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秦全耀：胡锡进和司马南当年每月的粮票是多少斤

读完想笑，粮票的功能很多人说了很多，这个名人或人名list 可以很长。 每个人说一说自己的粮票历程也挺有意思。

俺小时候粮票制度尚未开始， 开始记事虽一用上了粮票，不过1960年前上海粮食不紧张， 大约是1960年下半年开始缺粮了， 那时已过十岁， 享受普通市民每月二十五斤的待遇，那可是半大小子吃垮老子的年龄啊！一家人粮食紧紧张张地度过了三年， 到了1963年进了中学， 记得初一31斤初二32斤初三33斤吧， 不过这段时候上海的经济形势好转了， 大致上不缺粮食了。到了上山下乡， 先是插队， 俺们队成年男人每年可分毛粮750-800斤， 知青因总会回家一阵， 够吃了。后来转点去了河南黄泛区农场， 每月45斤， 我就没吃完过， 再后上大学毕业到单位， 均不存在粮食够不够的问题。-转载者

 

从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那一天粮票开始出现在中国，直到1993年4月1日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取消了粮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秦爷掐指算了算，粮票在中国的寿命只活了37年7个月零7天便英年早逝了。

取消粮票那天，不到12岁的女儿特别高兴，她说，爸，我再也不用去给姥爷开的饭馆粘粮票去了。那时候私人饭馆要去粮店购买粮食也必须持有粮票。而消费者提供的粮票都是斤斤两两的，粮店嫌麻烦。无奈只好分门别类粘贴在纸上一目了然。

女儿说，一个人死了开个追悼会，全中国的粮票死了理应下半旗致哀。相反，举国同贺，告别了计划经济时代，真没见一个人恋恋不舍。有什么可值得怀念的，吃不着鱼吃不着肉，吃不饱肚皮揭不开锅……

为什么有人为计划经济大唱赞歌，莫非他们就不食人间烟火，就没有领教过被粮票的生活。秦爷一一百度了这帮人的出生年代，都是蹉跎岁月艰苦生活。

金一南：1952年2月出生
张召忠：1952年5月出生
胡鞍钢：1953年4月出生
张维为：1957年12月出生
胡锡进：1960年4月出生
金灿荣：1962年12月出生

就这几块料，其中除了当过兵的金一南、张召忠和胡锡进，其他都是每月37斤定量左右。又有人问起司马南多少粮票，秦爷这辈子也忘不了，他和我太太同年同月同日生都是1956年6月22日。司马南曾经屯垦戍边黑龙江建设兵团，那地方归沈阳军区准军事化管理，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吃饱肚子不发愁。

北京大兴有个大白楼，那里有个身居长工屋的王国福，文革中有个单弦《铁打的骨头 举红旗的人》唱他怎样积极交公粮反对阶级敌人的三自一包，后来得了癌症皮包骨头。秦爷近来不知怎么回事总去拿他和司马南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吃不够的司马南，吃不饱的王国福……

绝非危言耸听，粮食定量供应的时代，根本就不够吃，只有寅吃卯粮。那时北京是每月24日发粮票，25日可以提前用下月粮票购粮。所以一进入25号，粮店就会排起长长的队伍，那劲头跟抢似的。

毛泽东时代的粮食供应标准分南方北方两种。

南方以大米为主食的地区：

一、特殊重体力劳动者——四十五至五十五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五十斤；
二、重体力劳动者——三十五至四十四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四十斤。
三、轻体力劳动者——二十六至三十四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三十二斤；
四、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公私营企业职员、店员和其他脑力劳动者——二十四至二十九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二十八斤；
五、大、中学生——二十六至三十三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三十二斤；
六、一般居民和十周岁以上儿童——二十二至二十六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二十五斤；七、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周岁的儿童——十六斤至二十一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二十斤；八、三周岁以上不满六周岁的儿童——十一斤至十五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十三斤；九、不满三周岁的儿童——五斤至十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七斤。

北方以杂粮、面粉为主食的地区：

一、特殊重体力劳动者——五十至六十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五十五斤；
二、重体力劳动者——四十至四十九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四十四斤；
三、轻体力劳动者——二十九至三十九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三十五斤；
四、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公私营企业职员、店员和其他脑力劳动者——二十七至三十二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三十一斤；
五、大、中学生——二十九至三十六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三十五斤；
六、一般居民和十周岁以上儿童——二十四至二十八斤半，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二十七斤半；
七、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周岁的儿童——十八斤至二十三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二十二斤；
八、三周岁以上不满六周岁的儿童——十二斤至十七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十四斤；
九、不满三周岁的儿童——六斤至十一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八斤。

六十年代一般居民的粮食定量只有24斤，进入七十年代后长到了27斤。年近八旬的老祖秦吴氏对这长了的三斤粮食念叨了足有一年，可她从没说过感谢主席感谢党，她老说又能多换个鸡蛋多换个老玉米棒子了。

毛泽东时代不但粮食定量，连火柴、糖、鸡蛋、肉、食用碱、肥皂、卫生球等等都定量。虽然粮食不够吃，宁肯饿着也会用粮票、肥皂、火柴和破鞋破衣裳去换鸡蛋、黄豆等。于是出现了来往于城乡之间的一些”投机倒把者”，我三舅奶奶就是其中一个。她每次交易都是晚上，白天我给她问好了客户，然后他们去屋里交易，我在门口站岗。也不白忙活，我的犒赏就是两块水果糖。

那时的粮食定量多少跟职业有关，分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分重工轻工。连唱京戏和地方戏的粮食定量都不一样。秦爷的一个街坊北京京剧团演员曾和张君秋拍过电影《望江亭》演书童的戴文海，每天早上我们几乎都去一个茅房。他告诉我：演话剧和地方戏秦腔豫剧吕剧河北梆子的粮食就少。唱京戏容易饿得慌，粮食就多。不信就去问马连良、张君秋。

袁隆平去世了，又勾沉起过去那些饿肚子的时候。以改革开放的名义，想想过去，想想过去那些粮票带来的淒淒苦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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