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嫉英才，陈子明去得太早了

早知道你的英名，钦佩你的道德文章，为有你这样研究生院的校友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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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政治异见人士陈子明在北京病逝

发表于 2014 年 10 月 21 日 由 siyu

中国著名政治异见人士、政治学者和评论员陈子明星期二（10月21日）在北京病逝。 陈子明去年12月被诊断患胰腺癌晚期，曾在北京、美国波士顿治疗，广受关注。

陈子明，1952年1月生于上海。1980年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198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著作有《西方文官系统》，《职位分类与人事管理》，《现代政治学导论》，《陈子明反思十年改革》，《阴阳界——陈子明王之虹书简》，《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三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等，译著有《波普》。主编《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青年理论家文稿》辑刊。 近十几年来，以王思睿、喻希来、吴紫辰、沈延生、华伟、于鸣超、丁超、何明虹、王子雍、陈大白、高健杰、洪民、董罗民、郭奈仁、余韧、之民等笔名，发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论文和译文百余篇。


<我的“插友”陈子明>

　　　　扬　子

　　陈子明是我当年插队时的铁哥们。我认识他差不多也有十七、八年了。他是北京老初一的学生。算起来过了大年他也该是三十九岁了。当年我们大约八百人一起被分配到内蒙锡林格勒盟阿巴嘎旗插队。陈子明在额尔登高毕公社，我们队在另一个公社，和陈子明他们队有一小段共同边界。初到草原和刚来美国时的感觉差不太多。草原深处游牧的蒙古人和来自城里学生有着民俗习惯和语言文字上的巨大差异。蒙古草原地广人稀，每个生产队的直径都在五十到一百华里之间，而人口只有二三百。刚到那里时也和刚来美国时一样，一头扎到一个地方就不动了。阿巴嘎旗插青多来自北京市西城区。西城区有几所名牌中学，如师大女附中，男四，男八，第一女子中学（女一中）等。而不少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及所属各部委，特别是中南海就在西城区地盘，故西城区可算是首善之区的首善之区。干部多，干部子弟也多，弄得阿巴嘎旗的插青中干部子弟的比例也很大，因之消息也快。插队四年后开始大学招生，和最初放洋留学一样，没有公开招考，都是内定的。大官的子女尽管很多人的老爹还没“解放”，但到底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都捷足先登了。第二年就是张铁生那年，正式恢复高考。我也蠢蠢欲动，找出几本旧书翻起来。同时各队各公社插青之间也已开始走动。我们不时收到某队插青传来的邀请，于是大家提前一天抓好马匹，第二天一早便长途奔袭式的去“串营子”聚会。一住就是两三天。每次东道主都是倾其所有，使出浑身烹调解数招待来客。男生多是几个月不曾洗澡理发，女生倒是尽其所能地打扮得干净利索。虽无“论秤分金银，成套穿衣裳”，倒也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酒足饭饱之余就是海聊，我们的侃术多半是那时练出来的。每回都吃得主人酒肉尽，菜粮绝方罢。记得那时我们自名为“蝗虫队”，队诗就是普希金的＜咏蝗虫＞：“蝗虫飞呀飞，飞来就落定。落定一切都吃光，从此飞走无音信。”同是阿旗出身的李大同（八九年春季千名记者签名要求新闻自由的召集人）当年写的一本小说《心弦》里就有对这种聚会的生动描写。和在美国千里驱车赴约会的豪气没什么差别。我大约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陈子明。

　　当时插青的话题已转入高考复习，大家多是初中生，正在恶补高中课程。常有人找出些刁钻古怪的难题来作难大家。记得有一回用背诵《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注＞（“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当酒令，背不出来的罚喝酒。之所以选用这首散曲做酒令，也因为不少插青的境遇和心情很有些象落难公子。陈子明那时最要好的朋友是和他同包的徐云。他们俩也最爱作东，所以大家都喜欢他们，特别愿意应邀到他们那里做客。一九七三年那次公开招考我们都因为种种原因被刷了下来。朋友们和旧情人走了不少，剩下的人倍觉友谊可贵，大家来往得更加频繁，索性自名为孙山协会。我们那时自名的协会还有一个是马大哈协会。插青们不肯放弃读书，日子都过得乱七八糟，丢三落四，故有“马协”之称。“马协”的事迹就是我们互相打趣的笑料。

　　一九七四年，陈子明和徐云都上学去了。陈去了北京化工学院，徐去了锡盟师范。我则一直留在队里。没多久就听说他们出事了。直到他们被释放后，徐云来我家才向我讲了整个事件的细节。陈徐二人关心政治，想得很深远，分手后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信中当然有不少旧日的话题。一天陈子明在学生宿舍看完徐云的来信后，忽然有急事出去，就随手把信放在了桌子上。等他回来后发现信已不翼而飞。他是马大哈协会的当然会员，这种事也是意料中的事。他当时就意识到要出事，立刻通知了徐云，徐云马上考虑到不能牵连其他朋友，就告诉了一个他恰巧遇见的，不是很熟的女生，把消息扩散了出去。那时的公安系统也没什么效率，过了很长时间才逮捕他们。在“四人帮”炙手可热的年月里，他们竟然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说：“王洪文这样的人当接班人我们不放心。”他们双双被判刑，陈子明送北京郊区劳改场服苦役，徐云押回内蒙。“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时适逢劳改场放假两天。陈子明义无反顾地到了天安门广场并成了四名进入“工人民兵指挥部”小楼的谈判代表之一。事后陈子明按期销假，返回劳改场。等到天安门广场“清场”完毕，公安局发出通缉令通缉“小平头”时，他早已在公安局的劳改场里干活儿去了。所以一直也没抓到他。

　　“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后他们才被释放，又拖了很长时间才获平反。然后他考上了科学院环化所的研究生，竞选了一届研究生院的学生会主席。后来我出国了，就没有他的消息了。我原来估计他也出国了。但“八六”学潮，留学生千人签名时却没有找到他的名字，我就知道他还在国内。“六四”之后见到有关他再次被通缉的报导时我料他又回内蒙了。没多久，仍留落在草原的朋友们传过消息来，通缉令已发到旗里了。等到他被捕的消息被证实时，他果然曾逃亡回过内蒙。

　　我和陈子明中断联系也有好多年了，好多当年的朋友连姓名都记不清了，但陈子明给我留的印象却磨灭不掉。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具有现代民主思想的。我们刚认识时他还不到二十岁，走进他们蒙古包，迎面柜上赫然放着一本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那时中央刚刚开始号召学马列著作，一般插青的蒙古包里仍是“雄文四卷”，最时髦的也不过放着一两本如《法兰西内战》或《哥达纲领批判》之类的书。从他的谈吐中可感觉到他不是在赶时髦或是追求“时髦赶我”，而是真读过这些经典启蒙读物的。当消息最快的插青里的干部子弟开始传播有关江青的小道消息时，陈子明的话题已经是这个社会的结构不合理，不公平和管理得没有效率了。

　　我阅人虽不很多，在见识的人中聪明的多不善良，善良的又乏聪明，聪明善良的多无大志。有大志的又不诚实。我所知道的出了名的所谓“民主精英”里就不乏此辈。但陈子明确是个例外。他有过人的聪明，他几乎刚进“工农兵学员”的大学没多久就被捕了，到他被平反时他那届学生已经毕业了。算来他没怎么读大学课程，却也不费劲地考进了科学院研究生院。陈子明的聪明并不咄咄逼人，说起话来一语中的，但却从不耸人听闻。有一次我们从牲畜近血缘交配对遗传不利谈到人类近血缘婚姻容易造成痴呆儿时，陈子明平淡地说：“那也不一定，我的父母就是表兄妹，你们看我痴呆么？”他从不与人为一些荒唐的政治概念争吵。道同则与谋，道不同则不足与谋而已。一次聚会中一个插青喝醉了酒大哭，嘴里来回说着对不起革命前辈的车轱轳话。我们互相会心地交换一下眼色，知道话不投机。陈子明则忙前忙后地给他擦去呕吐的污秽，服侍他睡去，克尽地主之谊。第二天他清醒后连道对不起。

　　我们那时的草原沙龙有好几个。有醉心于憧憬共产主义美好未来而彻夜畅谈的，有组织“读书会”读马列原著而挨军管会整的，有还沉浸在“八．一八”登上天安门与伟大领袖握过手的幸福回忆中的。更多的是聊马的，某马某次如何如何等，聊到走火入魔的程度。老鬼的《血色黄昏》对此有生动的描写。一如留学生在美国聊车。但这些沙龙连同他们的话题都随着时代的变化大浪淘沙，烟消云散了。唯有陈子明仍然在他一开始就瞄准的路上继续走着，已经走了二十年了，而且越走越显得他的大方向正确和老道。记得“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后我们几个旧日老友相约在我家聚会。已经获释的陈子明和徐云本当春风得意才是。但他们却绝不强人所难，特地托人转问我是否还欢迎他们来做客。我当然欢迎。但后来只徐云来了，陈子明又投身《北京之春》，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来。这次陈子明惹了这么大事，他的名字却不见经传，不为外界所知，正和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的性格是前后一致的。

　　陈子明的特点是能成事，但不抖机灵。记得那时插青为了及早“上调”，都在不遗余力地自我表现，但所做所为无非是大轰大嗡地干些劳民伤财的蠢笨事以迎合上级，没一项是真有用的。出了点名的插青不少，但从未闻陈子明和徐云的名字。一次去他们那里串营子，陈子明带我去饮马时指着一个倚山围起的池塘告诉我这是他们干的活。内蒙草原干旱缺水，在学大寨的旗号下插青干了好多打干井筒子和修筑引不上水的干渠道的蠢活。但陈子明他们却是在一个山坡上的泉眼外边，利用山势筑了一道拱形坝，积蓄泉水以饮牲畜。在地广人稀的草原，每队只有不到五十名劳力。能抽出的备补劳力不出四五人。而那里落后得没有任何机械，只靠陈子明和徐云带着两三名白音牧主用镐头从山上刨出大青石头，再用牛车拉到工地，然后用两臂一块块抱起这些大石头垒到坝上，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这个工程的设计显然是费过心机的，而且颇解决实际问题。蒙古老乡对此很满意，他们的人缘也因此颇佳。这次若不是公安机关太有效率的话，那里的老乡肯定会再次收留陈子明避难的。

　　陈子明从不以恩怨划是非。我们当时不管赞同过血统论的还是赞同过出身论的或是无所谓的，最后都遭了出身之累。大家一起聊天时最大的避讳就是谁也不问别人的出身，和在美国不问别人年龄以互相尊重隐私一样。所以至今我也没能确切知道陈子明到底出身什么样的家庭。他的心理绝对正常，人格没有受到过扭曲，为人不卑不亢。他的父亲似乎是个工程师。总之，如果他不是出身既得利益集团的话至少和共产党没有血仇。用他的聪明再加上他“四．五”英雄的履历，只要他不拒绝招安的话，平步青云的前途是没问题的。然而从后来关于他的报导看，他终于未受招安，一直保持着独立民间力量的本色。正当逃离海外的“民运精英”的幼稚举动贻笑大方时，我又想到老朋友陈子明。如果他也能成功地逃离的话断不至如此出乖露丑。

　　凭我的直觉，共产党对陈子明这种深具社会责任感和清醒头脑的人是含恨至深的，必欲除之而后快。我因此也对老朋友的命运担忧。当我在北美过着牛奶面包，汽车洋房的日子时，那壁厢陈子明又罹了牢狱之灾。记得当年的一个清晨，我和他一起步行出去找马，边走边聊，我们之间谈话没有术语上的障碍，他很得体地试探着劝我和他一起干，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奋斗。我则苦笑着摇了摇头。这种荒唐的国家，发了疯的民族，救它何益。中华民族是个老年性痴呆的行将就木的衰败文化群落，除了提当年勇外，只有忘恩负义，自相残杀和不讲理是它的行为准则了。你不见共产党内外那些真为解救这个民族而奋斗的仁人志士一个个都被他们解放了的“革命群众”整得死去活来的现实？比如说赵紫阳在三年困难时期利用职权从广东调了一批粮食救济他河南老家的乡亲。不料文革一起，没良心的河南人却把这事揭发出来算做赵紫阳的罪状。革命吃自己的儿子，别忘了伊索寓言里那个救活了冻僵了的毒蛇却被毒蛇咬死的农夫的故事。还是《红楼梦》里贾探春的评语有道理：“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你我生逢乱世，时运不济，还是先救自己，为个人前途奋斗吧。有道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如果中华民族的衰亡是其自然规律，你我想要救它，还不是螳臂挡车。如果这个民族文化的衰亡不是自然规律的话，又何必多此一举去救它？　我们彼此心照不宣，从此旧话题照聊不误，但再没劝说过对方。

　　如今，我这个蝇营狗苟为五斗米折腰的小人虽然“万里东风一梦遥”，但已不再有冻馁之苦，陈子明这等以天下为己任的豪迈君子又在冰冷的水门汀牢房里啃窝头就咸菜。近二十年的经历证明我是正确的，眼光是看得准的，但我不仅不以此为荣，反而更加沮丧。难道真的是皇天不佑中华，生了江青夫妇这对元凶巨恶为祸中国还嫌不够，还要把魏京生，陈子明，王军涛这些热血未尽的儿男斩尽关绝才罢？！