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单的二分法很难说清楚人的两面性， 情报人员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说也说不清楚， 但愿这种事不要再发生了。--转载者 来源:私家历史
作者:吴基民
1933年3月，由于负责党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领导人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的先后叛变，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正处在非常艰难的时刻。
两个月前的一个夜晚，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二十六岁的博古已离开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实际上，在此之前，整个党中央的机关都已陆陆续续地搬迁到了江西瑞金。博古在上海签发的最后一份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叛徒斗争的提纲》。
就在这份文件中，中央以极大的愤怒痛斥了这些中共历史上的大叛徒。可是谁也不曾想到，文件中提到的一个人却悄然活着，始终游走在光明与黑暗之间。一直到六十年以后才寿终正寝，走完了他极为尴尬的人生旅途。他叫胡均鹤……
上海被捕后叛变中共
1907年夏天，胡均鹤出生于江苏与上海之间的江南小镇甪直。胡均鹤是在苏州长大的，他从小便失去了父亲，靠母亲替大户人家当佣人挣钱糊口。他的叔叔见他聪明伶俐，便出钱帮助他念完了小学。胡均鹤从十四岁开始，就到上海的一家小酱油店去当学徒，以后还曾到卖旧衣服的小店里当过店员，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无产阶级。
1923年，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刘华在沪西办了所工友俱乐部，胡均鹤时常到俱乐部里去活动，与刘华成了好朋友。1925年，上海爆发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在刘华的影响下，胡均鹤积极参加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运动。也就在这一年，他由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和李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
胡均鹤出身贫苦，又有点文化，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中上升得很快。大革命失败以后，他担任团中央的组织部长，1928年还作为少共国际支部的代表去莫斯科参加了少共国际代表大会，见到了斯大林。回国以后，他先在江西中央苏区工作过一阵子，很快又到白区团中央局担任团中央书记。这是一个很高的职务，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担任团中央书记的博古便是在这个位子上跨前一步成为中共最高负责人的。
1930年，胡均鹤还以共青团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由林彪的堂哥林育南筹备主持的，中央和各苏区都有代表参加。会址设在凤阳路(当时叫白克路)后的一幢大楼里。中共特科秘密地租下了整幢大楼。著名革命家李一氓坐镇机关，还从四川调来了一个叫李一超的青年女子当他妹妹作掩护。李一超就是后来的抗联女烈士赵一曼。李一氓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胡均鹤：身材修长，口才很好，很得大家的好感。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6月，向忠发被捕，随即叛变，第三天就被枪杀;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大破坏。第二年秋天，胡均鹤在上海被捕。关于他的被捕有两种说法，都很离奇。一种说法是1932年夏天，他在江西苏区带了一箱子红军从打土豪中夺得的金银珠宝到上海来开展工作。他在上海住进了百乐门旅馆，同时通过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黄慕兰，与当时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接上了关系。一天晚上，潘汉年来到了胡均鹤的旅馆，从他手中取走了箱子。潘汉年走后不久，租界巡捕就冲了进来，将胡均鹤带走了……
另一种说法是胡均鹤的妻子、东北著名抗战英雄赵尚志的妹妹赵尚芸提供的：
1932年春天，刚刚加入共青团的赵尚芸从东北到上海参加团中央举办的训练班，当时胡均鹤已在上海担任团中央书记。赵尚芸虽然是东北人，却长得非常文静秀气，胡均鹤是训练班的负责人，他们俩朝夕相处，渐渐地产生了感情……
赵尚芸初到上海，人地生疏，语言也不甚相通，她靠胡均鹤的帮助，在上海租了亭子间。胡均鹤化名陈炳文住在机关里，看机关的便是胡均鹤的母亲，对外称作佣人，胡均鹤有时也到亭子间里来，但极少过夜。
1932年11月或12月的一个夜晚，胡均鹤在机关里起草文件，他写得很晚，也许是工作太劳累的缘故，写着写着便睡着了……等他醒来时，几个巡捕已站在他的跟前。胡均鹤心里暗暗叫苦，他声称自己是替人看房子的。为首的巡捕冷笑一声，也不与他多说什么，就将他带走了。胡均鹤的母亲没有文化，但也晓得儿子在从事一些什么事情，想方设法将机关已经出事的暗号摆了出去。第二天上午，时任中央委员的胡大海来到此地，看见了暗号，但见四下平静，还是走了进去，结果一起落入敌手。几天以后，上海的报纸便刊出消息，说是“逮捕了共党魁首胡大海、陈炳文”。国民党中统特务陈蔚如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一文中写道：中统上海区在破获了共青团中央机关后，逮捕了胡大海、陈庆斋、胡均鹤、姜子云、袁炳辉等人，还缴获了一只保险箱。上海区区长史济美(又名马绍武)自以为是搞到了什么重要文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它搬回自己家中派人砸开，不料里面只有几张发票。
赵尚芸当时已有身孕，她见胡均鹤几天没到她的亭子间里来，便由正在上海唱戏的姐姐帮忙，匆匆忙忙搬了个地方隐蔽了起来。笔者多年前在采访赵尚芸时，提到胡均鹤从江西苏区带了一箱子黄金到上海作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一事。赵尚芸回答说，她也曾听到胡均鹤提到过这件事，不过那是在1932年以前的事。两种说法，笔者以为赵尚芸的说法较为可信。
胡均鹤在狱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刑拷打，但未能奏效。他想到过自杀，但在严密看管下未获成功。顾顺章向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建议：对此类死硬派的共产党分子，拷打用刑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攻心为上……徐恩曾深以为然，他令史济美另想办法。一天中午，史济美踏进关押胡均鹤的单人牢房，拿了几本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的共产党刊物，放到胡均鹤跟前，说你还在为共产主义信仰而奋斗，但共产党早已把你视为叛徒把你开除了。胡均鹤将信将疑，翻开一看，果真如此。史济美见胡均鹤有点动心了，又说：你老婆快要生孩子了，你总不见得让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吧!胡均鹤左思右想，长叹一声，终于落水。
苏成德拉胡均鹤投靠汪伪政权
1933年春节前，胡均鹤从狱中出来，他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赵尚芸。此刻赵尚芸刚刚生了个儿子，她一见到胡均鹤便百般埋怨，胡均鹤似乎也有点后悔，说是要随赵到东北去，隐姓埋名，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以取得党的谅解。话虽是这么讲，人却带着赵尚芸到了南京。这件事以后，胡均鹤始终对他的妻子怀有内疚，赵尚芸有一些东北老乡找上门来，有些人还是从事革命活动的。胡均鹤明知他们的身份，但也从不为难他们，还拿出一些钱款送给他们。
胡均鹤叛变后，先后担任国民党中统南京区的副区长兼情报股长和国民党平绥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的主任。陈蔚如在回忆录中，几次提到史济美曾带着胡均鹤等人到上海活动的情况。他们对中共地下党的活动规律了如指掌，破坏性很大。党组织痛下决心，将严惩叛徒。正巧，已经叛变革命成为中统特务的丁默邨、李士群与史济美发生了矛盾。于是由丁默邨策划，李士群出面暗中联络了中共特科红队，伺机下手。1933年7月的一个夜晚，史济美带着几个朋友从外面嫖娼喝酒归来，在新闸路斯文里弄口突遭暗杀。一时叛徒特务闻风丧胆，谁也不敢轻易到上海滩来，胡均鹤这才将他的活动中心转移到北方。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时，胡均鹤正在北平，他带着妻儿匆匆赶到天津，准备取海路奔上海，不料一到天津，又获悉上海已爆发战争，于是便将妻儿留在天津，只身奔赴内地。
1938年，胡均鹤被国民党中统委派为苏沪区副区长兼情报股长，区长为老牌特务徐兆麟。这时上海已沦为孤岛，胡均鹤只身赴沪，又将已在香港定居的赵尚芸接到上海，在跑狗场(今文化广场)附近法租界的僻静处租了一套公寓，住了下来。
当时上海的情况非常复杂，是一个国际情报活动的中心。国民党中统、军统在上海都有非常庞大的特务网，中共情报人员在上海也非常活跃，此外，世界各国在上海都有谍报人员在活动。1939年3月，以丁默邨、李士群为代表的汪伪特工总部挂牌成立，他们以日本侵略军为后台，很快便占了上风。
1939年9月17日，当时与胡均鹤同样担任苏沪区副区长的大特务苏成德来到胡均鹤家，说是要请胡均鹤外出吃饭，胡均鹤欣然应诺，谁晓得这一走便一夜未归。直到第二天中午，胡均鹤才回到家里，他吞吞吐吐，先是讲看戏去了，接着又说在饭店里搓麻将，最后对妻子说了声“我对不起你”，便躺在床上长吁短叹。原来苏成德已经投靠了日伪，作为见面礼，他将整个苏沪区组织和盘托出，仅剩下区长徐兆麟和会计蔡均千两人。那天吃饭在座的都是苏沪区的人，在苏成德的软硬兼施之下，胡均鹤也答应落水。苏成德之所以将他放回家来，是要他诱骗徐兆麟，因为在整个苏沪区的特工系统中只有一个人知道徐兆麟的地址，但胡均鹤恰恰隐瞒了这一点，只是说徐兆麟隔天要和他通一次电话。苏成德希望他在电话中稳住徐兆麟，然后将他诱骗出来……
胡均鹤待在家里，不一会儿徐兆麟果然打电话来了，电话是赵尚芸接的。徐兆麟在电话中对赵尚芸讲：“告诉老胡，苏成德出问题了……”赵尚芸望了下胡均鹤，回答说：“老胡也被苏成德请去吃饭了……”对方犹豫了一下，回答说：“知道了。”随即挂断了电话。
苏成德的叛变使中统在沦陷区最大的特工组织苏沪区全部瓦解，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根。徐恩曾对他恨之入骨，尽管苏成德以后屡屡向国民党当局施媚眼、献情报，但抗战胜利后还是被判处了死刑。而胡均鹤因为没有供出徐兆麟而保住了性命，抗战胜利后只被判处十年徒刑，这自然是后话了……
胡均鹤落水后，与丁默邨、李士群同为共产党的叛徒，又同是中统熟人，很快就受到重用。他先被汪伪任命为特工总部南京区的副区长兼情报科长，不久又调到上海担任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专门对付中统和共产党，同时还兼任由李士群担任社长的“海社”的书记，从事破坏学生运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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