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地挥一挥手
居美国华盛顿, 就职政府部门, 花甲年岁, 天天等下班, 月月等薪水, 年年等退休.
隐在“上只角”梧桐树后的花园洋房，像是上海人心口上的一粒朱砂痣。
1920、30年代的欧式建筑，门口一大片种满果树花草的院子，闹中取静，满足了人们对于住宅的所有想像。
1970、80年代十几户人家被分配在一栋洋房里的时候，“住在那里的人不肯离开，没住进那里的人想要挤进去”。
即使到了现在，去那里拍照片、坳造型也是很好的。
一
周戎带着我们走进163弄
“你想不想看看花园洋房里72家房客的生活？”
周戎这么说的时候，他刚在襄阳南路上的面馆吃完早餐，倚靠在上街沿的栏杆旁。
他曾提到过好多次曾经住过的地方：“阿拉只弄堂，没人带，可能还找不到。每栋房子都有很大的花园，一幢房子里住十几户人家。一间车库就是一间房间。”
这一次，他发出邀请，“你有兴趣，我带你去看看。”
等什么，说走就走。
那只弄堂，是茂名南路163弄。
洋房外的花园枝繁叶茂
从弄堂口走进去，左侧就是四幢独栋洋房，每栋都有一个很大的花园，绿树参天。“在我小时候，一号是房管所，二号是派出所，那是唯一一幢我们不敢翻墙爬进去的房子，三号是幼儿园，有一些游乐设施，我们常常偷偷翻进去玩。四号里住的人应该有点来头，里面户数很少，我一个女同学家当时就住在二楼，整层都是他们家，她穿得很洋派，玩的也都是国外寄来的玩具，变形金刚，单人自行车什么的。”
周戎生于1982年，他所介绍的是1980年代，自己幼年时的记忆。
而这些房子，所见过的世面，要远远多于他的。
二号花园洋房现在是一家公司的办公室，门口挂着一块铭牌：“本西班牙式建筑建于1921年，并于2015年底进行整修。”
这些有将近百年历史的建筑，在最初都只归一户人家所有。
上海电视台的高级编辑、作家袁念琪曾住在茂名南路163弄的三号，听家里的老人说，他家所在的这栋房子原属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当时谢冠生多居南京，上海的这套房子就由不同的人住着。袁念琪的外公和谢冠生是同乡，所以在一楼安了家。
在2号花园，左1是袁念琪的妹妹，中间是黄家的黄妹妹，还可以看见4号洋房一角。
隔壁的二号，袁念琪也是比较熟的。主人在汇丰银行工作，家里有小汽车。可老太太喜欢坐人踏的三轮车，所以雇了一个专门踏车的人。那时袁念琪还小，但记得却很清楚，那三轮车与众不同，骑车人的位置不在车前而在车后，怕坐车的在下风头闻到骑车人的异味。
在经历了近百年的住户流转之后，现在这一排的四栋房子都已没有人居住，有的变成了公司，有的空关着。
二
茂名南路163弄5号外观
弄堂很小，走过四号就是拐弯，那里有面对面的5号与10号、11号。再往后，就是6到9号的长条联体建筑。除了周戎之前所住过的11号里的人家基本都已搬出外，其他几栋都还有住户。
弄堂内很安静，晴好的日子看到一个老太推着坐在轮椅里的老头，慢慢走着，也听到了某一户人家家里传来的萨克斯风。
这样的住房，曾是很多上海人求而未得的。上海作家陈丹燕曾描述1970年代中后期的上海：“梧桐树下热闹或者背静的街区，仍是上海的好地段，虽然那些带花园的房子已经陈旧不堪，房子的主人是国家房管所，住户则换了又换，原来雕花的木头楼梯缝里，到春天会长出白蚂蚁来。但上海人还是把它们当成了上海的高级地方，住在那里的人不肯离开，没住进那里的人想要挤进去。几户人家合用一个厕所，一家人合用一间房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原来的客厅里，住了一家人，原来的餐室里又住了一家人，原来的卧室里，住的是第三家人。”
当年厂里的师傅给丁林凤（化名）介绍对象时，就着重指出了这样一个条件：“他家，住花园洋房的。”
5号花园里的一口水井，这在市中心是不多见的
那时是1980年代初，花园洋房里早已住着“72家房客”，师傅介绍的小伙王方宏（化名）家分到的房子在一楼，一小间靠近花园的大树，大概是之前主人家的车库，还有一间大点的房间在主楼里。
虽然是和十余家人家共享着一栋花园洋房，但这条件在当时来说，已然不错。丁林凤明显感觉到了对比。她娘家也是“上只角”地段，但那是石库门房子，还要倒马桶呢。
袁念琪少年时曾搬出茂名南路163弄，等到1986年结婚时，那里又成了他的婚房。作为一套要和他人合用厨房和卫生间的婚房，他和新婚夫人一点都没有觉得局促，“刚毕业时我在南市三中教书，骑着自行车上班去，一路上都能看到有人拿着刷子刷马桶。”
这批1920年代建造起来的花园洋房的卫生间内配备的是高脚浴缸，抽水马桶，这点，在当时，就能甩出上海很多住宅好几条横马路。
三
茂名南路163弄5号楼，从往三楼的楼梯俯视二楼。
丁林凤嫁进茂名南路这只弄堂里，就成了“王家嫂嫂”。
这是老一辈人对新媳妇的称呼，即使到了现在，弄堂内的大多数人还是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唤她“王家嫂嫂”或“可可姆妈”。
“这一点不像我娘家那边，那里一个新媳妇进门，不消三天，就把你里里外外都打听一遍了。而且我们这只弄堂的人，从来不会穿着睡衣睡裤拖鞋到小菜场去，即使到楼下厨房烧饭，也是出门衣裳穿好，围兜系好。”在茂名南路163弄，上海人的分寸感体现得非常明显，丁林凤嫁进来30多年了，平时有往来的也就自己一幢楼里的人，而即使住在楼上楼下，甚至对门邻居，也鲜少到对方家里去串门。
这一点，周戎也深有体会。他号称是弄堂里的皮大王，和小伙伴们一起会去别的花园里捉蟋蟀，抓大蚂蚁，会在弄堂里评选谁是真正的“老大”，但是他不会去别的小朋友家串门，最多就是敲敲一楼小朋友家的窗玻璃，叫一声：“出来白相了。”
小朋友们在耳濡目染中习得了对界限的把握。周戎住在一楼，但他从来不会去二楼用厕所，其它楼层摆放在公用空间的东西，他也不会去用。不过到底是孩子，忍不住会馋嘴。“我记得小辰光晚上，我在厨房的水斗旁边洗漱，煤气灶上开水烧好，直接倒在脚盆里，我一边洗脚一边闻到旁边灶头上邻居家炖的红烧肉，香得要命，我就忍不住拿起放在锅子旁边的调羹，偷偷尝一口汤汁，真好吃啊，不过只是汤汁，肉是不会去碰的。”
周戎还记得一个细节。小时候他喜欢在浴缸里汏浴，妈妈把热水烧好，倒进去。小孩子有水玩最开心，他边洗边玩可以洗一个多小时，这段时间妈妈给他点上的是蜡烛。因为卫生间的灯是公用的，怎么能开那么长时间，只为了他一个人洗澡呢。
“大家都老拎得清，看得懂山水的。”
丁林凤嫁入这弄堂多年，深谙花园洋房内的生存之道。之前在一楼靠花园的房间由于要透绿而被拆除了，现在他们家被分到四楼的房子里。
房子原始的格局早已被打破，非得有住在里面的人带着才能分得清其中的空间划分。
厨房间里，属于每家人家的“领地”分隔得明晰。
一楼的厨房自然划分成了三个空间，放了三家人家的灶台，每个灶台上都有一盏灯。谁家烧晚饭的时候，就点亮自己家的那盏灯，这是说都不用说的规矩。袁念琪曾经在同学家看到，公用厨房里，各家煤气灶的转钮上插入一根小竹片，又用锁锁上，有些人家灯的开关安装在自己家里，这些都是为了防止他人偷偷使用自己家的东西。不过这种事，在茂名南路163弄，基本上不存在。
楼梯口下狭窄的空间，也放了两个煤气灶，一个是住在一楼的丁林凤的大伯王元宏家的，一个是住在二楼的陈绍坤家的。
陈绍坤现在年岁大了，耳朵不好，但手艺可一点没废。他曾是锦江饭店大厨，烧的烤麸、松鼠桂鱼，做的辣白菜都是一绝。丁林凤刚嫁进来的时候，烧饭放多少水都不知道。就一直向陈绍坤请教：“爷叔，这只菜哪能烧?”现在，她做辣白菜的手艺也不一般，每年冬天，她都要做上几大缸辣白菜送人，腌菜的缸就放在二楼到三楼的楼梯转角处。
陈绍坤家住在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原本二楼住着三家人家，现在另外两家搬走了。二楼的公共区域可以让陈绍坤家独享了，每到中午，陈绍坤默默地准备好饭菜，和老伴坐在房间门口的桌子上吃饭。
沿着咯吱咯吱响的木楼梯走上三楼，会看到老鼠在厨房内逃窜。“老正常的，这种老房子里蛇虫八脚老多的。”丁林凤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
虽然住在四楼，但丁林凤家的公用空间都在三楼。厨房的一边是她家的煤气灶，四方桌和碗橱。正是中午饭店，隔壁阿姨家的饭菜已摆上饭桌，丁林凤家不习惯在公共厨房吃饭。“我们欢喜搬到房间里去吃，看看电视，慢慢吃。”
卫生间也在三楼。哪家人家用哪里的厨房和卫生间，在房票上都有明确注明，谁都不会侵占他人的地盘。而在几家合用的空间内，也是按照“先来后到，既成事实”的原则。就是说，谁家先把某处公共空间占下，那就成既定事实了，后来的人即使内心再不满意，也得尊重，自己另外寻找一块公共空间占上。
三楼的浴缸已经变成其他用途了
丁林凤搬到四楼搬得晚，卫生间内已经没有更多公共空间了，她只能在浴缸上放上一块板，作为自己放脸盆的位置，“这也是没办法的，先到先得呀。”
那只有年头的浴缸的坐脚早已生锈，瓷面也已泛黄，二楼的浴缸已被敲掉，换成了淋浴房，但共用三楼浴室的人家并没有达成统一意见，所以还是保留着浴缸，只是它已渐渐减少了实用功能，更多作为储藏空间在使用。
“以前我们这附近有很多浴室，南昌路，进贤路上都有，天冷了就到浴室去汰浴。”
公共浴室随着时间推移渐渐消失了，前几年，丁林凤开始在淮海路上的健身房办卡，健身、洗澡，一举两得。
生活让人生出智慧，而在卫生间的使用上，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智慧——家里备一个痰盂。在公共空间的使用上彼此之间虽然早就形成了一种默契，像丁林凤和对门的邻居共同使用三楼的卫生间。“他们年纪大，睡觉早，一般5、6点会用卫生间，他们把门关着，我们就知道了，不会去敲门的。我们一般要到8、9点才洗漱，大家时间自然错开。早上也一样，他们用得早，我们用得晚。”但防不住人有三急，凑在一起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不会去用二楼的卫生间，大家都老拎得清爽的。不过有时家里来人，要用厕所，正好三楼被占着，那么打声招呼，‘阿姨，用一下你们厕所哦’，没人会不答应。至于自己，每家都有一只痰盂，急的时候好派用场。”
默契自然形成，不用言说，但在有些事情上，还是需要全楼居民开会讨论的。王元宏回忆，以前关于水电费如何分摊，楼里就曾开过会。“老早家里没那么多电器，只有电灯，就根据每家电灯多少支光来算电费。水费就按每家人头来算，不过家里有亲戚朋友来住哪能算呢？大家讨论下来，住一个星期以上半个月以下就算半个人头，如果住半个月以上，就算一个人头。”
现在这种计算方法已不再沿用，因为每家每户都有各自的小水表和电表，但在这计算背后的原则还是始终贯穿着花园洋房内的生活——尽可能公平，彼此独立，谁也不要占谁的便宜。
四
王方宏在四楼看电视
近三十年来，上海的变化翻天覆地。
摄影师许海峰记得1990年代，感觉路上都是灰，城市到处是工地。那些变化如此明显，让他们不由自主地想拿起相机记录下来。
能住到花园洋房的一间房，曾是上海人的念想。袁念琪当年特别高兴，能有一间房间作为自己的婚房。“环境好，买东西也方便，走出去5、6分钟就可以逛淮海路。旁边还有好几家电影院，那时夜场很多人不看的，因为看好回去很晚了，坐公交车不便当，但我们常常去看夜场。”
王元宏有时也会怀念邻里关系的温情。他问陈绍坤：“爷叔，你还记得伐，我当时的婚宴还是你帮我烧的？”那时陈绍坤一人掌厨，愣是在逼仄的厨房间内烧出了两桌锦江饭店级别的婚宴，吃得宾主尽欢。陈绍坤好不容易听清了，笑着说：“噶快啊，现在你都有外孙了。”
但当大量新村、公房出现在这座城市里，给人展现出煤卫独用的现代住房模式时，花园洋房里的房间就变得像是墙上的那一抹蚊子血。
1996年，周戎的妈妈单位分了一套70多平方米，带电梯的公寓房子，他们就搬离了茂名南路163弄。“卡车上扎着绸带，放着炮仗就搬走了。那感觉，就像现在给你一套300多平方米的房子，你会不搬吗？那时我就有了自己的房间，不用再睡在沙发上了。”
搬走的人家越来越多，弄堂显得安静而寂寥。
王元宏退休后搬回来不习惯了
王元宏年轻时曾在江西插队落户，在那工作、结婚，直到退休后又搬回来居住。“刚搬回来的时候我不习惯了，屋顶嘎低，地方又小，阳光也没的。想想我在江西的房子，有100多平方，坐北朝南，从清晨到晚上，都能有阳光。还有卫生间，用起来也不方便。”要洗澡或上厕所，他非得走出房间。浴室在过道口，要洗澡，两边的门都得关上。楼梯口下，是个厕所，狭小又低矮，感觉都转不过身。
而丁林凤和王方宏夫妇住了那么多年，倒是习惯了。“住了公寓，再住这个房子，可能不习惯，但我们一直住在这里，早就习惯了。让我搬到其他地方去，我不愿意的，这边地段好，门口地铁线有好几条，做什么事情都方便，我每天去看老娘也便当。”
唯一让丁林凤感到不那么方便的是，由于厨房在楼下，每每做一些需要长时炖煮的菜，就总要烧干。“现在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好几趟，锅子都烧干了才想起来，差点闯祸。”为了杜绝安全隐患，丁林凤在家里的冰箱上放了两个计时器，烧菜之后就调时间计时，提醒自己。同时，她在房间门外也做了点改装。本来那里靠墙放着一台洗衣机，后来她请师傅敲打出一个木架，一块块长条木板组装上去正好形成一个案板，可遮住洗衣机，也可在上面放上电磁炉，电热水壶，电蒸锅。有的菜，她不必跑到楼下就能做完，方便安全了不少。
从四楼窗户望出去
一切都像围城。当周戎一家欢天喜地搬到外区之后，房子大了，但生活却没有那么习惯。“刚转学去的时候，学校门口总是有人坳分，我每天都要外公来接我。哪像我住在茂名南路163弄，放学后，走200米就进弄堂了，一进弄堂，爸妈就放心了。虽然房子独门独栋，但弄堂里就像个小部落一样，来只陌生面孔，大家都要问的。”所以当他父亲做生意赚钱之后，他们又买了附近的房子，搬了回来。
现在，当和太太散步经过的时候，周戎会指一指弄堂：“喏，这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