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上海的康平路不能算是“大院”？ 因为没有北京那种“大院文化”

北京的大院，并非建筑上用围墙圈起来的一个大大的院子。

建政初期，各大党政军机构进驻北京，先是工作部分，征用一个大四合院或以前的王府， 几十间房子就够一般不小的单位使用了，除高级首长住单间， 一般中层干部也可以三两个人挤一间，小干部以及战士， 地上铺些稻草打革通铺也就行了，至于吃饭， 有伙房即可， 干部端回办公处， 士兵捧碗院里一蹲。

慢慢地各大机关的后方留守处也跟着搬进北京了，这样个院子肯定是不行的，找大院子，把隔壁院子划进来， 活到半郊找块地皮， 搞个大院子。

此刻就不只是个围墙围着住了很多人的“大院子”了，而是一个小社会，有家属的拖儿带女，单位不单单只是“工作”的了，生老病死吃喝拉撒， 渐渐地发展到洗澡买菜寄信买香烟肥皂，托儿所卫生室都有。

这个小社会自成一体， 俨然一个城中村--此村非“农村”的村， 用上海以前的老法， 可以用高级的“邨”而不是“村”了， 也形成了一种其实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大院文化”，“大院”里的人， 往往看隔壁或马路对面的胡同，是居高临下的，把住那些胡同里的人大致上称为“小市民”，按新华词典， 住在城里的“人”， 就是“市民”， 为什么要加个“小”字呢？这就是“大院”文化的精髓--自我拔高。

不说北京大院了。

当年陈毅饶漱石率领三野进了上海， 这二位不是土包子， 当然知道那种花园洋房高级公寓的舒服，各大机关也是用各种方法划拉划拉了一些， 最高级干部住小楼，次高级住蜡地钢窗，但是， 上海市区就没有北京那种占地很大里面房子特别多的大的”院子“，因为大概除了学校医院等，上海要想征用一个”院子“容纳一个大机关， 很难， 又不能把学校医院关掉，比如把华山路上海交大赶出去，够整个三野司政后机关用了，不能够呀。

但是， 上海有很多很大的办公大楼呀，关键是其业主什么帝国主义官僚资本等多，征用容易，因此， 为机关单位寻找办公地点不难。

与北京不同的问题来了， 这些办公大楼，纯粹就是一些办公室，在里面找些犄角旮旯的房间作为少数单身宿舍， 也就顶了天了，更不要说跟着进来的老婆孩子家属等等”闲杂人等“， 咋办， 到处钻尖打洞想办法， 这儿弄个石库门住三五家， 那儿公寓找几间房一两户，外国大班夹着尾巴逃走后的大花园洋房没收过来安排十家八家，一句话， 散居在”市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就知道太原路永嘉路口有一栋很大的花园洋房，住了一些山东老区来的干部家属， 有些干部有那种年纪较大的孩子， 到了上海就地入了学， 只要一个学期，八九十来岁的小兔崽子，满口”扯哪扯哪“，再也不把打架说成”打仗“了，他们的同学， 有隔壁弄堂的资本家家庭的， 也有不远处中国中学背后那个棚户区的，也有不远处哪个医生教授家的，这个山东孩子哪会有”自以为是“的自我高级感！？到资本家或教授家去白相一次， 回来倒有可能嫌自己老娘有点土呢， 这就不可能添个“小”字到市民二字前头。

不知道康平路院是什么时候变成市委大院的，但从整个上海来说，干部大多数还是与一般老百姓是“隔壁邻居”，瑞华公寓是市委宿舍，南京路泰兴大楼好像是华东局的，这些房子里既没有自己的食堂， 也没有自己的医务室，吃喝拉撒的管理权， 基本还是靠居民委员会， 那就不一定是这栋楼的了，孩子的上学， 也只好就近了，唯一被保留下来的“干部子弟”特质， 就是普通话，这才是他们能够显示自己比当地小赤佬高一点点的地方，虽然不标准。

1958年柯大鼻子庆施， 设想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应该住到工人新村去和普通群众打成一片，建造了东庙二村（后来改为东安二村），现实太骨感，估计有关部门欺了上，该新村分内二村外二村，外二村是普通老百姓，内二村也有部分一般工人， 和市委的一般或中层干部，最里面那几幢房子， 才是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领导同志住的， 后来大概考虑了安保问题， 老柯率先搬去康平路， 紧接着一个二个除曹荻秋外， 都搬去康平路了。 

如果把东安二村很严密地圈起来， 里面再建点食堂菜场澡堂等等服务设施， 那么就可以认定是个与北京”大院“类似的大院了， 但什么也没有。

我有些同学就是住在东安二村的干部子弟，极少数相互之间讲普通话，周边带宁波音的上海话， 势力实在太强大了，以致”摆放“二字， 不信哪位有机会碰上一个住那儿的干部子女，99%他或她会说”bai dai", 而不会说“搁， ge".

我想， 上海的”分散居住“， 相对于北京的”集中居住“， 就是无法形成那种带有”皇家气息”的大院文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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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文化首先是要有一个“大院”，然后才是在这个大院里一应惧全而自成一个小社会，而上海市区根本不可能有地方让你搞一大院，所以康平路无法成为大院，也就没有大院文化，可是过去在上海郊区的五角场地区就有二军大空政干校空四军大院，哪里的大院文化就比较典型。

[愚园.]

我的同学就住在涌泉坊24号， 同弄的有很多警备区的干部，陈家很多出国了，但还有一家在这弄堂里住着

[西岸-影]

北京的大院主要就是政府机关，高等院校，和军队系统。
这些机构共同特点是人员几乎全部是外来的，而不是传统的北京人。有自己的附属中小学，师资当然也是第一流的，因此第二代自然讲的是普通话，而不是北京话，也就不是地方话的概念。其实尽管生活在北京，在乘公交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听不懂售票员报站名的。
弄成大院形式，主要是当时交通不便，不得不集中居住在靠近上班的地方。再有就是建国初期的供给制，大家都是住宿舍。
而因为工作的关系，很多人家里有电话，工资也比其他地方高，尤其是大学里，这在五六十年代是地位的象征，军队系统更有军一级就有汽车，允许家庭成员使用，尽管不是专车。而军级在北京相当于在大院内食堂买饭也需要自己排队的概念。
再有就是有所谓内部财政补贴食堂和商店的概念，这让大院内生活水准明显高于外面，也就难以不让第二代感觉高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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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上海的警备区司令部在静安寺，静安寺附近有很多类似的部队大院。以涌泉坊来说，陈楚湘把旧居24号，以及8，10号都献给了国家，这几幢房子就给警备区司令部了。文革初期，陈家人从自住的14号18号里被扫地出门，这两幢在文革期间也被警备区司令部征用，直到1978. 我小时候，有好几个住在涌泉坊的不会讲上海话的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