道破了UBI的根本目标——“自由最大化”，也阐明了UBI的正当性——今天的社会总财富是所有成员的共同遗产，每位成员都应当享有平等的红利。在接受播客“Pod Saves America”采访时，杨安泽宣称UBI是反身份政治的，它不涉及“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区分，而是每个人作为国家的股东收获红利。他在《华盛顿邮报》的访谈中更是径直将“自由红利”称为“公民权利”。这种处理“身份政治”的方式和里拉的思路一致。
在应对白人身份政治时，杨安泽的基本观点是，许多投票给特朗普的白人选民不仅为生计焦虑，也苦于找不到人生目标，他们被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言论煽惑，把美国的社会问题怪罪给移民，但其实他们的困境和危机是来自新技术革命。UBI所提供的保障和自由，不仅可以缓解这些白人选民的生计焦虑，也可以帮助他们找到人生目标。
在应对少数族裔的身份政治时，杨安泽同样是把身份政治议题转化为经济不平等议题。当在电视辩论中被问及“作为台上唯一的非白人参选人，你有什么信息给选民”之时，杨安泽先是回顾自己在小时候因为身为亚裔而被人冠以歧视性的诨名，接着话锋一转：“但是黑人和拉丁裔要承受比言辞严重得多的不利处境，一户黑人家庭的平均资产净值只有白人家庭的10%，对于拉丁裔来说，这个数字是12%。”他指出，正是由于经济不平等，少数族裔不能像相对富裕的群体（主要是白人）那样在选举政治中为参选人捐款注资，因此也就难以实现应有的政治参与。他进而宣称UBI是提升少数族裔政治话语权的良方：“我保证，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有1000美元的自由红利，我将不会是今晚站在台上的唯一的非白人参选人。”
事实上，虽然奥巴马当选总统标志着黑人身份政治的胜利，一度令很多人觉得黑人遭受歧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黑人社区的处境并没有真正好转。2014年，在密苏里州弗格森镇，因为一位黑人青年布朗（Michael Brown）被白人警察无故射杀，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伴随示威而来的骚乱导致该州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维持秩序，现场宛如战场。这起震惊世界的事件，将美国黑人社区所遭受的经济落后和刑事司法制度歧视暴露无遗。
早在1969年，曾经担任马丁·路德·金助手的黑人民权领袖杰克逊（Jesse Jackson）就试图将种族问题转化为经济和阶级问题，让黑人和白人结成同盟发动阶级斗争。杰克逊出身于南方贫困黑人家庭，是接地气的黑人领袖，他曾在1984年和1988年两度作为民主党人参选总统，但都未能赢得民主党提名。相比之下，奥巴马父亲是肯尼亚留学生，母亲是白人，奥巴马两岁时父母离婚，除了童年曾在印尼生活四年之外，一直在白人大家庭中长大，虽然也曾因为肤色被歧视，但并没有体验过黑人社区的成长之痛。他的风度教养符合白人自由派心目中的黑人精英形象，他的政治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白人自由派对黑人的赎罪心理。在奥巴马离任之后不久，《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2016年12期发表文章，宣称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从未试图采用足够有魄力的政策来填平种族之间的经济鸿沟。
2020年3月8日，在民主党初选成为桑德斯（进步派）和拜登（建制派）两雄相争的情况下，杰克逊公开支持桑德斯，理由是只有进步派大刀阔斧的再分配政策才能造福于发展程度远为落后的黑人社区。然而，拜登在黑人民主党选民中的支持率远远超过了桑德斯，黑人票成为拜登领先于桑德斯的关键因素。拜登曾经担任奥巴马的副手，固然是其号召力所在；但是深层原因在于，黑人民主党选民涵盖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他们对民主党的支持主要是基于身份认同的历史传统，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总体而言比以自由派为主的白人民主党选民要保守很多，对于比自由派更左的进步派的认同程度也就逊色很多。
和进步派的左派再分配政策相比，杨安泽处于左右之间的UBI政纲，或许更能赢得相对保守的黑人选民的支持。但是由于他在选战中过早退选（仅仅经历了爱荷华与新罕布什尔两个以白人为主的州的党团会议和初选），失去了验证机会。
2019年11月1日，民主党美国总统选举初选候选人企业家杨安泽（Andrew Yang）在爱荷华州民主党的庆典期间接受群众欢呼。摄：Joshua Lott/Getty Images
结语：风再起时
在2020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初选中，以桑德斯为代表的进步派主打的议题是“全民医保” （Medical for all），亦即将所有美国人都纳入政府提供的医保系统中，政府作为“单一付款人” （single payer）取代私营保险公司，支付大部分医疗费用，使所有居民享有同样的基础医疗待遇。
医疗难题早已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大耻辱。美国的人均医疗费用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以上，过高的医疗开支是美国个人财务破产的主要原因。但是高额医疗费用并没有令美国人更加健康，自从2014年起，美国人是发达国家中唯一出现预期寿命下降趋势的国家。究其原因，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全民医保的国家，私营医保体系是导致美国医疗耗资巨大而又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167 在奥巴马政府实施号称“奥巴马医改”的《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The 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简称ACA）之前，美国约有5000万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奥巴马医改”通过设置“强制投保”条款、为贫困人群提供补助、建立“医保交易市场”等手段，将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数降到了约为3000万人。但是，“奥巴马医改”并未建立由政府出资的价格相对较低的“公共医保选项”（public option），未能通过公私两类医保产品的竞争，打破商业化运作的私营医保公司独大的局面，因此无法降低总体医疗成本，控制医疗支出。
在此次民主党初选中，以拜登为代表的民主党建制派的立场是建立“公共医保选项”，打造公私合营的医保体系，反对政府作为“单一付款人”的“全民医保”。杨安泽也赞同这一立场。公私合营的医保体系会进一步扩大美国社会的医保覆盖面，但是仍然会有上千万人被排斥在医保体系之外。
2019冠状病毒疫情在美国的爆发，正在成为促使美国公众普遍接受“全民医保”理念的强效催化剂，因为那些没有医疗保险、没有财力就医的人群会在疫情中成为传染源，对他们置若罔闻会增加每一位社会成员的染病风险。进步派从权利的角度主张医疗保险是一项基本人权，疫情则说明，即使从功利的角度出发，也有必要实现医保全覆盖。由此而言，进步派纵使输掉选战，但却赢了议题。
“全民医保”议题的凸显，意味着UBI议题的暂时隐退。因为，在建立“全民医保”的进程中，需要运用政府财政收入来为医保提供资金，这当然会挤占UBI所需要的资金。然而，“全民医保”的结果将是美国社会人均医疗费用大幅降低，用于其他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杨安泽所设想的通过开征增值税为UBI提供资金的做法，财力会更加丰沛牢固。事实上，从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全民医保”在次序上理应先于UBI。
这也意味着，在此次总统选战中以黑马之姿杀入美国政坛的杨安泽，可能要等到十几年后才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有理由相信，当那一天到来之际，随着亚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度和话语权的普遍跃迁，杨安泽将会创造辉煌。
（黄湘，独立学者）
原文：《左右之间：杨安泽的2020，如何搅动了美国政治语境》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404-opinion-andrew-yang-usa-election/?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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