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晖一村说起

引子

（转载自解放日报）

 

尽管建国之初，百废待举，财政拮据，但尽一切可能改善人民生活，尤其是广大工人的生活成为摆在市政府面前的一桩大事。 1951年4月，在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陈毅市长的讲话掷地有声，他要求市政建设应“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并且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会后，市有关方面即着手选择在中山北路以北、曹杨路以西建造成片的工人住宅区。翌年5月，可容纳1002户居民的48幢砖木结构两层楼房全部落成。因地处曹杨路附近，定名曹杨新村。很快，杨富珍、裔式娟、陆阿狗等一批劳模在锣鼓喧天的欢庆声中搬进了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这或许就是建国后上海福利分房的肇始。

    俗话说， “万事开头难”， “二万户”的选址与房型设计着实令人费尽心思。就拿选择住宅基地来说，既要照顾工人每天上下班的便利，又要与工厂区间隔适当距离。经过多次实地勘察，最终敲定了位于市区边缘、与工业区保持一定距离，且交通较为便利的9处基地。它们即是日后的曹杨二至六村、甘泉一至三村、天山一村、日晖一村、长白一、二村、鞍山一、二村、控江一、二村和凤城一村等。至于房型，市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则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础上，着手进行设计。委员会先是组织工人代表参观刚建成的曹杨新村，征求他们对新建住宅的意见；然后从华东建筑设计公司设计的十几种图样中选定一种，在曹杨新村基地先期建筑一幢样板房，再度邀请工人代表现场观摩，听取他们的建议。因而， “二万户”的诞生凝聚了工人的集体智慧。

    二万户住宅工程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当年除了市里的高层领导和少数工程规划设计人员外，估计很少有人说得清楚。从下面这组数据中，我们可略知一二。“二万户”的占地面积达4000余亩，几乎与那时的黄浦、老闸两区面积相当，可容纳近10万居民。住宅区铺筑的道路总长约145公里，差不多等于上海到无锡的直线距离。工程所需的50多万吨建材不仅取自华东各地，还远赴中南地区采购。如此浩大的工程，在上海历史上称之为 “前无古人”毫不为过。


 

“二万户”功成身退

    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二万户”终究会结束自己的使命。从1987年起，顾巧娣居住过的曹杨五村成为全市“二万户”改造的试点。在拆除当地的“二万户”后，建起了几十幢多层和高层建筑。政府对其他暂未拆除的“二万户”也相继进行了改造。进入新世纪，“二万户”消失的进程愈发加快。 2002年，杨浦区宣布彻底告别“二万户”时代。也就是在这一年，高有富家动迁了。一位记者就此总结道：“当年建造‘二万户’是成立不久的人民政府献给工人群众的一份厚礼。如今拆除‘二万户’又为人民群众送上一份厚礼。 ”

    在时下的上海滩，“二万户”俨然已成历史名词。提起“二万户”，许多80后90后就像听故事一样，觉得新奇。尽管“二万户”的时代已经结束，但请不要忘却它，因为“二万户”曾是上辈人的骄傲，也曾是这座城市的骄傲。

 

作为二万户一部分的日晖一村， 已经扯了， 但具有历史性的地名留下来了， 这儿还叫做日晖一村， 见证了那个工人们兴高采烈的时刻。面积虽小设备虽简，但是比棚户区好了太多，比石库门便宜了很多。 日晖一村的1-50号分给了江南造船厂的500位老工人。 我有很多中小学同学就居住在这儿， 刚搬进来的时候， 厂里承许的是“条件虽然不好， 但这是暂时的， 厂还在继续修建新工房啊， 不久的将来， 你们还有机会搬入更好的房子”

就在这些老工人搬进日晖一村后不久， 新的房子果然有开始修建了--江南新村。这儿的房子很明显就大些好些了， 虽然还是合用厨厕， 但不同于日晖一村的10家人合用， 这儿是两家人合用， 并且是正规的抽水马桶了。这儿分来的是第一批日晖一村没轮上的职工们， 此刻， 厂里并没忘记那些普通职员辅助工等非老技术工人， 根据工龄和原居住地点条件， 上千职工搬了进来。

为使职工子弟上学， 在江南新村的正中间修建了一所小学， 这是我梦兮魂兮的母校， 我的整个小学六年， 就是在这所房子里度过的。

商店也修起来了，生活更加方便。

地段医院近在咫尺， 考虑十分周全。

精神生活也不是没有， 这就是建在离我们江南新村只有三百米远的日晖电影院， 虽说市区的上等人提刀这家位于“下只角”的电影院， 嘴角都会撇一下， 但我们这些从小在这个区域长大的“低档”孩子， 还真的靠了这家电影院， 才能看过那么多的电影。

因为没有以前老的照片， 我用的是前两年回国时专门跑去看看照的相片。

 

这就是日晖一村拆后所建造的日晖新城， 不过不是江南造船厂1953年向老工人承许的， 而是2000（？）后江泽民老人家年头里才兑的现，可惜那些老爷叔（小时候有些就是这么叫他们的）大概赶上了再次搬家的没几个了。

而江南新村的住户， 则连那种机会都没赶上， 只是房屋改造了一下， 加宽加高， 加宽你家得好处， 而加高则只是房管部门捞到了油水。

虽不是生于斯丹长于斯， 童年少年青年的时代紧紧地和这块地皮联系在了一起， 少年的烦恼留在了这里， 儿伟大的很有必要的号召， 使我的户口永远里离开了这个家。

和这里的大多数人一起， 我度过了蒸蒸日上的50年代初中期， 饿着肚子扛过了三年管他是自然灾害还是人祸时代，形势虽然大好的文化革命中老工人们并不开心， 自己说不定被当成三开分子或工贼整一整， 最要命的是孩子居然连个工人都不让当非得去农村做阿乡， 物资供应就不说了因为比起全国各地也算谢天谢了地。

好不容易等到了改革开放子女回了城， 住房的压力逼死了个人， 子女若是后来有本事自个儿成了气候倒可以， 可还是有些人家几个子女为这个市区看瞧不起的工人新村争来吵去。

真正到了2000年后的经济大发展了， 您说还能有几个当年的七级工八级工还能蹦跶？ 连在新村里打大怪路子的， 都是我的同辈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