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文革时期余秋雨胡适传---余某无错光荣得很

那时文人万万千， 哪个不想写这篇？ 挑中小余是他强， 如今不必躲一边。 历史得历史地看， 他被选上是他的本事， 没被选上的那时的羡慕嫉恨不必说了， 如今倒好了， 浆糊屎盆子可有地方倒了， 当年的小余现在的老余， 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拧巴着脖子瞎赖， 写了就写了， “好”汉做事哪怕孬汉冶自己扛， 别让马兰笑话在一旁--转载者

余 秋 雨
　　第 一 章
　　一九○○年，日、俄、美、英、法、奥、意、德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联军侵入中国，和清朝反动政府合力镇压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他们在中国的大地上进行了一场野蛮的抢劫和血腥的屠杀以后，还要索取四亿五千万两银子作为“战争赔偿”（即“庚子赔款”）。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敲诈并没有吓退英勇的中国人民。反帝的烈火反而越烧越旺。这使这批强盗感到十分头疼。一九0六年，一个在中国活动了几十年的帝国主义分子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利用“庚子赔款”吸引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培养一批忠心为他们侵略事业服务的“人材”，借以“控制中国的发展”，“支配中国的领袖”。
　　用枪炮抢来的钱，来换取用枪炮得不到的东西。这个阴险狡猾的文化侵略计划，很快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批准，一九0九年正式实行。
　　挑 灯 看 榜
　　一九一○年七月，第二期“庚款”留美学生的考试录取名单在北京史家胡同发榜了。
　　榜前人来人往，喧闹了一天。到傍晚天开始黑下来的时候，人声才渐渐沉寂下来。这时，突然有一辆人力车飞快地跑来，停在发榜处。车上跳下来一个二十上下的青年，他左右一望，见没人，就摘下人力车上的车灯，紧张的走到榜前，从榜尾看上去。当看到“胡适”两个字的时候，才深深的吐了一口气，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跨上人力车回去了。
　　这个人本来的名字叫胡洪骍（xing），胡适这个名字，就是为了这次考试才改的。
　　原来，胡适出身于安徽绩溪一个官僚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在家乡受了九年封建教育以后，一九○四年到上海。先是读书，后又做了一段时间的教师。这期间，他开始接受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从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业者的著作中发见了一个“真理”：“中国民族不如西洋民族”。于是，他对当时能接触到的帝国主义“冒险家”们十分钦慕，举止言动，都着意摹仿。后来，竟跟着学校里的一个德国教师，“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逛窑子”，过着糜烂不堪的生活。一九一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喝醉了酒打架，被抓去关到了巡捕房里。
　　挨了一顿训，罚了五元钱，才从巡捕房里放出来。他一面吃药养伤，一面对着镜子看自己脸上的伤痕，心里颇有点懊悔。突然，他想起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据说就此产生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决定要有所作为了。经过一番考虑，以为最理想的一条道路是去留美。他因此关起门来，读了一个多月的《十三经注疏》，作为投考准备。
　　然而，苦恼又来了，要是考不取，那不是要给朋友和学生门笑话吗？既要投机，又怕丢面子，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改个名字去投考为妥。做商人的二哥根据资产阶级庸俗社会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信条，要他改名为“胡适”，他满意地接受了。他把这次考试当作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一次赌博，因此从头到尾都是战战兢兢的，连在白天来看榜的勇气都没有。没想到他在国文试卷中津津乐道的“孔子说”、“孟子曰”大受阅卷者的赏识，，批了一百分。虽然其他科目成绩都并不好，也总算在七十个名额中挨到了第五十五名，被录取了。
　　就这样，一个帝国主义者日夜期待的“人材”，跨出了第一步。
　　来到“黄金世界”
　　一九一○年八月十六日，胡适从上海出发去美国。到了美国绮色佳，进康南耳大学学农科。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已完全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列宁曾经这样深刻的描写过它，“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但是，这样一块国土，在胡适眼中，简直就是一个“黄金世界”。对美国的一切，尤其是那建筑在劳动人民白骨堆上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他实在是崇拜的五体投地。看到街上摩托车多，他就站在街口赞口不绝，看到资本家带了老婆孩子到郊区游玩，他欣慕不已，甚至在宴会上看到了晚礼服，他也要击节赞赏一番。这样，他踏上这块土地不多久，就兴高采烈的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
　　对于所学的农科，他并不感兴趣。他所努力的是尽快地把自己的一切都“美国化”。据他自己回忆，第一次在康南耳大学看足球比赛，球场上显得非常粗暴野蛮，他最初觉得“似乎是很不够大学生的尊严”，但一看他周围的观众都在狂呼狂叫，“我觉得如是的自惭，以致我不久也就热心的陪着众人欢呼了”。不断地“自惭”，不断地“转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美国人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治疗了我少年老成的态度”。其实呢，应该说他在“九年的家乡教育”中接受的所谓“程朱理学的遗风”，逐渐被资产阶级的买办思想所溶化了。
　　到美国的第三年,胡适在康南耳大学由农科改入文科。他自己说过：“康南耳的哲学院是唯心论的重镇”。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熏陶下，他政治思想更是日趋完善。一九一四年他从康南耳大学毕业后，作了一首“以祝吾祖国之前途”的“睡美人”歌，很露骨地反映了他投靠美帝国主义的买办思想。他依据古代的一个神话，把中国比喻成一个长眠于高塔、后被一个武士唤醒并与之结婚的“睡美人”。这个“睡美人”醒来一看，自己的打扮已与外界大不一样，于是就打发“群侍”外出购买新衣饰，重新化妆起来。最后是皆大欢喜，“睡美人”向武士高呼：“主君寿百岁”。
　　首次“荣任”卖国贼
　　胡适写完“睡美人”歌才一个月，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动手，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它妄图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厮杀之际，在政治上、财政上完全控制中国，使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
　　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在美国的留学生也纷纷召开特别讨论会，分析形势，准备发声讨电函，寻求救国的办法。三月一日，胡适接到了一个召开特别讨论会的通知。但他借口有事，不去参加，留给讨论会这样一封短信：
　　 “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裨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
　　但是，人们并没有听从胡适的“劝告”，继续在采取着爱国行动。这使胡适很气忿，三月十九日晚上，他用英语写了一份《致留学界公函》。信中公然指责爱国行动是“失去了理智，而且近于疯狂”，是“最愚蠢的道路”，“完全是胡来和愚蠢”；而“正确的道路是让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读书”。
　　胡适的这份“公函”散发后，立即遭到广大留学生的反对，大家骂他是“木石心肠”，是在巧图“中日合併”。
　　正当大洋彼岸的留学生中进行着这样一场争执的时候，五月，国内一心想做皇帝的袁世凯为了获得帝国主义的支持，经美国同意在二十一条上签了字。袁世凯这里一签字，胡适在那边就立即欢呼起来了：“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已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所未见”。正因为这样，他又说，“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销”。他因此还在全国人民异常悲愤的时候，专门写了一篇关于“乐观主义”的论文，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激赏，获柯生奖金，拿了五十元美金。
　　胡适对待二十一条的态度，是他在留学时期反动政治立场的一大暴露。当时，留学生中已有人公开称他为“卖国贼”了。为了向帝国主义邀功，胡适后来竟还把首次“荣任”“卖国贼”的这个史实，写进了自己的回忆文字中。
　　从“实用主义”到“文学改良”
　　胡适做“卖国贼”的这一年秋天，他离开绮色佳到纽约，进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当时，这个学校哲学系的主任是反动哲学家杜威。从此，胡适在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中，找到了自己思想的归宿。
　　实用主义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否认客观真理，认为真理只是“应付环境”的一种“最方便”的“工具”。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流派，在政治上必然导致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反对人民革命的改良主义。胡适看到，要把中国尽快地“嫁”给虎视眈眈的美帝国主义武士，要阻止正在祖国大地上酝酿着的革命风暴，没有比实用主义更“实用”的“工具”了。
　　“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胡适多次这样虔诚地说。于是乎，他一头扎进去，悉心钻研，并很快就按照这种哲学行动起来。
　　他决定先在文学上动手。
　　要宣传崇洋媚外的买办思想和买办文化，“之乎者也”的文言文显然是不太“实用”、不太“方便”的。一九一六年二、三月间，胡适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觉悟”：他决心提倡白话文。
　　他热心地和其他留学生们讨论起“死文学”和“活文学”来。信札往返频繁，互赠白话打油诗，一时搞得很热闹。留学生中，有些死守着封建文化不放的遗少如梅光迪之流，对胡适的主张很不以为然，胡适就和他们开展了一番油腔滑调的争论，这在以后，便成了他大捞资本的一段“光荣历史”。还有一些人，对胡适只触及形式不触及内容的主张颇有疑虑，也对他提出了责难。例如，当时有一个“友人”写信给胡适说：
　　“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论，无当也。”
　　然而，这位“友人”要胡适从内容上来“讨论”，也真可说是太不识时务了。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一样，他们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对封建时代留下的文字形式作一些改良，这已是他们“反封建”的极致。胡适比梅光迪聪明，他懂得要搞这“一点一滴的改良”；但又远比那位“友人”狡猾，他懂得这些改革只能局限于自己的阶级利益所允许的范围。
　　那胡适“文学改良”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他这样解释道：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好一个“文学改良”!
　　到此为止，胡适还只是在留美学生中间“酝酿”这个问题。但是，他的着眼点却在国内。一九一六年十月，他写了一封信给当时正在编辑《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下手。接着，他又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份出版的《新青年》二卷五号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主张。他提出的“八事”是：
　　“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访古人。三曰，须讲求方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这“八事”，他后来又改称“八不主义”，并进一步“归纳”成一句话：“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也就是说，他所谓的“文学改良”，是仅仅能与提倡白话文划上等号的。
　　胡适这篇《文学改良刍议》发表的时候，国内的思想文化界正在起着一个重大的变化。一些资产阶级发主派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必须进行一次发行“国民性”的思想革命，反对以“孔家店”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旧道德、旧文化。一九一七年初，资产阶级自由派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邀请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任图书馆长。蔡元培要陈独秀把已办了一年多的《新青年》杂志（原名叫《青年杂志》）搬到北大来办，陈独秀同意了。这样，以北大文科和《新青年》为中心，开始发动了一个文化运动。胡适的文章恰好是应顺了这个运动，尽管目的完全不同，但在“提倡白话文”这一点上和他们取得了暂时的一致，因此，也就算附和在里面了。后来，胡适竟说这个运动是他和几个留美学生想出来的。在万里之外可以为国内“想”一个“运动”出来，这真是海外奇谈。
　　在回国的海轮上
　　一九一七年五月，胡适即将毕业。他当时确也忙得很：一面在“讨论”白话文，一面利用临别的机会，到处演说，大谈“美国能如何协助中国之发达”之类，呼吁帝国主义加紧“协助”（？）中国；一面又忙于写作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
　　五月二十二日，胡适参加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主考人是杜威等六人。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口头答辩，杜威等人深感满意，给了胡适一个“博士”头衔。
　　梦寐以求的目的已经达到，胡适准备回国。
　　五月二十九日，胡适来到杜威家里告别，师生俩进行了一次依依不舍的长谈。
　　杜威对胡适说：“我对于国际政治局势的关心，远远超过其他事情。你回国后，如写了关于远东时局的文章，就寄到我这里来好了，我一定给你找个合适的地方发表。”
　　胡适连连称诺，非常感激。回来后，还把杜威的话恭恭敬敬地记在日记里：“此言至可感念，故记之。”
　　六月九日，胡适离开纽约，第二天到了绮色佳。这是他首先投向帝国主义怀抱的地方，有着不少“见待如家人骨肉”的“朋友”。行将离别，触景生情，胡适的感情冲动起来了。他这样写道：
　　“吾尝谓朋友所在即是吾乡。吾生朋友之多无如此邦矣。今去此吾所自造之乡而归吾父母之邦，此中感情是苦是乐，正难自决耳。”
　　美国“即是吾乡”。不得不要回去“父母之邦”去，他是多么不情愿啊！
　　但是毕竟还得回去。否则就失去了帝国主义培养他的意义。二十一日，他坐上了“日本皇后”号轮船登陆回国。
　　万里海途，寂寞得很。胡适就在船上到处逛来逛去。后来遇见一个日本人，日本人告诉他，一个英国书商正在准备出版一部《人人丛书》，其中想加进去两本中国的名著，他问胡适应该选什么书。
　　胡适立即回答：“第一册当为儒家经籍，宜包：（一）《诗经》，（二）《四书》，（三）《孝经》。”
　　“那么由你来编译吧？”日本人征询他的意见。
　　“可以”，胡适马上答应了，“此事乃大好事业，可收教育的功效”。
　　这是胡适离开美国后答应承担的第一个“学术任务”。
　　上船以来，天气连日不好。到七月三日晚上，才出了月亮。胡适就跑到甲板上来“赏月”。赏月不可无诗。按照老例，胡适也做了一首“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结尾是：
　　“凭阑自语，吾乡真在何处？”
　　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中国，他有点搞不清楚了。
　　胡适差点就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