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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缺醫少藥」的年代裡,人們心中對「貴藥好藥」的嚮往,而醫方則依靠著這權力大顯神威,加之按級別配藥的規矩(是公開而不是潛規則), 13級以上用的藥和17級以下的價格差很多, 造成了一般老百姓把「貴藥」和「好藥」等同起來了,一般人咋的也分不清藥的貴賤是和生產費用掛鉤的,而與藥效關係未必那麼大。現在「供大於求」的局面,可這種根深蒂固的概念卻延續到了今天,恐怕患者尤其是經濟條件很不錯的病人和家屬,更是火上添油地助長了這種趨勢。「藥」業當然就樂呵呵不遺餘力地推銷其產品,附加值越高的自然經濟效益越高。
到了醫院這一關口,「藥業」依託醫生、醫院)把藥給銷出去,醫方當然不白「銷」,這就皆大歡喜了,可這就苦了患者。可醫生、院方和藥業也要吃飯也想日子過得更好呀,在目前的轉型階段一棍子全打在他們頭上,要他們控制供應抗生素,好像是很難辦到的,一不小心就掉入「上有政策下就有對策」的尷尬局面。
藥、醫、患三方,「醫」在中間是連接「藥」和「患」的,似乎應從「醫」著手,首先要相信我國的大多數醫生本身的良心及道德水平,若能使他們的收入與開藥的多少脫鉤,他們中的大部分還是會遵照醫德的,當然需要一步一步來,政府不但得拿出決心還得拿出真金白銀,讓醫生收入大大的提高,如廣東一政協委員甚至建議醫生的收入應是平均工資的5-10倍,這也許辦不到,但至少要和相同級別的公務員相似吧,這個對現在的國家財政收入應該不難,這麼一來,在利益和醫德的天平上,只要不是太影響其經濟利益,醫生們還是會遵照國家的控制抗生素的規定的,日久天長地,加上政策性規定及罰款的嚴厲執行,問題雖不敢說完全解決,至少也會減緩。
在那“缺医少药”之前,就更“缺”更“少”了,生病后有钱者请个好先生(很多地方就是这么称呼的),钱少者随便找个或是刚出道的或自称懂医的来瞧瞧,没钱的只能靠“熬”。这是“医”,至于“药”,还是分有钱少钱没钱三种情况, 那就很容易一一对号入座了。
不过那时没么子抗生素,只有中草药,小地方没药方, 懂医的一般也懂点草药, 上山挖点就是了, 这时风险也大了,“蒙古”大夫,“二把刀”采药人,自己去想吧。
中药有时的确有神奇作用,有时实在有如鲁迅所说的“原配蟋蟀”做药引子那样的捣浆,但是, 要的精神作用就不是用捣浆糊可以解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