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关于文革前史与文革史若干问题的通信

很有意思，不过兄弟对文革初期的“干部子弟”（当然是高干子弟）整的对象与作者看法略为不同，文革初期的干部子女红卫兵，不但要整社会上的阶级敌人，还要整同是共产党的中小干部，比如北京那些北大乃至打死的中学领导， 他（她）们也都是共产党干部啊，大多也是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的干部啊，只不过不如那些打他们的红卫兵的爸爸大，所以叫做“共产党的大干部的孩子打死了共产党的小干部”，这叫嘛事呀—转载者

我在昨天回复信笔游疆兄的贴子中提到，小弟近些年一直在注意研究文革史和文革前史，也搜集了一些资料，尽管这些资料不全，尚难以对很多问题作出客观的公正的结论，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许多事情的实际情况可能与现在社会上一般人中流行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现例举数点：

1．一般人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老一辈的高级领导人挨整，尤其是原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惨遭整死（同样被整死的还有贺龙等其他人），所以对他很同情，并想当然的认为，刘少奇和多数文革时挨整的高级领导人都是从一开始就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反对发动文革的，其实，并非如此。

（1）在文化大革命前，从1963年起，当时的中共中央曾开展过一埸全国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也称为“四清运动”，这埸运动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尚未结束。这埸运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该次运动中，为了取得经验，指导全局，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亲自率工作队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宕公社桃园大队蹲点。王光美此行的工作总结于1964年9月被中共中央批转，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称为“桃园经验”。这个“经验”的主要内容是：先搞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对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其主要内容是：清工、清账、清财、清库）；再集中地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就拿“扎根串连”来说吧，据说王光美带领的工作队就象搞地下活动一样，戴着大口罩，悄悄地溜进村，看谁家的房子破就奔谁家，就跟谁家串连，等搜集完小队、大队干部的“罪状”以后，才突然发难。据说桃园大队的原有干部绝大多数都被整倒了，被戴上“四不清干部”的帽子（与地、富、反、坏同等待遇）。

在“社教运动”中，中共中央发过两个纲领性文件，一个是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前十条”，一个是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后十条”。这两个文件的核心内容都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点是共同的。所不同的是，“后十条”对形势的估计要比“前十条”更严重得多，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文件规定整个运动要由工作队领导（即全面不相信农村基层党组织），还提出全国完成这埸运动需要五、六年或更长时间。这样的纲领性文件，加上“桃园经验”，实际上使“社教运动”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一埸大整农村基层干部的运动。

由此说明，刘少奇在文革前，在“大抓阶级斗争”方面的思想路线，与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

（2）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率工作组到清华大学蹲点（王任副组长，组长叫张承先），进校后即大整给校方贴大字报的学生，将其打成“右派学生”。北京市以及全国很多省市在文革初期似乎都参照了这种做法，向各高校，乃至重点中学派出工作组，而且这些工作组的主要意图都是抓和整所谓在运动中跳出来的右派学生或右派教师的。

文革初期，可能有很多经历过五十年代“反右”运动的人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将文革误认为又一次反右运动，所以，当一些学生和年青教师给校方贴大字报提意见时，一些人认为抓右派、为党立功的机会来了，纷纷搜集这些学生和青年教师的“反党”右派言行，积极靠拢工作组，参加整那些提意见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也有一些好心人，私下里用“反右”运动中得来的经验劝诫那些提意见的学生和年青教师，说他们年轻不懂事，千万不可给学校领导和校党委提意见，否则将来一定要吃大亏。

但是，形势的发展出人意料，工作组被毛泽东否定，被中央下令撤回，所有高校和中学的领导全面被打倒。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称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整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用心何其毒也”，即指工作组整给领导提意见的学生和教师之事。于是，当初积极靠拢工作组和校领导，协助抓右派学生和右派教师的人倒了霉，多数下埸很惨；当初好心劝学生和年青教师不要给校方提意见的人，其言论成为革命意志不坚定的证据，被目为“保守派”；而那些最早起来给校方提意见（其实这些意见大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尤其是挨过校方和工作组整，被隔离或批斗过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则成了“造反派”的元勋，他们挨整的历史成为文革中最值得炫耀的政治资本。在“造反派”的内部，这些有“与走资派殊死斗争”历史的“老造反派”，看不起那些在形势明朗化以后才参加进来的“新造反派”，产生了新老两派的权力斗争，这就埋下了文革后期“造反派”内部大打“派仗”的根源。

所以，不能因为刘少奇后来惨遭整死而认为他在文革初期的做法是正确的。

（3）据我了解，全国最初的一批“红卫兵”大多是“红五类子女”，其主要负责人大多数是高干子女。就以北京红卫兵为例，刘少奇、陈毅、贺龙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子女都参加了最早的红卫兵，并成为其中的骨干，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是清华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负责人，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是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红卫兵组织最早的起源地是北京清华附中也说明了这一点（能进得了这所中学的学生都有点背景）。这批红卫兵起初的革命对象不是“走资派”，而是“地、富、反、坏、右”等社会上的所谓“牛鬼蛇神”，当时这些人被称为“黑五类”（后来黑五类中又加进了“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知识份子”等，发展到“黑七类”、或“黑九类”）。

在北京，最早一批红卫兵的组织被称为“红一司”，而后来形势逆转后出现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则被称为“红三司”。至于“红二司”，则可能是介于“红一司”和“红三司”之间的中间派，存在时间很短，影响也很小，我手头基本无“红二司”资料。“红一司”实行的是严格的讲究家庭阶级出身的组织路线，“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披“基本如此”）的对联就是“红一司”的人提出来的，这一路线被称为“谭力夫路线”，原由是红一司中有个叫谭力夫的人（其父也是当时中央身居要职的高干）在北京某高校的一次讲话中，狂热地主张“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理论。所以，在“红一司”的成员中极少有“黑五类”子女，至于那些介于“红五类”和“黑五类”之间的家庭出身的人，则需要经过严格的考查以后方能被批准加入红卫兵。在“红五类”子女内部，那些高干子女看不起普通工人、农民的子女，羞与为伍，所以，北京“红一司”中有人主张再搞一个只有“红三类”子女才能参加的内部核心组织，即将原来“红五类”中的贫农、下中农排斥在外，只保留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这三类人的子女，之所以保留工人子女，是因为按马克思的说法，工人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如果排斥工人，他们自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岂非失去了根据？更有甚者，在红一司内部还有人搞起了一个“帅将校革命军人子女红卫兵”的组织，规定参加该组织的人其父亲或母亲必须具有校级以上军衔。

之所以要化这么多笔墨来谈红一司的组织路线，就是想说明，这一组织基本上是由当时中央和北京市的高级领导干部子女控制的，红一司的下属组织“西城纠察队”，以及后来“红一司”垮台后出现的“联合行动委员会”，其成员更是以高干子女为主，很多老一辈的中央领导干部的子女都在这个组织中，而这些高干子女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父母的政治态度不可能没有关系。

文革时的第一批红卫兵的矛头不是指向领导干部，而是指向下层的所谓“黑五类”、“牛鬼蛇神”，破四旧、抄家、剃阴阳头、把人捉起来游街、设立“牛棚”、逼唱“牛鬼蛇神歌”等都是红一司的业绩；至于私设公堂，毒刑拷打，甚至将人活活打死，这些事都发生在红一司。据说，宋彬彬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主席戴红袖章时，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泽东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中的“彬彬”二字，她回答：“是”，毛泽东就随口说了一句：“要武嘛”，于是，宋彬彬就改名宋要武，据说后来成为有名的“钢鞭司令”。当这些高干子女红卫兵用极不人道的，甚至是残忍的法西斯手段，对待所谓“黑五类”（或“黑七类”、“黑九类”，在后增的这些类别中，大量高级的或普通的知识份子都被卷了进去）时，并未见到他们的父辈中有哪一个出来反对或制止（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还没有失去权力）。

但随着运动的发展，一批又一批的高级干部被打倒，情况发生了逆变，红一司的那些高干子女们意识到革命革到了他们自己头上，原来这次运动要打倒的是他们的父母，而他们父母的权力和地位的存在，是他们在中国社会中高高在上的基础，于是，红一司开始与中央文革和“江青阿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冲击公安部等重大事件也是红一司干的，而造反派“红三司”的兴起，导致了红一司的最终垮台。红一司垮台后，其中的一批死硬派高干子女组织了“联合行动委员会”，到了这时候，“联动”的宗旨已经是与中央文革对着干，誓死保卫其父母等“革命老干部”了。“联动”处于半地下活动，一度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反动组织。

从红一司的经历来看，可以认为，文革刚开始时，中央有许多老一辈的高级干部及其子女，也包括刘少奇及其子女在内，误以为这次运动要整的是其他一些人，所以都抱着积极的态度参加，至于后来才知道，原来要整的是他们自己，这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

2．现在再来谈谈老一辈领导人的生活作风问题。信笔游疆兄在参观刘少奇故居时听到一些关于刘少奇反对浮华铺张的小故事，我认为不足为奇，假如在另外一些埸合，也会有人向你讲关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崇尚简朴的类似的故事。说实话，在老一辈领导人中似乎确实普遍存在着一种崇尚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以及在面对普通群众时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从这方面说，要比现在的大多数政府官员强多了。但是，我也怀疑这中间存在着一种“隐丑扬善”的现象，因为这些领导人都身居高位，而按照中国官埸历来“为尊者隐”的传统，他们的下属们可能会夸大宣传他们身上好的一面，加油添醋地讲一些关于他们优秀品质的故事，而对不好的一面，就有可能被“隐”了。例如，当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党中央设在延安后，发生了许多中共高级领导干部“换妻”的现象，原因是有大批国统区热血青年投奔革命来到延安，其中不乏来自大城市的年轻漂亮女性，她们成了当时根据地人们眼中的“公主”，而当时的某些已婚的高级领导干部纷纷抛弃了原来在革命斗争中患难与共的妻子，改娶了这些“公主”，其中既有毛泽东，也有刘少奇，而且据我所知，刘在延安换妻不止一次。另外，建国以后中央的高级领导人都是实行“供给制”，名义上工资不高，但实际上的生活水准究竟有多高，外界是不得而知的，只有当某些人政治上垮台以后，才作为揭发批判材料，被披露出来，例如我手头就有关于林彪和王洪文穷奢极侈的材料。但我有疑问：中央领导人的生活供给，应该会有统一的管理机构，这个管理机构既然能让林彪和王洪文得到如此穷奢极侈的生活条件，难道其他领导人就享受不到吗？

以上只是一些片断的想法，拉杂写来，很零乱。前面说过，我对文革史和文革前史正在研究中，我的原则是，尽可能地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力求客观和公正，全面分析对比各种不同的资料和观点，认真思考，决不盲从。对刘少奇和其他老一辈中共领导人，既不能简单地肯定，也不能简单地否定，因为人和历史都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