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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底子每天呈送精彩文章一组
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昔的岁月
叙上海老底子事 忆上海老底子人
诉上海老底子情
穷街往事——
小头女人
李文亮
小头是我们的街坊,住我家不远。从大饼摊旁边的弄堂走,拐两个弯,第三条小弄堂再右拐五公尺,有块十五平方的空地,空地角上墙与墙之间有一条狭缝,穿过那条狭缝就是小头的家。
小头有点畸形。她两颊最宽处也只三寸左右,颧骨以下的细瘦可想而知。在路上闲逛猛然瞅见她,你会大吃一惊,眼睛不由自主地盯住她,小头理解别人的诧异,自己低下头,转过脸,走出惊讶的视线才摆正头。
小头喜欢抽烟,只有抽烟的时候她走路才有些模样,才敢昂起头;她只抽五分钱或八分钱一包的劳动牌,一旦嘴上叼起大前门,她身后就有人指指点点了。
我小时候常常和小朋友兴奋地唱一首歌谣:小头搞腐化,搞进腐进化。“进”是个助声词,唱起来很有节奏。我们从弄堂里涌出来,围观小头和某个男人被邻居与里委干部簇拥着押往里革会。小头面带沉思,而男人故作镇静,有的还持着香烟,或许是想维护一点人格。
小头交代问题很干脆,吃过两碗馄饨或阳春面,收了几斤粮票或几包大前门。过后,便在她工作的里弄生产组里接受批判,如果事情严重,就要摆开场子开居民大会批斗了。
小头的确穷,里弄生产组是收入最低的单位,只能糊口不能养家,而小头有三个“讨债鬼”(小孩),都是男的。两个大的和小头一个脸形,让人感叹大自然的复制能力。最小的那个却漂漂亮亮,不知谁下的种。
有年夏天,生产组中午停工吃饭,大嫂们纷纷回家,带饭的打开饭盒提起筷子。一位姓黄的大嫂闻闻饭盒子惊道:啊呀!饭好象馊了?坐在旁边的同事嗅了嗅,说馊了馊了,不能吃了,倒了吧。小头坐在远处,却听得清清楚楚,快步走来,嚷着别倒别倒,让我看看,一把拽过饭盒,稀里哗啦把饭吃了,还说没坏没坏,一点都没坏。黄大嫂目瞪口呆,怒道:小头,你为什么抢我饭吃?小头也不甘示弱:“侬那能价小气,一点馊饭大惊小怪,给猪都不要吃。”“你就是猪,抢人家饭吃。”旁边有人看出端倪,连忙劝住黄大嫂,耳语几句,黄大嫂才罢休。一会儿生产组干部找小头谈话,果然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文革期间,学生停学闹革命,读书气氛荡然;上山下乡大潮一起,人人都知道读书没意思了,上学便混混时光。而文革期间对人的残酷批斗以及派系间的武斗使孩子们耳濡目染,相互间呈凶斗狠,以打架动刀为荣。
此时一个小小头颖脱而出,忽然间凶悍无比。他手舞晾晒衣服的花叉,小眼睛冒绿光,嘴角挂涎沫,能从大街的头上一气打到街尾,打得对手不见影子才罢休。小小头有了点名气,便整天和一群小坯子在破烂的弄堂里抽烟厮混,有谁在外面受了气就由他提着花叉报仇。没多久就在附近地块“撑世面”了。
一个午后,小小头和狐朋狗友站在弄堂口说笑,来了两个人。小小头近来威风得意,没用正眼去瞧,或者竟以为来请他摆平某个人呢。
两个人中的一个走近问:你是小小头么?其实不用问,那张脸明摆着,小小头刚哼了声,另一个忽地拔出小刀,扑一声捅进小小头的肚子,扔下七个字:关照侬不要老卵。扬长而去。可怜花叉将军兵器不在手,抵挡不住,让人扶回家,气息微弱地说,把我娘叫回来。小头女人回家一看,骂道:“枪毙鬼,枪毙鬼,包里的钱是你偷的吧?被人家戳死就好了。没钱上医院。”小小头蜷着身子伏在床上,说姆妈我不行了。邻居看不下去,叫来里委干部,里委干部训了几句,说赶紧送医院。小头把手一摊,没钱。里委干部无可奈何凑出一元钱,那年代也确实穷。然而小小头没到医院就死了。小头脸干瘪了几天,大声教育漂亮的儿子待在家里别出去,多做功课,一声没哭就上班了。大概活着艰难,死也就不太重要了。
公元一九七八年,小头时来运转,她那个五官清秀的小儿子竟考入复旦大学。整个街坊轰动了!那个年代大学生是稀罕物,更何况复旦大学,更何况小头的儿子。那孩子从小就安静,文文雅雅,闷声不响做功课。上苍怜悯,赐安慰予小民。果然邻居围着门口祝贺称赞,里弄干部又额外补助了五元钱。人来人往竟把小狭弄的山墙蹭下一大块糊墙泥,差一点又吵骂起来。
那几天小头扬眉吐气,跟谁都亲亲热热打招呼。第三天起,她挨家挨户串门,总不外乎那几句话,某阿嫂,某阿姨某爹爹奶奶,阿拉小三子考进复旦大学,是复旦大学,哎!哎!她自然收回几句恭维。然而几次三番串门,大家多少有些腻烦,一见她来,便抢先说,好,好,考进复旦好!侬这记出头了。
我一看见小头就想撞墙,在别人家她只有三句话加两个哎,到我们家却亲切地问我:你考什么大学?考了几分?……不要灰心,阿拉小三子考进复旦大学,是复旦大学,哎!哎!知道内情的邻居把她拦在弄堂口:晓得了,晓得了,考进复旦大学了,回去烧夜饭给儿子吃吧。我那时在很远的农场务农,不惜请假半年回城复习功课,结果仍灰溜溜地扛锄头去了。
我回到城里是五年之后,小头的儿子已经在一个行政单位做了小头头。过了两年,单位里有个老干部看中了他,把女儿介绍给他。这消息在邻里传播的时候,大家感叹万分,尽管看见过毛脚媳妇的人说那姑娘很丑,但对小头这样要房子没房子,要钱没钱,要文化没文化的家庭,还是高攀了。小头也洋洋得意,去理发店吹了个新式的蓬蓬头,换上整齐衣服,四处吹牛说亲家公亲家母要请她吃饭。人们高兴之余告诫她言行要得当,不要多话。小头老练地说,那当然,我就讲祝大家身体健康。接着又惶惶地问,我还要讲点啥?
吃饭的事一拖再拖,最后要等到婚礼。然而婚礼也渐无音讯,换成旅游结婚了。儿子结婚后,住到老干部家,很少回来了。小头沉默起来,几乎每天傍晚都搬个小櫈子坐在弄堂口,抽着烟,安静地注视行人走过。就是那个弄堂口她的儿子被刺死的。她已经退休,另一个丑儿子顶替她的工作进了生产组。
人生真象刮一阵风,沙子迷眼,挡风的手移开后,一生的时光已经消失。小头在弄堂口坐了几年,碰上她一生中最后一件大事——动迁。
我对狭小破烂的砖木陋房早已厌倦,很快和动迁组达成协议,一屁股搬郊区去了。
然而我的单位离旧居很近,我有时会绕个圈子去看看。空宅被掀去屋顶,拆去窗棂,小弄堂堆起破砖碎瓦;老邻居逐渐离散他处。有一次我找不到自家老屋,它被掀掉一半,我走近仔细观察残存的天花板,才断定确是我住了四十余年的旧屋。我嫌弃多年却又熟悉无比的住所那么快就成了废墟。
小头女人依然坐在弄堂口,每天给找不到对象的儿子烧饭,然后戴着围单,抽烟,呆坐。她的房子掩蔽在层层废墟里,是该出来透透气。她老了,尽管瘦削的面容变化不多,举止却缓慢了,头发变成灰色。那条弄堂已不复往日景象,我有时恍惚童年真是在这里嬉戏的,房屋坍塌,垃圾满地。仅有几幢房子还傲慢地耸立着,那是和动迁组谈不拢的钉子户,小头也是其中一户。
我最后看见小头是一个夜晚,在同事家办完事喝了酒,趁兴兜到老街,黑夜里街的头里一如从前,恍然我觉得从未搬迁过,家就要到了。自行车骑到动迁的那一段,黑黢黢的一片断檐残壁,仅有一两点灯火亮着,这是仅有的钉子户。街的对面不属动迁范围,敞开的门窗里还能看见熟识的邻人做家务。我慢慢朝前骑,来到那个弄口,黑乎乎的有个身影,凭直觉是小头。
果然是她,烟头一亮,照出她的瘦脸,她安详地吸烟,烟头暗淡下来,慢慢移到膝盖上。我在不远处停车回望,烟点又移到脸部,一亮,又慢慢回到膝盖上。
待我再有兴致回老房子,那里已成平地,打桩机轰鸣着。我找到街对面的熟人,询问小头与动迁组对抗的最终结果,他们笑着告诉我:小头把事情搞大了。
小头的房子仅六七个平方,原来是一户人家搭出来的灶披间,户口里两个人,她和那个没结婚的儿子。按动迁规定,她只能拿到一室一厅。然而小头开口要两套房子,一室一厅给儿子,让他将来结婚用;还要一套无论多么小的房子自己住。动迁组一听,把她撂那儿理都不理。
周围的邻居渐渐走了,几家谈不拢的钉子户也签下协议走了,小头家的水和电也断掉了,垃圾把路也埋了。当官的小儿子来劝,马路对面的老邻居来劝,动迁组的头头也上门,小头只是摇头,说要么死在这里,要么两套房子。邻居见她意志如铁,关照她不要让儿子出面,那儿子已四十出头,生产组早就倒闭,他在马路上设个小摊修自行车。
残砖碎瓦被清理成一大片平旷的土地,只有小头家的棚子和一堵山墙还竖着,远远看去象座坟。动迁组抓紧最后时刻软硬兼施,然而小头一口咬定两套房。强迁是肯定的了,只是什么时候什么方式而已。
工程队进场了,在远处盖起一排临时住房,大卡车运来巨大的尖头钢筋水泥桩子。隔不几天,砰砰地开始打桩头。
首批桩头入地的第二天早晨,上班的工人被一个异常的景象唬住了,一根已经打了一半的桩头,被一个面容憔悴的老女人死死抱住,瘦削的脸紧抵着粗糙的桩子,血已经磨了出来。她嚷着把她和桩子一起打到地下去。工人叫来老板,老板叫来动迁组头头,动迁组头头叫来区政府管动迁的副区长。
这时候附近地区的居民,马路上的行人把工地围得里外三层。区长分开众人,上去对小头说:老太太侬快点下来,有话对我讲,大家再商量商量。如果耽误了工程进度,妨碍城市建设,要负严重的法律责任。说着,便示意动迁组的人把她拉下来。小头一见要拖她,哭喊起来:我老爱人要回来了呀!我儿子要结婚的呀!一边用头乱撞水泥桩,顷刻,血涂上柱子。围观的人群发出惊讶的叫声,响起同情小头的话语。区长和动迁组头头紧张地低声交谈着,忽然,区长把手一挥:算了算了,给她吧,就给她吧。
旁观的邻居起先还吃不准真假,确信无疑后跑上去大叫:快下来,快下来,区长答应了。小头却又聪明起来:把字签下来让我看看。
熟人告诉我,小头的男人年轻时拦路抢劫被判无期徒刑,减刑后一直在劳改农场,现在老了退休了,想回来和小头团圆。小头是男人判刑后才搬来的,所以大家都不了解底细。这还是小头临走时才说出来的。熟人笑着说,小头对那男人有感情,说她要个什么东西,那男人才去抢劫的。
打桩机轰轰响着,一大片旷土荡平了几十年风雨岁月。小头当天下午就搬浦东去了。我的新家在西区,我大概不会再看见她了。她一世人也算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