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忆苦思甜”的联想

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街道为主办小学，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路小学教育革命小组  
建立以工人为主体的领导班子  


上海市徐汇区斜土路小学和日晖西路里委会，从今年五月份起，试行以街道为主、与工厂结合办学的办法，现已取得初步经验。街道办学校，根本的问题是怎样确保工人阶级的领导。居住在日晖西路的退休工人较多，这是管理学校的一支骨干力量。他们遵照毛主席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的教导，建立了由工人宣传队、工厂（附近挂钩工厂）、街道里弄（退休工人、革命家长、里弄干部）、贫下中农、其他劳动人民、学校革命师生等六个方面组成的领导班子——教育革命小组，统一领导学校的教育革命。其中工人（包括退休工人）占优势，保证学校领导大权牢牢地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学校、社会、家庭三结合教育  

小学以街道为主，与工厂结合办，最大的优点，就是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学生在校内外都受到工人阶级的教育。  

过去，旧学校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控制下，实行垂直领导，关门办学，关门教学，虽然学校办在里弄、街道里，却远离劳动群众，以致产生了学校教育与社会、家庭教育三脱节的现象。这样，学生放学回家没人管，有的玩火，有的丢烂泥，跌伤、闯祸的事经常发生。有个双职工的小孩，跑到乡下捉蟋蟀，他却对老师讲家里有事，而对父母说在学校上课。更严重的是，有的学生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沾染上坏习气，甚至受到阶级敌人的利用和毒害。  
以街道为主办学校以后，里委会组织了一批退休工人、里弄干部、红卫兵，专门负责红小兵的辅导工作，把红小兵按居民小组组织起来。他们在学生的校外时间，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读“老三篇”，老工人向学生亿苦思甜，进行阶级教育。退休工人、里弄干部还带领红小兵杀上里弄对敌斗争第一线，和广大革命居民一起批斗阶级敌人；还让学生参加爱国卫生活动，宣传节约水电等工作，使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学到不少在课堂里学不到的东西。  

由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紧密结合，使红小兵的精神面貌起了很大变化。过去学生对里弄的阶级斗争是不听、不问、不参加，分不清邻里之间的阶级关系，有的还称阶级敌人为“公公”“好婆”。现在红小兵组织了监督小组，阶级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红小兵的监督下。通过参加对敌斗争，红小兵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了。过去他们回到家里，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玩”上，现在红小兵回到家里，就参加学习班，学习毛主席著作。大家每天都生活、学习、战斗在一起。在战斗化的集体生活中，培养了良好的组织纪律性。总之，以街道为主办学，好处很多，集中到一点，就是使学校、社会、家庭教育三结合。有个老工人说：“由‘三脱节’变‘三结合’，我们工人阶级一定能培养出忠于毛主席的革命接班人。”  
以街道为主办学校，同样也可以学工学农。教育革命小组除了安排革命师生参加本街道所属工厂、商店、菜场等劳动外，还组织革命师生轮流到挂钩的工厂参加劳动，使广大革命师生更多地接触工人，学习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平时，他们还请工厂的老工人来校给学生上阶级斗争课和生产斗争课。挂钩工厂（上海卫生材料厂）的革委会也十分关心和支持学校的教育革命，经常派人来校和教育革命小组共同研究学校的教育革命。学校还和附近公社挂钩，定期组织革命师生下乡参加农业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参加农村三大革命运动。教师下里弄，促进了思想革命化  

在以街道为主办学以前，教师只是在校内关门教书，平时很少走出校门，即使偶尔到劳动人民家里去，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不是收学费，就是向学生家长“告状”。有一次，一个家长远远看见教师走来，以为又是来“告状”了，抓住自己孩子就打。调皮的学生编了个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老师到我家……”这样，有些教师也怕下里弄。  

以街道为主办学校以后，不仅学校是教师工作的基地，里弄也成了教师工作的基地。革命教师经常下里弄，固定参加一个居民小组的活动，和退休老工人及其他劳动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读报，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忆苦思甜，狠斗阶级敌人，开展教育革命。这样，教师受到了工农兵的再教育，促进了思想革命化。教师和劳动人民、革命家长的关系融洽了，学生有什么问题，相互配合解决。一位工人家长深有感触地说：“过去老师和我们好象隔层墙，是陌生人；现在和我们心贴心，是一家人了。”  (上海徐汇区斜土路小学, 日晖西路里委会教育革命小组)

那日闲来无聊,网上东瞅西瞄地, 看到了上面那篇文章, 斜土路小学, 离我家不远, 位于斜土路平阴桥一带, 附近则是徐汇区有名的棚户区, 看了之后使我想起了那年头上海市徐汇区几个好像蛮典型的忆苦思甜代表,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位的报告, 我都至少听过两回.

第一位, 我甚至还记得他的名字: 包纯康(不敢保证这三字的对错), 我在小学就听他讲过, 那时他好像是哪所小学的老师, 因为是老师, 所以在作报告时用的是普通话.  到了中学又听一次, 初二集体从一个中学转学到另一所中学, 又听了一回, 这时候, 他似乎从小学调中学成54中学的团委书记了, 三次听过, 内容大同小异, 记得住的好像就有一点, 他小时候到一家有钱人家要饭还是要水喝, 别人给了他一碗水, 他慌里慌张地拿来就喝, 喝一半发现地主老财家小孩在笑, 停下来一看碗, 原来是这家人喂猫的碗! 里面还有几条游动着的蚯蚓! 讲到这, 包某放声大哭, 底下的听众们自然也跟着哭, 第一次如此, 第二次再听感觉就不强烈了, 等到第三次, 他还没说呢, 底下就有人开口说了”听好啊, 一歇伊要开始讲伊吃蚯蚓个事体了”, 再也哭不出来了. 我无意说这位老师的什么长短, 只想如实地说一说, 当年有这么一个人有这么一回事, 使我能够记得起这位包老师的原因之一, 还有就是文革中好像他调进了区革委的上山下乡办公室当个什么头目过. 看官中一定有来自徐汇区的老三届,能否有人想得起包纯康老师, 他现在应该是70几岁的老人了.

第二位, 是泰康食品厂一位老工人, 姓嘛我是记不得了, 记忆中讲的一口上海本地话, 听他的忆苦思甜听过两回, 也是因为集体转学的缘故, 对他忆苦思甜报告的印象在于他讲着讲着会解开上衣及脱下鞋子, 给大伙儿看胸口和脚背上的伤疤, 其他就记不清楚啦.

第三位, 则是上海南站的一位老工人, 是不是家也住兆丰路三家里那一片则不好说, 一口苏北话, 上海市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徐汇区的斜土街道有着很大几片棚户区, 刚才网上转载的那个斜土路小学, 就在其中一片俗称”平阴桥”的地方, 而兆丰路三家里又是另一片, 还有一大片则在大木桥路西斜土路以北叫做”九间头”的地方, 话说回到兆丰路三家里, 兆丰路在大木桥路到康衢桥之间(上一篇博文说的45路汽车就得从这桥上开过去)从中山南二路往南的一条小马路, 到底就是上海南站和上海港务局第六装卸区(北票码头和开平码头), 记住那时的上海的南站可不是现在的南站, 那时南站是货运站又正好和上港六区连在一起形成了水陆联运港, 为什么对这位老工人又记得不少呢? 也是听过两回他的忆苦思甜, 一次上文革前, 还一次是在1968年夏天分配前不久, 之所以文革中还能请他来讲, 首先他是全国劳动模范, 苦大仇深的老工人, 不知有多少人记的大约在67年夏天, 南站有过一次在上海算是比较大的武斗, 我跑过去看闹猛但没能进去, 只是在站外看了看, 两派的大名我忘了, 一派是与张春桥王洪文相勾结的, 另一派自然就和张姚王等尿不一壶里的了, 现在回想这派可能是和上柴联司站一边的吧,  打的时候是靠张姚王这派被打败了, 当时我在站外还远远地看到这派狼狈不堪地举着手被押解出来. 这位劳动模范老工人, 正好是勾结了张姚王这派的(这些派派之间的关系, 不是现在的假历史学家用造反派保守派可以说得清的).  过一年后的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 那当时”打赢”了那派的好些人就受到了”清理清理”, 老工人这派又占了上风, 又可以出来忆苦思甜做报告了, 这位老爷叔文化程度不高, 有些词句用得很不妥当, 比如他文革前在上海锦江饭店被周恩来接见过几次, 可他呢老是说”我在锦江饭店接见了周总理”, “后来又接见了一次”, 他就是搞不清楚接见和被接见的关系, 另一个例子是1959年五一节时老毛到上海电机厂参加五一活动, 上海那些有名的劳动模范均被邀请同乐, 迭位老爷叔也荣幸地参加了, 可是他注意了点什么呢? 后来别人问他”毛XX都讲了些什么呀?” 他的回答是”我啥也没注意, 只看到毛XX吃了两杯茶抽了三根香烟”. 想想当时他就应该是四十好几的人了, 现在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 愿这位老爷叔在天国里过得开心, 有得老酒哒哒香烟呼呼.

说到这些和忆苦思甜有关的事, 并没有批评嘲笑的意思, 那时有那时的规矩与标准, 现在拿出来说说, 只是一种感慨, 结论是”阿拉也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