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东北工业部与新中国工业的起步（袁宝华）

我父辈中好几个就是那段时候在东北工业部门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都颇受重用，均能有职有权地负责一滩工作，大家也就能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当局也对得起大家，半年加薪一次，从1950年算起到1956年， 短短六年间连升级加薪带工资改革， 收入都翻了一倍以上，那也是毛泽东时代啊， 可是再算算自1956年之后，到1978年的二十二年间，大多还是毛泽东时代，非但没有一位加过薪水， 一分钱也没有， 减薪的倒有两位， 一是中奖当上老右，从230减到90几，等到毛公仙逝后恢复的工资； 还有一位是党员工程师， 1962（？）年响应13或相当13级 （神叨叨不吉利的13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减薪10%，而从此工资就低于200了， 直到邓改开后再次超过200元。 同是毛“爹爹”的年代，差别也蛮大的， 是吧。若是一直按照那六年的路子走下去，到时候也许也还是会碰上瓶颈，但想来想去全国性加薪还是会有的， 上海的学徒出师怎么也不会落到只有三百六十大毛一个月的“光荣”地步， 光是光荣了可钱是不太够了。从袁老的文章来看， 当时是按照工业生产的正常规律做事情的。--转载者


        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后，遵照毛主席关于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重要指示，东北作为第一个已全部解放了的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为加强城市工作，调集了一大批干部充实到经济工作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我就是这时来到了东北工业部。

一、东北工业部

我1949年6月调入东北工业部，同我一起被调入工业部门的这一批人，有些原来搞过工业工作，如柴树藩同志，鞍钢解放时，就做过军代表；唐克同志，原来在齐齐哈尔市时，是公共事业局局长。而调像我这样几乎没有从事过工业战线工作的同志到东北工业部，无非是因为我们上过大学念过书，比较年轻，身体又好，到新的岗位上容易很快工作起来。我真正从事经济工作实际上就是从1949年6月调入东北工业部开始的。

东北工业部全称是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最早成立于哈尔滨。东北全境解放后，从哈尔滨搬到沈阳。当时，东北工业部统一管理东北地区轻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是东北人民政府主管工业的部门。部长是王首道同志，他调到中央后，陈郁同志接任部长，邵式平担任副部长。我到东北工业部时，部长还是陈郁同志，他是工人出身，曾长期在苏联学习，回国后从事工人运动，他当时是中央候补委员，恢复北满煤矿时有贡献。1949年五六月间，陈郁将要调走，中共中央东北局调王鹤寿同志来做第二部长，准备接替陈郁同志。陈郁调走后，王鹤寿同志担任部长。副部长当时有三位，即吕东、安志文和乐少华同志。吕东同志曾经担任辽东财委副主任，长期抓经济工作，乐少华同志还兼军工局局长，夏耘同志是秘书长。

当时，东北工业部的办公地点在沈阳和平区马路湾街心广场西侧的一幢三层楼房里。这是一幢日伪统治时期建成的建筑物，外面镶嵌着米黄色瓷砖，楼下一层是当时市内规模最大的一家新华书店。

东北工业部直属的企业有鞍山钢铁公司、本溪煤铁公司和抚顺矿务局，集中管理行业的工业局有：有色局、化工局、建材局、机械局、电工局、轻工局、纺织局、电业总局、煤矿局和兵工局，后来还成立过一个石油局。东北工业部内设计划处、经理处、基建处、设计处、人事处、行政处、卫生处、专家办公室和部长办公室等业务处室。当时，计划处处长是柴树藩同志。因为经济建设本身的需要，计划处的组织机构比较庞大，业务范围也很广，分工包括计划、生产、技术、安全和统计等方面的业务工作。我调入后即担任副处长。不久，柴树藩调走，我接任处长，副处长有余建亭、赵岚和王之玺同志。

当时我们这几个处长都是三四十岁，柴树藩、王之玺同志40岁，我和余建亭同志30多岁。王之玺同志曾留学英国，在鞍钢当过副总经理，东北解放后，他没有跟国民党走，而是留了下来，担任计划处的工程师，后来当副处长，他当时不是党员。余建亭同志也是副处长，原先是东北化工局长，从延安出来的。

东北工业部为适应加强计划工作的目的，1949年1月12日发布了《关于建立各级计划机关的指示》，决定成立工业部、局、直属公司、分局、厂、矿各级计划机关。明确提出在工业部下成立计划处的要求，计划处的工作任务是：（1）了解东北工矿的全面情况；（2）在财经委员会之整个财经计划下，制定东北公营工业计划（生产计划、修复或建设计划）；（3）审查各局的生产计划与修复或建设计划；（4）通过报告制度及巡视工作，检查生产计划及修复建设计划的进行情况；（5）研究与规定各业经济定额，以为检查推进工作之准绳；（6）出版刊物总结与交流工业建设的经验；（7）关于技术工作经验之总结及一般指导事宜；（8）提出上述工作之报告。

《指示》对计划处处长配备、机构设置和任务也有明确的规定，要求计划处设处长一人，副处长一至三人，并设以下部门：

1.冶金室：负责有关钢铁、有色金属、金矿各业计划之审查、制订、检查及调查统计等事宜。

2.煤矿技术室：负责有关煤矿林木各业计划之审查、制订、检查及调查统计等事宜。

3.机电土建室：负责有关机械电气各业计划，及一般机电土木建筑工程计划之审查、制订、检查及调查统计等事宜。

4.化工轻工室：负责有关化学、轻工、纺织各业计划之审查、制订、检查及调查统计等事宜。

5.综合计划室：负责有关东北综合计划之审查、制订、检查及调查统计等事宜。

6.资料室：负责本处图书资料之保管整理，搜集编译及出版刊物等事宜。

7.秘书室：负责本处一般行政、文书、人事、事务及不属于各室之工作等事宜。

8.工程师室：负责有关工矿设计及技术问题之咨询指导等事宜。

《指示》明确要求各局、各直属公司下成立计划处；在各分局、公司、厂、矿下成立计划室或计划科。规定了工业部计划处与各级计划机关，发生工作指导关系并得召集定期的计划会议检查与布置工作总结经验。

二、东北工业恢复与重建面临的困难

新中国成立前的东北工业，从当时全国的工业发展状况看，虽说比较发达，但东北的工业属于殖民地型的工业，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地区后，为了掠夺东北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在东北地区进行了一些重工业投资，使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具有一定的基础。据1943年统计，东北的铁产量为170万吨，钢产量为87万吨，分别占当时全国钢铁产量的94%和95%。但总的来说，东北工业的基础很薄弱，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东北地区的工业几经洗劫和破坏，大部分工厂、矿山停产，生产能力丧失，厂房设备破烂不堪，有的甚至成为一片废墟。以鞍钢为例，日本统治时期叫昭和制钢所，经过日伪几次扩建，形成年产钢铁各100万吨的规模，设备也比较齐全。当时，不但在中国，而且在远东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大钢铁企业。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到达鞍山，随即拆走了昭和制钢所2/3的设备，连同其他的物资共7万余吨，其中包括第二炼钢厂、第二初轧厂、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的重要设备，从而使昭和制钢所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全厂生产能力大幅度下降，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烂摊子。1946年4月15日苏军撤退以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昭和制钢所，并经过改组，成立了鞍山钢铁有限公司。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打内战，无心恢复生产，整个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的状态。在国民党接收期间，鞍钢只勉强开工22个月，共生产9500吨钢。当我军解放鞍钢的时候，到处是断瓦颓垣，冷炉残机，一片凄凉。我们派出军代表接管以后，首先宣布成立了鞍山钢铁公司。鞍钢从此获得了新生。

再如本溪煤铁公司，也是一个大型煤铁联合企业。日本投降时，竟将铁水凝固在高炉里，致使工厂全部停产。苏军到来后，对工厂的重要机器设备同样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式大拆迁。据记载，仅两个月的时间，三号和四号高炉、炼焦炉、团矿炉、烧结厂、机修厂、钢厂、第三发电厂、南芬铁矿选矿厂及运输部等厂矿的主要设备都被拆走，总重量约达1.4万吨。1946年9月，国民党政府接管这个厂，改称本溪煤铁有限公司，但其接管之后，不但无力恢复生产，反而聚众抢劫，使这个钢铁企业又遭到一次破坏。

又如日本在大连开办的进和商事株式会社、大华矿业株式会社，于1945年9月被苏军接管后，大部分机器设备也遭到野蛮的抢掠。1947年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派人从苏军手中接管这两个企业时，这里也是一片狼藉，满目凄凉。

从以上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东北工业在我们接收下来的时候，已几经洗劫和破坏，成了一堆烂摊子。但是，东北人民政府及时地接管了国民党和敌伪官僚资本家拥有的工厂和矿山，对所有工厂和矿山都派驻了军代表。由于接管是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和东北人民政府所规定的各项政策进行的，而且具体制订了接管办法，防止了偏激行为的发生。

我们在接管城市工作中也遇到过许许多多的困难，一个带有共同性的困难是，当时有很多工程要恢复，但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和资金都严重不足。所以，我们接管后大部分工厂都无法立即恢复生产，只有军需工厂由于前线紧急需要，马上恢复了生产，那些与军需有关的如面粉厂、纺织厂等也很快恢复了生产。从当时全国形势来说，恢复生产首先取决于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解决动力原料问题。因此，钢铁工业等重工业的恢复就提到重要位置上来，东北地区原有的重工业基础较好，所以全国恢复工作的重点放到了东北。

东北工业部1949年初从哈尔滨搬到沈阳，工作中心也从北满转到南满，并着手恢复南满工业。工业部计划处化工轻工室主任杨俊同志被调到沈阳化工厂当厂长，生产肥皂。当时，工业部一批干部被派出去接收工厂，并在工业部下成立了10个直属单位。经过半年努力，这些工业部门都基本恢复起来。东北工业部不是专业部，是个综合部，在东北工业恢复中起了重要作用。

东北恢复工业主要是从北满开始。首先是恢复燃料工业，主要是恢复鹤岗、鸡西、双鸭山三大煤矿，还有一批小煤矿。当时东北地区的过冬是个大问题，没有燃料。许多地方的电厂工厂靠烧黄豆，火车靠烧木头。二是巩固和扩大军需供应。当时东北有一个军工局，副局长是王逢源，主要负责军事工业。东北工业部主要管理民用工业。当时东北各个省都有省工业局。三是恢复电力工业。当时电力供应十分紧张，主要保大城市供电。我们军队的战士有时把小城镇变压器的油抽出来点油灯。四是恢复公用工业。除此之外，东北工业部还着重抓了黑龙江省金矿的恢复、东满矿山的恢复，包括铜矿、铅锌矿的恢复等。

东北工业部在设备方面的主要工作，就是修复旧设备。当时新设备少，1952年以后开始组织所有力量制造新设备，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一大批专业人员。同时，东北工业在恢复中进行调整，那时开始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工业的设想，如有了一个没有生产汽车的汽车总厂，这个厂的厂长是欧阳山尊，后来，他还做过东北机械局的计划处长。

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东北工业恢复没有完成。有的刚建好又要搬迁了，如丹东冶炼厂是刘学新同志去组织恢复的，1950年刚刚修复了设备，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人把鸭绿江大桥炸了，这就得搬迁。1950—1951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工厂搬迁，把南满的厂子搬到北满，一分为二。这样，在北满建起了许多厂子，如沈阳机床一厂、五厂，成为齐齐哈尔机床一厂、二厂（家父就是沈阳机床一厂搬迁到齐齐哈尔变成齐齐哈尔机床一厂的负责人--转载者）；安东造纸厂成为白城造纸厂。搬迁的工厂主要是轻工业和机械工业企业。记得那时机械局副局长聂春荣同志去落实工厂搬迁工作，来往奔波，疲劳的不得了，一回到沈阳的家中，坐在那儿就睡着了。朝鲜战争一停下来，南满工业马上又开始恢复。厂子搬走，老工人没有都走，老厂子恢复时，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恢复和发展生产

为了加快东北工业的恢复，东北工业部当时做了大量的工作，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大量调集干部

遵照毛泽东提出的要建设好东北工业基地，东北要出产品、出经验、出人才的指示，当时号称站在全国工业建设最前线的东北工业部，担负着支援全国各地的重任。为了迅速恢复生产，加快进行工业建设，急需大量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当时东北工业部调集的干部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一是延安及其他老解放区的“小米加步枪”式的老八路，其中一部分是建国前夕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在接管城市和城市工业后，派遣大批有领导经验的同志到工厂、矿山担任厂矿的领导干部，使已经瘫痪的各种工业生产机器运转起来，领导厂矿恢复生产和重建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为支持东北工业基地建设，从1950年起派大批矿山地质勘察人员到东北，包括地质部程裕琪院士、我的老同学关士聪院士等，一干三年。鞍山钢铁公司是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钢铁公司，被列为国家首先恢复的重点项目。据统计派到鞍钢去的干部，仅1949—1955年就有7300多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500多人。

二是东北留用的一部分日本技术人员和国民党政府企业中的技术人员。日本投降后，在东北各钢铁企业、军工企业中的日本人仓皇撤退，但仍有部分日本技术人员未能来得及撤走。我们接管人员不仅没有把他们作为俘虏，而且还以礼相待，让他们留下来参加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他们为恢复生产出了力。当时，东北工业部人事处还专门设立了日本职工科。军工企业中有大批留用的日本职工。当时，我们计划处内还有一批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和日本的老专家、老工程技术人员。这些留用人员对东北工业的恢复作出了贡献。

三是从社会上大量招聘的各类工程技术人员。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生产凋敝，经济崩溃，造成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失业；战争又迫使许多工厂关闭，又有大批人员被解雇，所以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大批失业人群。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人民政府即派人到失业人员较多的上海、武汉、重庆、北京、天津等城市招聘有生产技术和懂管理的失业人员，并动员他们积极投入到东北各厂矿企业中，参加恢复生产工作。东北工业部人事处处长林泽生同志到上海招聘人才，有很多人来报名。当时从武汉、重庆招聘来一大批人员。上海一位搞玻璃仪器的人，把上海工厂全部的设备、工人和他的家属搬到沈阳。这一批人当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东北工业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四是分配来的一批新毕业的大学生。那时候新毕业的大学生一部分是随军参加南下工作团，另一部分到东北参加经济建设。1949年毕业的大学生基本上都到了东北，我们计划处就接收了几十人。对在东北工业部工作的大学生的作用，王鹤寿同志有句名言：东北工业之所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其主要经验是“老干部+大学生”。

2.广泛发动群众

1948年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职工代表大会，即全总六大。这次大会贯彻了党中央提出的号召，动员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发挥主人翁的精神，积极参加恢复生产和重建工厂、矿山工作。

东北的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响应全总六大提出的各项任务。第一次获得解放的东北工人阶级，迸发出无比高昂的士气。东北各省工厂、矿山的工人，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受尽了蹂躏，吃尽了苦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收大员所到之处，任意搜刮民财，装入自己的腰包。后来，我们人民军队才使他们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他们看得很清楚，心里很明白，我们的军代表接管工厂、矿山后，清正廉洁，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大批工会干部对职工进行了家访，访贫问苦，解决群众当时存在的种种实际困难和问题。同时在工厂、矿山开展民主运动，摧毁了过去工头、封建把头组织。我们党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克服生产与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我们的军代表接管鞍钢之初，曾就恢复鞍钢生产问题询问某些留用的日本人：“鞍钢何时可以恢复生产”，曾经当过昭和制钢所副经理的濑尾说：“恢复谈何容易！它需要美国的设备，日本的技术，再加上20年的时光。但你们没有同美国建交，日本又是战败国。看来，这片厂区只能种高粱了。”

孟泰与工友在一起

我们的干部、职工没有被这种困难吓倒，回到人民手里的鞍钢，以实际行动作出了令人振奋的回答。鞍山1948年2月19日解放，中共辽东分局于4月4日便派人接管了鞍山钢铁公司。同年12月26日东北财经委员会正式批准成立鞍山钢铁公司，开始恢复生产的各项工作。恢复生产首先是恢复设备，他们自动组织起来，开展“献器材、修设备”的群众运动。从各个角落里收集到大批失散了的设备器材，一大批老工人成为贡献器材、抢修设备的主力军，他们吃住在工厂，以厂为家，日以继夜地收集器材、抢修设备，为迅速医治战争和破坏的创伤克服了重重困难，为恢复和发展生产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他们当中涌现出一大批英雄人物，有的成为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如大家都很熟悉的鞍钢炼铁厂的老工人孟泰，以他为代表的鞍钢职工，以主人翁的英雄气概，很快在公司里掀起了一场向国家献纳器材的热潮。孟泰每天下班以后到处去拣扔在车间厂区的破铜烂铁、管子三通等废弃零件。孟泰精神的发扬充分地挖掘了企业的物资潜力，工人们纷纷清理残存物资，挖掘国民党逃跑时藏匿起来的零部件和设备。许多工人还把日伪时期拿回家的器材、工具主动献出来。在孟泰的影响和带动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鞍钢的工人、技术人员就献出各种设备和器材21万多件。1949年，鞍钢就有受到国家奖励护厂、献交器材的功臣141名，修复各种设备的功臣1551名。当日本人濑尾参观了“献纳器材展览会”后，十分惊讶地赞叹道：“还是共产党的办法好，恢复工作可以大大提前了。”向国家献纳器材运动有力地推动了设备的整修速度，工人们发扬连续作战、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风，很快修复了设备。

1949年7月9日，以鞍钢二号高炉开炉点火为标志，鞍钢举行开工典礼，庆祝恢复矿山和钢铁生产。东北人民政府李富春、林枫副主席代表党中央亲自到鞍钢祝贺并代表党中央送来“为工业中国而斗争”的锦旗，鼓励鞍钢全体职工发扬不怕困难的大无畏精神，继续奋斗，建设好鞍山钢铁基地。我和东北工业部各局的同志一同到鞍钢参加了这一开工盛典。

3.开展创造新记录和合理化建议活动

东北各厂矿企业在整修设备开工生产以后，紧接着开展了创造生产新记录、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

1949年10月，东北工业部就关于开展群众性创造生产新记录作出一个《决定》。当时机械局工人赵国有同志创造了切削塔轮的新记录，党会安、赵富发同志创造了切削丝杠的新记录，他们创造的新记录和原来估计工时相比，前者效率提高了5倍，后者效率提高了10—12倍。张尚举画线组创造了6尺车床画线的新记录，提高效率15倍。东北工业部的《决定》指出：这是东北工业建设中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情。它具有深刻的革命性，打破了现行定额，创造了新的生产定额，大大地打破了伪满时期的定额。他们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模范，他们所以能创造新的记录，原因是现在公营企业里没有剥削现象了，他们觉悟到这是为了自己阶级而工作，因此劳动态度根本改变了，劳动是光荣的，他们是以创造性劳动，熟悉掌握技术，注意改良工具，改善操作方法以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来进行工作，因此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开展创造生产新记录、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的确很有效，“双开展”把整个管理和技术带动起来了。当生产得到了恢复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深深感到管理应规范化，不能只提高数量，也要提高质量。正如《决定》指出的：目前工业部门经营管理最基本的一环是实行经济核算，我们要求产品多、质量好、资金周转快、成本低，我们要求突破现状，我们要求创造各式各样的新记录，我们要生产效率高的新记录，要产品质量好的新记录，要减少废品的新记录，要节省原料的新记录，要提高回收率的新记录，要提高设备安全运用率的新记录，要减少及消灭事故的新记录，要降低成本的新记录，要改变管理制度的新记录（如检查制度、统计工作等），我们要各式各样的新记录，经过创造新记录发动群众性自下而上的选定各种定额，为加强经济核算制度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当时，为了鼓励广大工人、技术人员与行政管理人员，我们对创造新记录或者在生产工作上有所改进与创造者，都给予了物质奖励。一般奖励金为工资的2%—3%，对那些有重大创造者则报东北工业部，由东北工业部给予奖励。

为了把群众性的开展创造生产新记录和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深入地开展下去，东北工业部曾先后发出《关于创造新记录的通报》、《关于进一步组织和推广新记录运动的指示》和《关于创造新记录运动中定员问题的决定》等文件。

我记得，那时《东北工业》杂志专门刊登东北工业部的有关决定和指示精神，及时地报道“双开展”运动中涌现出的生产经验，发挥了宣传舆论的作用。例如当时出了一个先进集体——马恒昌小组，该杂志很快就在1950年第21期上发表了《马恒昌小组的生产经验》，详细地介绍了马恒昌的生产经验，对于人们学习马恒昌小组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双开展”运动中，发动群众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抓班组来实现。我们在刚接收工厂时，则主要是抓厂部，以确立我们对工厂的控制权。但后来在工作中发现，车间是一个薄弱环节。我们又总结和推广了车间管理的经验，为此还专门翻译出版了一本苏联名叫《车间主任经验谈》的书，介绍了苏联大工厂中6位不同车间主任的工作经验。虽然这本书介绍的经验只有6个人的，但经验则不止6条，十分丰富。这本书的出版发行，特别是这本书中的经验的介绍与推广，对于东北工业的恢复生产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4.抓统计工作

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抓统计工作。1949年东北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但由于当时缺乏做计划工作的经验，缺乏制订计划必须具备的数字，我们计划处搞计划编制和制订计划时，深受无资料之苦。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东北工业部专门作出决定，部领导也多次作过指示。我们计划处专门设立了一个统计室，配备了专门的人员，包括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人。

过去总是说做计划时才重视统计，做完了计划就把统计给丢了。对此东北工业部的苏联专家想了个办法，向王鹤寿同志建议，1950年2月4日把各个公司和局的负责人找来开会，并请高岗来参加，让各个单位讲一讲1月份的生产情况，拿出统计数字来。这次会议我印象比较深。王鹤寿同志主持会议，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点名汇报数字，除了像鞍钢这样的单位能答复得上来外，其他没有一个单位能答得上来。高岗也没有多批评，他坐在那里对大家就是个压力。苏联专家波格达廖夫让我在会议上发言，讲怎样建立统计报表制度和统计要求。我们计划处统计室主任洪亮同志准备了一套报表，各个公司和局每个月底一定得填报表，报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来。这样一来，统计制度就建立起来了。

1949年我们着手抓统计工作，开始总结和研究当时的统计工作以及如何取得统计数字的方法，取得制订与检查计划的可靠依据等问题。从1949年下半年起，全面展开了统计工作，并详细地整理了过去的资料。当时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断加强与提高对统计工作的认识。当时许多同志思想上有这样一种认识：“革命工作做了就行了，何必统计呢？太麻烦。”许多同志对统计工作是进行计划经济建设与从事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必要基础缺乏足够的认识。为此，1950年2月4日会议之后，东北工业部于3月1日发出了《关于加强统计工作的指示》。《指示》提出：统计工作是管理企业的主要环节之一，没有统计工作，就谈不到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为了加强统计工作，提出各局（公司）必须切实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有系统地建立统计工作的组织机构；二是加强基层（厂矿、车间、坑口）的统计工作及记录工作；三是加强对统计资料的分析研究工作；四是扩大综合统计的工作范围；五是按时作出统计，迅速填送表报；六是按期召开各级统计会议，研究解决统计工作中的问题；七是严格执行统计工作的纪律；八是责成东北工业部计划处于4月底前，检查各单位对于这一指示的执行情况。各局（公司）须向东北工业部作出书面报告。

第二，东北工业部统计工作原来由计划处各个室来做，没有专门机构，因而各干各的，各搞一套，既分散，又混乱。为改变这种局面，提出了从分散到集中、从混乱到统一的方针，并把集中统一的思想贯彻到统计工作中去，统计工作统一由统计室来承担。

第三，建立与健全详尽的全面的日报制度，并通过日报数据及时检查计划和工作。东北工业部与各局、厂、矿之间从1950年1月1日开始建立产品日报制度，在30小时之内工业部部长便可了解整个东北各厂（矿）的主要产品的生产与完成计划情况。4月2日便可根据日报总结出第一季度的生产量，以此检查计划。这是我们统计工作的一个飞跃进步。

为了不断加强统计工作，1950年底，我们计划处对当年统计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1951年统计工作的任务。1950年的统计工作，由于领导重视和全体统计工作者的努力，收获很大。主要的收获是：（1）普遍地系统地建立了统计组织机构，充实了统计人员，开展了统计工作。1950年2月底，各企业单位有统计机构组织的，仅占开工厂矿数的15.2%，至9月底已增加到88.6%，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有了统计组织机构，无组织机构者也配备了统计人员。（2）推行了新的统计表格，吸收了苏联的先进经验，实行了报送双轨制。新表格的指标，都是计划中应有的主要指标。在贯彻新的制度与表格过程中，虽遇到了若干困难，但由于有中央和东北统计局的支持，特别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及时解决了问题，为今后统计、计划工作与企业管理创造了新的条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3）及时检查了计划的执行情况。特别是自1950年1月1日建立主要产品日报制度后，2月2日即能知道1月份的主要产品生产情况，在4日即召开了一次部务扩大会议，检查了生产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批评与表扬，建立了生产责任制。从那时开始，领导干部房间都挂有一块大牌子，标明生产产品的进度，绘制图表用曲线画出来，看生产情况，今天红线到哪儿，明天到哪儿，到月末一目了然。每天都要进度统计，一开始只有数量，后来又陆续增加了一些其他指标内容。（4）大力进行普查工作，使东北工业部能确实地掌握到设备基本情况，进一步推行了设备管理的卡片制度，给制订计划以可靠的数字。（5）普遍抓了在职人员的业务学习。有9个单位开办训练班及夜校，充实了统计工作的力量，逐步提高了统计人员的素质与水平。在1950年的各项工作中，出现了一些模范的统计单位与优秀的统计工作者。

四、编制东北的工业计划

东北全境解放以后，有计划地发展东北工业是东北工业部的首要任务。1948年曾制订过东北局部的工业计划，在1948年的工业生产中起了某些指导作用。但因为当时东北的工业一部分还为国民党军队占领，一部分还处在战区形势不断变动之中，加上我们对刚刚接管过来的工业企业情况，系统调查不够，也缺乏经验，所以有些计划未能实现。由于东北工业遭受严重战争破坏，由于我们管理工业的经验、技术和干部队伍的不足，我们在编制计划上，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到编制1949年计划时，东北全境已经解放，处于统一的局面之中，具备了有计划发展工业的条件。

东北工业计划的制订，立足于恢复东北工业和发展东北工业的任务和目标。毛主席1950年从苏联回来途经沈阳时，向东北提出三项任务，这也是根据过去东北工业部在哈尔滨时所做的工作的基础，以及恢复过程中对整个东北工业情况的调查和了解。

我们制订计划可以说是刚刚起步，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我们也没有制订计划的经验。但是，为了把计划制订好，组织准备工作考虑得十分细致、周密。东北工业部对制订1949年工业计划提出了明确要求，计划内容要按《工业部1949年工业计划大纲》的要求制订。制订计划的指导思想，应在现实可靠的设备和生产能力的基础上提出，同时应按照现在的生产定额（标准）并估计到计划各种条件，不要提得过高，也不许自行压低。同时要求情况的说明和调查数字应力求精确，如为估计数字则应该说明估计的根据和可靠程度。

为了保证计划的严肃性、全面性和准确性，东北工业部提出了《1949年工业计划大纲》，其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为制订1949年计划，必须精确说明以下情况并制订各附表。具体要求是：（1）厂矿名称、地址、建设年月、规模及简史，接管及经营经过，附厂矿及附属地带平面图或厂矿分布图。（2）设备：直接生产设备、动力设备、修配设备、运输设备、土地房屋和其他设备。（3）产品：主要产品及次要产品及副产品的名称规格，伪满时最高产量及销售状况，1948年逐月产量，现存产品数量，可能产品及产量，最好附《产品目录》及历年生产量表。（4）主要原料及材料：伪满时代所用原材料名称，数量来源及每一生产品单位所用原材料之定额，现库存主要原材料及详尽清册。（5）资产：过去伪满历年投资额及资本总值，现存资产估价。（6）职工：过去历年职工人数，最高人数，现有职工总数及厂长、矿长、科长各级干部人数，职员人数，各类技术人员人数，技术工人、熟练工人、普通工人、杂工、学徒人数，警卫武装人数，最好能说明过去生产中的各种人员定额，职工政治、思想、生活状况，职工福利，劳动保险等。

第二，1949年修复（或建设）与投资计划。具体要求是：凡是新建或不能正式生产，而在恢复建设过程，需国家投资者，皆制订复工（或建设）计划以区别于生产计划。其内容应包括：（1）根据总方针提出今年修复方针及将来的远景。（2）目标：今年修复哪些主要设备及要求恢复的生产能力和各项工程的如何配合，及各种设备的开工程序。（3）各项工程进度，每月完成程度。（4）需要什么技术人员，需要职工人员及工数多少，并逐项说明解决办法。（5）需增添什么设备，并逐项说明其解决办法。（6）各种材料多少，燃料、木材多少。（7）运转量多少，多少车皮，自何地运往何地。（8）电源要多少。（9）总投资预算要多少，将设备器材，职工薪俸、管理费总合共需投资若干，必须由国家投资若干。

第三，1949年生产计划。具体要求是：凡正式生产部分皆订生产计划，包括：（1）总的生产任务及分月产量计划。（2）技术改进计划。（3）动力计划。（4）经理工作计划，具体包括：①原材料供给计划；②生活品供应计划；③运输计划；④成本核算；⑤财政收支计划；⑥成品分配计划。（5）人事计划。

为了搞好计划的前后衔接，东北工业部又及时下达了《关于制订年度计划准备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1949年国营工业计划，由于我们缺乏经验，缺乏对于必要情况的掌握和缺乏必要的准备工作，具有很多缺点，还带有不小的盲目性。根据以上经验，年度的工业计划必须提早进行制订，必须于事先做好准备工作。年度国营工业计划的总的要求是三年内恢复伪满时最高工业生产设备的水平，并加以必要的改造。应当有一个三年的生产恢复计划，同时有一个1950年的详尽计划。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们计划处开始制订1950年计划。在制订1950年计划的过程中，我们计划处的同志更明确地了解了什么是计划？为什么要做计划？计划的内容是什么？要抓什么东西？通过计划和统计工作，着重抓了定额工作。那时为了算工时和定额，手里拿着秒表站在车床边上实测做记录。这一套基本管理制度，在我们恢复生产到制订计划中，都全部建立起来了。包括企业成本管理、经济核算，都是这时建立起来的。所以，东北的计划工作比全国的计划工作开展得要早一些。

今天回忆起来，我们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有了一批有宝贵经验的干部和职工队伍，这对我们以后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培训干部方面，东北工业部确实下了很大力气。在东北除了原有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哈尔滨还建立了建工学院，在沈阳建立了东北工学院，在长春建立了地质学院，在吉林还有一所工业专科学校，此外还有东北工业部直属的干部学校。这几所大专学校主要是培养年轻的学生。除了学校，培养干部很重要的一条还是从实践中锻炼。那时候我们就经常派干部下去，搞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发现问题，提出建议。当时我们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所有的矿山、所有的工厂，我们的干部都要走到，管什么的干部就跑什么企业。我们计划处的编制是198人，实际上有180人。这些人都要出去调查研究，所以反映回来大量的情况和问题。这对于我们指导工作，对于东北工业部作决策，都起了很大作用，而且这批干部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也得到了锻炼。有一位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学生黎彤，跟我一起到本溪南芬铁矿去蹲点调查的时候，不会看矿山地质图，按说他在学校也搞过地质实习，但矿山地质图他不知道怎么看，采矿场的采矿图他也不会看，哪几个掌子面他也搞不清楚，一个台阶多高也不清楚。1949年七八月，我第一次带他出去，回来他写了一个报告给我，他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实际，虽然我在学校时就实习过。”当然这批同志后来都是我们的骨干了。另外就是挑选一批比较优秀的干部到工厂里去做副厂（矿）长，那时我们派了四个人下去，实际上他们到东北工业部工作也还不到两年，就开始下去做副厂（矿）长。他们确实能拿得起来。

五、编制1950年计划的经验

制订1950年的计划，是东北财委布置下来的。当时东北财委的主任是李富春同志，副主任是叶季壮同志。我是1949年6月到东北工业部，八九月就开始制订1950年的计划了。制订1950年计划，东北工业部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进行：

第一是东北财委的具体要求和经验介绍。东北财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计划的制订，我参加了会议。李富春同志主持会议，叶季壮同志作了长篇发言，东北财委各处的处长都作了发言，因为做计划，不仅仅是工业计划，它包括东北各个部门的计划。譬如说交通，东北财经委员会管交通的处长是叶林，就讲了东北交通的情况和1950年发展的目标以及他的一些设想。当时我刚刚从地方工作转到工业战线上，对这一切都感觉到非常新鲜，所以印象很深。譬如有一个处长叫闵一凡，是德国留学生，他管煤炭、电力和造纸。这位同志喜欢说笑话，他说：我这个人呢，你看我写字像个小学生；再听我谈话呀，好像有点知识，像个中学生；你看我这个面貌，戴着眼镜，好像是个大学生；可是你不知道，这还是个留学生哩。他发言的时候讲他管的煤炭、电力和造纸的情况和计划设想，他说概括起来，他管的摊子是7个字：倒霉（煤）触电纸老虎。言外之意就是煤炭的生产不太好，电力也供应不上，造纸工业虽说刚刚恢复起来，但都还不是很有起色。其他同志都讲了各自管的那一摊。

第二是东北工业部深入细致的工作。1949年是恢复，1950年是继续恢复和全面地恢复，在恢复的基础上要发展。在东北经济计划里，工业计划是最重要的部分。王鹤寿同志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吕东同志，吕东同志那时忙得不可开交，每个星期都要开两三次讨论计划的会议。当时的办法就是按行业，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来讨论。东北工业部有十几个直属单位，也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来说，每个单位都谈自己的情况和设想，部里面对它们提出作计划的要求。我印象很深的是作生产计划比较容易，因为这是根据它的设备能力，可以提出生产计划的设想，根据生产计划再提出需要配套的燃料、电力、原材料等等。最难做的是财务计划，当时就提出不仅是要做出生产计划，而且还得做出财务计划来。我们好多人是新转到工业部门来的，不只是生产知识缺乏，更缺乏财务知识，让他去理财，更是难上加难的事。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上了一次训练班。每一个行业都要了解自己的情况，每个行业都要讲讲自己的长处和困难，这对我们作计划是很有帮助的。1950年的计划是在1949年底拿出来的，那个时候确实也不容易。

第三就是苏联专家的帮助。1949年下半年刘少奇同志去了一趟苏联，高岗也一起去了。与斯大林谈判以后，苏联就派了一批专家与少奇同志一起回来了。这一批经济专家基本上留在东北，其中关于工业方面的专家基本上都留给东北工业部了，带回北京的只是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他是苏联派来的我国整个经济方面的总顾问。东北工业部的总顾问是波格达廖夫，是苏联一个轻工业部的部长。当时苏联有好几个轻工业部，他是一个轻工业部的负责人。这人对计划抓得很紧，他天天上班，他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离得比较近，经常把我找去谈话，问情况、提意见，他带来的这一批专家都分到东北工业部直属十几个单位。当时东北工业部担心咱们这些老干部到工业部门里来，既缺乏知识，又以胜利者自居，听不意见，所以东北工业部专门把各个局和公司的负责人找来座谈了好几次，打通思想，要求大家尊重苏联专家，听从苏联专家的意见。苏联专家的建议，要抓紧贯彻。王鹤寿同志还亲自去作动员。应该说作1950年的计划，苏联专家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他们根据苏联作计划的经验，对我们编制东北工业计划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

第四是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同志起了作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有180多人，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处了。它不仅管计划，还管生产和技术。当时计划处由四部分人员组成：第一部分是骨干，大多数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这些人都熟悉工业，有基本知识，像轻工化工室主任袁执中同志，是个老纺织工人，在解放区也抓过纺织，他那时40多岁，我们都叫他“袁老头”。副主任韦涵光同志，是上海的大学生，后来参加新四军时就抓化工。冶金室主任萧明伟同志，在哈工大读书的时候就参加了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活动。采矿室主任刘枫同志，是延安俄文学校毕业的。统计室主任洪亮同志，在华东解放区就搞经济工作。机电室主任张文同志，也是从哈尔滨来的，在东北解放以前就参加地下党的活动。综合室主任沙平同志，是从延安出来的。这一批人是计划处的骨干，算是领导。第二部分人员也是骨干，他们参加革命的时间稍晚一些，大部分是在东北参加工作的，但是他们都有大专文化基础。这样的骨干，各个室都有一批。第三部分就是大学新毕业的学生，像林宗棠同志这样的人员。第四部分是从关内招聘的一大批老技术人员，这个队伍和力量也相当强大。

这几批人员结合在一起，工作干劲相当大，不论上班下班，大家都是连轴转。正是由于大家的努力和配合，1950年的计划还是比较好的。东北工业部机械局计划处长欧阳山尊同志抱着他们制订的计划，第一个到我这儿来了，说：我算不算第一名啊？我说：你是第一名。他非常高兴。不久，他被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作导演去了。通过编制1950年的计划，我们计划处又扩大了，人员增加了。原来计划处下面的室是按专业分的，有采矿、冶金、化轻、机电等室，还有统计室、综合室等，后来增加了军工室、生产计划室、基本建设计划室、劳动成本计划室。1950年计划的编制给我们计划工作打下了基础。通过这一段工作，我们增长了知识，取得了经验。

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为什么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呢？因为我们许多同志没有搞过工业，新毕业的大学生也没有接触过实际，从关内招来的老技术人员也需要重新学习。他们下去了之后，接触了实际，学习了知识，得到了锻炼。我们计划处出了一个内部刊物《生产情况》，在三年之内出了一二百期。在出到100期的时候，我请王鹤寿同志为刊物题了词。我要求每一个人出去调查回来后都写报告，《生产情况》及时反映了同志们接触实际、调查研究的成果，所以到后来，大家下去调查回来总要写报告。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吴千同志的报告，他是从金陵大学毕业，学电的，他到小丰满去作调查，回来写出了很详细的报告并且提出了建议。

我们当时还采取了一个方针，就是鼓励大家创新，一是学习苏联，二是深入实际，三是学习新知识，在这个基础上创新。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林宗棠同志，他提出了许多好建议，他所提的好建议我都加以表扬，并公布在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林宗棠同志有一股冲劲和创新精神，吃苦耐劳、团结群众，他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后来我向东北工业部建议派他到基层去，1951年他就被派到沈阳机床一厂当副厂长。让年轻人既有在机关工作的经验，也要让他们到基层去担任领导职务，经受锻炼，这对于一个干部的锻炼成长很有好处。

至于说东北工业部制订计划，这在全国来说算是一件大事。所以，中财委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的时候，要东北工业部到北京介绍作计划的经验。学习苏联的经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目标来制订计划，东北工业部是第一次。那时中央各部都有苏联专家，中财委计划局也有苏联专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到北京开全国计划会议，中财委计划局副局长杨放之同志在会上听了我作的东北工业部计划工作的介绍后，他还不满足，又把我请到他家里面，请我吃了一顿饭。吃饭前后，一再跟我讨论作计划有什么经验教训？我说我们刚刚作计划，没什么经验。毛主席说首先要了解情况，再一个就是要有目标，要有定额。我作计划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要抓定额。当时我们提出的定额是平均先进定额，完全是先进的也不行，平均先进。检查哪一级工作也是先抓平均先进定额去检查，无论是生产上、财务上、劳动上，都是要抓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冒了这么一句话：定额是计划的灵魂，我这话说得太偏颇了，可是他记住了。第二天，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发言说：我向东北工业部的袁宝华同志讨教了，他说定额是计划的灵魂。

那时候我每月都要找东北工业部十几个单位的计划处长开一次会，要他们汇报情况，总结经验，提出问题，大家一起来研究解决。可以说，整个东北工业战线恢复还是很快的，在恢复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技术改造，有了很大的提高，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

在东北工业恢复中，厂长负责制也起了很大作用。实行厂长负责制是学习中长路的经验，中长路是中苏两家合办的，全称叫中国长春铁路，实际是东北的主要干线，由中长铁路局管理。中长路主要是丁字型干线，一条是从满洲里到绥芬河，一条是从哈尔滨到大连。中长路在企业管理上实行一长制，即首长负责制。后来东北局专门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在会上介绍了中长路的经验，经过大家反复讨论，最后提出来，一长制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就是厂长负责制，实事求是，把责任加在厂长身上，国家授权给你，你要全权负责。这就有一个党、政、工的关系问题需要解决。为此，东北局在城市工作会议期间，召集各方面的人员深入探讨，最后提出厂长是一把手，书记是二把手，工会主席是三把手。在城市工作会议的决议里，第一条是依靠群众，第二条是依靠党的领导，第三条是厂长负责制。东北城市工作会议决议报告给党中央，中央批准了这个决议。实行厂长负责制，对东北工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引起的震动也比较大。后来又批判一长制，震动更大些。

东北工业部计划处为抗美援朝中东北工厂的搬迁花了相当大的力气。那时，1950年的计划已经作好了，可是1950年下半年中央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样就要搬迁南满的这些工厂。实际上一方面要修改计划，另一方面在搬迁工厂的基础上制订1951年的计划。虽然东北处在抗美援朝的前线，但当时我们认为美国还不会轰炸东北，东北还可以继续进行建设。特别是在北满进行建设，南满的工厂搬迁到北满，在北满又建设起新的工业基地，南满的工业也在恢复。所以1950年搬迁了以后，1951年把这些工厂都安定下来。到制订1952年计划的时候就比较稳定了。所以，1952年计划制订得比较好，好就好在中央有一个很明确的三年恢复的方针。对东北来说，这个时候也该有所发展了。1952年的计划工作量就比较大了，南满、北满一起发展。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东北工业部专门成立了设计处和基本建设处。

我在东北工业部这三年，有近两年是在抗美援朝中度过的。那时我们大家工作起来真是不计时间，不计报酬，不顾疲劳，连续作战，为东北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也积累了制定计划和工业管理的经验，这对于我们这一批干部后来到国家综合经济部门工作，打下了基础。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