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我素
兴来每独往，世事空自知
百家书
小时候我读的是百家书。
这个“百家”，并非传统意义的诸子百家圣贤书， 是指三教九流，杂七杂八的的各类闲书。所谓“百家”，还有一层意义是这些书常常借阅自左邻右舍，张长李短的寻常百姓家。那个年代学校无书可读，图书馆早关了门，新华书店里只有毛选可售。要读书只能零零星星通过亲邻朋友间互相借阅。
其实生在我们家算很幸运了。文革之前父亲订阅了很多杂志和报纸。除了供他自己阅读的养蜂园艺以及时事杂志之外，专为孩子们订阅多年的报刊，计有《红领巾》，《儿童时代》，《中国少年报》，《科学大众》，以及不定期的《我们爱科学》。记得当时邮局的人说，我们家订的报刊，不比当地的文化馆少。
父亲小时候家境贫寒，靠在学校帮工和校外兼职读完中学和师范学校。因此敬惜纸墨于他不是实际需要，而是一种信条。他总把过期的报纸和刊物汇总，用麻线装订成册。家里有一个房间，整整齐齐堆放着十几年来的各种报刊合订本。文革初烧书成风，父亲只是烧掉了自己年轻时写的情歌和书信，所有的旧报刊都保留下来了。父亲还时不时为我们买一些书。最多的是科技制作的书，诸如矿石收音机，电动模型之类。
父亲母亲都是大忙人。教育子女的事，一半交给学校，一半交给这些书刊。他们自己是教师，有数不清的学生嗷嗷待哺，忙起来常常无暇出席自己孩子学校的家长会。家里庭院大，招花惹草，寻蜂引蝶足不出户我们就能做到。我那时候没有什么同龄玩伴，但并不寂寞。园子里的花草鱼鸟，蚂蚁蜜蜂，家里那些陈年报刊杂志，规矩了我整个童年。
我常常想，大千世界，人不过一粒尘埃；文明长河，我们见识的只不过一瞬。真说不清什么知识有用，什么无用。我童年时囫囵吞枣地读过那些养蜂的书，针灸的书，一生中从没有用到过。那些时事政治的报刊，如《展望》《参考消息》，也没能给我洗脑。而那些生吞活剥读的《赤脚医生手册》，倒让我自己对照书上那些含糊不清的症状描写，怀疑过自己得了肺结核，癌症，以及无数多不明不白的绝症。直到1977年匆忙参加高考，我以一个初中生的学历，考了全县理科第一名，似乎才明白，圣人无常师，凡人更如此。所谓开卷有益，即读书如堆肥，无论有用无用的书，鲜花野草同沤成腐土，最终都会成为肥料。
后来童年成了少年，外面却文化大革命了。首先革了文化的命，不用上学校，订阅的报刊全停刊了。人大了胃口也大了，家里的书不再能满足阅读兴趣。我于是四处借阅，开始读百家书。
川南自古夷蛮之地，文脉不算丰厚。但不管如何革命，小镇上的人对文化，对文化人仍然敬重。文化大革命初期抄家焚书一阵风就过去了。人们更把残存的书籍当成宝贝。不管大人对书怎样藏着掖着，孩子们之间书籍的相互借阅仍然非常活跃。劫灰散尽，谁都不富足。互通有无，交换平等，不在乎多寡。
小镇方寸之地，镇长大不过千户侯，牵扯起来人人都沾亲带故。我借阅过书的人家，恐怕有近百家吧。借书还书次数多的伙伴，一些因此成了终生好友。但我天性疏落，书借出去常常忘了债主。有时借别人的书又转借给他人，最终不知所踪。冤无头却债有主，弄出很多尴尬。
借书要还，有时心有戚戚，就把整本书抄下来。那时记性好，抄抄也就记进脑子了，以至于抄完之后觉得无需保留抄本，就送给朋友。我喜欢读书，却从不藏书，读完的好书，放在书架上不安心，一定交给另一个喜欢这书的人，才放得下。这就像买彩票，虽然是败家的陋习，却有意想不到的回报。一本家传的民国版《世说新语》送给一位老师，后来成了我岳父；另一本手抄的《郭小川诗选》送给了一位相距很远的朋友，最终成了我妻子。
写于2016年6月19日，父亲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