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12栋里的“高研”们(作者：费明)

前几天转载了八一学校的英雄老子和好汉儿子们，这个是沈阳金属所的算不算上英雄的老子们和不知道是不是好汉的儿子们，八一的老子们管着金属所的老子，其实心里挺吃味的羡慕着，而八一的好汉儿子们就打心眼儿瞧金属所的儿子们不起了，但是，事隔了这么几十年，可能是金属所的儿子们内心就不那么恭敬八一的好汉们“不就是有个好老子么？”什么时候我也来写写工人新村的孩子们的过去和现在，他们过去被八一和金属所的儿子们两面瞧不起，现在又被两面看不上，唯独文革中以短暂的时间里，稍许地扬了眉吐了气，没多久又不如八一和金属所了。--转载者

我出生在沈阳市一个科研大院中，几乎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院内一座被叫做12栋的“高级住宅”内度过的。这是1955年时，研究所按照苏联式样建成的一栋三层高级家属宿舍。楼房坐北朝南，东西两个门洞，各有6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是3间房、两个阳台的格局。浴室由研究所的锅炉房昼夜不停地提供热水。这样的条件，在那个时代，是打灯笼难找的特殊待遇。楼的前后，是四个大花园。前面的两个花园，每个出口对应楼房的一个门洞。花园的“墙”是由一米高的灌木组成的，里面种有2人高的松树、桃树和杏树，四角上还有丁香树。每到鲜花盛开的时节，扑鼻的花香，让每一位从门楼中出来的人都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这栋楼内居住的12户人家，户主们基本上是从英，美学成归国，为新中国效力的年轻科学家，他们是这个研究所的建所元老、奠基人。除了所长外，其他的人分别掌管各个研究室，是相关专业的科研领头人。入住12栋后的30年中，这12户人家，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雨，互相间的“恩怨情仇”，足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我这里写的只是留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心中的一些印象。

1955年，12栋的第一批住户迁进了刚刚完工的新宅。东边门洞内的6户分别是：1楼东边方家，西边斯家。2楼东边曹家，西边所长李家（李薰--转载者）。3楼东边是我们家，西边谭家。西边门洞内的6户为：1楼东边葛家，西边郭家（郭可信--转载者）。2楼东边又是所长李家（作为所长，也是所内所有“海归”的领头人，研究所的创始人，这位李所长他享有拥有2个单元的权利。这两个单元中间开了一道门，把两个单元连成一体），西边是张家。3楼东边陆家，西边师家（师昌绪--转载者）。

李所长，湖南人，英国归来的哲学博士，矮胖身材，圆圆的脑袋，黑框眼镜后一双小眼睛炯炯有神。他喜欢抽烟，有事没事嘴里总叼着一个大烟斗。他的夫人，是湖南的乡下丫头，显得土气，普通话讲得很差，相处这么多年，我基本上还是听不懂她的话。李所长有4个女儿，母亲也和他一起住。

方先生是英国归来的博士，身材矮小，精瘦，语言风趣，表情丰富。他的夫人是奥地利籍的德国护士，在英国嫁给他之后，1952年随他一起来到中国。我们这些孩子们，都习惯于叫她方妈妈。她的中文很好，日常交流完全没有问题。方先生有两个儿子，还收养了妻子和前夫生的一个女儿。

斯先生是一个硕士，高高的个子，看上去很结实。他说话，总让人觉得有些东西没有表达清楚。他有三个儿子，小儿子是我的小学同学。斯先生的母亲、岳父、岳母和他们同住。他的岳父以前是张作霖手下的军官。

曹先生是国民政府培养出来的专家，在12栋的这些“高老大”（所内人士对这些高级研究人员的戏称）之中，他年纪较大，不但专业精通，而且对历史和国学都有相当的研究，是个很有思想的人。我对中国文化最初的了解，就是从他那里开始的。曹先生身材魁梧，步伐稳健，不喜言谈，一副瓶子底厚的近视眼镜还是没法让他看清这个世界。他晚年时几乎处于失明状态。他的夫人是我们所医务室的医生，热情，开朗，乐于助人。我们这些楼内的邻居，几乎都接受过她的义务治疗。曹先生有一儿一女，刚搬进12栋时，他母亲和他们住在一起。

谭先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们住在他对门多年，也没听到他说过几句话。他们夫妇有两个男孩儿，年龄相差不大，看上去好像双胞胎一样，非常淘气。我对他们夫妇的记忆，远远比不上对他儿子的印象深刻。

葛先生夫妇非常有名望，是1949年11月从美国回来为新中国效力的一对博士夫妇(葛庭燧和何怡贞--转载者)。如果从家庭背景上看，这对夫妇比姓李的所长还要有名气。他的夫人姓何，是民国初年名门大户的小姐，和钱三强是亲戚。她年轻时留学美国，专业水准和她先生相当，和李所长一样，他们都是新中国的一级研究员。她是12栋夫人们中级别最高的一位。葛先生个子很高，走路时挺胸抬头，不太喜欢和别人打招呼。作为邻居，我和他从没说过一句话。他夫人何女士则相反，不但为人随和，而且很喜欢和邻居聊天。何女士个子不高，面容和善，笑口常开，和他人讲话时，总会听到她那开朗的笑声。他们夫妇有一子一女，儿子是我们所幼儿园第一批入托儿童。

郭先生心宽体胖，讲话声音很大，挺个啤酒肚子，走起路来有些外八字。他有个异于其他“高老大”的观念，那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他的夫人很瘦弱，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文革前后神志有些问题。大家都把她当精神病看。她是这些夫人们中唯一的“另类”。他们夫妇有一个女儿，娇滴滴的，到最后也没能把书读出来，其中的原因，不知是不是郭先生对女人的“低”要求所致。

张先生一家，在12栋住的时间最短，没几年就调到北京去了。虽然后来和他见过面，但对他们一家人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

我对陆先生一家的情况也不是十分了解，只知道他有几个儿子。陆先生文革初期上吊自杀，之后，他的孩子们各奔东西，和其他邻居们没有什么来往。

师先生是个开朗的人，身材高大魁梧，他也是这些“高老大”之中最长寿的一位，至今仍健在。他的夫人很时髦，用那个年代的话说，是很摩登。这二位有一个儿子，样貌，体型很像父亲，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留在了那里。

我的家庭，也是个三代同堂的人家。父亲1952年从英国回来后，跟随李所长来沈阳筹建研究所，他和方先生一样，是建这个所最早的参与者。其他高研，来的都比他们晚。我的父母1953年结婚，搬进12栋开始，外公，外婆就一直和他们同住。在这栋楼里，年老的人们经常走动，是很熟的邻居。

在开始筹建研究所的时候，没有谁对选址加以限制，全国各地哪里都可以，只要这些专家们认为合适就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做任何决定都是以大局为重，没有谁为了个人的利益做出有损科学事业的事，不像现在的有些人，只要对自己有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样样都来。当时大家认为，东北的工业基础比其他地方好，按照建所构想，沈阳市最适合这类专业研究，所以，确定把研究所建在沈阳市城边一片菜地上。从1952年筹建，到1954年全部落成，一共用了1年多的时间。说到这里，不能不插上几句“闲话”。沈阳是重工业城市，长期以来生活水准都比不上其他地方，文革时又是重灾区，大家的生活非常艰难，即便是改革开放之后，和其他同类大城市相比，也属于落后状态。这种落后，不仅是生活水准落后，还有管理方面的问题。80年代，所里有好几位高研离所，另谋高就。对这样的状态，父亲曾有感而发：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把研究所建到北京去。尽管是句气话，也能看得出来，经过30年的坎坷，人们的意识状态和建国时比起来，有了相当大的变化。

研究所初具规模之后，另外一个研究所也插了进来。这是个研究林业，土壤的研究所，他们姓朱的所长，凭在我们这个所做党委书记的高女士的关照，和我们所签订协议，共用大院的土地资源。这样两个所成了邻居。有趣的是，他们也建了一栋“高级住宅”，位置就在我们12栋的后面，样式，格局和12栋完全一致，编号13栋。这两栋楼，多少年间，都是我们这个大院的“风景线”。多年之后，大家意识到，当年的这个决定是个错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我们所吃了不少哑巴亏，文革时期，还曾为了争夺“土地资源”，和邻居所大打出手，我们的一位“谈判官”，多才多艺又能说会道的，南开大学物理系毕业的高材生冯某，被邻所的人打得在床上躺了一个月。真是不可思议。应了那句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说到这里，需要提一提我们这位高姓的女党委书记。此人是知识分子，也是“老”革命。解放战争年间曾在战火纷飞的前线生过一个儿子。也就是这个儿子，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响应伟大领袖造反有理的号召，与她这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派划清界限。大约是1966年的夏天，在一场全所批斗会上，这位老党委书记被人在脖子上挂上了一双破鞋，工作区内也随处可见揭发她男女关系问题的大字报。中午批斗会结束回家后，她又遭到了儿子的再次无情批判。这残酷的一切让她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当日下午在家中厨房打开煤气自杀。

土壤所进来之后，院内东北角很大一片地，被他们当作试验田，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在里面种了很多果树，苹果，梨，樱桃……还有两个造型怪异的大玻璃暖房，里面养了很多奇花异草。我们的12栋，刚好在试验田的西侧，离铁丝网20米左右，从我们的东窗子，能够清楚地看到里面的一切。春暖花开时节，试验田被各种花卉打扮得很漂亮；秋收时分，果实累累。建所初期，整个大院没有几个孩子，这个实验田里的果树很安全，没有偷果子的人。文革开始之后，打倒一切的风潮也影响了这片土地。玻璃房玻璃不在了，里面的花自然也不会再有。各类果树被摧残得很厉害，仅剩的几颗小树，完全找不到成熟的果实。孩子们一拨拨地钻进铁丝网，揪光了能够够得着的所有小苹果，珍珠大的果实又酸又涩，很难吃，但孩子们兴趣盎然，不把它们吃光决不罢休。本人也有幸多次参与这样的活动，还曾被铁丝网的尖，把屁股划了个口子。记得有一次，一个五六十岁的工作人员看到了我们这些偷果子的孩子，她对我们说：为什么不能等些日子，让它长成大苹果多好？是啊，为什么不能等等？在孩子们的心里，长成大苹果那是遥远的事，眼前的青涩小果不也很可爱吗？

50年代后期饥荒蔓延，研究所的家属们开始在住宅周围的空地上种菜。我外婆也在试验田铁丝网外的一片空地上种了不少瓜和绿叶菜，据说收成不错。既满足了兴趣爱好，又能改善生活。

50年代的研究所，呈现出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科研工作成绩辉煌，各个学科的研究工作都有突破性的进展。在科学院下辖的研究所中，本所很有名气，所庆大典上，还能请到院长郭沫若，实在是很有面子的事。国务院颁发全国优秀青年科学家奖，我的父亲也是受奖人之一。那个时代，大家的工作热情，可以说是“一天等于20年”。工作之余，还有不少娱乐活动，在食堂内举办的周末舞会，就是其中一项深受大家欢迎的活动。西服革履，旗袍长裙，霓虹灯下，闪亮着年轻人一对对充满深情的眼睛。舞会最特别的地方，莫过于每支舞曲当中的熄灯时分，几秒钟的时间，是人们发泄热情的好机会。多年之后，每当提起周末舞会的这些情景，我的父母还是忍不住笑。美好的青春时光！

50年代初，我们的研究所还经常接待一些来体验生活的演员，后来在影片《甲午风云》中扮演邓世昌的李默然就是其中之一。大概是1955年，电影《青春的脚步》就在我们这栋住宅的前后楼取外景，当时，一些家属作为群众演员还参与了演出。我想，美丽的环境应该是摄制组选择来这里拍戏的主要原因。所里那时的景致，文革后无法再现，即便是今天，也无法再重复那些美丽的花园洋房景观。那是永远都找不回来的美好过去。

那个时候，12栋内的各户人家也经常走动，夫人们之间的来往似乎比先生们更加频繁。那时女士们都非常年轻，家里也没有孩子的累赘，遇到先生出差离家，晚饭后便聚到有老人的邻居家中，听上年纪的人说书讲古，一来打发时间，二来有人壮胆，免得一个人在家冷清，害怕。张先生的母亲很喜欢讲一些鬼神的故事，而且描述得非常生动，让年轻的夫人们听得直上瘾，回家睡觉时，又很害怕，但第二天晚上还想去听。我的母亲经常提起那些年中的这类往事，很平常，但难以忘怀。

李所长的夫人，是个地道的乡下妇女，当年所长从国外回来之后，对夫人很看不上眼，曾有过离了再娶的心。但这位夫人从湖南追来沈阳，非要和他一起生活，有点胡适夫人的味道。12栋内其他的夫人，对这位所长太太都很同情，大家齐心帮助这个女人，帮她参谋买时髦的衣服，帮她化妆打扮……在大家的努力下，最终他们夫妻白头到老。

我的父亲和李所长的关系很好，他是在这位李先生的带领下归国参加国家建设的。这位所长一直把父亲看成小老弟，工作之余，两家常走动。我的母亲和李夫人的关系也很好，这本来是相处得很亲密的两个家庭，如果没有文革，应该是一世的朋友。谁也没想到，文革的派性运动，会把这样两个家庭变成仇敌（详情后文再叙）。

我们家的楼下，是曹先生的家，他的母亲和我外公外婆的关系不错，相互间经常串门。我小的时候，很喜欢跑来跑去，午休时间总是吵得这位曹老太太无法休息，害得她经常向我的外婆投诉。

一楼方先生一家，在我们这栋楼内是一个风景，因为有一位金发碧眼的女主人。在那个年代，看到一位外国人很不容易，能和一位会讲中文的老外做邻居更是稀有的事。这位方妈妈，为人开朗热情，和邻居们相处得很好，无论大人孩子，都能和她说上几句。她的3个孩子，除了长相之外，其他方面和中国孩子没有不同，连说粗话，都是地道的东北口音。文革初期，当方先生受到冲击时，他的夫人跑到奥地利的领事馆，寻求对家人的保护，也许这样的做法有效果，方先生的遭遇，比其他“高老大”要好一些，尽管他不但是海外回来的人，还曾是“三青团”分子，照理说应该吃更大的苦头才是。文革期间，12栋的楼道卫生，由这些住户轮流承担，不再有专人负责。这样，那些没有工作的家属们，便成了清洁工。我的外公外婆也不例外，那时他们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做这项工作很吃力。这位方妈妈便经常替我的外公外婆打扫卫生，她清洁的方法很特别，和我们习惯的方式不一样。当时，我们清洁楼梯，都是先掸水，然后用扫把扫去垃圾和尘土。而她则是用含满水的大抹布，抹干净从三楼到一楼的石灰地面。这样的做法比扫地累多了，耗时又耗力，但很干净。潮湿的地面上，一点死角都没有，而且在清洁的过程中，没有尘土飞起，很卫生。大概当年她在自己的国家时，就是这样做的。由于是侨民的关系，文革后期物质缺乏时，他们经常可以得到额外的食品，黄油，罐头，等等，不知道是从什么渠道搞到的，让大家非常羡慕。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的状况都非常糟糕，沈阳市也不例外。大家都没饭吃的时代，这些高研得到了来自政府的特殊待遇。那段日子里，每个高研每个月都有一张（或是两张，记不清了）优待券，可以凭票带着家人去指定的宾馆餐厅就餐，当然，饭费是要自己出的，以那时的生活水准来说，不但不便宜，而且很贵。那时，一般百姓如果需要在外面吃饭，能去的地方只有小饭馆，根本没资格在宾馆餐厅就餐。宾馆餐厅在那个时代是为特殊阶层服务的地方。我们研究所的周围，只有正门的马路对面，文革风潮过后，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饭馆，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就是个“门脸”饭铺的规模，两张桌子，几张小凳子，同时有十来个人买饭，就转不开身了，却要为方圆若干公里的路人和居民服务。每天供应的，早餐油条，豆浆，都是限量供应，来晚点就没了，每天来这里买油条的人流，经常排到马路上去。午餐是一到两种带肉的大锅菜和米饭。到后来，“四人帮”倒台前，这样的炒菜，里面的肉，全都是连皮的肥肉，一点瘦肉都看不见了。困难时期我们家在宾馆餐厅吃饭时，总会带上几个饭盒，不但吃剩的菜全部带回家，就连盘底的一点油，也要用馒头擦干净，就差没用舌头舔了。这样的情形，现在的人很难理解，每次听到我父母述说如何用馒头擦盘底时，我都会忍不住乐，整个一个叫花子像。

困难时期，这些高研不仅有宾馆餐厅优待券，还有所里的“特供”，那就是提供给各家的活鸡等市面上根本见不到的食品。每次都是由专人在午夜时分偷偷地送货，这样做是为了避人耳目，以免他人嫉妒。那个时候，不少高研都在自己家里养家禽，我们家里不但养鸡，还养兔子。当然时间很短，规模不大，和70年代的家家养鸡不能相提并论。

文革开始以后，对12栋的特殊供应被取消，最明显的标志是热水没了。接下来，就要各户赶走保姆，带我的那个老大妈就是那个时候被辞退的。不知是红卫兵还是造反派，把大字报贴在了我的睡房门上，说我是个资产阶级的小姐，那时我才3岁。之后，就是往各家硬塞进一户人同住。我们的12栋，说是高级住宅，只因为每单元有3个房间，比同时代的每单元一个房间或者两个房间的多出了一间。由于里面的每个房间都很小，也没有门厅，两家人同住一个单元，实在很不方便。这也是后来几乎同住的每两家人都闹矛盾，甚至大打出手的原因。被塞进来的，基本上都是根红苗正，三代贫农的主儿，和这些知识分子，在生活习惯上不可能相同或相近，闹矛盾是注定的结果。问题闹得最大的，是一楼方先生他们。容稍后再叙。其他人的单元如此，李所长也不能再享受两个单元的特殊待遇了，他保留了我们这个门洞的单元，成了我们名副其实的“近邻”。另一个单元，被分配给了所革委会副主任，一个当过兵的干部。直到文革结束，李所长升任科学院副院长上调北京时，也没有再归还给他。

文革初期，尽管各位“高老大”对局势都有不同的态度，但总体上还是认真参与的。随后，暴力事件发生，让大家都有了自保的想法。记得一楼的方先生，武斗开始后到我家来，和我父亲商量如何在大门上钉木板。当时，我们每家的大门，都是有一半透明玻璃的门，太不安全，后来，在方先生的建议下，我们买了个面板（北方的面板，是能做饺子等面食的板，很大一块，和切菜板不是一回事）把好好的一块玻璃给封上了。直到1981年我们搬离，也没有拆下来。

前面说过，我父亲和李所长的关系很好，文革初期，所里分成两派，当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派系选择的时候，李所长特意来我家串门，他真诚地，严肃地，认真地劝告我父亲，不要站到保宋任穷的“辽联”一边。父亲问他为何如此，他说，“辽联”一派没有军队支持一定失败。要站就要站到受军队支持的“辽革站”一边，这样才不会在运动中吃亏。当时，所里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们，都对宋任穷比较温和的，对搞建设有益的主张表示赞同，这些留洋的学生，对中国历史研究不透，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研究，根本不懂得军队在动乱中的作用和价值，除了这位聪明的所长之外，所有人都选择了“辽联”，为此，在复杂的运动中，丧失了保护伞，吃了大亏。从这次谈话开始，我父亲和李所长成了对立派系的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来临，由于李所长站在了“正确”的一边，尽管他是这群“高老大”中排名第一位的人物，但在“辽革站”的保护下，对他的隔离审查，成了实质上的隔离保护，他没有受苦。为此，我父亲的心理特别不平衡，直到1979年科技大会召开前夕，他们之间为了工作不得不沟通之外，整个文革期间，两人见面都不讲话。不仅如此，我们两家也如仇人一般，同住一个门洞，打头碰脸时，不但不打招呼，反而相互跺脚，吐口水，以示对立、斗争－－不可思议的一切！

前面说过，文革前，我们这栋楼的住户，相互间的关系都很好。邻里间走动频繁，串门子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文革爆发后，大家见面能点个头就算不错了。即使不像我们和李所长搞得那样糟糕，相互间再也没有往日的和谐气氛，各自关门过日子，老死不相往来。倒是那个“洋人”方妈妈，依然保持着与人为善的一贯作风，对人还是一如既往的笑脸相迎，接人待物总是一片热诚。看来老外就是老外，即便“入乡”，也未必“随俗”。

当所里的人们分别站到敌对的两个派系之后，互相间的对立表现不仅仅反映在邻里相处时的恶劣态度上，工作单位里也是“剑拔弩张”。我母亲的研究室，两派人不但把正常的工作放在一边，还用科研设备制造武斗“凶器”。一度还出现了这样的“奇观”：两派的人共用一组砂轮来“磨刀”，而且是面对面相互对视着磨。那个气氛，没有一丁点儿“人情”可言。大家都是共事十几年的同事，一夜之间成了仇敌，你死我活的样子。不可思议！像我母亲这样的“大家闺秀”，受多年“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环境下，居然也自做了一把匕首，还带回家。我外公见到后，说：难道你也要去杀人？被他一说，我母亲也觉得荒谬，便扔掉了匕首。那个时候，所里的高音喇叭天天响，常常响，不但成为早晨6点半的“起床号”，也成为各派召集群众参加“战斗”的最佳通知工具。这个喇叭的声音，伴随我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12栋的这几位“高老大”，在学术上是各个学科的科研领头人，行政上，不是所长就是研究室主任。那个时候，他们年轻气盛，说话做事难免有些盛气凌人，因此得罪了一些同事，文革时为此额外吃了不少苦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有的人公报私仇，把那些平日里比较高傲的高研整得很惨，葛先生，师先生就是这样的“倒霉蛋”。

师先生被隔离审查后，被打得很厉害。专案组要他交待问题，写的不满意就打。关押期间，曾有一个星期，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专案组每天下午都在固定的时间（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5∶00，把他带到设在木工房的群众专政指挥部去检查他的交代文字。其实就是打人，和写得好不好无关。每次都是脱了裤子用军用皮带抽。到后来，打烂的皮肉和内裤粘在一起，脱不下来还要硬扯，实在是受够了罪。这些打手中，有一个家伙是姓田的木工，膀大腰圆，一脸横肉，外号田胖子。文革初期，在我们对门的谭先生单元，插进去住了一阵，算是我们的邻居。他在文革时期没少打人，为此出了名。凡是文革时期在所里呆过的，无人不知田胖子这个大名。就像纳粹时期集中营的看守一样，臭名远扬。师先生被打之后，留下了永久的伤痛。二十年后，每至阴天，仍会疼痛不已。

葛先生被隔离后，也被整得很惨。他的性格比较刚烈，属于很傲的那种，以至于一只眼睛几乎被气瞎了。倒是他的夫人何女士很潇洒、豁达，和她先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礼堂召开的全所批斗会上，何女士和其他臭老九一样，被挂牌子批斗，每次散会时，她都不会待他人把牌子摘下来，而是自己动手把牌子甩在一边，然后像没事人一样，大步离去。每天中午，楼内的邻居们都能看见她在楼前花园内她自己的菜地里锄草的身影，无论谁走过，她都会带着笑容打招呼，和她得意时候的待人接物没有任何区别。在那个时代，我们楼内，没有一个被冲击的人能够有她这份儿潇洒，值得佩服。大家伙都把她看成异类，说她的心实在太宽。何女士2008年以90多岁的高龄去世。据说，所里的一个做记者的子弟，正在撰写她的大传。如能出版，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一位女科学家一生的风采。

文革时，住在一楼的斯先生也是出尽了洋相。斯先生是研究焊接的专家，我的母亲多年来一直在他的研究室里做技术工作。文革初期，审查者为了羞辱他，让他独立操作轧焊条的机器，对于一个做研究工作的人来说，操作机器，干技工的活，实在是有些为难。如此一来，他就被说成是徒有虚名，名不副实，这件事被大家当成笑料，广为流传。他还曾被五花大绑，挂上大牌子，当着家属的面，在整个大院游街示众，在工作区的大门前罚站。他是12栋高研中唯一一个被如此当众羞辱的人。

在所内十几个研究室当中，并不是每个研究室都是如此般疯狂。郭先生的研究室就是一个比较平静的区域。我说比较平静，是因为这个研究室在严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没有人被整死，或是因此坐牢。这一切的原因，大约是因为整个研究室的人员组成中，绝大部分都是“辽联”这一派的人。既然都是“自己人”，即便是奉命不得不整，也会多少手下留情，决不会往死里整。这让郭先生的处境与其他同类人比起来，要幸运得多。

清理阶级队伍告一段落之后，1969年的夏天，所里的职工几乎全部下乡劳动，一走就是几个月。整个12栋处在家家没有“大人”的状态。好在我的外公，外婆和我们住在一起，父母可以放心地下乡。其他有孩子的人家很多都没有这样的条件。曹家当时两个孩子都只有十多岁，曹老太太早已去世，好在老大是个女孩儿，14岁左右，可以照顾弟弟。和他们共住一个单元的一家人也是双职工，两个孩子和曹家的年龄相仿。这个单元四个大人全部离去，剩下四个孩子当家。这是多么荒谬的事。多年以后，大家坐在一起，聊起当年的荒唐时光，后怕得不得了。整个研究所，这类孩子当家的家庭很多，好在那个时代的少年人没有多少“歪心”，要是换成现在，一定会出很多离奇的事件。

下乡劳动回来后不久，所内相当一部分的被整人士就被逼着到农村插队去了，当时被称为“走五七道路”。12栋内的谭先生一家，曹先生一家都下去了。我们很幸运，做好一切准备之后，发现“发配”的名单里并没有我们的名字。当时，家里的空气很紧张，父母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在等待我们。记得一次吃晚饭的时候，外婆对妈妈说：不行的话，我们（外公外婆二人）回老家（铁岭农村）去，只是不知道孩子该怎么办。那时的我，第一次感觉到成为“包袱”的压力，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外婆的话到今天我也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把我当成负担，难道不能和爸妈一起下乡吗？

当年这些“走五七道路”的家庭中，有不少没有任何农村生活经验，结果到了乡下后，闹出了不少笑话。有一对1965年从美国回来的夫妇，先生姓吴，五十几岁，没有孩子。刚从国外回来不久就赶上文革，被整得死去活来。清理阶级队伍时，吴先生当着全研究室职工的面，跪在地上，被人打耳光，痛哭流涕，还自己批判自己，那模样十分凄惨。发配到乡下后，他们夫妇很不习惯用灶来生火做饭，为了清除洗锅后剩下的一点水，夫妻二人竟然把一口大锅从灶上抬下来，抬到室外去倒水，让周围的邻居看到，成了笑柄，多年后，大家仍记得这个故事。这样的笑声中，隐藏着多少悲哀！

一部分住户“走五七道路”离开之后，空出来的单元，就被“无产阶级”占领了。“高研”们的孩子很少，而且年龄差异很大，所以文革前的12栋，看不到成群的孩子在楼前玩耍的场面。“无产阶级”住户进来之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但孩子多，而且孩子们的年龄相仿。一时间，房前屋后，到处都是小孩子追逐、奔跑的场面。安静的环境变得热闹起来。我的儿时记忆，大多是这些混乱不堪的片断。这些“无产阶级”子弟，不但大肆破坏楼内，楼外的公物，还利用政治环境来欺负我们这些“臭老九”的孩子。

文革前楼门、走廊的玻璃窗，都是完整无损的，楼前，楼后的花园也很整齐，很有规则。晚饭后，大家经常楼前楼后地散步，那真是鸟语花香的景色。自从文革开始，周围的一切一天不如一天，到后来，可以说是“换了人间”。楼门没了，走廊的窗子没有一扇是有玻璃的。楼后的花坛消失，成了住户们的玉米地。前后四个花园中的各种树木都成了残枝败叶的模样，花也没了。让我觉得最可惜的是那几棵繁茂的丁香树，能长成一人多高很不容易，转眼间就剩下一些矮矮的树干。唯一让我欣慰的是，前院的桃树还健在，夏日里，一个人躲在树上乘凉，嚼着青涩的果子，耳听风吹树叶沙沙作响，这是我童年中最惬意的时光。

后花坛变成青纱帐之后不久，前后楼的花园也成了庄稼地。12栋的住户们几乎每家一块地，种的都是玉米。没种庄稼的地方，便搭起了一人高的鸡棚，一阵风吹来，满院子鸡屎味儿。和花园相比，庄稼地，鸡窝似乎更适合孩子们玩耍。我们经常玩的游戏就是“藏猫猫”，我有一次藏在鸡窝里，回家后满身的屎味儿，惹得外婆大叫大骂。在孩子们当中，“出身好”的占多数，像我们这样的一直是被他们欺负的对象。我是独生女，家里有很多玩具，拿出去玩时，经常被他们抢走，事发后，还不敢和家长说，怕惹来更多的麻烦，每次发生这种事，都让我苦恼不已，以至于时至今日还记得那几个经常抢我玩具的家伙。

不仅孩子被欺负，邻里之间相处，我们这类家庭也是被欺负的对象。记得有一年春天，我们家的玉米地被对门的邻居强占了一大块，父亲很气愤，但也没有办法。那时的我一心想报这个“仇”，便找了一天没人的时候，把他们的玉米苗全拔光了。站在阳台上，看着邻居秃秃的玉米地，我的心情别提有多痛快了。

两类人的住户，随着时间的推移，邻里矛盾越来越多。文革后期，吵架成了家常便饭，最严重的莫过于方先生一家的情况。那个时候，方先生的两个儿子已经长大了，大儿子生得膀大腰圆，一副农民的体魄。由于他们哥俩儿是混血儿，上级批准他们中学毕业后不用插队，但这个做哥哥的还是自愿下乡，在农村干了一阵子。在他们那个单元插住的另一家，户主身材瘦弱，两个孩子还小，没有能“撑起门户”的男人，相比之下，在力量上不如方先生家有实力。直到现在我们也不清楚这最初的矛盾是什么，等我们注意到两家的问题时，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先是方家的大儿子对另一户的男人大打出手，接着，那个男人又磨刀霍霍（是真的在厨房里磨菜刀），扬言要砍姓方的。让我们这些作邻居的着实紧张了一番。最后，他们两家各走各的门，方先生他们把露台（一楼的“露台”，是一个小花坛，文革后他们自己围了起来）的门当成正门，另一家则使用单元的大门，从此再不来往。

这类问题，直到“四人帮”倒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插入12栋的那些“无产阶级”住户搬走为止，才得以告一段落。那个时候，这栋“高级住宅”，在经历了文革的风雨之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完全看不到任何特殊之处了。

12栋的原有住户，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几乎全部搬离。有的搬到院内其他新建的住宅，有的离开研究所，另谋高就。李所长在1979年第一届科技大会后上调北京，任科学院副院长。我的父亲1981年调往北京劳动人事部，组建压力容器检测中心，后任劳动部科技委副主任，劳动科学院院长。师先生于80年代中期上调北京，任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葛先生夫妇80年代初带领所内一部分人迁往合肥，组建新的研究所。方先生1976年把3个孩子送往奥地利读书，80年代初携夫人赴奥地利定居。定居国外最初的几年，他任职“奥钢”顾问，帮助“奥钢”和中国做生意，经常来往于欧洲和中国之间。

岁月沧桑，在12栋迎来建楼50周年之际，这一片土地被重新开发。这栋“高级住宅”被推平之后，在上面建成了一幢三十几层的现代化住宅。当年那第一批“高研”住户们，如今只剩下师先生还健在。人走了，楼倒了。鲜活的一切变成黑白色的记忆，走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