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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革期间, 也得把时间分一分段。
革命形势最好, 武斗打得热火朝天那阵, 倒也没人去管这些小事了,在武斗“时与空”的间歇中, 就会有人串街走巷,卖点农副产品, 其中也出售的是自家产品。也有“能人”到农村去收购, 再到城镇设法卖掉, 赚个差价, 按当时的定义, 标标准准就是投机倒把。
政权问题解决后,新上台的革命委员会呢, 当然是遵循毛主席指示:“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哎嘿嗨, 哎嘿嗨, 哎....哎.....”(想一想是哪儿来的这段?), 自由市场是不可以存在的, 农村贫下中农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的农闲时, 到指定的集市上出售自家生产的农副产品是允许的。
注意这几个词:
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农闲时间, 指定的集市,自家生产的农副产品。
缺一不可, 否则就是“黑市”。
当时没有城管, 但有“市场管理委员会“, 简称”市管会“,只负责市场, 随地大小便吐痰丢弃废物倾倒废水等, 一律不管,市管会同志尿急了钻进一条小胡同, 找个角落, 左右看看没人(女人),放一泡是正常的。
市管会是个常设机构, 但没几个正式工作人员,挺清闲的。
记住一件事, GCD干什么都喜欢用”运动“的方式来进行,说点河南的经历。
1974-1975年, 小平当家比较”右倾“,各级领导自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乡们卖点鸡蛋西瓜柿子小磨香油啥的,懒得去管,县城那些吃商品粮的, 也要买的呀。
形势紧张的时候, 比如1976年, 上面有个什么精神, 底下就有办法把目前的任务靠挂上去, 包括割资本主义尾巴,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于是农村限喂鸡喂猪的数目, 房前屋后的小片荒不准个人开,农副产品必须先完成派购的任务, 然后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地点去出售,市管会的人就不够用了, 咋办? 县委县革委会抽点一些人帮忙。
中国以前的农村,老乡们一般是把东西拿到离家不远的集镇上, 路边找个人气旺的地方, 蹲下来, 双手袖筒立一揣,做起小生意了, 有了市管会的严格管理, 就不那么方便了。
但是, 上有政策下就有对策。
离县城近的农村老太太,挎(谁知道kuai字咋写?)个篮子, 装有二三十个鸡蛋, 盖上一块布或毛巾,走到那个院里, 甚至县委大院,往后面的家属院走, 敲敲门问”要鸡蛋么“?
真的是灯下黑,敢于跑县委大院卖鸡蛋的老娘们, 一定是老手, 知道即便是县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 才懒得管这号小事呢, 再说书记主人老婆, 也想买点鸡蛋的呀, 实事求是地说, 那时的书记主任之流,时不时找个由来到招待所小食堂以招待谁的名义,胡吃海喝一顿, 但家属到小食堂乱拿东西的事, 还真不多见。
那时机关单位流行分东西, 肉啊糖啊等等,这时司务长权势就很大了,巴结领导是不用学的,给领导分了不好的那块肉,倒不一定是领导本人会叽歪司务长, 挡不住的是老婆吹出来的枕头风,也许就会挡住了司务长的上升渠道。
也就是说, 即便是限制最严最严那阵, 还是挡不住所谓黑市的存在, 甚至那些真的是做小买卖的人,也还是有存在的空间, 只不过买卖都很地下。
一旦风头一过, 该咋的还是咋的, 也就是GCD做事的运动方式, 往往是一阵风。
那些头知青过年回家, 总能带些农副产品回家,大概也没那么多是出于自家的, 还不都是”黑市“买的!
本人那是回上海过年, 带过鸡蛋麻油苹果等,那是买的, 酒就不用花钱了,本人在酒厂当过司务长和采购员,跑车间”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